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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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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三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某些重要的省份,如浙江和江苏,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那里的名绅张謇和汤寿潜,跟汤化龙一样,对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三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持秩序,这么大的武汉,如果起义过后仅凭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无法控制。

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原本这些立宪党人,就是地方实力派,在地方根深叶茂。跟地方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面子极大,由他们出面游说,不管对方答应与否,都不会被绑了推出去砍头。三说两劝,从了的相当多,实在不从,也顶多离任出走,罕有领兵反抗的。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匕鬯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由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生战事,基本上商旅不惊,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怎样过。老百姓唯一感到困扰的是,听人说皇帝没有了。至于外国人,即使待在战区都没事,无论清兵还民军,碰到外国人住宅就绕着走。

当然,立宪党人虽然掺和了革命,是因为他们痛恨满人亲贵,但是,即便如此,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有人放了第一枪,他们就敢走第二步。就像汤化龙和李国镛,走的很坚定,即使北洋军攻势猛烈,下了汉口和汉阳,也没有退出不干的意思。

【市民的武昌起义】

西方社会的市民(citizen),在现代社会,是个很光明的形象。按照西方的理论,现代的西方社会体系,是由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发展而来的。但是,古代的中国,市民可不怎么正面。由于文化是农村主导的,所以,市民往往意味着没什么文化,不诚实,滑头。市民不仅意味着大小商人,还意味着名声不佳的车、船、店、脚、牙,以及官府的衙役。这些人,相对于农民,往往就意味着坑蒙拐骗。尽管这种坏名声往往是被妖魔化的,但却主导着人们的印象。要做大事,没人信得过市民,直到曾国藩练湘军,还依旧恪守不要城里人的原则。

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努力,在中国的开放口岸城市,老的市民还在,但是新的市民,比如工人、机师、记者、医生、买办也出现了。发生武昌起义的武汉,就是这样一个口岸城市。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当年的武汉,商路北至俄罗斯,南及广州,西到重庆,东达上海,相当繁荣。加上清朝国家办的巨型工厂汉阳铁厂和兵工厂,都在武汉,所以,这个城市的新市民颇具规模,老市民也没有因新市民的出现而减少。随着市场的扩大,商业的繁荣,清朝原来街坊保甲式的管理方式逐渐失效。各个街道的商户和居民,仿造租界,自发组成了保安会,负责消防救火和治安。保安会的会长,均为较大的商铺老板,会员则由店伙和学徒以及居民义务充任。但需要购置的救火器材,则由各商户分摊。每个保安会还出若干“民警”,协助警察巡街。后来,在各街道保安会的基础上,在城里的立宪派士绅领袖汤化龙的倡导下,各街道的保安会联合组成“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作为市民的自治组织。这个联合会的核心,是汤化龙联合一些商界头面人物组织的银行研究会。

在汤化龙主导了联合会之后,这个留学过日本的名绅,开始着手整顿各个保安会,给会员统一配备服装,像军装似的。让这些分散的店员、学徒和工人,定期接受教育,加以训练,在社会上宣传保安会维持治安,消防救火的意义,同时,为原来就有的消防组织,添置设备,真的有了火情,出动消防队灭火。同时,汤化龙利用他的地位,多方周旋,请求湖广总督瑞澂批准,联合会购置了两千支德国毛瑟枪(放着便宜的汉阳造不买,估计是没看上),子弹数万发。聘请一些军校出身的军官,到各保安会做军事教官,钱给的比军队里的军官还要多。每天清晨操练两个小时,还定期打靶,实弹射击。每个保安会,差不多有一个排的兵力,整个联合会,几千人的队伍。时常让会员们身着军服,扛着枪,奏着鼓乐,列队行进在街上。让这些学徒、店员感到倍儿有面子。在汤化龙做了湖北谘议局的议长之后,他还发动联合会,组织了立宪请愿游行。几千人整齐列队,一个保安会一色旗帜,到总督衙门请愿。

