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袍-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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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时候碰上这样的事儿真是雪上加霜。看来他没法安安静静地写论文了。他得去做些什么，对于局里来说这是“第一起”连环杀人案。陈超觉得自己起码得做出一个关注案情的姿态。

“晓红，你把相关材料带过来吧，我晚上回去看一下。”

“好的，我马上过去。”

陈超手里的盒饭一口没动，却早已凉透了。他顺手把它扔进垃圾箱，站起身，若有所思地走向公园门口，回忆着早晨看到的那一幕。

那个阅报栏位于南京路和西藏路交界处，周围路边是禁止停车的。任何车辆停在那儿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那附近整晚应该都有警车巡逻。

陈超心想，这凶手一定计划得非常周密。

早晨的时候那有许多人在围观，但阅报栏周围却没有警方的封锁线。在案发现场也没看到警察的身影。

就在他陷入沉思的时候，眼前走过一位穿着白色风衣的年轻姑娘，在阳光映照下犹如一朵清丽的梨花。这么比喻可能有点牵强，毕竟现在才刚刚入冬。那姑娘自顾自地走过，她并不是晓红。

几位老人正站在阅报栏前，一如往常地边读报纸边谈论天下大事。不过让陈超颇感不可思议的是，来读报的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股市新闻。有张报纸的头版头条写着一行大字：股市涨势喜人。

四

于光明今天到家比平时晚了些。

公用盥洗室里，水池边的折叠桌上放着一个塑料盆，他的妻子佩琴正洗头。这个盥洗室和旁边的厨房是一楼五家住户共用的。于光明走到妻子身边，轻轻站住，爱怜地望着她那一头满是泡沫的秀发。佩琴笑了笑，示意丈夫先进屋。

走进家中，于光明看到桌上放着一盘肉末炒年糕，还有一盘泡菜。因为之前在局里已经吃了两个包子，他想，这炒年糕可以拿来当夜宵。儿子勤勤此刻应该正在学校上晚自习，为高考做着准备。

于光明转过头，眼光落在床铺之上，顿感疲惫。绣着龙凤呈祥图案的棉被已经铺好，松软的枕头也已安放妥帖。他甚至连鞋都没脱就一头扎到床上。可过了不到两分钟他又坐了起来，斜靠在床头板上，点燃一支香烟吸了起来。佩琴大概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而他需要整理一下自己混乱的思绪。

烟雾缭绕，脑中却依然如一团糨糊一般。于是他决定将红旗袍案的调查过程重新梳理一遍。

这一系列案子发生之后，局里就像是炸了锅。大家各显神通：有的人引经据典，有的人旁征博引，有的人更是就案情争得面红耳赤。似乎所有人都对案子了如指掌。

李书记“依靠群众”的调查方法未能奏效。案发现场附近的那些居委会老大妈们调查了无数“有作案嫌疑”的人，可被调查者都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没有任何突破性线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住房条件和生活资料配给制等原因，居委会曾是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得力助手。当时许多家庭都聚居于一处，共用厨房和卫生间，邻居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粮票之类的发放大权掌握在居委会手里，因而居委会在老百姓中间拥有比较高的权威。然而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和配给制的废止，居委会在老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虽说在那些待拆的贫民区，居委会还有一定影响力，但本案凶手貌似并非贫民区住户。他应该居住在更高级更私密的地方。时至九十年代中期，居委会干部已经不能像过去阶级斗争时代那样随便硬闯民宅了。

廖国昌提供的信息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虽然那些物证看上去似乎缩小了调查范围，但那些有性犯罪前科的家伙没有符合这一范围的。他们大多生活贫困，只有两三个人是独居，而有车的更是只有一位出租车司机。

而对红色旗袍本身的调查也是徒劳无功。警方已向所有生产旗袍的工厂和裁缝店发出了协查通报，以征集信息。但至今仍未得到任何关于这种特殊款型旗袍的线索。

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距离下一位姑娘遇害越来越近了。

于光明看着自己吐出的烟圈出神，这时他听到佩琴在盥洗室倒水的声音。他赶忙熄灭香烟，把烟灰缸藏了起来。

他可不想听到佩琴因为抽烟的事对自己唠叨，他希望同她探讨一下案情。从前她曾经用自己的方式帮他梳理过许多案件的调查思路。而这一次，她至少可以谈谈对那件旗袍的看法。像大多数上海妇女一样，她很喜欢逛街，虽然也跟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一样都是只看不买。

