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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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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端方成了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端方算一个，良弼也算一个。
【载穆：一个殉节的满人副都统】
在辛亥革命当口，满人在各地做官的人很多，各个层次的都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满人亲贵有意收回权力的结果。至于各地的驻防八旗，更是满人的专利，无论将军和都统副都统，不是满人，就是蒙古人。而且，清政府有意改善了八旗的装备，驻防八旗的装备有的甚至要比当地的新军还要好。但是，革命发生之后，各地的旗人官僚，基本上没有抵抗的，不走即降。驻防八旗首领，走的最多，其次是降，战或者表示要战而死者不多，殉节自尽者最为罕见，但也不是一个没有，当时驻防镇江的副都统载穆就是一个。自己死，其实不容易，“吾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官做到一定份上，就是自己想死，也未必死得了。一大家子人，拖累太大。况且，晚清的人们，传统的观念已经动摇，有谁还在意忠孝节义？
镇江的八旗防营很有名，系著名的京口驻防，由一个副都统统率，常川驻扎一千六百余名士兵。当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副都统海龄率京口驻防八旗跟英国人血战，据茅海建研究，此战让骄横的英国人付出了三十九人毙命，一百三十人受伤，外加三人失踪的损失。超过整个鸦片战争中历次战斗英军伤亡的总和。鉴于那时的医疗条件，加上是远离本土的海外作战，所以，受伤的英军士兵带来的战斗减员，比死亡还要多，而且多半活不了。因此，精通军事的恩格斯当年评论道，说是如果英军在中国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当然，镇江的驻防八旗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样据茅海建的统计，战死二百二十五人，受伤二百二十六人，失踪四十八人，三倍于英军。城陷之后，八旗兵跟英军展开了巷战，很多人肉搏到最后一息。副都统海龄，自焚身亡。鸦片战争爆发时，舆论公认八旗已经腐化，但镇江的驻防八旗却能打出这样的战绩，的确不同凡响。
当然，当年的战绩，只是八旗最后一点回光返照。也许能战的八旗子弟都在那场鏖战中死光了，随后到来的太平天国战争，镇江八旗就没有什么有光彩的表现了。八旗跟绿营一样，在太平军面前，屡战屡败。到了辛亥革命发生，京口驻防的八旗，已经拖家带口膨胀到了近万人，据说多为蒙军八旗，能拿枪的还是不足两千，虽然装备精良，但跟所有八旗防营一样，武备松弛，人无斗志。所有人想的都是怎么过日子，能过一日算一日。
在革命爆发前几个月，作为宗室的载穆升任京口副都统，他倒是想有点作为，还尽其所能，对八旗防营进行了一番整顿，只是收效甚微。武昌起义时，镇江新军有五个营，兵力超过旗营，但没有重武器。重炮和机关炮，都在旗营手里。新军不稳，各地皆然，载穆也早有耳闻，武昌起义之后，他一边下令全营戒备，一边下令把大炮拉到城墙上，炮口对着新军营盘。害得新军十分惶恐，很多人主张移营他走，虽然最后没走，很多士兵也不敢回营，住在外面。作为起义首领的营管带林述庆（起义后担任镇军都督），还多次化装到旗营周边侦查地形。并且通过关系，从已经起义的上海，弄来了大批的弹药。可见，新军对于旗营还是相当重视，做了一场恶战的准备。
