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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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冢�也成了不可能的事。在梁烈亚的回忆中，清兵也是在发现炮台上飘着革命军的旗帜，才发现炮台失守的，而炮台的守军早就投身革命了。但是，在官方档案中，镇南关炮台落入革命党人之手的消息，不是得知于当地官员和守军，而是朝廷军机处从龙州海关那里得知的，然后由军机处转告巡抚张鸣歧，严令他立即克复。龙州海关得知炮台被占，是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而邹鲁记载，革命党人在二十六日，就已经占领了炮台。在差不多三天功夫里，根本没人知道有革命党起义这回事。清朝的海关，是洋人代办的，管了一回闲事，却成为官方第一信息源。所以，这场起义，很大的可能是，广西边境上的这些炮台，荒芜已久，虽名义上有守军，但实际上没人。革命党人不过收买了一些散兵游勇，占了镇南关无人把守的炮台，占领的过程，并没有战斗，否则逃窜的敌军，无论如何都会告诉他们上司的。如果不是革命党人过于招摇，再过多少天，也没人知道。但起义毕竟算是发生了，而且孙中山也亲临了一回前线。等到清兵反扑，这些人早就从越南撤走了。双方未损一兵一卒，“血战”云云，只存在于双方的笔头上。然后，先是清军方面要编故事，指挥官龙济光和陆荣廷是要请功，而巡抚张鸣歧则要免罪。虽然“毙敌无算”这样的套话，实际上没人真信，但只消收复了“失地”，该庆功，该请赏，自然是没问题的。在革命党这边，孙中山亲临的起义，故事当然也要。几代人这么下来，不仅参加人数，怎样发的炮，一人说一个样。把大行犒赏说成思想政治工作，再加上访贫问苦，则印上了后来时代深刻的烙印。故事最不圆的地方是，优势的敌军，居然会阵前请降，请降信写得超级低三下四，却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更奇怪的是，如此强大的敌人请降，革命党竟然不准，非要跟人“血战”不可。在邹鲁的记事后半，记录了孙中山的一封信，在信里，陆荣廷的请降，非常突兀地变成了陆部士兵“多来约降”，约降可是约降，但是要钱，第一笔，每人要三十元，然后再给一百元，这样的话，陆荣廷部四千人，光付头款，就需要十余万元。陆部是广西最强的军队，这支军队收买下来，广西也就拿下了。可是，这笔钱筹不来，起义只好流产。看来，当时的孙中山还不敢像后人那样，可是，作为国民党史笔的邹鲁，居然连这样的纰漏都没给弥合一下，就端了出来，可见其中之不易。

双方都要讲的故事，自然就成了事件，成了起义。虽然，即便是起义，也可能只是故事而已。

【黄花岗：革命党和老百姓】

辛亥期间的革命党人是典型的英雄史观。他们是英雄，老百姓都是群氓。革命，就是先知先觉解放后知后觉，以英雄解救群氓。所以，从兴中会开始，所有的革命和起义，本质上都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过去教科书总是指责革命党不发动群众，但在革命党人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发动群众这个概念。他们认为，革命，是不需要动员的，动员了底层的百姓，对革命弊多利少。换言之，就革命而言，百姓是一种被动的物。

其实，居高临下的革命党人对于百姓大多心怀悲悯，他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救百姓，把他们从异族（满人）统治的奴隶状态中拔脱出来。既有民族解放的意义，也有反抗暴政的价值。这种感觉，赋予了他们决然的革命正当性。所以，虽然革命党人的起义造反，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但被捕后的革命党人，做叛徒的却不多，慷慨赴义者，比比皆是。