佩琴走进房间，边走边擦着头发。

“老公，你看起来气色不好。今天早点休息吧，我弄干头发就来。”她温柔地对丈夫说道。

于光明点点头，脱掉衣服躺下。被窝里有点凉，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过很快就感到一丝暖意。

佩琴回来了，光着脚走过来，掀起被子躺在丈夫身边，调皮地用冰凉的脚踢着他的腿。

“老婆，要不要帮你灌个汤婆子＇3＇？”于光明怜惜地问道。＇3＇方言，盛热水后放在被中取暖的用具，多用铜合金或陶瓷、塑料制成。

“不要，有你就行。”她紧紧抱住他，“将来勤勤考上大学了，这儿可就只剩咱俩了。到时候家里肯定空落落的。”

“担心什么，”他抚摸着妻子鬓角的一丝白发，借机直奔主题，“老婆，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别哄我了。”

“我今天在商店看见一件旗袍，很适合你。你从前穿过旗袍吗？”

“哎呀，你啊。你啥时候见我穿过旗袍？咱们上中学那会儿不是都说只有腐朽的资产阶级才穿那东西吗？后来咱们去云南插队，穿了十年军装。再后来回城了，住在你爹那儿，连个衣柜都没有。老公，你一点儿都不疼我。”

“现在咱们有自己的房子了，我以后要好好补偿你。”于光明说道。

“不过你怎么突然对旗袍这么感兴趣啊？哦，我知道了，又是案子。红旗袍杀人案，我都听说了。”

“你对旗袍懂得肯定比我多。没准在商店里试穿过吧。”

“可能试过一两次。不过我可从没逛过那些高档专卖店。你觉得像我这种在小饭馆打工的中年妇女，穿旗袍合适吗。”佩琴笑道。

“怎么不合适了？”于光明用手抚摸着妻子玲珑有致的身体说道。

“少来，别跟你们陈队长学那一套甜言蜜语。旗袍才不适合劳动妇女穿呢，特别是我这种天天在饭店里烟熏火燎的。我在时尚杂志上看过一篇关于旗袍的文章，很长。不过我实在是弄不懂这玩意儿怎么又流行起来了。还是说说你的案子吧。”

于是于光明开始讲述案情，包括同事们为破案所做的努力，以及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挫折。

听完他的讲述，佩琴说道：“你跟你们头儿讨论了吗？”

“昨天我俩通过电话了，他正在度假，写什么文学论文呢。关于这件案子，他所说的都是些让人听不懂的哲学词儿，估计是翻译东西把脑子翻傻了。”

“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是，如果凶手是个疯子，那么旁人很难理解他的行为。因为疯子遵循的都是他自己的逻辑。”她说。

于光明等待着妻子说下去，却发现她似乎对这段讨论有点心不在焉。

“你们头儿学的是什么课程？他准备改行？”佩琴突然转移了话题。

“我不知道，谁知道他到底想干啥。”于光明答道。

“估计他正面临中年危机呢——工作缠身，压力又大，一个单身汉回家也没人疼。他现在还跟那个叫白云的姑娘约会吗？”

“应该不了吧，他从未跟我提起那个姑娘的事。”

“可是人家姑娘对他一往情深呢。”

“你咋知道？”

“他随队出访的时候人家姑娘多照顾他母亲啊，这还看不出来？”佩琴一笑。

“哎，没准儿他付她工钱呢。”

“不是，人家姑娘不像是冲着钱去的。老太太挺喜欢她的。大学生，又知书达理。在老太太看来这可是儿媳妇的不二人选啊。再说他可是个大孝子。”

“这倒是，他一直都跟我说自己对老妈不够孝顺。他说，他继承父亲的事业，而且至今没能成家，已经够让他老妈失望的了。”于光明说道，“昨天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他说这次报名参加学位进修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老妈。老太太身体不好，却还惦记着他。他很明白这一点，所以说即便这次拿不到硕士学位，至少也能拿个文学方面的文凭，对老人也是个安慰。”

