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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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丁应泰又说了：在这本书里，写到日本年号字都特别大，写到大明年号，字都特别小，明显有不臣之心。

罗织到了这地步，也算是一朵奇葩。

朝鲜一听，又是害怕，又是愤怒。他们实在没想到，为了捞出杨镐，把自己也搭进去了。国王少不得又派遣使臣继续辩诬之旅，拼命辩解这本书是伪造的，朝鲜对大明的恭顺绝无问题。

好在万历皇帝大事不糊涂，他知道丁应泰在瞎说，于是下旨安抚朝鲜国王：“尔国世效忠顺，不必因人言疑惑。”万历皇帝又给他们吃了一粒定心丸，说朝廷大军已经云集，新任经理万世德也已经往朝鲜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于是从万历二十六年的正月到九月之间，明军没有继续进攻，一边积蓄力量一边热热闹闹地打着嘴架。在这期间，除了丁应泰折腾起的大波澜以外，还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件是李如松之死。

这位总兵回国以后，朝廷里指责他通倭的声息一直未曾断绝，李如松也很识趣地低调过日子。万历二十五年，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无数人都盯上了这个肥缺，推荐奏表如雪片般堆到内阁，可没想到万历谁也没挑，直接发话让李如松担任。

朝廷官员们不甘心，七嘴八舌地说李如松有多差多烂，万历却丝毫不为所动。李如松对万历的爱护大为感激，从此尽心尽力。万历二十六年四月，土蛮侵犯边境。他亲率部队前往围剿。这位大将秉性不改，仍旧喜欢冲锋在前，轻骑孤进。这一次，他没有像在碧蹄馆那么幸运，在诨河附近中伏身亡，年仅五十。

消息传到汉城，朝鲜国王李昖闻之嗟叹不已。他跟李如松相处的不太愉快，但后者夺还三都的大功，也是不能抹煞的。李昖派了专使前往辽东吊唁，还在汉城设立了牌位祭祀。

李如松的死影响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祖承训。他原来驻扎星州，听到老长官阵亡的消息，大为悲痛，当时就表示要回辽东。但杨镐考虑到援军未到，没有批准他这个请求。

还有一个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

丁应泰在奏疏里除了骂杨镐以外，骂得最狠的就是李如梅，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在他的嘴里，李如梅是一个无比贪婪、无比蠢笨又无比暴虐的将领，朝廷居然容忍他活到现在，简直不可理解。

可万历却没有动李如梅。

一来是李如松刚死不久；二来万历本人还是挺欣赏李如梅的，反而一度考虑过把他扶为御倭总兵官。这个举措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他们觉得李如梅在朝鲜抢功劫掠，不收拾他就算好了，怎么能还升职呢？

群臣都没料到，这是万历一招拆屋开窗的妙手。我说开窗，你们一定反对；但我说要拆屋子，你们就会说只开个窗户就算啦。在大臣们上书反对李如梅担任御倭总兵官之后，万历大笔一挥：“好，听你们的，李如梅在朝鲜表现不佳，还是回辽东接替他哥哥当辽东总兵吧。”

不只是辽东总兵，万历还给他加了一副担子，担任备倭总兵官。备倭就是防备倭寇，辽东防备倭寇的方向，只有朝鲜一处，所以实际上他的职责，是管理援朝明军在辽东境内的后勤补给。这等于是肩负起了辽东战区、朝鲜后勤区两大重任。

李如松九泉之下，看到万历这么够意思，也可以瞑目了。

第二件事，是李宁之死。

李宁也是辽东军的一名悍将，早年在辽东名声不太好，曾经屠杀平民冒领军功，被御史弹劾过好几次，但他倚靠的是李家这棵大树，都有惊无险地渡过去了。

李如松入朝的時候，李宁作为主力之一也随军而行，历经平壤、碧蹄馆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第二次援朝的时候，他也跟祖承训等人一齐再度被征召入朝。蔚山之战后，他被分配到了居昌附近，协助解生防御，在双方实际控制线附近活动，算是一线作战。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解生在居昌击溃了日军一股小部队，救出大批朝鲜百姓，把明军的控制线推进到居昌以南。这意味着明军从此可以一路南下进攻晋州，把日军的沿海防线一分为二。

