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诈骗生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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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已经得了乳腺癌。她的声音有点像我妈。我放下电话，穿上外套就回家了。

我说过，电话服务中心在苏格兰多的是，所以我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份工作。这回，我事先小心问清公司是干什么的，对方说是电信，我觉得还不错。等我来到公司位于格拉斯哥市中心的办公楼时，就更高兴了。该公司（咱们就叫它“想象公司”吧）专为英国一家大手机网络商处理客户关系。办公室宽敞明亮，员工年轻、生气勃勃，在接电话的空档还可以疯闹。

培训也像模像样，历时整整两星期，然后就放任我们跟客户打交道了。一开始我干得很高兴，不知道下一个电话是客户打入的还是电话中心主动打出的，而且必须随机应变。我喜欢跟客户交谈，了解他们的困难，帮他们解决问题，或根据客户要求推荐合适的手机。后来，我发现了这份工作的另一个内容，别的一切就都无关紧要了。

头一回使用偷来的信用卡就被抓住，我备受打击，但记忆中那欣喜若狂的一刻却丝毫没有消退。信用卡及其带来的一切让我着迷，但我失去了再偷的冲动，也没有勇气这么做。坐在想象公司里，我慢慢悟到，也许根本就用不着去偷。每天都有几十个人要通过我用信用卡买手机。我一定能有办法利用到手的信息，以某种方式让自己使用这些卡。

此时，凭我对信用卡系统的基本了解，有两个问题得解决。首先，我知道要用信用卡进行任何实质性购买，除了卡上的数据之外，还要答得出一系列安全问题。但是客户找我买手机时告诉我的信息，仅限于卡上的数据。第二，我不可能将这些人的卡拿到手里。每隔几分钟，一批信息就会通过我的头戴式耳唛进入，但我能做的唯有把那些数字键入，对自己一点忙也帮不上。成百上千的十六位卡号、到期日和发布号从我指尖流过。都是卡啊，新鲜的信用卡，等着带给我财富，却又可望而不可及。

然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自营公司老板打来的电话。他要订购十部电话，想用美国运通商务卡付款。机会猝不及防地来了。刚开始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刹那间灵光一闪，我顺理成章就展开了行动。我让那人稍等别挂断，然后把耳唛从耳机上摘下来。我坐在那里，看着电脑屏幕上映出的自己的身影，竭力静下心来，苦苦思索怎样编造谎言。准备好后，我把耳唛重新戴回头上。“您在吗，先生？我接通了运通公司，另一条线，现在需要问您一些安全问题。”

一切进行得有如梦幻。我问了能想到的所有问题，远远超过必要限度，对方毫不犹豫，对答如流。我把所有答案和卡的原始细节飞快地记在一个笔记本上，然后谢过他，挂了机。很快这就成了家常便饭，每当对方听起来很友好，又有大量订购要进行，我就如法炮制；一本笔记本很快就记得满满当当。

我并不确切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但坚信好日子就在眼前。我开始处于一种无休无止的白日梦状态，想象着一旦笔记本里的东西派上用场，我将享受到什么样的奢华生活。我浑浑噩噩，心不在焉，不断受到警告，但想望着即将到手的好日子，警告都成了耳旁风。直到老板把我给炒了鱿鱼，并且立即生效时，我才猛地被拉回现实。经理随我走到办公桌旁，看着我关上电脑。穿外套时他也一直盯着我，我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告诉他这是我的地址簿，然后走出了办公室。还没到家，我就想好了如何利用这个笔记本。

第二天，美国运通公司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美国运通企业账户持卡者打来的。他希望把自己的地址改到格拉斯哥市巴特尔菲尔德区的新址。没问题，美国运通一位女士说，只是要先问几个安全问题。一切顺利。很快，持卡人再次打来电话，这次是另一位女士接电话。持卡人要求寄给他一张新卡，原来的卡丢了。确认安全问题后，这第二位女士说要核实一下账户的地址。

“巴特尔菲尔德，”持卡人确认说，“没错，就是我们的地址。”