在很多材料上我们都看到,武汉的市民,很欢迎起义,送饭送水的。但实际上,市民对于起义,并不仅仅限于表示支持,他们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突然爆发,一夜之间政权易帜,却没有发生大大乱,很关键的是因为汤化龙进了军政府,各个保安会在士绅的协调下,马上变成保安队,戴上红字袖标,并补充了武器,出来维持地面,帮助搜查残敌,弹压不法。海关的报告说,商界领袖在维持汉口的市场,革命军和市民一同维持秩序,发现有抢劫者,就开枪或刺刀对付。“各阶层的人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革命军的同情”,当然不仅仅是同情。甚至,这些商团会员还直接参战,在反攻三道桥的战斗中,据说保安会的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革命军大部分都是临时扩充的,大批的新兵,有的上了战场就晕,连如何装弹、放枪都不会。保安会的会员毕竟受过一年多的训练,实弹演练也来过,无论如何,都比那些新兵蛋子强些。只是这些保安会的会员都是有工作的,打一仗两仗热闹热闹,大部分人就回家了,只有少数人投军继续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也参加了武昌起义。当然,他们的上海同道,干得更猛,进攻制造局的主力,就是上海商团。

我们知道,武昌起义的成功,跟立宪派对朝廷失望,转而支持革命有莫大的关系。汤化龙就是一个典型,这个进士出身,位至一省谘议局议长的大牌士绅,居然在起义发生之后,马上就投身进去,甘冒杀头灭门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起义发生之前,他对朝廷收回路权,搞皇族内阁凉透了心。领袖的失望,追随者更失望。像上海、武汉这种通商口岸的市民,得风气之先,无论支持革命还是支持立宪,都希望中国的制度向西方的方向变。当大家都认为朝廷搞假立宪,把权都揽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作为小人物的立宪追随者,其悲观绝望,肯定要比他们的领袖更甚。所以,我们看到,凡是革命发生的通商口岸,市民们对革命都比较热情。上海的市民,甚至不能容忍报馆报道革命失利的消息,谁报道,就砸谁家的玻璃。但是,在内地,则醉心革命的则是会党群众,农民和商人都很漠然。

【荫昌督战记】

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大清王朝倒台,从满人方面考虑,在军事上,有两个人当是祸首,一个是瑞澂,一个是荫昌。清朝最后三年,当家的亲贵朝廷,不分青红皂白把权往满人手里搂,无奈满人将帅真是没用,纵使大权在握,稍有缓急,大不济事。武昌起义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在满人中还算能吏,起义军的大炮一响,忘记了自己本职乃是武将,在督府围墙掏了一个狗洞,一溜烟逃到楚豫号兵舰上,摆出一个随时可以逃走的架势。群龙无首的起义军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武昌,跟对方恰好也群龙无首不无关系。而荫昌身为朝廷的陆军大臣,亲率大军南下讨伐叛党。一连十几天,寸土未复,寸功未立,眼看着全国遍地燃起烽火,坐待大局糜烂。比较起来,荫昌的罪过,显然要更大些。瑞澂当初,毕竟事起仓皇,不知道还有那些可用之兵,钻了狗洞,还有那么一丝原由。荫昌握有当时号称最强的北洋劲旅,兵精粮足,而且武器先进,居然无所作为,实在说不过去。