然而，这场恶战根本没有发生。拉炮上城墙，全营戒备，其实不止吓到了新军，更吓坏了自己人。半个多世纪没有打过仗的京口八旗防营，已经闻不得火药味了。没等新军起义，这边的旗兵就多次跟当地商民商议“和平解决”，在当地士绅的斡旋下，私下里，旗兵居然一致同意缴械。这样的商议和谈判，其实一直瞒着副都统在进行。看到自己的部下如此，载穆也无可如何，“始则涕泗横流，哽不能语，继则曲徇众请，无复异言。”最后，咬咬牙，提出了三项要求，一、保全旗人生命；二、保护旗人财产；三、护送载穆家眷行囊出境。这边绅商当然悉数答应（其实这些条件早在商议中就已经定了），然后，这位副都统就回到内室，用一根麻绳吊死了自己。这一切在新军未发动时，就已经发生。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居然兵不血刃就烟消云散。蓄谋起义的新军，居然一枪没放，没有机会放。整个过程，只折了一个满人贵族，还是人家自己了断的。而载穆这个一直不怎么得志的清朝宗室，虽然回天乏术，但对朝廷守土有责的规矩，老几辈子传下来的观念，还真的在意，不走不降，就只好死了。
对于载穆的死，让镇江士绅很是感动。地方士绅首领镇江中学校长杨振声发起募捐为他立祠纪念。在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杨振声还上书袁世凯，请求为载穆建立专祠。认为他不仅防止了战火发生，而且舍命尽了效忠之义。显然，尽管民国了，能够殉节的人，还是能让人感动。可惜，在辛亥年，这样殉节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作为一个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王朝，垮台的时候，居然是树倒猢狲散，没多少人在意它的死活。遗老遗少们，真正感慨清朝之“深仁厚泽”的，是在清朝垮台之后，民国办得又没什么起色之后。对于当时多数上层人士而言，辛亥革命还真不仅仅意味着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符合进化公理的制度变革。有西方的榜样在，没多少人会怀疑这个变革的正当性。即便是拥护清朝的人，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拥戴的王朝，也没多少自信。他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像这个死心眼的载穆一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给王朝留最后一丝面子。
【拿了洋枪，八旗兵也不中用】
自晚清以降，八旗兵的没用，已成典故。这个典故流传了很长时间，一说谁没用，就说是八旗子弟，好像直到今天这个典故方才有点过时，已经有段时间没人用了。大约是前些年铺天盖地的辫子戏演多了，辫子戏里的勇士也忒多了点，晚清时节拎鸟笼子闲逛，百无一用的八旗子弟，经电视剧一折腾，已经变了身披铠甲挥舞战刀的斗士，潜移默化中，八旗子弟似乎被平反昭雪了。
不过，在晚清那阵，真实的八旗子弟，真的是没用。任何一群人，无论他们当初如何生猛，如果将他们放在那里，管吃管喝管住管钱花，什么都不让做，一放放了两百多年。结果会怎样？原来说不事生产是为了让他们打仗，后来仗也不用打了，自打湘淮军兴起，八旗兵连以往出兵做样子的事都免了。不用做事，但待遇优厚，寻常兵丁，每月也有四两饷银，还不算粮米。除了当兵之外，还有油水特足的关丁、漕丁和盐丁可做，坐在家里，就可以拿钱。这些差事，在清朝都是专门留给旗人的。旗人如果断文识字，那么做官的机会要比汉人不知大到多少倍。打江山坐江山的蛮理，落在一个小民族上头，让满人过足了瘾，瘾大了，人也就废了。
满人的特权，在当时其实并不特别招人恨。原因是这些人由于铁杆庄稼的缘故，大多不操心钱财之事。有钱就花，买东西不屑跟人讲价，钱花没了就赊账，再不就当当。反正国家是他们的，不担心让他们因欠债进监狱。于是这些老爷就整天当冤大头，人家一厘能买到的，他们得花一分。高层的亲贵，如此奢费，还能抗住，反正进项多，不够了，上找皇上，下找庄头要就是。而下层一月四两的八旗兵，就只能寅吃卯粮——其实这样的收入，在汉人一家子都活得很滋润。熬到一段时间，大家都穷得不行了，皇帝没辙，只好动用国库，给他们救济，替他们还债。
