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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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把己辛辛苦苦干了四年五省经略的洪承畴，撸到一边当了多尼的“参谋总长兼后勤部长”。
　　1658年2月下旬，中路军的罗托，率先带兵向南明的湖南防线发动进攻，南明旳丧钟，伴随着隆隆的春雷敲响。
　　由于李定国在军中的“大换血”，明军前线的将领，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时期，将不识兵、兵不认将、军心混乱、互相抬杠。
　　很快，这条纵横数百里、坚持四年多的防线，被罗托的清军突破。
　　突破防线后的清军，信心倍增，趁胜占领了贵州的镇远、黄平、平越州。到了春光明媚的四月，以“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骄横气焰，夺取贵阳。
　　西路军虽然也在1658年2月，由汉中入川。但因补给困难，直到3月4日才到达保宁州。在此短暂休整四天后，即经西充向前推进。
　　这时的四川，万物喧嚣，人类宁静。经过二十多年战争的“残酷洗涮”，百户不存一，千里无人烟，让这里重归“史前时光”。
　　此情此景，让这些饱经战阵、杀人无数的征伐之士，也“坚”肠寸断，彻骨生寒。
　　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雨一更。行军路上，这路清兵，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列阵以待的眀军，而是一个个凶残暴戾的野兽和一条条枳荆丛生的道路。
　　这支苦不堪言的军队，只能按图前进、伐木寻道，伐一程木，进一程兵，直到4月3日，才到达重庆，并把这座“兵微将寡”的城市，顺利占领。
　　占领重庆后，行军统帅吴三桂遵照清廷“先黔后川”的军事计划，置川南于不顾，率军径直经綦江向桐梓方向挺进，4月30日攻取遵义。
　　5月3日，经过艰苦卓绝行军的西路军，终于到达贵阳，同罗托的中路军会师。
　　会师后，西路军继续进攻至息烽，并在开州击败明总兵杨武部。
　　尔后，西路军回师遵义，并以该城为活动半径。一面休养士马，一面政治诱降。
　　相比中路军的“快捷”、西路军的“艰险”，东路军的进军可算是无风无浪、无忧无虑！
　　2月1日，东路军统帅赵布泰带到从洪承畴手里分来的三千兵马，从湖南出发。一路上走走停停、游游荡荡，直到3月5日，才到达广西。
　　在这里，他会同广西提督线国安手里的八千多兵，取道南丹州、那地州，进入贵州。先后收取了独山、都匀，并也“顺顺利利”地进入贵阳，与其它两路军会师。
　　至此，清军己占领了贵州除黔西之外的全部地域，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基本实现。
　　如果说云南是“室”，那么贵州则是“堂”，现在，堂一破，室必危！
　　永历帝和李定国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在清军一占领贵州后，就给一个叫罗大顺的土司加官进爵，请其领兵在五月间收复了新添卫，后来还给张先璧的余部，补充粮草、增添械器，助其反攻贵阳。
　　但这两次不成规模的进攻，因兵力单薄，或先得后失，或劳而无功！
　　除此之外，直到九月底李定国整军出滇前，南明在这四个多月时间，像一个反应迟钝旳老人，没有采取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反攻。
　　诸位读者可能要问了，从2月湥Ь�行动以来，明清战扬上，怎么不见了李定国同志“克敌制胜”的身影，是不是消极怠工了？
　　我可以很负责任却又无可奈何地告诉您：“李定国同志没有任何消极怠工的表现，这段期间，他很忙，忙得不可开交！”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自从他主持永历朝的全面工作以来，文山会海、交际应酬、杯觥交错，让这位只有“军事专才”，没有“从政全才”的同志，顾此失彼，着着失策。
　　当把这一切都搞得似乎“有模有样”时，己经是秋风乍起的九月了，宝贵的时光和难得的机遇，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而占领贵州的清廷，却抓住机遇，大干快上，一面休整队伍、筹备粮草、加派援军；一面从各地选拔“优秀的基层干部”南下贵州，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并采取了一些“舒缓民力”的政策，让贵州的民心，渐趋稳定。