驻守晋州的岛津连忙派遣一支部队北上，封堵住明军沿中路进攻的大门。杨镐接到军情以后，立刻命令李宁率兵两千前往阻截，力求把敌人拦在居昌附近的险峻山岭中。

李宁与日军在居昌、咸阳附近的沙斤驿发生了遭遇。他对倭寇毫无惧色，二话不说，带着人杀过去，与日军拼了个势均力敌。日军面对辽东铁骑，抵挡不住，纷纷败走。这时候，李宁的“李如松综合症”爆发了，他没有等全军集结，只带着身边的几十个家丁就杀了过去。

日军一看李宁轻军深入，便在山后摆了一个口袋阵。等到李宁入围之后，四面伏兵大起。李宁这几个人带的太少了，即便是辽东军战斗力惊人，也无法弥平巨大的数量差距。李宁奋战不敌，被乱枪打死——和他的老长官李如松一先一后，同月身亡。他战死以后，他的亲兵把总李乐带着六百多人继续，最后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脱离了战斗，被赶到的朝鲜军郑起龙救了下来。

李宁是整个援朝战争中明方阵亡的最高军官之一，副总兵。李宁战死之后，杨镐立刻下令让其他将领都安心防守，切不可轻易出击。

其实杨镐的担心是多余的，日军除了在居昌搞了一次大活动以外，然后在彦阳、锦山、古今岛、顺天、龙谭等地发生了一些小摩擦以外，其他时间都表现得异常乖顺。

日本人不仅不愿意往北打，而且已经不愿意再打了。早在二月份蔚山之战刚结束的时候，加藤清正派了一个日本使者和一个朝鲜俘虏，前往汉城要跟杨镐继续和谈，结果走到竹山就被吴惟忠逮住了。杨镐连见一面的兴趣都没有没，让吴惟忠自己处理。到了四月份，在顺天的小西行长又派了那位金牌小间谍要时罗，前往南原找李芳春，希望和谈。李芳春这次一点没客气，直接把这位爷逮起来了，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他们为什么这么急着和谈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秀吉之死。

秀吉在这一年，病情愈发严重。这位六十二岁的老人罹患重病，早已经是形销骨立，弱不禁风，连走路都需要搀扶，只能龟缩在伏见城里，只是在三月份去醍醐寺赏了一次樱花。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位日本霸主绝对撑不过今年了。

庆长之役是秀吉凭借一己之力强势推动，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打的十分不情愿。现在秀吉已经病入膏肓，日军退出朝鲜已经是必然之势。现在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退，怎么退而已。征朝诸将在心里都开始打起了小九九。

秀吉的野心此时已经被病魔折腾得所剩无几，再没了“显佳名于三国”的理想。可他觉得不甘心，前方的捷报频传，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每一战都杀死几千数万的明军与朝鲜军，吓得大明和朝鲜不断乞和，可为什么日军的领地却越打越小，敌人越打越多呢？

前线的真实情况是怎么回事，秀吉其实很明白，毕竟他自己就是行伍老手。只不过这位老枭雄不肯放弃心中那一点侥幸，不愿意让花费了无数心血的征韩大计付之东流。可是理想在现实面前碰的头破血流，朝鲜战局的日趋恶化，国内越来越多的一揆叛乱，还有德川等东国大名们谦恭外表下的隐隐威胁，让秀吉不得不把目光从自己挪到心爱的儿子秀赖身上。

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但秀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不能扔下一副烂摊子就走，我要给我的孩子留下一个万国臣服的天下。

于是，狂妄的秀吉逐渐消失，理性的秀吉在慢慢醒来。可是，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庆长三年（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前田利家等大老集体向秀吉请求撤军。在秀吉的默许之下，小早川秀秋、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等大名先期渡海归国。他们要么是秀吉的亲戚，要么是西国的精锐，秀吉先把他们调回国，是怕他们折损在朝鲜，削弱丰臣家的实力。

而留在朝鲜的日军，只剩下六万多人，其中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锅岛父子、立花宗茂、宗义智和岛津义弘等大名——基本上全是九州兵。他们以东边的顺天、中部的固城、泗川以及西边的蔚山、西生浦为三个支撑点，背靠大海，遮护全罗、庆尚两道的南部海域。

这六万人，是日军两次侵朝的绝对主力，绝大部分战役都是由他们承担的。秀吉没让他们回国，一是需要他们监视联军动静，以免干扰大部队渡海；二是他还抱有一丝侥幸，希望能在朝鲜保留一个落脚点，以便日后再图。