后人说到这段历史,都说是因为北洋军是袁氏家兵,他指挥不了,因为背后有袁世凯的暗中操纵,不想让他建功。其实,荫昌在北洋武备学堂做教官和会办多年,跟多数北洋将领,关系匪浅。冯国璋和段祺瑞,都以师礼事之。李纯、张敬尧之辈,就更不在话下。北洋军南下之际,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在幕后操控,让他们不要卖命,现在还没有确切证据。荫昌当时所谓的指挥不动,在我看,应该是指挥不力才是。接任之初,先派两标(团)做先遣队,不是乘革命党人立足未稳,赶紧跟张彪余部汇合,抓紧反攻,反而让这两团人守住武胜关就好。待到北洋军到了前线,跟起义军交上了火,但他却待在河南的信阳,迟迟不肯踏入湖北境地。好不容易在压力下进了湖北,却赖在火车上不肯下来,离火线好远,车上架上机枪和大炮,重兵环绕。列车前后各放一个车头,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本质上跟待在楚豫舰上的瑞澂心思一样,都是准备随时跑路)。卫兵发现远远一群人走过来,报告给他,他马上就下令开车后退。列车开动之后,一个胆子大的参谋下去看了看,才发现原来是一群农妇到地里收棉花。这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陆军大臣,这样的心虚胆怯的总指挥官,连敌人的影子都看都没见过,部队怎么肯卖力?后来接手指挥的冯国璋,亲自上阵地考察敌情和地形,指挥部就设在前线,随时掌握战况,投入兵力,跟荫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实,冯国璋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名将,他只是比较像一个战将而已(观战的俄国武官说,北洋军打仗,就跟演习一样)。当年的北洋军,人说是在袁世凯练兵之时,就被刻意灌输了效忠他个人的思想,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但是,历史学家其实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袁世凯练兵,并没有多少精神教育,军队里所谓的精神讲话,是在民国之后的事了。如果小站练兵歌算是精神教育的话,那里面没有效忠袁宫保的内容,倒说效忠皇上来着。实际上,北洋军当时就是一支按普鲁士标准练出来的雇佣军。只要给足了饷银,职业伦理还是有的。虽然说,多数北洋将领在袁世凯领导下,由于袁氏的个人风格,会感觉比较舒服。但绝不意味着,只有袁世凯一个人才能指挥得动他们。如果荫昌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再舍得花钱悬赏(后来冯国璋就经常这样干),舍得赏给官衔,这些训练有素的老兵,对付革命党那些刚扛枪没几天的新兵团队,怎么的都绰绰有余。

其实,荫昌从一开始,就不原意接这差事。有人回忆说,内阁开会商议之时,荫昌足蹬军靴,但身上却穿着袍褂,半文不武的样子。听闻要他督师去武汉,马上抱怨道,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但是,当时摄政王载沣,急来抱佛脚,全指望这个留学德国“知兵”的自己人了,不去又不行(另一个更知兵的良弼,得留在京里护驾)。荫昌是一个典型的八旗子弟,要说玩的,门门精通,就是干不了实事。一笔好字写得,两口芙蓉(大烟)抽得,三圈麻将搓得,四声昆曲唱得。聪明伶俐,讨人喜欢。鼎革之后,袁世凯用他做总统府侍从长,真是用对人了。说起来,他属于旗人中较早习染西方文化的人,很早就进了同文馆学习德文。虽然说,同文馆的学生,没有像设计的那样,专门招收旗人的精英,只是一些贫寒的八旗子弟才肯“屈就”做“鬼谷弟子”,但指望他们学出来掌控整个洋务,却依然是朝廷的期待。可是,同文馆的洋化教育,根本抵不住八旗闲人文化的侵蚀。馆里八旗子弟的待遇不错,每日七个碟子八大碗,还要加上七品官的俸银,但所学的洋文,却不甚了了。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回忆说,他的同学里,有学了九年俄文,连字母都没背下来的。其实,就算最有出息的张德彝,到英国使馆做翻译,让留学生严复听了,还是笑话百出。荫昌就是这样一个学业不甚了了的学生,毕业到德国做翻译,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下来。后来进了武备学堂做翻译,算是投身军界,被派到德国留学,依然学的不甚了了。从留下的老照片看,只有一付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胡须,依稀有点德国的痕迹。军旅生涯中,只做过短暂的江北提督,在任上,人倒是蛮随和,就是一不练兵,二不整顿。不过,在满人里面,他的头脑倒是不很冬烘,跟汉人的关系也好,早早的就自己剪了辫子,进宫见太后,就装一个假的应付。朝里朝外,没人说他不好。鼎革之后,能继续做袁世凯的侍从长,不仅因为他是袁世凯的亲家,还因为他的人缘。这样一个宝贝,一个八面玲珑的宝贝,做了陆军大臣,还被委以拯救朝廷危亡的重任,没有临阵脱逃,溜回北京或者溜出国去,已经阿弥陀佛了。