说到这儿，于光明笑了笑，叹了口气：“听说算命先生说他交不上桃花运。不都说事业成功者多半爱情不顺嘛。”

“得了吧，他可没少交桃花运，”佩琴道，“事儿分怎么说了。之前不还有个北京姑娘爱着他吗。没准儿白云就把他降住了呢。”

“她爱上陈超我一点儿都不吃惊。问题是我觉得他俩不会有什么结果。好多人等着看陈超的笑话呢，要是他们知道白云在歌厅工作……”

“歌厅怎么了？如今好多大学生都干着跟这差不多的工作啊。只要她把握好自己，这算什么问题。我相信她不会干出格的事儿。再说这跟做个好老婆有啥关系啊？人家又年轻又漂亮，还怕配不上你们那个书呆子队长啊？这不是别人看法的问题，我觉得是他自己不愿接受人家歌厅服务员的身份吧。”佩琴如连珠炮一般说道。

“老婆，真是一针见血啊！”

“这家伙该成个家了，他总不能一辈子单身吧？再说这对健康也不好。我的意思是，不光是在家能有个人伺候他。”

“就好像你是他老妈似的。”于光明笑了。

“作为搭档，你可得帮帮他。”

“说得没错，不过这会儿他还是帮帮我吧。”

“哦，对了，红旗袍杀人案。哎呀，我怎么跑题了。这案子可是火烧眉毛了，你们要不赶紧破案的话，不知道又有谁会死呢。你们现在的调查方向是什么？”

“没有什么靠谱的调查方向，”于光明挠了挠头，“这是我代理组长以来第一起案子。我觉得廖国昌除了那一套老掉牙的东西之外就不会别的了，我打算试着从其他角度入手。”

“所以你就去商店里看旗袍了？我就说嘛，你不会那么好心替我挑旗袍，你就知道办案。”佩琴笑着说，“你逛了不止一家店吧？那些卖旗袍的怎么说？”

“老廖和我都查了好多专做旗袍的裁缝店，还有一些卖旗袍的高档商店，可没有一家店有那种老式旗袍。据那些伙计讲，整个上海市都找不到卖类似旗袍的地方。那种款式太老了，少说也是几十年前的样式了。如今的旗袍开衩更高、更性感，有的没袖子，有的还露着背。跟被害人身上穿的一点儿也不一样。”

“你手上有那旗袍的照片吗？”

“当然。”说着，于光明从床头柜上的文件袋里拿出几张照片递给妻子。

“这旗袍值得好好琢磨一番呢，”佩琴仔细观察着照片，“而且，第一个死者身上可能有什么东西使得凶手忽然变得精神错乱了。”

“我也这么想。凶手杀害田陌之前，肯定是被这姑娘身上的什么东西搞得发疯了。可到底是什么呢？这正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之处。”

像从前一样，和佩琴的谈话使得于光明打开了一些思路。特别是对于田陌的重新梳理。他和廖国昌曾谈及此事，可廖国昌却坚持说他的手下已经查过她的背景，如果总是抓着她的事情不放，就是白费力气。然而和佩琴谈过之后，于光明决定明天一早去重新查一下田陌的底细。

想到这儿，他重新躺进被窝。抚摸着妻子半干的秀发，他的手变得不安分起来。

可此时佩琴却坐起身来。“儿子就要回来啦。你还没吃晚饭吧，我去给你热一下炒年糕。明早咱俩都得早起呢。”

于光明有些失望。不过他今天也的确有些累了，明天还要早点儿赶回局里呢。

五

第二天，于光明很早便来到了办公室。

他坐在办公桌前，用手指敲着桌面，盘点着办案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李书记的几次讲话、犯罪现场的照片、无数围观群众的证词、法医对于死者的尸检报告、组里为了破案专门配设的两台电脑、对有前科的性犯罪分子的反复排查、以及这些人在两次案发时段都在干什么等等。

对案件的调查依然毫无进展，而局里局外却早已流言四起。

司机小周没敲门就闯进了办公室。最近他刚参加了一个警察夜校班。

“于警官，你发现没，两件案子其实是有共同点的，”小周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俩姑娘都穿旗袍，还都光着脚，没穿丝袜也没穿鞋。如今女人们穿睡衣的时候可能会光着脚，但她们穿旗袍的时候都会配丝袜和高跟鞋。这是起码的搭配吧，要不肯定被别人笑话。”

