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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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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守将高彦伯出战，与日军正面相磕，打了一个平手。
吴文梓以此为论据，力陈日军狼子野心，和议是假，主张和谈的宋应昌是汉奸。
宋应昌有苦也说不出，石星骂他破坏和谈，言官们又骂他只想着和谈，这大明朝做点事怎么就这么难呐！
一时间，宋应昌的处境风雨飘摇，眼看就要被打成大逆不道的罪臣。不幸中的大幸是，这些言官弹劾宋应昌的时候，捎带着弹劾了一个人，李如松。
李如松是什么人？他爹李成梁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他本人是东北李氏家族的家主，辽东精骑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升迁贬谪对帝国政局影响极大。不要说李如松这次从朝鲜返回，是打了胜仗的，就是他败退而回，朝廷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李如松回辽东以后，他家中有一个叫诸龙光的私塾先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突然跳出来向朝廷控诉李如松暗中与倭寇勾结。朝廷毫不客气地判了诸龙光一个诬陷罪，“枷刑日中”，几乎暴毙而死。朝廷对李氏的态度，可见一斑。
李如松和宋应昌在朝鲜战场上一直不和，可现在却被一群言官栓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朝廷既然不敢动李如松，自然也不能动宋应昌。
经过一番真真假假的调查，最终证明，大部分对宋应昌的指控都属子虚乌有。
可惜这时候宋应昌已经是心灰意冷，不想再趟这里的浑水，终于提了辞呈，回原籍养老去了。
至此，明军援朝的一文一武两名大员，全都退出了朝鲜战场，终其一生都不曾再度踏足那片土地。
宋应昌自从接手经略一职之后，兢兢业业，驱动大明这尊迟钝的战争机器，与袁黄、刘黄裳等幕僚制订了详尽周密的作战计划，调派各地军队，统筹后勤，协调与鞭策朝鲜官员等等。这些大多是琐碎事情，毫不显山露水，很少为人所留意。
可如果没有了宋应昌强力而缜密的经营，残破萎靡的朝鲜根本无法支撑明军在朝鲜的军事活动，李如松更不可能打得那么随心所欲。纵观第一次援朝战局，明军运动颇有章法，进退有度，没出过任何大差错，此皆宋应昌运筹之功。
至于广为人诟病的补给问题，这是一个客观困难。宋应昌从国内筹措粮草没出半点疏漏，中朝边境粮草辎重堆积如山，奈何朝鲜就那么三五头骡子七八个人，换了谁来也解决不了。在这种极其局限的环境之下，宋应昌勉力支撑，让明军没出现大面积饥绥，应该是有功无过。
宋应昌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很像是一个清洁工。无论你怎么努力扫地，都看不出成果，可一旦你撂挑子了，立刻就看出来了。
当然，宋应昌本人不能说没有毛病。他对南军的偏袒程度不比李如松护犊子的劲头差，南北之争他至少得复49％的责任；他还曾经指使手底下的人向朝鲜人索要倭寇头颅，用来换取军功。这也是宋应昌的污点之一。
不过这些错误瑕不掩瑜，不能掩盖宋应昌所做出的贡献。朝鲜战争历时六年，大明经略先后换了四任，宋应昌的表现是最出色的一位，他在朝鲜战争中的尽心尽力，值得历史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有趣的是，不光是大明有人对宋应昌不满，就连朝鲜人也对他不那么瞧得起。
这其中的表面原因，是因为宋应昌在粮草运输问题上对朝鲜官员不假辞色，动辄呵斥，甚至还越权干涉朝鲜官员的任免，惹得朝鲜朝廷不满；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一个跟战争八杆子打不着的学术歧见。
李朝一直以来师从大明，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朱子学说为基础的儒学。而宋应昌、袁黄等人，则是王阳明的信徒，其中袁黄与王学渊源极深，他父亲袁坡是王阳明的弟子之一，他的老师是王阳明的嫡传学生王畿。