可惜秀吉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庆长三年八月十八日，这位日本霸主在伏见城内溘然去世。在临终前，秀吉向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以及上杉景胜五位大老表达了托孤之意，希望他们能辅佐丰臣秀赖，把丰臣家的传承一直延续下去。

在五位大老先后都表达了忠心以后，秀吉停止了呼吸。这位壬辰战争的元凶，就这么死在了战争结束之前，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这对他来说，反而是件好事。

无论秀吉在日本国内拥有多么崇高的地位，无论后世的影视文学电子游戏对他进行怎样的渲染和美化，对于大明以及朝鲜来说，秀吉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侵略者，他的双手沾满了几十万明、朝军民的鲜血。这个元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就死去，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丰臣秀吉的侵朝，是日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邻国展开以灭国为目标的大侵略。它不仅影响到了当时的政治格局，还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数百年后。秀吉的精神信徒们再次踏上朝鲜，开始了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其思想渊薮，即肇始于秀吉。

八月二十七日，除了宇喜多秀家以外的四位大老，集体签发了一份文件，文件只表达了一个意思：根据秀吉的遗命，要尽快把驻朝日军都撤回来。九月十五日，他们又形成一份决议，要求设法大明和谈，以争取时间。

到了九月二十八日，四大老第二次下达了班师的命令。

这道命令，驻朝的六万日军没有立刻执行。

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实在忙得走不开。

因为一个绝大的危机，正朝着他们汹涌袭来。

第十九章　大增兵

从万历二十年小西行长进攻釜山开始，这场战争已经足足持续了七年。

别说日本与朝鲜被拖得民生凋敝，就连大明也感觉到一丝疲惫与不耐烦。朝中已经有很多人议论，认为朝廷应该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不能再拖了。万历皇帝本人也希望尽快结束朝鲜战争，让国家财政喘一口气。

本着这一诉求，大明朝廷在丁酉之乱一开战，就确定了一个明晰的原则：增兵，增兵，再增兵。

李如松和杨镐的两次出兵，总兵力都只有四万左右，部队成分也以辽东、南兵与宣大为主，相对比较单纯。但如果要扩大增兵规模，势必不能继续从辽东与宣大抽调——这两处肩负着守卫大明北方的重任，不可能为了朝鲜削弱京师的防御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全国全国海选合适的参战部队与指挥官，而且还要设计更庞大、更复杂的后勤补给计划，这些工作都无法一蹴而就。

所以在开战之初，明军一直处于兵力不足的窘境。这种窘境，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六年蔚山之战结束以后，才得以缓解。

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开始，以游击将军蓝方威的四千浙兵、前营参将王国栋的三千骑兵延绥为开端，开始了明军的增兵大浪潮。来自辽东、宣大、保定、江浙、四川、广东乃至广西、云贵的土兵相继汇聚到朝鲜来，道路上的车马络绎不绝。

在这些援军中，有三个人特别值得提一提。

一个是刘綎。刘綎也算是抗日援朝的老面孔了，他在第一次援朝战争中赶上了尾巴，没打什么大仗，打了两年酱油就回国了。

刘綎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毛病，贪财——其实贪财不算怪，怪的是刘綎总认为别人跟他一样贪财。本来他从朝鲜回国，一桩稳稳的大功已经到手，刘綎还想再多捞点，就去贿赂御史宋兴祖，结果被一状告到部里，朝廷念在他在朝鲜呆了两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深究。后来朝鲜战争打完以后，他被派去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在总督李化龙的强烈支持下，刘綎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时候他老毛病又犯了，去贿赂李化龙的父亲，结果又被捅上朝廷，功过相抵……你说这人到底图什么。

这些都是后话。且说这次援朝大增兵，朝廷想起刘綎的资历，觉得是个好人选，就命令他带领他麾下那支“多国部队”再次出征。刘綎出发的很早，在二月份就抵达了前线，驻扎在全州负责西线防御。

第二个人是董一元。

董一元和麻贵同属宣大系，也是将门出身，远祖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父亲董旸和哥哥董一奎都是一代名将。董一元本人长期驻守在蓟州、宣府、宁夏、延绥等地，战功累累，是个精熟于边事的老将。