　　整军出滇后的李定国，先从四边包抄贵阳，准备一举收复之！
　　就在他刚刚部署完毕时，洪承畴、多尼带着大批援军，从湖南气喘吁吁也赶到了。
　　战场形势马上为之逆转，李定国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
　　他令冯双礼守关岭，祁三升守鸡公背，李成爵守凉水井，张先壁余部守黄草坝，白文选守七星关，窦名望、刘镇国守安庄卫，白己则带“总预备队”，守北盘江西面的双河口。
　　这种部署，您一看就很明白，横竖离不开一个“守”字。
　　对此，我稍作对比。
　　那是四十年前的在萨尔浒大战中，敌众我寡的努尔哈赤，面对四路浩荡压境的明军，“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完全不去死守一城一地，而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
　　结果在五天之内，就在三个地点打了三次大仗，歼灭了杜松，击败了马林，围杀了刘铤，吓跑了李如柏。
　　此役，成为“明亡清兴”的决定性战役。从那次战役后，满清的日子，就一天天地好起来；而明朝的日子，却一天天地坏下去。
　　四十年后的今天，李定国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军队，如星星点灯般散落于山高林茂的黔西战场。
　　另外，如果我们把李定国的战绩履历表，拿来细细考查，就会发现，该同志的军事特长，既不是凭城坚守，也不是野战强攻，而是以地设伏。他特别善于借助地形的掩护，以较小的伤亡，获取较大的胜利。
　　但这一次，他却“让人费解”地放弃了传统优势项目，而搞起了“最不拿手”的被动防御。
　　这种作法，就和两百多年后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放弃擅长的运动战，打起阵地战，一样失策。
　　孰胜孰败，在开战前，似乎已昭然若揭！
　　但他这样做，的确有难以言表的苦衷，因为现在的军中，“秦晋”矛盾已很突出。在这种境况下，李定国很难把大家拢在一起打运动战，只能把这些士兵东一堆西一伙放在各个阵地上，让他的“晋兵”监视、督导“秦兵”来打仗尽忠。
　　李定国这种舍长就短的军事部署，让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喜出望外。
　　在他的建议下，清军在平越州东南的杨堡召开“集团军司令员”会议，会上确定了分兵三路、继续进攻、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并根据新问题、新情况，将进军路线及新的统帅调整如下：中路军
　　统帅：多尼。
　　进军路线：贵阳→安顺→关岭→普安→云南。
　　北路军
　　统帅：吴三桂（李国翰已死）
　　进军路线：毕节→七星关→云南。
　　南路军
　　统帅：济席哈、赵布泰、线国安。
　　进军路线：都匀→安龙→黄草坝→云南。
　　至于镇守贵阳、维持治安、转运粮草，则是洪承畴及罗托的任务（这工作安全系数大）。
　　会后，年轻气盛的多尼，急不可奈地带着中路军，向安庄卫发动了进攻。
　　在数量及战斗力双双占优的清军面前，安庄卫很快失守，守将刘镇国战死，窦名望逃回。
　　初战告捷后，多尼的下一个目标，是关岭。
　　防守关岭的冯双礼是个“老革命”了，见清军人多势众，马上主动放弃阵地，退到鸡公背，与祁三升合兵一处，准备在此给清兵还之以颜色。
　　鸡公背地势险要，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清军到了这里，强攻了几次，死伤累累，一无所获，比较犯愁。
　　但冯双礼更犯愁，因为眀军的后勤供应已经出现混乱，粮食已经好些天，没有运到这块高地上来了。
　　兵无粮自乱，几天后，吃光了存粮的数万名眀军，乱哄哄地撤出阵地。冯祁两总兵，只得“上级服从下级”，悻悻地弃黔回滇。
　　北路军吴三桂在进军中，主要的对手是白文选，主要攻取的目标是七星关。
　　但七星关真是一个“雄关阻塞戴灵鳌，控制卢龙胜百牢”的地方，对此，从山海关来的吴三桂同志，也只能望关兴叹！
　　攻不过去就绕过去，在关下挨了一顿暴揍后，打了半辈子仗的他，忽然“茅塞顿开”。
　　在重金的诱惑下，一名深通地理的当地向导，自告奋勇地带着吴三桂的一支“特种部队”，绕过七星关，从一条秘密小道进兵，直取关后的天生桥。
　　“唇亡而齿寒，齿亡而唇干”，失掉天生桥后，七星关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朩，不几天，各类作战物质便告枯竭。
　　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神情沮丧的白文选，只得带着和他一样心情的队伍，取道乌撒府（今贵州烕宁县），退回云南。
