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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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南将军胡廷美、副将军何文辉率师至建宁，元守将同佥达里麻、参政陈子琦集僚佐谋曰：“闻大明军骁勇，自入杉关，诸镇兵皆望风瓦解，其锋不可当。今吾城中军士，亦不下万余，储畜尚富，可以拒守，不可与战。彼攻吾城不克，必将自退，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众皆曰：“然。”由是备御甚坚，廷美等进围之，数与挑战，达里麻等固守不出，我师环其四门攻之。

癸未，上谕省府臣曰：“尔诸大臣，既受封爵、进职位，可谓尊显矣，当同心辅国，以享禄位。朕尝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满，常惧骄纵，兢兢业业，日慎一日，故能始终相保，不失富贵。大抵开基创业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终尽善，如韩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后，旧臣多有获罪者，究其所以，盖其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以致于败。古人置欹器于座侧，正以戒其骄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谓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岂汝一人之能哉？非军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挟功骄恣，轻忽下人。若此，则鲜有不败者，朕故吐心拳拳，为尔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权术驾驭，不以至诚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变。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于汝身。汝又当以朕意训汝子孙，则可与国同其久长矣。”时皇太子侍侧，上指谓之曰：“太子年幼，未历世故，朕尝以此意诲之，使他日汝子成立，与吾儿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则子子孙孙，无有穷也。”群臣皆拜谢而退。

元兵自广西来援永州，驻东乡桥，倚湘水列七营，军势甚盛。平章杨璟遣镇抚吕琛、指挥袁子明等击败之，获其万户丁武等一千二百三十九人、马一百余疋。宝庆卫百户周迪战死，上闻之，命礼部议褒赠，令有司祭之。

甲申，诏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谓中书省臣曰：“兵革之余，郡县版籍多亡，田赋之制，不能无增损。征歛失中，则百姓咨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无使过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餋民，餋民在于宽赋。今遣周铸等往诸府县，核实田亩，定某赋税，此外无令有所妄扰。”复谕铸等曰：“尔经理第以实闻，无踵袭前弊，妄有增损，曲狥私情，以病吾民，否则，国有常宪。”各赐衣帽，遣之。

乙酉，上谓刘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涂炭，死亡既多，休餋难复。今国势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上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故餋民者必务其本，种树者必培其根。”基顿首曰：“陛下尽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传曰：‘以仁心，行仁政。’实在今日，天下之幸也。”

丙戌，上御文楼，太子侍侧，因问近与儒臣讲说经史何事。对曰：“昨讲《汉书》七国叛汉事。”遂问：“此曲直孰在？”对曰：“曲在七国。”上曰：“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常投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怨，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

丁亥，上御东阁，御史中丞章溢、学士陶安等侍，因论前代兴亡之事。上曰：“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太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闻卿等论此，深有儆于予心。古者，今之鉴，岂不信欤？”

置中山卫亲军指挥使司，以周立为指挥使。

置济宁左、右二卫。

壬辰，克建宁。时征南将军胡廷美督兵攻建宁益急，达里麻不能支，夜潜至副将军何文辉营纳款，诘旦，总管翟也先不花亦率众诣文辉降。廷美怒二人不诣己，欲屠其城，文辉止曰：“吾与公同受命至此，为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杀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军入城，申严号令，毫发无所犯，执参政陈子琦，送京师，获将士九千七百九十余人、马二百七十三疋、银一万六千三百两、粮九万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挥费子贤领兵守之。廷美即廷瑞，避御字，改今名。

癸巳，上与诸儒臣论学术。翰林学士陶安对曰：“道之不明，邪说害之也。”上曰：“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人鲜不为所惑，自非有豪杰之见，不能决去之也。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说，游说诸侯，当时诸侯急于功利者，多从其说，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以亡，此诚何益？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乌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义，治天下之本也。贾生论秦之亡，不行仁义之过。夫秦袭战国之余弊，又安得知此？”