“没错，”于光明点点头，“说下去。”

“既然凶手买得起这么贵的旗袍，又有时间给女尸穿上，那为啥不给她们穿上鞋袜呢？”

“你怎么看？”于光明觉得这位“未来警探”的话颇有道理。

“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关于乾隆皇帝下江南的。你可知道这乾隆的身世？听说他可能是汉人而不是满人……”

“别卖关子，没工夫听你跟这儿唱苏州评弹。”

“好，那么你知道当时满汉女子的区别在哪儿吗？满洲女子不裹脚，可以光着脚走路。汉家女子当时以三寸金莲为美，光着脚很难走路。而旗袍只能给满洲女子穿，起码当时是这样。”小周说道。

“你的意思是，光脚和穿旗袍这两件事传递了什么信息？”

“对。而且我们都看到了，现场女尸的姿势很下流。我想凶手是在针对满族人。”

“小周，你是不是清宫阴谋戏看多了？这要放到辛亥革命以前也许还能讲得通，因为当时满汉关系紧张。可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如今电视剧里才会有这种情节。”于光明笑道。

“如今电视上到处都是这样的片子，不是讲伟大的清朝皇帝，就是八卦他们那些才貌双全的妃子什么的。没准儿有人觉得有必要给大家提个醒呢？”

“小周你听我说啊，如今满族和汉族的区别已经不太大了，我有个认识多年的哥们儿，直到上个月我才知道他是个满族人。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有个工作岗位优先考虑少数民族，就因为这个我们才知道他是满族人。当然他最后得到了那份工作。但之前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发现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家连姓氏都改成汉姓了。”

“可你怎么解释旗袍和光脚的事？两个受害人都是如此。”小周看上去不太服气。

“有可能凶手曾经被穿成这样的女人伤害过。”

“穿成这样？穿着被撕坏的旗袍还不系扣子？伤害别人的人会穿成那副德行？”小周反问道。

事实上他并不是局里唯一持不同意见的人。

在李书记办公室召开的例会上，廖国昌正试着改变调查方向和重点。

“先抛开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不谈，我估计凶手有个车库。目前全市只有百十户居民有私人车库。”他说道，“我们可以逐个排查。”

李书记并不同意这一意见。“你打算怎么干？没有许可就去挨家挨户敲门？不行，你这么干会引起恐慌。”

于光明心想，那些拥有私家车库的人，要么是有后台的富商，要么就是高干。廖国昌要是真那么干了，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李书记肯定不会同意。

散会之后，于光明决定绕开廖国昌，自己去调查田陌的邻居。这么干肯定是值得的。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走出公安局。田陌和第二个受害者之间有些许差别是不容忽视的。她身上有伤痕，且尸身被仔细清洗过，这说明她似乎曾遭受性侵犯，而凶手试图掩盖罪行。但第二个受害者与此相反，更像是凶手随意选择的目标，死前并未遭受性侵犯，而且尸身未经清洗。

快到中午的时候，于光明来到田陌生前居住的街道。这是位于汕头路附近的一片贫民区，靠近老城区，似乎早已被现代化进程遗忘。

他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走进弄堂，几个木质夜壶晾在一边，两个妇女拿着竹子扎成的笤帚，一边扫地一边说笑。眼前的一切恍如昨日再现。

居委会位于弄堂最里头。居委会主任冯伯在他的小办公室里接待了于光明，递给他一杯茶，打开了话匣子。

“田陌啊……是个蛮好的姑娘，”冯伯说，“把她家中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您给我讲讲她家的情况吧。”看了材料后于光明对田陌的家事有一些耳闻，但廖国昌给他的材料并不详细。

“报应啊！这都是报应啊！她爹造的孽，却报到她身上，不公啊！”冯伯叹道。

“您能说得详细点儿吗，冯伯？”

“嗯，老田，就是田陌她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算是个人物。不过后来风光不再了，蹲过大狱，再后来就瘫痪了，成了他闺女的累赘。”

“那他在‘文化大革命’时都干了什么？”于光明问道。

“那时候他是造反派的，戴着个红袖箍，到处欺负人。后来不知怎么混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派到一个学校。你知道，这种人当时可以说是风光一时。后来他受到了应有的制裁。当年像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只是他被当成了典型，在牢里就蹲了两三年。”冯伯说。