辛亥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费心最多，花钱最多，也牺牲最多的一次起义。这场起义的过程，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简单地说，就是单兵作战的温生才斜次里杀出来刺杀孚琦，使得清朝官方提高警惕，大肆搜捕党人，因而破坏了起义计划，原定的十路进攻变成四路，但仓促发动之时，只有黄兴率领的一路真的动了起来，原定的新军和防营都没有响应。起义失败，是必然的。这场起义，革命党人做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筹了最多的钱，超过了十七万，按当时的标准，足以武装一个镇的军队了。清朝官方也说，起义军的枪械，比他们的还先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起义，也只动员了八百选锋——从各省选出来的先锋。真到发动之际，人不足四百，攻打督府的才百余人，但也敢贸然发动。似乎在革命党人看来，只消他们动起来，就这点人也足以扫平偌大的广州。广州的老百姓，会跟着他们走，不跟着走，也不会帮清政府。

黄花岗起义中，一般来说，革命党人对老百姓很好。在他们脑子里，革命就是拔救百姓于苦难之中。所以，当他们碰到百姓有难的时候，不管处境怎样，都会不由自主地帮一把。革命党在进攻督府之时，凡是碰到老人和孩子，就会暂时停止行动。原本计划在一个棺材店施放炸弹，但因该店的妇女小孩都在店后居住，遂弃之而去。行动时，碰到一个跟家人走散的女孩子，在街边哭泣，党人让她走开，她吓得只知道哭，迈不动腿。这个党人只好拉着她，走入旁边一条街，想给她找个人家躲躲，可是连敲数家都不开门，最后党人敲一家裁缝店的门，还不开，党人大怒：再不开用炸弹炸了！这家不得已把门打开，党人令其接下女孩，方才离去。

事不济了，一个党人逃走，无奈是外地人不识路，抓了一个铁匠让他带路。见这铁匠浑身发抖，党人说你是不是冷啊，我把衣服给你。铁匠说，我不是冷，我是怕你。党人回答道：我又不吃人，我们干这个是为民除大害的。铁匠方才把心放下一点，可以战战兢兢地带路了。起义失败，党人被追捕，即使在逃亡途中，碰到穷人，还是会加以施舍。在广州小北门一代，多是穷人小贩，被战火波及，妇女叫孩子哭，党人就给他们钱压惊。战火之后，好些穷人手上，都有了港币，都是革命党给的。但是，同样为起义的党人，如果碰上青壮年，看上去像有文化的人，有时就不大客气。当夜，有位旅粤中学的教师和亲戚外出，碰上一伙党人。先是被怀疑为满人，令其数数目字，从一到十（后来的武昌起义，革命党也这样辨识满人），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同胞，就强拉他们入伙。俩人畏缩着不想干，党人大怒，说：我辈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将为同胞谋幸福，这也是你等应有之义务，你们怎么如此胆小如鼠，让我们冒险犯难，你们坐享其利！不由分说，强拉着他们跟着走，走慢点还拳脚相加。直到碰上了清兵，这些党人去迎战，二人在趁乱逃走。

比较起来，革命党人在多数的起义中，对老百姓既比会党好，更比清兵好。除了辛亥革命后期大肆扩军，良莠不齐，有很多民军胡来之外，在此前的历次起义中，这些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不管不顾的烧杀肯定是没有的，对老弱妇孺也怀有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受苦的百姓，也大动悲天悯人之情。只是，革命党的这种情怀，绝对是居高临下的，他们是穷人的救星，是解救者。如果被解救者看起来读过书，而且冥顽不灵，不肯拥护革命，他们就会生气，气性大了，杀人也是可能的。革命中，会党习惯性地裹挟一些人进来，革命党人其实也可能做这样的事，只是，他们做的时候，方式方法不大一样而已。从某种意义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党人对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

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多数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于革命其实相当冷淡。他们对清政府不是没有不满，但决没有到揭竿而起的地步。对革命，真正有几分热心的是城市的市民。在黄花岗起义的当口，连市民都未必欢迎起义。但是，自信满满的革命党人，却觉得是自己给百姓们带来了解放，主要是从异族统治下的解放。当他们要求百姓用自己的行动——剪辫子——证实这个解放之时，却遭到了百姓的抵制，有的地方甚至引发骚乱。但是，就是用武力强迫，革命党也要贯彻这种解放。在启蒙期间，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也蛮在意的革命党人，到了这种时候，却纷纷热衷强制，以强力剥夺农民保留辫子的自由。革命党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因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解放者。剪辫子，既是一种解放，一种摆脱奴隶根性的自由，也是革命党对百姓的恩赐。