不做事的八旗子弟，吃饱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玩儿。遛鸟、斗蛐蛐，听戏，唱戏，凡是没用的事，无所不能。这是好的，不好的则抽大烟。不过，坑蒙拐骗。杀人越货的事，旗人一般不干。当然，皇上指望他们的骑射之事，也顺带着别指望了。刀枪生锈，马生肥肉，反正也没人用，没人会骑。杭州驻防八旗一个八旗子弟回忆说，当年整个杭州旗营，只有他父亲一个会骑马。连当关丁（海关），坐关揩油，也雇个人替他们干。但凡有一个操心钱财的，就会被大家瞧不起。凡是旗人开买卖的，旁人问起来，都会说，那哪是买卖，开着玩的。
晚清朝廷开始军事现代化，其实也想把八旗“现代”一番。可是，练八旗洋枪队，没用。八旗老爷把洋枪锁在柜子里，看都不看，只有上面来人点校了，才发枪拄在那里，站一站，装装样子。过后，洋枪还是进柜子里。一个八旗兵回忆说，他练了六年的洋操，只放过三枪，连枪的构造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估计那可怜的三枪，也多半是仆人帮忙压的子弹。而淮军，也就是汉人的洋枪队，至少还可以吓唬吓唬造反的老百姓，而他们八旗的同仁，连这点事都做不来。
八旗洋枪队没用，太后和皇上都不死心，到了朝廷开始搞新政，编练新军的时候，又开始练八旗新军。尽管待遇好，装备优良，全军上下，制服鲜亮，军官佩戴进口的指挥刀，走起路来，拖在地上直响。可八旗老爷们，就是不好好练。开始出操出工不出力，后来连出工也雇人顶替。广州驻防八旗新军三个营，一千七百多名士兵，练了两年，新来的将军费了很大力气，搞了一次实弹射击，所有官兵全算上，能射中靶子的，数来数去没几个。
辛亥年，革命党人在广州动作频频。来自马来的革命党人温生才，单枪匹马，想来谋刺清朝大员，本来的目标是水师提督李准，结果却杀了署理广州将军的旗人孚琦。孚琦当时坐在八抬大轿里，前去看飞机表演，周围十几个旗全副武装的新军亲兵护卫，结果却让温生才一个人从容行刺。时人记载，温生才直闯轿前，当头一枪，孚琦尚能言语，大叫救命。“旗兵以事起仓促，相顾错愕。该刺客续放一枪，复中头部，将军即不能言。旗兵互相走避。”一口气逃出老远。接下来温生才又放了两枪，看清了孚琦已死，这才从容逃走。如果不是温生才大意，被一个汉人便衣警察盯上，根本不会被捕。后来孚琦的夫人感到非常愤怒，要追究随从护卫的责任。没想到其中一个领头的协领因受到惊吓，回家后昏迷不醒，经家人灌救才活过来，却依旧语无伦次，夫人也只好算了。
接下来党人发动广州起义，抵挡起义军的，也是汉人官僚张鸣岐和李准以及他们率领的巡防营。到了这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广州的汉人官僚并咨议局的士绅不再打算帮朝廷的忙了，广州光复。尽管广州驻军中旗营占了大半，其中还有两三千新军，德国产的克虏伯大炮和马克沁机枪都有，却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江山垮台，一枪不放。开始民军还有点担心，到后来发现旗兵真正是银样蜡枪头，也就不怕了。八旗新军最大的本事，是坐在家里，等着民军前来收编然后遣散。广州八旗新军如此，北京的八旗禁卫军也如此，在革命到来的时候，只有一个曾经的旗人旅长（协统）良弼表示要抵抗，等到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就没有人做声了。只消新来统领冯国璋表示，禁卫军待遇永远不变，他们就心甘情愿地卖了自己祖宗的江山。
旗人的好日子，就这样完了。不是没有明智者想做挽回的努力，也不是没试试努力一下，但坐江山坐久了，身子和脑子都麻木，就是明知道等下去是死路一条，大家还就是等。等到了那一天，也是束手待毙，连挣扎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看来，坐江山，不能坐得太悠闲，太舒服——太舒服了，人也就废了。
【辛亥福州旗营的“似抵抗”】