“明天我们就把卡快递过去，先生，”她确认道。

挂断电话时我满头大汗，心慌气短。我知道自己现在还不是稳操胜券，但已经想好了应急措施。我钱包里将有一张我知道所有安全问题的卡，而且我还有一个备用计划，有望为我赢得一些时间，并掩盖自己的身份。但首先得收到这张卡，而不能惊动家人，引起爸妈注意我的鬼祟活动。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就起床，坐在厨房桌前，目不转睛盯着门前花园小路。两个钟头过去了，我仍旧独自坐在那里。一个手拿信封的男人推开了大门。

我的诈骗生涯中有一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打开这第一个信封、看到这张熠熠生辉的信用卡的一刻，当然要算在其中。它绚烂无比，签名栏空白，印有商务卡标记。我把信封和信撕碎，塞到垃圾桶最底下，关上厨房门，拿起了电话。耳机里又传来背景噪音、敲击声和说话声。通过安全询问后，我把账户地址又改回了原先的地址，然后挂了电话。我等了十秒，又打过去；这个电话很重要，我完全在凭直觉行事。

“您好，我想核对一下账户地址。”

“好的先生，我得先问您几个安全问题。”

“当然。”

安全问题过关之后，她读出了账户持有者的最初地址。

“对了，”我说，“实际上，您也许能帮帮忙。几天前，我把地址改成了格拉斯哥的新办公地点，但搬家花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长，我相信我的财务总监已经把地址改回来了。我需要往新地址寄点东西，您那儿没有新地址吧？”

“对不起，先生。”女士满怀同情，“我们只登记一个地址。贵公司财务总监把地址改回去时，另一个就给抹掉了。”

“没事亲爱的，”大获全胜！“不必担心。”

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公司的安全部门仍有可能发现往我的地址寄过卡，假如他们想起查查快递服务，就更容易发现。但我希望事情如此发展：

——今后几天，持卡人手中的卡无法用了。

——持卡人给美国运通打电话，公司会解释说，根据记录，他们已经寄出了新卡，然后把记录在案的地址读给他听。

——持卡人会疑惑地答应等新卡寄到。

——再过几天，他会再次给美国运通打电话，运通会查看账户，并意识到，有人在用这张新卡花这个家伙账户中的钱。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刻。他们会着手追查我，还是会审视发生的情况——未经持卡人要求就把一张卡寄到持卡人地址，地址是持卡人确认过的，可是卡最终却落入他人黑手——并尽快为账户持有人填上损失摆平此事？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定是让这等严重失误公诸于众吧？

答案揭晓前，我还有一个星期左右时间。

我飘飘然走在去芒特佛罗里达火车站的路上，兜里揣着那张卡。在火车站，我看到艾伦还在售票厅尽忠职守，但我走上站台时他只是招了招手。行动开始了，登上火车时我想道。进城的第一站是戈登街的英国航空公司售票点，以下就是在那里进行的对话。

“一张伦敦往返头等舱机票，明天出发，谢谢。”

“对不起，恐怕英国国内航班没有头等舱，先生。”

“可是……登上飞机后靠左手边是什么？”

“机组人员坐飞机前部，先生。”

“呃？”

“不过我们倒是有公务舱。”

“行，好吧，就公务舱。”

“先生，您怎么付款呢？”

“美国运通卡。”

要说登堂入室、进入高级别诈骗领域，这算不上最顺遂的一次，却开了个头。那个女职员态度冷漠，不过没关系，我跟她说要为一位名叫艾略特卡斯特罗的同事订一张票；几分钟后，我拿着票，出来到了街上。我在城里还买了其他几样东西，但不希望引起人们对这张新卡的过度注意，于是决定等到第二天再真正一试它的购买力。

经过一夜辗转不安的睡眠之后，我起床告诉母亲，要拿积攒下来的工资去趟伦敦。这使她对我刮目相看，并说一定得去看看白金汉宫。我保证一定去，并告诉她，当女王在宫内时外面有四个门卫，不然就只有两个。她答道，我满脑子都是这些没用的琐事。我打出租去到机场，然后走向英国航空公司换票柜台。

这是我童年智利之行后第一次到机场，这种感觉，混合着犯罪的刺激感，使我走近换票柜台后面的小姐时紧张得浑身发软。老远就能看出，这个衣着破旧的毛头小伙子朝她走去时她是什么反应。就连我告诉她要飞往伦敦时，她似乎都拿不准我到底要干什么，可一调出我的公务舱订票，情形立刻大变。“谢谢您，卡斯特罗先生。”她微笑着，递给我登机卡和机票。