【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提到保路运动，教科书上一般都沿袭孙中山的说法，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不过，就事件的因果而言，虽然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发生在同一年的前后脚，但两者却没有直接关系。教科书上说，由于保路运动的结果，一部分湖北新军被调去弹压，因而给武昌起义造成了便利。其实这也无从说起，因为入川的这部分新军，也一样得到革命党人的渗透，并非顽固的巡防营，革命党的人数，一点都不比留下的人少。但是，从大的政治气候而论，保路运动的确跟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点关系。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亲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权的，结果不仅没有分到权，连已经有的人家还要拿走，一怒之下，愤而同情革命，不帮朝廷帮乱党。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路运动跟辛亥武昌起义，是有关系的。

保路运动，其实不仅仅是四川的事。凡是修建或者正在准备修建铁路的地方，都有保路这回事，比如粤汉铁路涉及的两湖和广东，沪杭甬铁路涉及的江浙。而且所有参与此事的士绅，都愤愤不平，十分火大，但相比较起来，四川人的火气更大些。反过来，朝廷对川人似乎也更为苛刻。

川人修铁路，始于川汉两地督抚的动议。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商定，修建川汉铁路。铁路沿长江自武汉而上，先修到重庆，然后再由重庆到成都。以宜昌为界，宜昌以上，由四川修，宜昌以下，由湖北负责。1904年，四川铁路开始兴办，用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由于募股方式比较灵活，到1909年，四川已经筹集了一千余万两，不仅士绅参股者众多，就是贩夫走卒也有入股的，由于相当的股份是以租股的方式征集，所以，不仅地主，就连一般农夫，也有股份。四川的袍哥头面人物，自然也少不了有份。而且，虽然四川铁路名义上是商办，但却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筹集股本的时候，每个县都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通过钱粮征收之际摊派。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省的路权，属于典型的地方势力范围，自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到大小士绅，都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蜀道难，修路不易。川人修铁路，却从一开始，路线就选错了。武汉到重庆，有长江航道在，原本就不用修路。而且这一段的沿江沿线，山道险峻，地质状况复杂，修起来难度太大，即使以今天的技术条件，修起来也难，可那时的川人，却偏要顶着困难上。川汉铁路1910年在宜昌开工，修了一年，才在宜昌到香溪口一段，修了百多公里的路基，还没有进川呢。屋漏又逢连夜雨，四川铁路公司存在上海几个钱庄的几百万两银子，又因钱庄在橡胶股票风潮中，突然宣布倒闭而血本无归。显见是四川铁路公司中有人想要生息图利，结果吃人骗了。

当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之初，并没有像在江浙和两湖一样，引起激烈的反弹。川人只要朝廷肯将开工的费用承担下来，将赔的倒账担下来，将已经筹集的股份，部分用现金偿还，部分以股票抵账，也就可以了。看来，川人修铁路，专啃硬骨头，实在是啃累了。可是，朝廷对于各地的态度，却往往根据修路的成绩而有所区别的，对江浙，最客气，因为人家的铁路修得差不多了，对两湖和广东次之，对四川，最不客气。不仅不肯替川人赔倒账，而且连宜昌段的工程款，也要清查。其余的股份，只肯换成官股，四川铁路公司的现金，全部要提取拿走。