【瑞澂之走】

辛亥武昌起义,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关键性人物。起义成功,占领武汉三镇之后,点校人马,才不过四千人,起义的当口,应该只有千把人。军人未叛和观望者居多数。此时的瑞澂,如果能镇定一点,亲自率军抵抗,群龙无首的暴动者能否成功,实在是未定之数。哪怕他学叶名琛,来个“不死,不降,不走”,结局也许也会有点不一样,至少,统制张彪的抵抗,会更卖力一点。起义的亲历者革命党人新军士兵曹亚伯说,“瑞澂若不走,督府之教练队必不退,而未响应之各部队既无宗旨,又成观望,必与革命军为敌。”起义成败还真难说。可是,这边起义者的炮一响,他就挖开督府的院墙开溜,一溜就溜到江中楚豫号军舰上,摆开一个随时准备逃之夭夭开跑架势,一下子,人心就散了。

对于瑞澂,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好感,清朝的遗老遗少骂的最凶,清亡之后,没有一个人待见他,没人肯跟他来往。而倾向革命的人,断然不会因为他的行为实际上帮了革命而心存感激,反而一个劲地嘲笑他,说他是个没用的八旗纨绔。还有传说,说他是隆裕皇太后的弟弟,靠着裙带上去的,因此,犯了弃职潜逃的重罪,也没受惩处。其实,瑞澂虽然也是个名人之后,但跟隆裕却扯不上关系,他是鸦片战争中被视为卖国贼的琦善之孙,将军恭镗之子。事实上,人们可能是把另一个人,名叫瑞徴的,跟瑞澂弄混了。这个叫瑞徴的确跟隆裕有亲戚关系,不过不是隆裕的弟弟,而是光绪的娘舅。此人也在外面做官,做的是杭州将军,辛亥前一年,任满回京,因此平安无事。这个瑞徴,倒是个标准的八旗纨绔。做票友,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无一不精。所抽的大烟,都用专门的人参熬制而成,据说抽了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心爱的大烟枪,概以京剧名角命名,如梅兰芳,尚小云等等,连带着就把票友跟烟霞癖混在一起了。他喜欢宠物猫狗,到了痴迷的程度,连外出公干,大轿子上也抬着若干只狗。上海的报纸,给他画了漫画,画上他的八抬大轿,轿帘两边伸出两只狗头。他见了不以为忤,反而挺高兴。当初,如果是这个宝贝,在湖广总督的任上,那么估计连挖狗洞跑的能力都未必有,连烟枪带宠物一并得做了俘虏。

说起来,瑞澂其实在满人里面不是个怂包。当年他祖父就是能吏,鸦片战争期间办理交涉,在今天看来,并不算有多失策。皇帝把他撤职查办,是听了谎信,结果后来的事情似乎更糟。瑞澂自己在当时也是个能吏,受到端方赏识,但却是比端方档次低一点的能吏。他在上海道和江苏布政使任上,办新政卓有成效,《清史稿》上说,“中外交诵其能。”有点夸张,但也不虚。在湖广总督任上,处理湖南饥民暴动,惩治了若干劣绅,声誉也不错。武昌起义后发现湖北官库里居然有那么多的银两,总计达到四千多万元,里面固然有前代张之洞和端方的功劳,说明他干得也不错,不是败家子。据说,他这个人做官也比较清廉,不算贪。