*

我直接去到登机口，呆在那里，直到通知登机。每当警察或保安经过，我都害怕得几乎要瘫软，然而他们看都不往我这边看一眼。等到安安稳稳坐在飞机上，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动，我才明白一切安然无恙，卡仍然好用，这就意味着……太好了，这就意味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在希思罗机场，我往派克巷希尔顿打电话，用信用卡预订了房间，并再一次语气轻松地提到了同事卡斯特罗先生，然后先坐火车，再换地铁来到那里。我是头天晚上从网上选定的这家酒店，它看起来很不错，但又不是太张扬。我知道我会显得很紧张，而且我头脑足够现实，知道一个十六岁独自旅行的小孩在巴莫拉尔那样的酒店出现，一定会显得格格不入。我需要找一个繁忙的连锁酒店，而不是专门提供个人化服务的上流酒店，那种地方会向你提出数不胜数的问题，保证搞得你头大。

登记入住手续几分钟就完事，我乘电梯来到房间，门僮要帮我提运动包，我婉言谢绝。这个包过去都是在火车旅行时装午餐和书本的。客房门一开，我便享受到初战告捷的快感。房间十分宽敞，一尘不染，海德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楼下，人们熙来攘往，有人在卖报纸，有人在开出租；这些人在那里劳碌奔波，辛苦谋生，而我安坐在高耸云霄的酒店房间里，策划下一步行动。

我尽量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然后离开旅馆，叫了辆出租车。我有点紧张，因为根本不知道要去的地方在哪里；凭我有限的所知，这地方完全可能在另一个城市。当我躺在科朋本的床铺上读《塔特勒》杂志时，所有东西好像都来自同一条街上。杂志背面的所有手表、衣服、珠宝都来自那条街。我一定要去那里，不惜一切代价。

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我坐进去，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五张二十英镑的钞票。母亲千叮万嘱过不要在伦敦打车，因为价格太昂贵了。我手里的钱就是全部家当了，当然，还有偷来的卡——款项金额不详。

“这够拉我去邦德街吗？”

司机一开始显得很生气，然后又露出莫明其妙的神色。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那沓钱和那个不是常人可去的地名把他给震住了。对于他那种人，心怀破碎的梦整天开车四处转悠，眼见一个我这样的小屁孩以这种方式提出这种要求，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我再次尝试，小心翼翼不显得那么牛皮烘烘，避免给他施恩于人的印象。

“这里是一百英镑，够拉我去邦德街吗？”

“多半够了，年轻人，”他慢悠悠地说。“那条街大概五百米远。”

我点了点头，动弹不得。

“您还是乐意步行去吧？”

“是的。”我说，声音显得老了五岁。我走下出租车，来到邦德街上。一旦置身其中，刚刚遭受的屈辱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条街比我想象的要窄，这使得沿街建筑物更显宏伟。它们庄严地矗立在马路两边，装饰着精致的石雕、柱子和旗杆。但我的注意力很快就从建筑物上转移开了。

戴比尔斯、卡地亚、古姿、圣罗兰、瑞士表行、香奈儿、蒂梵尼、普拉达、达克斯、多尔切与加巴纳、宝格丽、爱丝普蕾、尼哥花尔、罗夫罗伦、阿玛尼、杰尼亚、苏富比、吉米·丘、巴宝莉、路易威登……

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砰砰啪啪在我脑中爆响，唤起广告和杂志上的形象。我甚至不知道时装品牌还有专有商店；而此刻，它们一字排开，呈现在我眼前。我已经决定了第一样要买的东西——更适合现在这种旅行的包，得比我那尽忠职守的运动手提包更能装。

我走进路易威登店，挑了一款大号旅行包。我再三对售货员解释是来城里出差，他毫无表情地点着头。在柜台前，为了将他的注意力从这张卡中即将被扣掉的700英镑转移开来，我又挑了一个飞来发记事本，一起结账。听到刷卡机咔咔运行并打出收据，我尽量不去看，结果波澜不惊，售货员几乎没核对我的签名就将货物递给了我。