宋应昌、袁黄和其他“王学”门人一样，满怀着将阳明之学传遍天下的伟大理想。在万历十二年，王学门人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让王阳明正式配祀孔庙。等到宋、袁来到朝鲜以后，却惊讶地发现，一向对大明亦步亦趋的朝鲜，居然对阳明学说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于是，宋应昌、袁黄在打仗之余，还希望把王学萌芽播种在这片荒地之中。王阳明文武双全，所以他们就从最要紧之处入手，先教朝鲜军人阳明兵法，等到时机成熟了，又正式向朝鲜国王提出要讲习王学，传授儒生们阳明心法，甚至建议在朝鲜孔庙里也摆上一尊阳明像。
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朝鲜大臣们即使被日本人占领国土时，都没这么气愤。他们对宋、袁的这种做法极其不满，明里暗里拼命抵制，无论如何也要维护朱子学说的尊严，甚至骂宋应昌等人是“世衰妖兴，一至于此”。后来袁黄被李如松弹劾了十条罪过，其中一条就是他在“左道惑众”，连带着一些对王学有兴趣的朝鲜儒生，都被问罪处罚。
在这种情绪带动之下，朝鲜官员对宋应昌的一切都看不惯，种种记载里颇多讥讽。讽刺的是，这种激烈反弹与争论，反而让王学在朝鲜人所共知，引发了更多人思考，并最终发展出朝鲜阳明学分支的江华学派，也算是无心插柳。宋应昌、袁黄若知后事，也足堪欣慰了。
插播完毕，咱们回到正题。
宋应昌走了，顾养谦来了。
顾养谦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时任兵部左侍郎兼蓟辽总督，也算是一号人物。石星推荐他，一是因为他办事水平不错；二是因为他没参与过抗日战争，政治上没有包袱，可以毫无心结地展开议和活动。
比起宋应昌来说，顾养谦推动议和不遗余力，真心诚意，因为他的使命是促成和谈，只有和平才是显示出他的价值来。
可是他甫一上任，并没有急于表露出自己的态度。此时朝廷局面还乱得很，如果主战，会被主和派攻击；主和，会被主战派攻击，左右都不是人，顾养谦可不希望落得和前任宋应昌一个下场。
顾养谦一直在等，等一个合适的契机。
大明朝廷里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根本性分歧，在于日本的态度：主和的认为日本已经表现出恭顺，可以安抚；主战的认为日本是狼子野心，根本没表现出臣服的姿态。
如若有什么证据证明日本确实服软了，那就好办了。
说证据，证据还就真来了。
沈惟敬、内藤如安伪造好了《关白降表》以后，兴冲冲地来找宋应昌。结果宋应昌没找到，他们碰到了顾养谦。
顾养谦一看，乐了，这可真是瞌睡时来个了枕头哇。有了这份关白降表，事情就好说了。
然后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找万历皇帝商量，说日本人已经把降表给准备好了，看能不能把对日本提出的条件再弄的优厚一点，从“只封不贡”改为“封贡并行”。这可以理解，开出的好处越多，和谈的概率越高嘛。
朝廷中的主战派一看顾养谦这小子又来这一套，绵绵不断的弹劾又攻了上来。但这一次顾养谦扛住了，因为他上头有石星顶着。
石星之前没出手保宋应昌，是因为后者跟他的战略思路不合，现在顾养谦是地道的主和一派，手里又有《关白降表》，他自然得全力保下。
对于顾养谦的“封贡”之议，万历心里很犹豫，不是特别情愿，只想给秀吉个空头名号就算了。可顾养谦这人有耐心，反复陈说日本非常恭顺，和平一定会达成，甚至说朝廷若不答应封贡，那我就辞职算了，没法儿谈。
万历问计于首辅王锡爵，这老头子答的含含糊糊，说什么“若真心向化，绝无絶理。又非我孝子。若分外要求。绝无许理。”等于什么都没说。万历又问石星，石星自然是向着顾养谦的。几番周折，万历皇帝这才勉强开了金口，说只要日本人拿出点实际保证，都撤军回去，那封贡之事便有可议。
得了万历首肯，顾养谦乐颠乐颠地开始准备做第二件事，撤兵。
当时驻守朝鲜的明军尚有一万六千余名，分为川兵与浙兵两部。顾养谦为了让日本人感觉更舒服，和谈气氛更和谐，毅然决定先把浙兵撤回国来，只留下刘綎的川军协助防守。
吴惟忠、王必迪、骆尚志等浙军将领对这个命令没有太大抗拒，在入朝的这几年里，南兵已经在朝鲜战场付出太多牺牲，现在是时候回去休整一下了。