八旗驻防制度，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确立的用以监视汉人，控制四方的祖制。虽然说，这个制度连同驻防在外的八旗兵，早就看不住天下了，但是，一直到清王朝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个制度依旧维持着。其间，进行过多次改革，力图让驻防八旗重振雄风，花大价钱买来洋枪洋炮，外聘洋教练加以训练，但大抵一点用都没有。变成统治群体之后，八旗无论贵贱贫富，都成了闲人外加废人。
但是，这群闲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有了大麻烦。革命党人的革命，在当初就是排满。宣传的时候，杀气腾腾，似乎恨不得食满肉，寝满皮，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仇。革命到来，市面风传，革命党白盔白甲，替崇祯皇帝戴孝，要杀光所有的满人。所以，八旗驻防之地，尤其是那些位于城市之中的满城，没法不恐慌。总不能让人家像杀鸡似的给杀了吧？所以，要抵抗。于是，架枪、拉炮，上岗。有的还加紧训练，充实军官。可惜，八旗老爷兵，已经做闲人做了二百多年，急来抱佛脚，再怎么急，也没有用。好在，即使革命党，其实对满人没那么大仇恨，宣传只是宣传而已。只要满人不抵抗，几乎没有起义者喜欢杀人的。然而，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当口，双方都不大摸底。虽然多数满城里的旗兵，比如杭州、广州、南京都没有抵抗，满人大抵无恙。也有城市如西安，里面的满城发生了真正的抵抗，当然，旗人死伤也比较多。还有的地方，比如福州，驻防的将军死活要打，似乎也真的打了，但却只是双方放了些空炮，人基本没死的。只有一个将军，因为头脑顽固，当时“斗志”过于坚强，在旗人投降之后，丢了性命。这种抵抗，其实只能算“似抵抗”。
福州的将军名叫朴寿，系满人镶黄旗人，科举正途出身，光绪三十三年（1907）坐的这个位置，一直等到革命发生。朴寿《清史稿》有传，关于这场抵抗，《清史稿》说的颇为惨烈：“宣统三年，省城民军起，（朴寿）率防军与搏，火器猛利，民军几不支。然民军虽被创，辄随时募集，防军以猛斗故，伤亡多，卒败溃。朴寿被执，受挫辱，不屈，遂肢解之，弃尸山下，其死状为最烈云。”当然，这位旗人将军，的确很顽固，也很认真。大概算是外地驻防八旗将军中，唯一一个有心有点作为的。据说待属下旗人相当厚道，辛亥年黄花岗起义之后，整个南方的官场风声鹤唳，福州官府，也迭次接到暗杀的恐吓信，他出行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把他吓得魂都要掉了，以为暗杀团来了，好容易惊魂甫定，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卫兵走火，一怒之下，下令杖责这个冒失鬼，令刚下，转念觉得不妥，不应这样得罪人，马上又取消，保下了那冒失卫兵的屁股。武昌起义一爆发，他就开始整顿旗营，充实军官，加强训练。凡十三岁以上的男子，人手洋枪一支，子弹三百发，妇女发小刀一柄，发誓跟汉人决战。可惜，将军的励精图治稍微晚了点，福州的旗营，跟其他旗营一样，缺员太多，即使全数上岗，也多为老弱病残，扛不动枪，能扛起的，也不会用。满城之外起义的新军大炮一响，这边就不战自溃，连将军衙门都空无一人了，白瞎了将军的报国之志。其实，新军那边，炮也放的乱七八糟，漫无目的。但是旗人怕炮，从来如此，炮一响，人就没了。不一会儿，旗营的白旗就挂出来了。在开战之初还豪气满满的将军，这会儿也没电了，躺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任凭部下缴械投降。据当日在场的旗兵回忆，投降的白旗上，还写了四个大字“愿缴军械”，这四个字，就是副都统明玉的儿媳妇亲手写的。再过一会儿，起义军派人进来，带走了朴寿，杀了他，副都统却被放了回来。肢解是没有的，但是朴寿的脑袋肯定是掉了。放回来的时候，人已经装在棺材里了，并没有弃尸山下。