“他坐牢时田陌还很小吧？”于光明问道。

“没错，那时她好像也就四五岁的样子。先是和她妈相依为命，后来她妈死了，她就搬回来了。老田从没照顾过他这个女儿。因为再后来，他就瘫了。”冯伯意味深长地喝了口茶，继续说道，“但是田陌却精心照顾他。挺不易的，她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儿花。老田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医疗保险。就因为这个老不死的，田陌连个男朋友都没交。”

“因为她老爹？这和她交男朋友有啥关系？”

“她不想丢下她爹不管。谁家小伙子想拖着这么个累赘啊？谁愿意啊？”

“那倒是，”于光明点了点头，“她在弄堂里有朋友吗？”

“没有。她总是忙于工作和照顾家，跟同龄的姑娘们不怎么来往。我总觉得她还干着些见不得人的买卖。”冯伯放下茶杯，说道，“跟我来，你自己看吧。”

冯伯领着于光明来到弄堂中段的一间老房子，推门进去。这座房子似乎是在一处庭院上建起来的。映入于光明眼帘的是一间杂乱的房间，屋子中间歪歪斜斜地摆着一张床，一副梯子通向后建的阁楼。床边有一个土灶，似乎已经熄灭很久了。旁边放着一个看上去有些年头的夜壶。除此之外再无他物。这些年老田应该就住在这鸽子笼般的小房间里。此刻他正躺在床上，手脚摊开，仰面朝天。

于光明向老田点了点头。他此刻意识到，也许这就是田陌平时不怎么待在家里的原因吧。

“这是老田，”冯伯介绍到，“老田，这是公安局的于警官。”若不是眼珠还能随着屋里人们的走动而转动，床上的老田看起来完全就是一具骷髅。

老田模糊地哼了一声，权当回答。

“只有田陌能懂他的意思，”冯伯说道，“我不知道现在谁能来照顾他，如今哪儿还有雷锋啊。”

于光明怀疑老田的神志是清醒的，能听懂他们的对话。也许听不懂还更好些。与其让他知道女儿已死而自己将老无所依，还不如什么都不告诉他。无论他“文化大革命”时做过什么，如今这报应已经够重了。

想到这儿，于光明拉过梯子，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

“田陌就住上面。”冯伯说道。这梯子对他来说太难爬了，所以他只能站在下面往上看。

其实这上面甚至都算不上什么阁楼，就是在老田那张大床上方，临时搭建的“第二层”而已。作为一个大姑娘，她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于光明感觉站直都很困难，他的头已经顶到了天花板。没有窗户，在黑暗中，他花了一两分钟才找到开关打开了灯。这里没有床铺，只有一张垫子，旁边摆着个塑料痰盂，也许是做夜壶用的吧。还有一个未刷漆的木箱，里面装着一些廉价衣物，大多数都已老旧过时。

看起来在这“阁楼”之上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于光明爬下梯子，什么也没问。其实问了也是白问，冯伯对这案子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告别冯伯，离开弄堂，于光明感到很失望。

如果一位妙龄姑娘选择如此生活，那她又怎么可能会成为变态杀人案的受害者，或是引发连环杀人案呢？

于光明没有回局里，而是去了田陌生前工作的海鸥宾馆。这是一家不怎么高档的宾馆，位于老城区。不过由于它所处的地段不错，价格又很合适，所以深受自助游旅行者们的青睐。宾馆大厅里有一群背着睡袋的外国年轻人，显得有些拥挤。身穿红色制服的前台经理正在用英语与他们交流，看上去业务很娴熟。他看到于光明的警官证之后很紧张，嘴里也变得不太利索了。他将于光明领进一间办公室，转身关上门。

“那个，不管咱们在这儿说了什么，请不要让媒体知道，尤其是红色旗袍杀人事件和我们宾馆的关系。否则我们就没法做生意了。人们都很迷信的，要是知道我们宾馆里有人横死街头，肯定没人敢来住店了。”

“我明白，”于光明说道，“来，给我说说田陌这个人吧。”

“她是个好姑娘，又勤快脾气又好。对她的死我们都很震惊。如果说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