于是，这些戚家军的后裔们点齐兵马，在朝鲜君臣依依不舍地挽留下退出朝鲜。这些伟大而朴实的战士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真心尊重，朝鲜人视他们为真正的勇士，日本人看见他们掉头就跑，而当他们返回祖国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杀戮。
入朝的浙兵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开战前临时从浙、闽、粤等地御倭兵力抽调北上的；还有一种是戚继光当初带来北方驻扎在蓟镇的浙籍部队。后一种部队回国之后，接到命令直接返回蓟镇驻地。可是蓟镇总兵王保却拒绝给他们发放饷银。
这一下子激怒了浙兵，他们在朝鲜浴血奋战，缺衣少食，唯一的动力是回国以后可以有大把奖赏可发，可现在朝廷食言而肥，怎能不让他们愤怒？
更关键的是，蓟镇总兵王保是辽东出身。南兵北兵在朝鲜战场上已经互相看不顺眼，如今回国了，又有辽东人骑在头上拉屎，更不能容忍。
其中有三协浙兵反应最为激烈，几乎酿成兵变。王保听说以后，赶紧宣布召南兵去教场领饷银。这些南兵以为真有银子发，放下武器，高高兴兴去了。一进教场，王保立刻翻脸，周围出现无数刀斧手，逢人就砍，登时杀得血流成河。王保唯恐还有幸存者，又把部队名簿取来，一个一个点名，点到有活的，再补一刀。
王保在杀完南兵以后，犹嫌不过瘾，纵容部下把附近的行商又掳掠了一番，把这些算到已经死去的南兵头上。王保随后上报朝廷，说南兵谋反，劫掠商贩，蓟镇出兵镇压，已把叛军全数扑灭。
这起惨案引起了普遍关注，一些有正义感的言官——如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等人——上书抗议，批判说王保所作所为，简直比坑杀赵军四十万的白起还狠毒，要求重新调查此案。
负责调查的巡关御史马文卿一力包庇王保，而兵部尚书石星也表现出倾向辽东军的态度。他倒不是对辽东有好感，主要是因为撤兵是顾养谦做出的决定，如果此案要细查起来，顾也脱不了干系，会影响到中日和谈战略布局。
于是，在石星、马文卿等人的阻挠之下，这起事件遂被定性为“平叛”。王保非但没受惩罚，反而平叛有功，升官了。这些浙兵没有倒在倭寇手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真是叫人不胜唏嘘。
顾养谦对南兵没有半点感情，对国内发生的这些事毫无兴趣，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忙于安排第三件事。
这事与朝鲜人密切相关。
在这之前，朝鲜人听说了大明朝廷的争论，赶紧派遣了一位叫许项的使者，去游说明臣们不可撤军。这位使者到了辽东，直接被顾养谦给拦了下来。
老顾一看，不行，不能让朝鲜人害了我的大事。他把许项软禁起来，派了一个叫胡泽的手下，带着他的亲笔前往朝鲜汉城，递交给国王李昖。
李昖打开这封宪帖以后，当时呆住了。在这封信里，顾养谦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这个要求太精彩了，我忍不住要把其中的重要段落摘录出来：
〖今者饷已不可再运矣，兵已不可再用矣，倭奴亦畏威请降，天朝正宜许之……尔国君臣如以倭渐退留釜山等听候明旨，不敢复肆侵犯，悉入章奏，闻之朝廷，为倭恳请封贡，以速其去，倭必反德尔而去，且不复来矣。〗
意思是：我们一不打算派饷，二不打算运兵，和谈是唯一的出路，你们若是不想日本人再打过来，不如替他们上表朝廷，请求封贡。日本人得了便宜，自然便不会骚扰你们啦。
顾养谦不愧是一位“奇才”，为了促进和谈，居然连这么一招都想得出来。他打的如意算盘很简单，连被害人都请求宽恕凶手了，朝廷岂有不恩准的道理——至于朝鲜人愿意不愿意，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朝鲜的安危掌握在大明手里，大明说什么，朝鲜就得做什么，没有商量的余地。
朝鲜大臣们一听这个建议就急了。这也太过分了吧？我们被日本人欺负得这么惨，居然还让我们替他们请求封官？以德报怨，也没这么报的。于是李昖派了一波接一波的使臣去拜访顾养谦，希望他收回成命。
可惜顾养谦不是宋应昌，他铁了心要和谈，对朝鲜的恳求压根不听，反而以撤兵作要挟。
两边就这事开始扯皮，一扯就扯到了七月份。还没等扯出结果呢，来自北京的一场信任危机悄然降落在顾养谦头上。