　　最后说说南路军。
　　南路军赵布泰碰到的“进军障碍”，既不是山，也不是关，而是江——北盘江。
　　在北盘江畔，明军已将清军一侧的船，全部沉到冮底，而在对岸列阵以待，只等清军过江时，“痛打落水狗”。
　　手中无渡船，对岸有坚兵，望着激流奔涌的一江秋水，赵布泰的心头，阵阵发悸。
　　但他很不简单，知道“智慧从群众中来”的大道理，于是，一个旨在向叛徒借智慧的“反正人士”座谈会，在军中随后召开。
　　在赵布泰的循循善诱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土官岑继鲁，向他献上“锦囊妙计”。
　　这个计策，实施起来，共分两步，第一步：在某地打捞出一批明军沉到江底的渡船；第二步：在下游十里处，找到一处明军忽视了的渡口。
　　就靠这两步，清军在夜间偷偷过江，并在天光微亮之时，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对岸的明军前。
　　面对如鬼魅而至的清军，大梦初醒的明军，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仓皇撤退，把北盘江天险扔给了清军。
　　带着成功渡江喜悦的赵布泰，迎着太阳，向着胜利，继续前进。在凉水井击败了李成爵的数万明军，在双河口、鲁沟连胜李定国亲率的“总预备队”，顺利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
　　战争中没有“双赢”的概念，一方的胜利，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失败。
　　黔西会场，便以李定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腹背受敌的他，只得令冯双礼殿后，全军撤回云南。
　　至此，贵州已全部沦为敌手。
　　得黔望滇，清军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神奇多姿的彩云之南。
　　退守滇西
　　1658年12月初，北路的吴三桂由乌撒府涉可渡河，进入云南，经沾益州、交水至罗平，与多尼、赵布泰在这里会合，迅速向昆眀推进。
　　在贵州的防御战中，己消耗了大批兵力的李定国，实在没有能力再组织一次“象模象样”的保卫战了。
　　万般无奈之下，李定国写了一道紧急奏疏，快马加鞭地送到永历帝的御案前，请其“移跸以避清人之锋”。
　　可以想像，看到奏疏旳永历帝，心境是何等的无助和悲凉！
　　从他即位的那一天起，动荡的时局加上个人的懦弱，让他“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在南国的大地飘泊无定。
　　只有到昆明以后，他才有了一种倦鸟归巢的感觉。
　　相对于刘铁棍的“骄横无礼”，李成栋的“神威难测”，孙可望的“目无尊长”，同龄人的李定国对他则是“平和可亲”的。
　　尤其在权力面前，李定国没有大权独揽的癖好，对他的尊严和权力，也从未进行过“践踏和干涉”。
　　在这种“两情相悦、相得益彰”的工作氛围中，他中央政府的各类衙门开始建立并正常“营业”，他也“有滋有味”地做起了“真正的皇帝”。
　　可以说，从1656年到1658年的这两年间，在他一生中最安逸、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特别是在打败孙可望后，他更相信，这种时光，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但幸福这精灵总是喜欢一闪而过，来不及细细品味，痛苦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又如此之快地不请自到了。
　　现在，他将必须赶快离开这“温柔之乡”，重新开始他的飘泊生涯。
　　随后，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他将在那里重建他的“流亡政府”？
　　对这个问题，朝臣们马上分成了“北上四川”和“西撤滇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北上四川”即主张将“流亡政府”迁到四川的建昌。
　　这样做，好处一：四川建昌“风景这边独好”，经过大学士文安之等同志这几年的埋头建设，建昌的经济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大军及政府过去，吃饭问题是不用发愁的。
　　好处二：到建昌后，可以以那里为基地，收复重庆。尔后联络大顺的夔东十三家，征集船只，顺长江而下，千里江陵，一日可至，从而直捣荆襄、再回南京，并与东南的郑成功遥相呼应，再次让“反清复明”大业“死而复生”。
　　曾记否，刘文秀临终前，也提了这个建议。