当时四川的总督赵尔巽已经离任，遗缺由赵的弟弟赵尔丰接任，在未到任前由布政使王人文代理。王人文知道此事所关川人的利害，屁股完全坐四川地方一边。一直在为川人说话，跟朝廷力争。四川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们，也接二连三向朝廷呈文。但蛮横的亲贵朝廷，却不肯做哪怕丁点让步，态度越来越强硬。于是，四川全省成立保路同志会。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搭起了光绪皇帝的“皇台”，上书光绪戊戌维新时的“铁路准归商办”上谕。袍哥们空前活跃，全川上下，都动了起来。在保路的动员中，朝廷向外国借款修路，蛮横强霸，被顺理成章地贴上了卖国卖川的标签，而铁路公司自己的倒账，路线选择的失误，则不见了踪影。加之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在四川的强硬推行，的确损害了大小股东的权益（尽管这个权益在暗中也被主持其事的士绅们损害了很多），所以，全川上下很快就闹了起来，每次开会，都哭声震天（虽然在某些外国观察者看来，开会的人里面，下层人士，甚至地痞流氓越来越多）。这时，朝廷却依然执迷不悟，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应对，赶走了王人文，换上了不明利害也不明里就的赵尔丰，同时派端方率兵进川，明摆着就是要来硬的。结果，硬是够硬了，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请愿，罢市浪潮，赵尔丰抓了请愿的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和罗纶，开枪杀了人。于是，保路运动，在革命党和袍哥的运作下，变成了武装反抗，原来领导运动的立宪派士绅，也被逼反，保路同志军遍地开花。最后，保路跟辛亥革命的洪流汇合，冲垮了清王朝。赵尔丰和端方，都在这洪流中身首异处。当然，经过这场变乱，四川的铁路，也彻底烟消云散，一寸也没了。

好玩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卸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袁世凯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一个明显被忽悠的职位。但被忽悠的孙中山，却宣称要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可是，孙中山最后也跟川人一样，一寸铁路未建，就被迫发动再一次的革命。可是，这回轮到发动革命的人倒霉了，不旋踵就一败涂地。说起来，都是铁路惹的祸。

第三幕　过场的角儿们

〔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发挥得好与孬，都在改变着历史。〕

【黎元洪：在黎菩萨与黎都督之间】

黎元洪是个命特别好的人。看相貌，此人国字形四方大脸，堂堂仪表。从清朝到民国，官场之中，有这样相貌的人，命都不错。在清朝举人大挑（即选拔举人直接进入仕途的一种程式）的时候，这种人属于首选，只要参加大挑，就注定会做官的。大挑的标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用人的相貌标准。在上面的人，大抵以为凡是长成这个模样的人，比较靠谱。所以，这样的人，但凡进了官场，官运大抵亨通，黎元洪也是这样。这个出身海军，进过北洋水师学堂，做过严复学生的人，得到张之洞的赏识，改投陆军之后，一路顺风，升到协统（旅长）。要说有什么本事，很难说，但的确比较老实，为人谨慎。做军官从不克扣军饷，带兵也比较宽厚。胸无大志，规规矩矩，在瑞澂小老婆眼里，是个老实巴交，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的憨大头。比较起来，这个出身海军的人，知识水准似乎要比陆军将领要强些。一位接近他的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们，黎元洪能用简单的英语跟他对话。海军学堂出身的人，应该差不多，因为当年海军就是学英国的，教材和教师，都是英国人和英国的留学生。在湖北新军里，他和张彪一个混成协统，一个镇统，张彪的声誉一般，传闻颇多，但对他，几乎没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憨大头，后来居然断断续续做了好些年的民国总统。期间，多少个风云人物，至少在名分上，都得屈尊于他之下。比如后来做了民国总理的段祺瑞，前清时节已经官拜军统，但进入民国却位在黎元洪之下。有这样的好命，关键是辛亥武昌起义那天，他刚好是武昌新军的协统。

其实，起义当天，他是站在起义对立面的。此前的他，虽然从来没有镇压过思想过激的士兵，但是，在事发当时，他跟多数武昌新军军官一样，却自动地出来阻止起义。他这一协，当时在城里的部队不多，除了已经暴动的工程营和辎重营之外，只有两个营。为了防止起义扩大，他亲自到其中一个营中坐镇弹压，还亲手手刃了一个前来煽动的起义士兵。只是，黎元洪并不是一个铁腕人物，杀人弹压的效果持续了没多久，局面反而更加不稳。卫兵和随从见状不妙，劝他还是识时务为好，于是，信念很不坚定的他就忸怩地逃走了。在整个辛亥起义史上，像他这样的“反动军官”，无论逃或者不逃，多半是要掉脑袋的。逃走之后，黎元洪也感觉到了危险，因此没有回家，而是躲到参谋刘文吉家里，还跟郑重地跟刘文吉交待财产，托付了家人。