在万历二十二年，就在朝鲜战场上谈判谈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董一元被调到了辽东担任总兵，接替李成梁之位。他跟杨镐、李如梅等人合作，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蒙古部的把兔儿，消除了一大威胁，大受万历皇帝褒奖。二十五年被弹劾去职，接替他的恰好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

现在杨镐被弹劾丢官，李如梅又因为李如松之死而留在辽东。董一元战功卓著、资历老，又同时拥有宣大、辽东背景的将领，能镇得住场子，于是他被选中担任御倭总兵官，三月份抵达朝鲜，独带一路。

第三个人叫陈璘。

这个人特殊在何处，只要看他的头衔就知道了：钦差统领水兵御倭总兵官。

他的到来，只意味着一件事：大明水师出动了。

在漫长的抗倭战争战事中，大明水师一直保持着沉默，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战争初期，朝廷无法判明日军的主攻方向，生怕他们佯攻朝鲜，实袭沿海，因此各地水师都以保卫地方为第一要务，不敢轻易北上集结。第二：等到日军的战略意图清晰了以后，又横空出世了一个李舜臣，打得日本水师七荤八素，朝鲜水师足可以应付，不需要大明水师千里迢迢赶过去。

所以在长达数年的战争和对峙中，一直缺少大明水师的身影，不是没想到，而是不需要。

在这期间，大明水军只有两次登场的机会。一次是在李如松攻克平壤以后，为从山东、天津等地向朝鲜运送补给物资的船队提供护航；一次是日军从汉城撤退以后，一支舰队在宋应昌的要求下南下全罗道，试图配合他偷袭釜山的计划。后来和议声起，这个计划无疾而终，于是这支舰队也就撤退了。

一直到丁酉再乱的漆川梁海战爆发，朝鲜水师全军覆没，经略邢玠才惊觉水师对于战局的重要性。尤其是蔚山之战后，日军在水面来去自如，让邢玠更痛感需要一支强大的水军来配合陆上攻势。李舜臣确实很能干，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手里就那么几条船，袭扰可以，正经打仗就不够力了。

朝廷对邢玠的要求回应非常迅速，很快就派遣了以陈璘为首的广东水师前往助战。

陈璘是广东人，能征善战，尤其是擅长水战，在广东声名赫赫，声望连在北京的万历皇帝都有所耳闻。可惜他性格不是特別好，为人贪渎，曾因虐待士卒而引发哗变，屡遭弹劾，在官场一直上上下下，经历颇为坎坷。

陈璘与抗日援朝的结缘，比任何将领都早。早在万历二十年，朝廷还没决定出兵的时候，万历已经在全国提前开始挑选将领。两广总督萧彦力荐陈璘，把他夸得无比英勇。于是在当年的八月份，北京下文，把陈璘从南方召到京城，担任神机七营参将，以备咨询。

陈璘一看居然赶上这么好的机会，欣喜若狂，他从家乡招募了五百多兵子弟，配备了精良火器，奔赴京城而去。战争开始以后，陈璘很快被任命为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副总兵，防备日军登陆。

就在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的时候，陈璘却倒霉了……

陈璘是个彻底的主战派，他一直强烈要求带着水军上战场，不停地给上峰上书。你说他是真心要为国效力也行，说他是为了故意表现自己的勇气也行，总之闹得是全军皆知，谁都知道有个陈姓大将跃跃欲试，要求带着水军入朝参战。

这个请求在战争初期一直被人忽视，因为李如松打得一直很顺利，用不着水军。到了碧蹄馆之战后，宋应昌深切地感觉没有水军，不能成事，他一下想起来陈璘，一纸调令让他过来助战——但这一举动，却惹恼了兵部尚书石星。

大家都知道，在万历二十一年之后，石星逐渐变成了主和派，与宋应昌龃龉频生，两个人就战和问题分歧很大。现在宋应昌要调陈璘入朝，摆明了是要扩大战争规模啊，这与石星的方针完全相左，必须要阻止！

当时封贡之议刚起，对日方略朝廷还没取得一致意见，和谈的气氛尚不浓烈。石星不敢明目张胆地阻挠，于是他玩了一手阴的：举报陈璘向自己行贿。

其实驻京武将向文官敬献礼物，在大明已成了官场潜规则，人人皆是如此。陈璘到北京以后，也未能免俗，送了石星几件绒毯和几个琉璃杯子。他万万没想到，石星为了打击宋应昌，居然拿此事发难。