丙申，大将军徐达复自益都至济南。

己亥，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莱州，谕祭海神。原德未至前数日，并海之民见海涛恬息，闻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语者，皆惊异。及原德至，临祭，烟云交合，异香郁然，灵风清肃，海潮响应。竣事，父老皆欣喜相贺，争至原德所曰：“海涛不息者，十余年矣。今圣人应运，太平有兆。海滨之民何幸，身亲见之。”原德还奏，上悦。

庚子，以邓愈为征戍将军，将襄阳、安陆、景陵等卫兵，征取南阳以北未附州郡。

授翰林学士陶安诰曰：“盖闻国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臣尊戴。匡辅用能，张其纪纲，植其表仪，正其名位，善其辞命，基图以大，国家以安，自古皆然。朕初渡江时，江南之士谒于军门者，陶安实先，即以帝王事功，期于始见之际，赞襄兵务，多历竿所，宣号令则军民信，议礼乐则体要成。建陈之论以忠，出纳之命惟允。至于捍城御侮，寇憝成擒，为郡治民，勤劳益著。肆朕君临大宝，念此翊戴旧臣，老当优之，不宜久烦以政，迺者开翰苑以崇文治，立学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贤，莫先于尔，是用擢居宥密。俾职论思兹，特授以宠章，用昭国典，尚其勤于献纳，赞我皇猷，综理人文，以臻至治，可翰林学士、嘉议大夫知制诰，兼脩国史。”

立大都督府断事官，秩从五品。

立善世院，以僧慧昙领释教事。

立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

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凡六站，六十里或八十里，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应用马驴、舡车、人夫，必因地里量宜设置，如冲要处，或设马八十疋、六十疋、三十疋；其余非冲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疋、十疋、五疋，驴亦如之。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大率上马一疋粮一百石，中马八十石，下马六十石，如一户粮数不及百石者，许众户合粮，并为一夫，视使事缓急给上、中、下马，每驿有供帐使者，日给廪米五升，过者三升，设官一人掌之。水驿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设舡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舡七只、五只，舡以绘饰之，每舡水夫十人，于民粮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余如马站之例。递运所置舡，俱饰以红，如六百料者，每舡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者十二人，四百料者十一人，三百料者十人，皆选民粮五石以下者充之。陆递运所，如大车一辆载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头、布袋十条、小车一辆，载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头、每夫一人出牛一头，选民粮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司一人，铺兵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于附近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必少壮正身。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以验时刻，铺门置绰楔一座、常明灯烛一副、簿历二本，铺兵各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条、回历一本。递送公文，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行三百里。凡遇公文至，铺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铺司预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及夹板裹系持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毋致迷失停滞。若公文不即递送，因而失误事机，及拆动损坏者，罪如律。各州县于司吏内选充铺长一人，巡视提督，每月官置文簿一本，给各铺附写，所递公文时刻件数，官稽考之，其无印信文字，并不许入递。

征南将军汤和率帅师至延平，元参政文殊海牙等以城降，执元守臣平章陈友定送京师。先是，上遣使招谕友定，友定大会诸将，杀使者，置其血酒瓮中，慷慨饮之，誓众死守。至是，我师隔水而陈，分一军渡水，攻其西门。友定谋于众曰：“彼兵方来，其气勇锐，难与争锋，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间而动，必有可胜。”遂严饬军校巡城，昼夜不少息。诸将请出战，友定不许，数请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将萧院判、刘守仁有携二心，即收其兵柄，杀萧院判。守仁知事急，来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围至是，凡十日，适城中军器局失火，炮声乱发。我军疑其内叛，遂并力攻城，友定见势穷蹙，乃与副枢谢英辅、参政文殊海牙诀曰：“大事已去，吾无以报国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迺退于省堂，按剑，仰药饮之。达鲁花赤白哈麻具服，北望泣拜，与谢英辅皆自经死，赖正孙等夜开门出降。黎明，我师入城，友定气未绝，遂舁之出水东门外，值大雷雨，复苏，械系送京师。以唐铎知府事。友定子海，闻其父兵败，自将乐来降，遂并执之，遣仁和卫指挥徐兴安抚将乐。友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人，徙汀之清流，世业农，为人沉勇，喜游侠，乡人畏服之。壬辰兵起，所在骚动，汀州府判蔡公安至清流募民兵，为保障，友定以壮士见公安，与语，奇之，令长所集民兵，署为黄土寨巡检。从福建佥都元帅吴按滩不花讨汀延、建邵诸山寨，以功授清流县主簿，寻升县尹。岁己亥，陈友谅遣康泰取邵武，邓克明攻汀州，转略延平、将乐诸处，行省乃授友定汀州路总管以御之，战于黄土，获其将邓益，克明遁去，元拜友定行省参政。岁辛丑，邓克明复取汀州，进攻建宁，不克而还。友定遂复汀州，开分省，守御升左丞。甲辰，又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为平章。于是闽中八郡皆其所守，王师西征，驻军浦城，参军胡深与战锦江而败，友定执而害之。至是被执，及其子送至京师。上诘之曰：“元纲不振，海内土崩，天命更革，岂人力所能为？尔窃据偏方，负固逆命，害吾参军，杀吾使者，陆梁弗服，欲何为哉？”友定对曰：“事败身亡，惟有死耳，尚何言？”遂并其子诛之。