　　凡是有利必有弊，“北上四川”之不好之处，就是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被重兵集结的清军包了“饺子”。
　　第二种建议是“西撤滇疆”，即主张将“行在”撤到滇西的永昌（今云南保山）。
　　这样做，好处之一是滇西地形复杂，民心依附，是一个长时间打游击的好地方。
　　好处之二是如果连游击也不能打了，就退到缅甸去。等清兵一退走，就重返云南，距离上比四川更近。
　　不好之处就是到边疆去，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慢慢地消失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外。
　　制定哪种方案，并不取决于朝臣的争吵，关键在于两个决策者——永历帝和李定国的态度。
　　永历帝和李定国毫不犹豫地坚持了第一种方案。
　　理由也很简单，“亲不亲，中国人；美不美，中国地”。如果能在国内混下去，谁愿意跑到凶险莫测的外国呢？
　　这一帝一王的意见一定，便计划在12月15日放弃昆明，经宾州撤往四川建昌。
　　12月13日，李定国从前线赶回昆明，具体主持“移跸”这一庞大工程的实施。
　　撤退前，如何处理昆明这一带的大量存粮，成为李定国同志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按惯例，这些存粮能带走的要带走，带不走要烧掉，以免资敌。
　　李定国、白文选商量后，也决定这样做，并将其上报永历帝作“最后的裁可”。
　　但永历帝却破天荒地裁了个“不可”。
　　他“不可”的理由是“一旦将粮食烧掉，饥饿的清军马上就会就地征粮。到头来，苦的还是当地百姓，所以，粮食不烧，就地封存”。
　　为防烧粮，他还紧接着下达了专门的圣旨。
　　他的这道圣旨，最终，被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李定国“坚决执行”了。
　　不但昆明的粮没烧，连宜良等地的粮也没烧。
　　结果自然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粮食，竟让入滇的清军整整吃了半年。清军吃饱后，便是整日里把永历帝及其手下，追来赶去。
　　但今天的我们，却真应该从内心深处，为这位生性善良的皇帝喝采，向这位心怀博爱的基督徒致敬。
　　因为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自诩为“爱民如子”的领导人能做到的。
　　即便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撤出西安前，对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粮食，也是企图一烧了之（但被田见秀执行时“打了折”）！
　　仅凭此，我们就可以谅解这位皇帝曾经有过的犹豫不决、碌碌无为、胆小懦弱……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谴责！”，但这褒奖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今天，平凡无奇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好人不受谴责！”。
　　因为这褒奖的，是我们做人的起点和归宿。
　　12月15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撤离昆明，开始了他最后一次流浪（专业名词叫“狩猎”）。
　　“东风无力百花残”，随他一起流浪的，还有在这个政权下，沐浴了十年和平阳光的昆明百姓。
　　于是，城里城外、哭声鼎沸、生离死别、扶老携幼的人间惨象，永历帝又一次耳闻目睹，又一次柔肠寸断，却又一次无能为力！
　　这支逶迤北行的队伍，共分前锋、主力、后卫三部队组成。
　　前锋由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带队，其主要任务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剿匪安民，为主力和后卫在荆棘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主力则像蚂蚁保护“蚁后”一样，簇拥着永历帝及其政府官员，经安宁、武楚、赵州，缓缓北上。
　　在12月21日撒出了昆明的李定国，则率军担任后卫。
　　现在，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尽快到建昌去，开辟新的家园。
　　但这一目标，在李定国撤出昆明后，却发坐了根本性的改变。