有幸的是，武昌起义是个群龙无首的士兵暴动。起义士兵中的小革命党人，熊秉坤、曹亚伯这样的普通士兵，肯定没法服人，被推为临时总指挥的队官（连长）吴兆麟，也只能临时指挥一下。在一个习惯了资历、身份、地位的社会里，即使是起义者，也习惯性地看重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革命的资历，就得看传统的资历。谁让起义前革命党的机关暴露，革命首领死的死，逃的逃呢？加上吴兆麟跟黎元洪有师生之谊，对黎印象格外好（湖北陆军办有陆军特别学堂，黎元洪任会办，学堂中特设参谋班，由在职官佐入学不脱产学习，吴兆麟就是该班学生）。开会商议，士兵们也多半对黎有好感。所以，黎元洪不仅没有被追究，反而被找来当了都督。辛亥初，策动起义的共进会已经把都督选好了，就是出钱最多的刘公，副都督为刘英。预备革命成功后，成立四个镇，每镇的统制，都委派好了，大印也刻出来了。可是，真到起义的时候，这些事先定下的领袖们都走了，却让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一个反动军官，做了都督，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革命后，人们一直传说黎元洪是个被起义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都督。但是，几个当事人的回忆，都没有这种说法，还有人（胡祖舜）直斥为“谬谈”。只有有点文学性的《鄂州血史》，说他被从参谋家厨房后的密室中被搜出。只有不在场的居正提到从床下拉出之说，但明确说是听说的。显然，只要被人堵在了屋里，躲到床下，肯定也是躲不了的。作为军人，黎元洪还没有怕死到这种程度。虽然不是从床底下拖出来的，但“请”黎出山的过程，也相当的不客气。带队去的人马荣，是个脾气火爆动辄拔刀的主儿。由他请人，不来也得来。黎元洪是个老实人，老实人多半懦弱，即使有老长官的余威，到这份上，只能随人去了。来到楚望台，黎元洪受到了士兵持枪列队的欢迎，好生隆重，但他却对一脸笑容的吴兆麟说了几句不中听的硬话。但是，身入“梁山”，说什么都晚了，此时的黎元洪，实际上已经成为囚徒，行动没有半点自由。据说是张振武的主意，所有以鄂军军政府的通电、文告，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等于是强行让他立了入伙的投名状，想要不从，也身不由己了。更难堪的是，张振武这些人，还动辄对他吆三喝四，颐使气指。自然，由是也种下了日后他借袁世凯之手杀张振武的根苗。被“绑”入都督府的黎元洪，在做都督的前几日，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脱一尊泥菩萨，所以，人们叫他黎菩萨。

做了几日菩萨之后，眼见得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加上汤化龙总是规劝，心里有点活动。汤化龙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话不比那些毛头小子，说了顶事。渐渐地，黎菩萨不像泥菩萨了，开始视事。虽然说，后来当战事紧张之际，他也动摇过，有消息说，当汉阳失守之后，他跟清军有过通讯的往来。但是，总的来说，他坚持下来了，成了一块招牌，革命首义的招牌，后来革命领袖黄兴赶到武昌，却只能屈尊于他之下，做前敌总指挥。从此，黎元洪成了一个象征，一个首义的象征，出现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通过首义，他赢得了政治资本，也得到了一个能写四六句的幕僚饶汉祥。饶汉祥替黎元洪代笔的通电，骈四骊六，极尽华丽，但也出过笑话。像“元洪位备储貳”，“汉祥法人也”，这样半新不旧，半通不通的句子，还曾为促狭的报人拿来开心，写成对子：“黎元洪篡袁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鼎革之后，挂着首义头牌的黎元洪，在多数时光，虽然没有实权，但却很有光环。后来各省代表组建临时政府，在孙中山没回来之前，他的威望甚至不下于革命元勋黄兴。临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