原来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初，宋应昌那时候已经离任，顾养谦还在上任的路上，整个朝鲜战区正处于没人管的状态。李昖趁这个机会，派了一个谢恩使团去北京告状，把晋州惨案和倭寇在和谈期间的一系列骚扰行径汇报给大明朝廷，请求千万别搞什么封贡。
这个使团在北京大概是没使动关节，一直没机会觐见万历皇帝，一呆就是好几个月。他们带的奏章，即便是递上去了，估计也是石沉大海，无人问津。可凡事架不住有心人。这份奏章，被戶部的給事中陈世恩无意中看到了。
陈世恩立场是主战，正发愁如何才能攻倒石星庇护下的顾养谦，他看到这份奏章，不禁大喜过望，连夜查阅往来文书，写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弹劾帖。这篇弹劾帖写的极其精彩，里面大量引用了大量明、日、韩三方的信件文书和作战记录，引经据典，逻辑清晰，力证顾养谦的封贡之议是完全错误的。
万历看了这个帖子，很不高兴。顾养谦这小子，倭寇明明这么嚣张，他还说什么倭情恭顺，这不是拿皇帝开涮么？他批示说：“事成，功有所归。不成，责亦难诿。今后但有争论奏疏，宜两存勿辨，以观日后效验如何。”
石星一看这个批示，登时坐不住了。万历本来是支持和谈的，现在立场却发生了动摇。他赶紧让顾养谦拿出点成绩出来，否则皇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心思。
顾养谦一听，连忙对朝鲜人放了一句狠话：“你们若再不替日本人请求封贡，我就把明军全撤回鸭绿江，到时候东事将不复矣！”他说到做到，在浙兵之后，刘綎所部川军也被调回国内，大明在朝鲜的驻军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朝鲜人扛不住顾养谦的威胁，纵然他们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咬牙认栽，违心起草了一份代倭请封表。
与此同时，他召见了困在辽阳好长时间的内腾如安。顾养谦之前一直把内腾如安软禁在辽阳，是因为他知道单是这份降表不能说明问题，必须和朝鲜人的代请封贡奏折一起交上去，才有说服力。可怜内藤如安就为了这薄薄的几页纸，白白等了好几个月。
这次顾养谦见了内藤如安，说你收拾收拾，带上《关白降表》准备上京，只要朝鲜人的奏折一到，你就出发。内藤如安欢天喜地回去整理行装，耐心等候。
可怜内藤这一等，又是两个月过去……
朝鲜人的代请封贡的奏折写好是写好了，可到底送还是不送，大臣们又争论了很久，等到李昖下了决心，让使臣带着奏折出发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份了。
这时一个人事变动的消息传到了汉城。顾养谦被回调兵部管事，接替他的是兵部另外一位侍郎孙矿。
李昖一听就急了，被免职了？我们才按照老顾你的要求昧着良心帮日本人说话，这才几天你就被撤职了？
这不坑爹呢吗？
不怪李昖这么激动，顾养谦搞出这么不靠谱儿的一出戏，让朝鲜人的立场全乱套。
顾养谦怎么会被撤职呢？又是石星下的手！
以陈世恩为首的言官这几个月来卖力弹劾，顾养谦又迟迟拿不出成绩，已是左支右绌。五月份福建巡按御史刘芳誉上书请求绝封，在奏折里他说已经派人联系上了在日本的许仪后——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人物——取回来更详细的情报。情报显示日本厉兵秣马，一直在积极备战，甚至连日军火器原料积储产地什么的都打探清楚。
刘芳誉是顾养谦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石星一看到这份奏疏，便知道老顾已是圣眷不在，不能再留了。他只得施展出丢车保帅的手段，把被弹得千疮百孔的老顾调回部里，另外派了孙矿去接任。
孙矿也主张封贡的，可朝廷的风向有了变化，他也不好表露出太明显的倾向。在陈世恩等人的策动下，很快朝廷掀起了一股新的主战风潮，鼓吹响应朝鲜的请求，增兵半岛以备倭寇再袭。
陈世恩“保卫朝鲜，干掉倭奴”的口号还没喊完，朝鲜人的代日封贡奏折在九月十二日送到了北京……
这一下子，大明朝廷所有人都糊涂了。
朝鲜到底怎么回事？先说不可与倭寇议和，现在又忽然来这么一封代倭封贡的奏折，前后矛盾抵牾，混乱不堪。