　　促使这一目标改变的，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马吉翔。
　　让马吉翔改变目标的原动力，既不是来自于运筹帷幄的思考，也不是科学严密的论证，却仅仅是一个端不台面的“心理障碍”——他本人与建昌的文安之大学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想当年，在广西梧州，他为了实现“签字一枝笔”的梦想，机关算尽，手腕使足，终于把这位东阁大学士逼得“离朝出走”，跑到四川“另谋出路”。
　　而如今，还没过了三十年呢，河东河西的地位，骤然倒置，自已则得跑到人家的地界上混口饭吃，这不仅让他颜面耗尽，而且权力丢光！
　　遥望四川，马吉翔心事浩渺，愁肠百结！
　　小人物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一已私利”，因此，如何说服“当家人”李定国同志把去四川建昌变成去云南永昌，成为他新的奋斗目标。
　　为了实现目标，他马上想到一个同盟者，李定国的重要幕僚——金维新。
　　之所以要“定位”在金维新的身上，是因为该同志和他一样，对北上四川也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
　　金维新曾经和现任建昌总兵王偏头，为争夺一位美女的“所有权”，而结下了至今难以消解的“梁子”。此去建昌，可谓生死未卜。
　　因为事关自已的“生死存亡”，金维新很快被拉下水，并成为说服李定国西撒的主力军。
　　对李定国，金维新太明白了，讲困难是吓不住这个“铁人”北上建昌步伐的。
　　但他己明显地感觉到，自从打败孙可望后，李定国己经深深患上了“揽权症”，任何企图挑战他地位的人和事，都会引起其高度的警觉和不安。
　　就像马吉翔说服他一样，他也迅速找到了李定国的“心理障碍”。
　　他对李定国“推心置腹”地讲：“我等新败，若去四川，袁宗第、郝永忠这些大顺军将领必轻视而不肯听命，皇帝也会厚彼薄我；东下荆襄后，如果这些人再立一些战劢，则也会和您一样被封为一字王。届时，在朝堂上的地位，您就会一落千丈！……”
　　“不如我等还是到永昌，仍可自成一体，静待天下之变！”
　　在权力的得与失、利与弊面前，“单纯”的李定国，也变得“不单纯”了，他同意了金维新的“建议”。
　　大军忽然改道，撤往永昌。
　　两个小人物的“私心自用”，让南明的历史，由此缩短。
　　“改道令”一下达，立马产生了两个灾难性的后果。
　　一是“前锋不听话”。
　　前锋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带领的部队，主要是“秦兵”组成，本对李定国已经心存不满，现见李定国朝令夕改，更是失望至极。他们集体拒绝执行改道的命令，继续北上，从此与李定国分道扬镳。
　　二是“高官大内逃”。
　　听说要撤到荒凉的边疆去，甚至还可能到落后的外国去。高官们那勤于思考、先知先觉的大脑，立刻便推演出可怕的后果。
　　思想决定行动，感到“红旗打不了多久”的高官们，选择了不辞而别，到茫茫旳山林中，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先是吏部尚书张佑宸、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左佥都御史钱邦芑这些“部级”高官内逃了，后是大学士扶钢这个“总理级”的高官也内逃了。
　　当然，也有既不留下，还不内逃的高官，如工部尚书——王应龙。
　　王应龙同志是个“工农干部”出身（陕北制弓箭匠人）的高官，自打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以来，就一直担任工部尚书一职，数十年以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现在，这位尚书己年过花甲、‘w‘r‘s‘h‘u‘。‘c‘o‘m‘举步维艰……
　　面对用自己毕生心血建起来的大厦将要崩塌瓦解，他无法患难从君，无法力挽狂澜。
　　于是，他从容地迭选择了自缢，悄无声息地与自己钟爱的事业永远作别。
　　他死后，其子也随之而去！
　　“君臣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此情此景，让永历帝欲哭无泪。
　　1659年1月4日，刚撤到永昌的永历帝，就听到了一个让他“隐隐作疼”的消息。
　　他最后的国都——昆明，已于昨日被清军“和平劫收”。
　　看吧，一年年是国土的沦丧；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永历帝感到，是他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