辛丑，置建昌卫、沅州卫。

上谓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棼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至于刑法，尤所关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独理，卿等皆须究心，庶几民无冤抑，刑狱清省。汉宣帝言狱者所以禁暴止奸，养育群生，甚淂用法之意，卿等宜体之，毋忽也。”

天下来朝，府、州、县官陛辞。上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餋生息之，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贪者必朘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害之也，尔等当深戒之。”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三十

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中书省臣李善长、傅瓛、翰林学士陶安等进《郊社宗庙议》。先是，上敕礼官及翰林、太常诸儒臣曰：“自昔圣帝明王之有天下，莫严于祭祀，故当有事，内必致其诚敬，外必备其仪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诞膺天命，统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庙以崇祀事，顾草创之初，典礼未备，其将何以交神明、致灵贶？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务在适中，定议以闻。”至是，善长等奏：有国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庙，曰社稷，各具沿革以进。圜丘之说曰：“天子之礼，莫大于事，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来尚矣。周官大司乐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报本反始之事，礼之见于遗经者可考也。秦人燔书灭学，仍西戎之俗，立四畤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因之，又增北畤兼祀黑帝，至于武帝有雍五畤之祠，又有渭阳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至元帝时，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礼变易尽矣。魏晋以来，郊丘之说互有不同，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宝、苍帝威灵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协光纪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于四郊。王者各禀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谓之‘感生帝’，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四月龙见而雩，总祭五帝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是也。宗王肃者则以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行之。而至唐为尤详，武德、贞观间用六天之义，永徽中从长孙无忌等议废郑玄议，用王肃说，乾封中复从郑玄议焉。宋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豊中罢合祭，哲宗绍圣、徽宗政和间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元初用其国俗拜天于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建坛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专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亲郊。文宗至顺以后亲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方丘之说曰：“按三代祭地之礼，见于经传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日，礼之于泽中方丘。盖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然先王亲地，有社存焉。礼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礼，或以社对帝，或以社对郊，则祭、社乃所以亲地也。’书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则古者亦命地祇为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自郑玄惑于纬书，而谓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仑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后世宗焉，一岁二祭。自汉武用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礼如祀天，而后世又宗之于北郊之外，仍祀后土。元始间，王莽奏罢甘泉泰畤，复长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祠天地于南郊，而后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汉历唐千余年间，亲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大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开皇、唐玄宗之开元四祭而已。宋元豊中议专祭北郊，故政和中专祭者，凡四南渡以后则惟摄祀而已。元皇庆间议夏至专祭地，未及施行。今当以经为正，拟以今岁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宗庙之说曰：“传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为之宗庙，以享祖考而致其报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杀，自天子至官师，其制不同。周制天子七庙，而《商书？伊尹》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知天子七庙，自古有之，不独周为然也。若夫太祖，百世不迁，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亲尽而迁焉，此有天下之常礼也。若至周穆王时文王亲尽当祧，共王时武王亲尽当祧，以其有功当宗故，皆别立一庙而谓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迁。汉高承秦之弊，未尝立七庙，至太上皇崩，始诏郡国立庙，而皇祖以上无闻焉。惠帝诏有司立原庙，又以沛宫为高祖庙，又于陵傍立寝园庙，自后每帝輙立一庙，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宣宗又尊武帝为世宗，皆世世不毁，至元帝始罢郡国庙及寝园庙。光武中兴于洛阳，立高庙，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天子亲奉祠于长安故高庙，祀成、哀、平三帝，京兆尹侍祠；又别立四亲庙于南阳舂陵，祀父南顿君、祖钜鹿都尉、曾祖郁林太守、高祖舂陵节侯，皆岁时郡县侍祠。至明帝遗诏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后帝相承，皆藏主于世祖之庙，由是同堂异室之制，至于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庙于长安；太宗议立七庙，虗太祖之室；玄宗创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开成中礼官以景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创业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迁，亲尽之主，礼合祧迁至禘，祫则合食如常；其后以敬、文、武三宗为一代，故终唐之世，常为九世十一室。宋自太祖追尊僖、顺、翼、宣四祖，每遇禘则以昭穆相对而虚东向之位，神宗熙宁中奉僖祖为太庙始祖，至徽宗时增太庙为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宁中取王肃说，谓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庙，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宁宗，始别建四祖殿而正太祖东向之位。元世祖中统三年，初建宗庙于燕京，以太祖居中，为不迁之祖；至泰定中，为七世十室。今拟四代各为一庙，庙皆南向，以四时孟月及岁除，凡五享，孟春特祭于各庙，孟夏、孟秋、孟冬岁除则合祭于高祖庙。”社稷之说曰：“周制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社稷之祀坛而不屋，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凡起太事、动大众，必先告于社而后出，其礼可谓重矣。盖古者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谷之神，其制在中门之外，外门之内，尊而亲之，与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餋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为天下祈福报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为群姓而立者曰大社，其自为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谓胜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国虽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后世天子之礼，惟立大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龙，稷皆配以周弃。汉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岁各再祠；光武立大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腊一岁三祀。唐因隋制，并建社稷于含光门之右，仲春、仲秋二时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为大祀，仍以四时致祭。宋制每岁以春秋二仲月及腊日祭之。元世祖营社稷于和义门内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从之。