出到街上，我躲到一条小巷口，把路易威登包从塑料包装里取出来，扯掉标签，然后把标签、塑料包装、飞来发记事本一古脑儿装进包里。我把包挂在肩上，走进古姿店。背上挎着这么个包，路易威登标识几丈开外都能看清，再察觉到销售小姐向我走来，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抬头看她，可是视线立刻被旁边陈列的腰带牢牢吸住。我一眼看中一条厚厚的皮制陈列品，小心翼翼将价格标签翻过来：300英镑。配得上我。我一边把皮带递给销售小姐，心里一边想。

就这样，当我走进普拉达店时，身上还是旧体恤衫、牛仔裤，背上却背了个700英镑的路易威登包，腰上束着价值300英镑的皮带，十分抢眼。旁人看我一定挺滑稽，但要说我自己怎么感觉，那只有四个字：天下无敌。我又买了精品内衣裤，几件空白体恤衫，然后走出店门，来到邦德街上。夜幕渐渐降临，下班的白领和购物的顾客摩肩接踵。看着四周突然膨胀的人群，邦德街再次将我深深吸引。

街上的人都是陌生人，但他们都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带着同样的确定和自信，仿佛每个人都拥有走在上面的路的一小块。我背着偷来的包，束着偷来的皮带站在那里，人们路过我身边时，头发和皮肤都好像熠熠生辉。他们ｗωｗ奇書网，说实话我真说不出来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但就是……与众不同。人们行色匆匆跟我擦身而过，好像我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没人在路过时看我一眼，就连我700英镑的包也不屑一顾。我感到有点泄气，终于决定回酒店去。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给母亲打电话。我向她描述了酒店房间、窗外的景致和邦德街的热闹。她问我白金汉宫怎样，我说打算明天早上去，而现在正在决定去哪儿吃晚饭。她叮嘱我不要把自己的钱浪费在太高档的去处，我说不会的。当然，这是真话。

结果我并没有吃晚饭，而是去了牛津街附近一家酒吧，是酒店前台小姐推荐的，她保证那地方绝对高级。一星期前她还在那里见到过电视剧《东区人》里的两个演员。我还请她帮我在一家餐馆订了座位，但在酒吧里我跟两个穿西装的家伙攀谈起来，他们显然已经在那儿呆了好几个钟头。我能记得的只有他们在不知哪家银行上班，但两人的举止言谈一点儿也不像那么回事儿。

他们请我分享香槟，我一饮而尽，自己又要了一瓶。他们说起话来舌头打结，还老拍我的背，但随着酒精和氛围开始发挥作用，我很快把疑问扔到九霄云外。香槟酒200英镑一瓶，我很快就跟他们一样烂醉如泥。三个人醉眼惺忪，各怀鬼胎，全靠不断掏钱买醉把大家维系在一起，彼此间几乎一句话也没有。不过我还是记得一小段对话。当时我东倒西歪倚在吧台上，捕捉侍者的目光，让他再来一瓶酒。银行家之一有气无力地抬起头，脸上带着心照不宣的微笑。

“明天不上班啦？”他说，然后哈哈大笑。

在返回格拉斯哥的飞机上，我要了一杯香槟，然后坐回座位拨弄我300英镑一条的皮带。我在电话中心一个星期都没挣过300英镑，而现在拿这么多钱买这个玩意儿，只为了不让裤子掉下来。你说这是什么事儿。那天早上醒来，我除了头昏脑涨，就是口袋里的一沓收据。头天晚上在那家酒吧，买香槟总共花了我将近一千英镑。一千英镑啊，真令人难以置信。想想我上过的那些学校，所有排斥过我、辱骂过我的那些孩子，我纳闷他们中有多少人只身一人到过伦敦，下酒吧喝香槟酒，还买300英镑一条的皮带。他们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连格拉斯哥都没出过。

我想到，我早就知道自己比他们都强。我也许还不属于邦德街上的黄金人群，但我正在朝那个方向努力，并深信一定会成功。我从孩童时代起就一直感觉自己注定要享受更好的东西，要超过周围所有人，而现在，我终于从自己买的衣服和花的钱找到了证明。从我与那两个“银行家”为伍的一刻起，他们就接纳我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看到了我点香槟不问价钱的方式，签账单毫不退缩的样子。经过了这样的两天，我怎么还能回电话中心去工作？我不会回格拉斯哥上班了，我甚至不会回那儿生活了。我回去是要取笔记本，看看它下一步会把我带向何方。飞机向北飞去，我满怀期待，几欲发狂。