当日唯一激烈的交火，发生在城外山上的一座寺庙里。守在里面的旗兵，在寺院墙上挖了很多枪眼，闻听起义军来攻，人影还没见着，就拼命放枪，而起义军也不进攻，跟旗兵一样，只是往寺院打枪。双方都没有经过战阵，都不敢来真的，只管霹雳啪啦地放枪，一个人都没伤到，子弹打光了，旗兵只好投降。显然，这部分旗兵比起他们的同事来，要勇敢得多，那些人炮一响，就都换上便衣开溜了。一场战斗，在起义军方面没有什么损失，旗营也没什么损失，大家都没怎么死人，只是浪费了好些枪弹。福州的革命党人，很讲文明，凡是放下武器的旗兵，一律不杀，交了枪，还发给一元大洋，见着若干没辫子的，给三块。应付来不及走的旗人，还专门成立了旗民生计筹备处，给他们发粮米。这么一来，那些提前开溜的人，再次溜回来找饭吃了。毕竟，福建里北方有点距离，外面兵荒马乱，还不如在原地待着。
革命党在跟立宪派争论的时候，往往强调破坏，鼓吹大乱。但是，一来革命其实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联合发动的，二来即使革命党人，除了少数出身会党、土匪的人，大抵是读书人，还未脱旧日绅士的风范，其实从心里也不乐意破坏。所以，尽量减少杀戮，成为多数起义者的共识。革命尚未成功，革命的旗帜就从排满，变成了“五族共和”，满人也混在里面，咸与维新了。其实，如果各地驻防八旗早知道是这么回事，连少数的抵抗也不会发生，革命的过程，会更加平和。
【清末的殉节问题】
改朝换代之际，有一道风景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了，后来修史的人就会感到莫名的遗憾，这就是殉节，具体说就是有前朝的臣子，在穷途末路之际，为王朝自尽。王朝消亡之际，如果殉节的人多，据说是说明这个王朝深恩厚泽，待士大夫不错。如果殉节的人少，就说明这个王朝不怎么样，官员士大夫对它没什么想头。因为所谓的殉节，理应是官员士大夫的事，食君之禄，才忠君之事，老百姓就是再念这个王朝的好，好像也没听说有殉节的，因为没有那个名分，也没有资格。如果按后来大批的遗老遗少的说法，清朝统治两百多年，绝对深仁厚泽，大够意思。但是很奇怪，在这个王朝消亡之际，殉节之人却相当稀罕。众多的汉人官僚，绝少有人念着这个王朝好的，就是念好，也不肯陪上命。事变之时子弹不长眼，被打死的有，但却罕见有人抹脖子、喝药或者跳井自杀。
“我本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其实，历朝历代，无论殉节者多还是寡，不死的官员，总是比死的多。也就是说，殉节的，永远比不过变节的人多。宣称被小妾拖累的，当属真情表白，更多的人，往往是打着尽孝的幌子，拿自己的父母做挡箭牌，骨子里还是惜命。不过，像清亡那样，殉节者如此之少，倒也有点不寻常。满人殉节的倒是有几个，比如镇江驻防八旗副都统载穆，还有湖北安陆知府桂荫，都属于自杀殉节。尤其后者，夫妻两个一并吊死在文庙，多少有点悲壮。但是，十八行省，汉臣里面，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封疆大吏，除了个别人比如山西巡抚陆钟琦被义军打死之外，居然一个殉节的都没有，大多数都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包括那些中兴名臣之后，也都是走为上。比之太平天国时，一个接一个城破就自杀抹脖子，真好像不是一个朝代。
当然，这么说有点绝对，在汉臣里，辛亥当口想自杀殉节的人还是有的，只是不够坚决，朝服都穿戴停当了，没死成。此人，就是武昌起义时湖北的按察使马吉彰。马吉彰是个回民，当年的回民是信教的概念，论民族那年月是算汉人的。一个回民，做到按察使的位置，挺不容易的。起义发生时，闻听总督走了，武昌城给起义军占了，不知那根筋搭错了，下决心殉节。告诉家人不许走，自己穿上朝服，径直走到臬司衙门大堂，抱着大印，端坐在椅子上，说是等革命党一到，他就自杀。开始还有若干衙役随从陪着，后来一个一个全溜了，只剩下臬司老爷一个，傻坐在大堂上。革命党没来，倒来了许多看热闹的民众，大家像看猴一样看着马大老爷，马大老爷感觉有点不自在了——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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