但在旗人整体素质下降的情况下,个别的能吏,其实能力也有限。即便算是治世之能臣,居于乱世,就跟丁文江自嘲的那样,也许只能算是饭桶。端方如此,瑞澂也是如此。革命党人在汉口租界试制炸弹暴露了据点,一些党人被捕,党人的花名册也落在了瑞澂手里。这个时候,如果来硬的,就马上按名册抓捕,大开杀戒。如果来软的,则被捕党人不杀,当众销毁名册,宣示既往不咎。可是,瑞澂却杀了彭楚藩等三人,悬首示众。但是在是否大肆抓捕党人问题上却犹豫不决,不说抓,也不说不抓,激起流言肆虐,新军士兵,人心惶惶。显然,这样的处置,硬不硬,软不软,首鼠两端,最易激起事端。起义那天夜里,听闻士兵暴动,瑞澂随即找来张彪和幕僚商议,有人劝他死守,有人劝他躲一躲。其实,这个时候,起义者的炮,还没有打到督府,连进攻的布置,都没有开展。而清朝地方官弃职逃逸,属于杀头的重罪,瑞澂身为满人大员,无论如何不能跑。但是,当日楚豫号兵舰的管带陈德龙也在场,他说督府太危险,楚豫号就停在武昌境内,逃到兵舰上不算逃跑,一样可以指挥反击。这话正合瑞澂的心意,于是,这边炮一响,瑞澂连大门都不敢走,随从让士兵从督府的后花园的墙上用枪刺挖了一个狗洞,瑞澂一大家子人,妻妾仆役并儿子媳妇,从狗洞里钻出来,逃到了楚豫号兵舰上。此时,门外连起义军的影子还没有呢。

总督摆了一个随时准备逃跑的POSE,整个大局可想而知。即使有心抵抗的,也没心思了,况且,到了兵舰上的瑞澂,半筹不展,什么反击的招数都没有。武汉三镇,雪崩似的瓦解了。当时清廷还算客气,给了瑞澂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意思是让他戴罪立功,但是他留任也没留多长时间,就擅自顺流直下,到了上海,当年上海滩的犹太富商哈同跟瑞澂有交情,而且就乐意收留这种政坛上的失意者,于是,他躲到了租界哈同花园里。接下来朝廷给他的处分是逮京治罪,但是,这时候的清朝,已经自身难保,自然难以执行。瑞澂一直躲在上海租界,孤家寡人,灰头土脸地捱了四年,窝窝囊囊地病死了。后来的遗老们一提起他来,牙根都恨得痒痒。一起商议说要给他一个谥号,叫“罪首”,不知道清废帝小宣统,真的这样谥了没有?

第二幕 异哉!晚清!

〔革命是一出又一出不在一个舞台上的演的戏,演员不同,龙套也不一样。演好演坏,都不愁没有人看。〕

【惠州:一场好看的国际性起义】

1900年,趁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皇室开溜,北部中国大乱的当口,孙中山的革命党,在广东的惠州,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在孙中山看来,是时局转换的关键。经此一役,国人不再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倒有点同情了。其实,孙中山会错意了,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改变,跟这场起义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清廷在庚子之变中的倒行逆施。在即使在广东也算边角地带的惠州,几个乱民闹事,当时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媒体,通讯也不发达,全国能有几个人知道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惠州三洲田起义,在革命党人的起义谱系中,地位不低。

起义跟多数革命党人起义一样,动用的是会党的力量。具体在惠州,就是洪门三合会或者三点会的会众。本来,清末的洪门未必有很强的政治性,所谓的反清复明宗旨,反抗朝廷的传奇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遭遇朝廷压迫之后,经高人点拨加上去的。社会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脱离乡土宗法系统讨生活,有个组织,相对容易些,帮会也好,民间宗教也好,就应运而生。这样的组织,朝廷不喜欢,加以打压,倒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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