行贿证据确凿，陈璘也没什么好辩解的。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撤了职，带着陈家军灰溜溜地被调回广东、福建一线去了。他可真是躺着也中枪。

现在邢玠提请水师助战，万历皇帝一下子就想到了陈璘，跟内阁议了议，着兵部发下一纸调令，让他带着广东水营北上抗日。

陈璘带着自己的几个心腹和儿子陈九经，总兵力八千六百人，浩浩荡荡开赴朝鲜而来。这八千多人里，只有陈九经率领的两千人是两广水兵，还有两千广东步兵以及四千六百名狼土兵。

狼土兵是明代抗倭的一段传奇。早在嘉靖年间，抗倭名臣张经就曾在俞大猷的建议下，调派广西田州等地的壮族土兵，谓之“狼兵”，又叫“俍兵”。与湘西土家族士兵合称为“狼土兵”狼兵作战极为悍勇，曾经在王江泾一战剿灭倭寇近两千人，是戚家军之前的明军抗倭主力。陈璘带的这支狼土兵，其成分已经不同于嘉靖年间，混杂了壮、土家、苗、瑶等西南少数民族，不过战斗力丝毫不减。

邢玠大概觉得只有两千水军太过单薄，又向朝廷发问，调来了邓子龙的三千水军，归陈璘统一管理。邓子龙是一员老将，这一年都七十了，他在福建抗过倭，在江西平过乱，还在边境跟缅甸对峙了十二年，打得缅甸人不敢北望。他的出席，让陈璘的水师如虎添翼。

同时开赴朝鲜的，还有一支一千六百人的广东水军，由陈璘的老战友副总兵吴广率领，编制上归刘綎管辖，是独立于陈璘的一支水师部队。

等到陈璘进入朝鲜后，又有一支来自南直隶水师与之会师。这支水师是由游击将军梁天胤和把总李天常统领，总兵力五千人。

仅仅只是陈璘这一支部队，就超过了朝、日两军水师的总和。

陈璘的先头部队早在二月底就抵达了朝鲜，驻守在鸭绿江口，他本人在四月份入朝，而广东水师的主力抵达的时间，是在五月十六日。陈璘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就地熟悉朝鲜附近水文情况。恰好这时候丁应泰弹杨镐案爆发，明军陷入停顿状态，一直拖到万世德接任经理一职以后，陈璘的水军才在七月二十六日向全罗道开进，一共五百多条船——注意，大明的“船”，和日本的“船”无论是吨位还是威力可都是截然不同。

陈璘到了朝鲜以后，很得朝鲜君臣欢心。朝鲜国王李昖接见他的时候，陈璘什么礼品都不要，只要求提供诸如解硝、瓦罐、石灰之类的作战物资，慷慨表示不干掉日本人我就不回去了。这种态度，让李昖十分欣慰。

他们的高兴劲还没过呢，问题就出现了。

李昖在汉城设宴款待陈璘，吃饱喝足以后，一群人出走消化食儿，走到一处叫青坡野的地方，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惨叫声。朝鲜君臣和陈璘凑过去一看，傻眼了。

一个叫李尚规的朝鲜官员被一根绳子系住脖子，在地上像狗一样拖来拖去，绳子那头，是陈璘的一名部下，一边拖曳一边还骂骂咧咧。

虽说大明将领虐待朝鲜官员不是第一次，但当着国王的面这么干，可实在是太打脸了。陈璘也觉得不太合适，喝叱部下赶紧住手，跟李昖告罪，然后匆忙离开。

陈璘走了以后，李昖和几位大臣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好。他们派人再一打听，才知道这位陈将军是以脾气暴烈而著称的，发起火来什么都敢干，手底下养出来的也全是骄兵悍将。他带兵北上路过山海关的时候，因为拨粮稍微迟缓了一点，陈家军一齐鼓噪，把当地的旗鼓官给打了一顿。这事一直闹到朝廷，可是水军集结在即，朝廷也不好深加惩处，只得口头申饬了一番，另外派吴广赶紧与陈璘会师，以保证军心不乱。

陈家军对付自己人都毫不手软，更别说对待朝鲜人了。

柳成龙一听到这些事迹，面如死灰，连声道：“这回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