远在汉城的李昖委屈得都快哭了，想打的时候碰上大明想和，想和的时候又碰上大明想打，这时间差真不怪我，实在是要怪北京离汉城太远，信息更新太不及时了。
这一连串黑色幽默的误会搅混了京城的水。主战派苦心孤诣为朝鲜制造舆论，现在苦主居然先反水了，士气为之顿挫。
这时候，老奸巨猾的石星意识到，机会总算来了。
这位老政治家向皇帝提议说现在大家思维这么混乱，要不咱们找个明白人问问吧。万历皇帝说找谁问啊？石星淡然一笑，告诉皇帝日本有一位使臣小西飞就在辽阳，一直恭敬地等待着来北京朝觐的许可。
万历皇帝对日本使臣兴趣不大，可石星又告诉他，您别忘了，这位日本使臣身上，带着丰臣秀吉给咱们大明的降表呢。这一下正搔到了万历皇帝的痒处，他之前听顾养谦说过有这么回事，但没细问。现在石星一提，他马上就想起来了，下旨说：“叫过来吧！”
皇帝金口一开，什么事情都好办。石星立刻派了一位兵部特使姚洪前往辽阳，通知已经等得快发疯的内藤如安去北京觐见，沈惟敬作陪同。
内藤如安大喜过望，连夜收拾行李，往辽东而来，并于十二月上旬抵达帝都。
当他看到北京巍峨的城墙时，不禁泪流满面。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他带着主君的期待踏上釜山，到今天终于到了北京，这一段路他足足走了一年半……
第九章 东亚第一骗局（上）
内藤如安在北京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是几十年来第一位以正式使节身份抵达京城的日本人。石星和主和派的官员都把他当成了和平天使，希望他的到来能够为两国和谈带来一丝曙光。为此，朝廷还特意恩准，允许内藤如安过城楼的时候可以不下马——这已经是王公级别的待遇了。
内藤如安被安置在朝阳门外的成国公庄居住，沈惟敬陪他一起住。这里本是靖难大将、成国公朱能在北京的宅子，八世孙朱世桢早在万历十四年自杀身亡，目前还没人袭爵，庄子也空着，正好便宜了这个日本人。
盘桓数日，到了十二月十一日，内藤如安终于在午门楼见到了大明最高的统治者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以会见朝鲜、琉球使臣的礼仪接待内藤如安，排场极大，百官陪班，数百余名盔明甲亮的大汉将军林立两侧。内藤如安哪里见过这种气势，吓得两股战战，一叩到底，表现得极其恭顺，如同一只见了狮子的绵羊，乖乖奉上了伪造的关白降表。万历展卷一读，不禁微微点头。
这降表的语气低三下四、战战兢兢，一副唯恐惹怒大明的神态。这让万历很是满意。皇帝嘛，金银珠宝都不缺，要的就是一个面子。现在既然日本关白把面子送过来了，万历自然是龙颜大悦。
趁着高兴劲儿，万历问了内藤如安几个问题，诸如“秀吉为何侵略朝鲜”、“战败以后为何赖在朝鲜不走”之类的问题。内藤如安的回答也是老生常谈，无非“朝鲜阻挡我国进贡之路”、“乞待上朝封赏”之类。这些话题前几个月朝廷都吵烂了，没什么新鲜的。
万历发话了：“让兵部派个人去釜山告诉小西行长，朝鲜不能留兵，当地筑的城堡一律烧毁。”内藤如安跪在地上，指天发誓，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顺从上朝意愿，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万历大喜，指示说“如果你们能这么听话，那么万事好商量，具体细则去跟石星他们研究一下吧。”
觐见没多长时间就结束了，皇帝只需要表明个政治态度，具体细节还得让底下的人商议。内藤如安见完万历，在二十日前往左阙门附近的办公室。在那里，石星和赵志皋、吏部尚书孙丕扬有关部门的大臣向内藤如安正式提出了大明的三个条件：
一，所有日本人都回日本。
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通贡则不许。
三，发誓再不许侵犯朝鲜。
相比起秀吉提出来的那狂妄的“秀七点”来说，万历皇帝已经是相当大度了，既没提惩罚，也不提赔偿，只要你恢复到战前状态，咱们这事就算了了。
如果你说话不算话，那也没关系。万历早已经划出了底线：“既定釜倭报退，则前局可完；如既封而倭不肯即行，或别有要求，则无再复议一意战守。”意思很明确，你这回要是老老实实退了，那么封事如常；如果你还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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