征南将军汤和遣使传檄至漳州，元达鲁花赤迭里迷实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斫印章，引刀自刎而死，总制陈马儿以城降和，命指挥李执中往守之。

癸卯，诏御史大夫汤和还明州，造海舟漕运北征军饷。命平章廖永忠为征南将军，以参政朱亮祖为副，帅舟师由海道取广东。敕谕永忠等曰：“王者之师，顺天应人，所以除暴乱，解羊倒悬，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诸郡，皆望风款附，常遇春克赣州，南安、岭南数郡亦相继来归，此无他，师出以律、人心悦服故也。今两广之地，远在南方，彼此割据，民困久矣，定乱安民，正在今日。彼闻八闽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慑，无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徕之，必有归款迎降者，可不劳师旅。慎勿杀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举兵临之，扼其险要，绝其声援，未有不下者。且广东要地，惟在广州，广州既下，则循海州郡，可传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徕，留兵镇守，仍与平章杨璟等合兵取广西。用师方略，率用是道，肃靖南服，在此一举。”

上御奉天门，谓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谏者，有谗佞者，忠谏之言始若难听，然其有益如药石之能济病，谗佞之言始若易听，然其贻患不可胜言。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谗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于耳故也。惟刚明者审择于是非，取信于公论，不偏信人言，则谗佞之口可杜矣。”

征南将军胡廷美遣建宁降将曹复畴招谕汀州及宁化、连城等县，元汀州路守将陈国珍纳款，泉州郡县相继降附。

乙巳，元滨州守将翟副枢、于佥院谒见大将军于济南。

丙午，征虏副将军常遇春率师自济南取东昌。

丁未，诏以大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使行，上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