第三章　曼城同志（1）

现在该提到一件事了：我是个同性恋。您意料到了吗？也许并没有，因为没有多少线索提示。到底在哪里抖出这事颇费踌躇，不如干脆现在就给说了吧。重要的是，您得明白，故事进行到现在——我回到巴特尔菲尔德家中，在卧室里一页页翻看笔记本，把所有可能性一一列出——直到现在，除了我自己，没有人知道我是同性恋。

几年前我就有所感觉了，因为我看班上其他男生的样子有点怪怪的。倒不是说有过什么灵光突现的重大时刻，只是我脑中有点猜疑，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了确认。如果和您说实话，我倒希望自己是个异性恋，那样日子会好过得多。没有这件令人侧目的标记在头上招摇，我干的事情已经够棘手的了。

这是一种折磨，每天都得跟它斗争，不惜一切代价要抑制它。音乐、读书、酗酒能缓解痛苦，但只能管一时，这件念头一直萦绕在脑际挥之不去，一不留神就会乘虚而入。一想到要告诉别人我就恐惧万分。那些白日梦，我此前提到过的那些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夜晚，就包括性取向这件火烧火燎的事情——我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能有法子可想吗？

从伦敦凯旋而归后，情形似乎又柳暗花明。信用卡在起作用，它们所意味着的东西在起作用。我仍然是同性恋，只不过我不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任何事情都没什么大不了。有这些卡，有它们来改变我的生活，就会万事大吉。我对此深信不疑。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又从厨房餐桌上蹦起来四次，到门外截住送快递的人。爸妈对我的举止越来越莫名其妙——我每天早上头一个起床，确保信件先到我手里，然后一连几个钟头躲进房间，闭门不出。他们问我新工作找得怎样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以为我每天下午一连几个钟头上网是做什么？”

我在做的是策划如何展翅高飞。我想找到一个可以藏身一阵子的地方，好好享受藏在床下那些卡。在这个阶段，我对使用这些卡仍然感到极度紧张，我想如果可以在远离家乡的某个地方使用的话，不被认出来的几率就更大了。如果事情败露，我也可以脚底板抹油——开溜，搭第一趟火车回格拉斯哥。另一方面，万一警察登门拜访，查问是谁让送这些卡的，我人不在，看他们找谁去？

当我在网上看到曼彻斯特活跃的同性恋环境，看到那里举行的肥美星期二狂欢节活动时，决心便下定了。伦敦此时还太令人生畏，我不敢往那儿搬，胆子也远远没到大到闯荡国外的地步。我告诉爸妈有个朋友在曼彻斯特，可以在另一个电话中心替我找份工作，然后把衣服塞满路易威登包，所有的卡和仅有的一点钱装进钱包，就去了芒特佛罗里达火车站。

艾伦正在售票亭值班，他告诉我曾经去过一次曼彻斯特看足球赛。有意思的是，我正要离开，他在身后喊道：“艾略特，你用的是特制火车票吗？”他哈哈大笑，但我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已经知道我拿那堆空白票干什么了。

我在曼彻斯特下了火车，和风旭日，晴朗无比。在火车站广场上，我拦住一对年轻夫妇，问他们卡纳尔街怎么走，那是该城的同性恋中心。我一定让人一看就像头按捺不住的小公鹿，说实话我确实也是，但他们还算友好，告诉我一直走下去就是。我半跑着穿过几条街，然后来到挺长的一条马路，四周到处是酒吧和餐馆和密密麻麻的人群。

此情此景，我毕生未见。许多男人在接吻、拉手、拥抱，异性情侣也成双结对，有的人全家出动，甚至还有几个微笑的警察。每个人看上去都幸福无比，在充满革命气息的环境中如鱼得水…qī…shu…wang…。阳光似乎比格拉斯哥强烈得多，桌子从酒吧一直摆到马路上，座无虚席。舞曲从酒吧里弥漫而出，空气中飘浮着大麻的气味。

我看到一个招牌上写着伦勃朗旅馆，便走进去。用一张属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