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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袍-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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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大哥你懂得可真多。”佩琴笑道。
“三陪小姐才不会来咱们这种破地方呢。不过对饭店来说她们可是财神爷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将来也得改改规矩了。” 潘大厨说着，又往嘴里塞了一把花生米。
“谢谢你。”佩琴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有些失望。为了查到线索，她需要更具体的细节。
从其他同事那儿听来的也都是些小道消息，特别是经过他们添油加醋的描述之后就更不靠谱了。这也难怪，毕竟这些人谁也没找过三陪小姐，大家都是道听途说。
于是佩琴决定更进一步。她通过关系，在乔春燕去年工作过的那家明河饭店，找到经理张四眼，他建议她跟“大姐头”阿容聊聊。
“阿容是小姐里年龄最大的，我记得有三十五六岁了吧。她经验丰富，路子野，更重要的是她手上掌握着一批常客。而且她在中国美食历史方面也算是行家了，老顾客都很喜欢她这一点，有些客人会打电话来预约小姐，阿容就替他们安排。那些初次来玩的客人有时候会放不开，这时候阿容的经验可就派上用场了。听说她还帮过乔春燕呢。”张四眼说道。
“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人，谢谢你啊张经理。”佩琴说道。
“那你也得让她愿意开口才行，阿容很有个性的啦。”
佩琴以一位新出道作家的身份拨通了阿容的电话。因为已经从张四眼那里听说对方是美食行家，她邀请这位阿容到秋风亭饭店共进午餐，那是一家以海鲜闻名的饭店。也许张四眼已经提前打好招呼，阿容很干脆地接受了邀请。
阿容走进秋风亭饭店。她身材修长，身穿一件白色夹克、一条牛仔裤，没有佩戴什么首饰，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位风尘女子。佩琴选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她向阿容解释说自己想了解一下中国的饮食烹饪历史，顺便也打听一下乔春燕的事，以便可以写作一部短篇小说。扮演一名作家对她来说不算是难事，因为平时她说话就喜欢带上一些新鲜词。不过她还是有些忐忑，怕被识破。
“有意思，现如今还有人想当作家啊。费劲巴力写好几个月，那点钱还不够出来吃顿饭的。”阿容说道。
“是啊。不过我也在餐饮业干了十多年了，想换个活法儿。”佩琴笑着答道。
“你这么做也许是对的。看来咱们算是同行了，那你就不用学那些大款的样子点菜了。”阿容的嗓音很清脆，她拿起菜单，点起菜来，“一份糯米莲藕，一份黄酒焖鸡，再来一份蒜香鲈鱼。这就不少了。”
“开胃小菜呢？”
“来两份炸蛎黄吧。我今晚还得去明河饭店。今天咱们主要是来聊聊。”
“好。”佩琴感觉这位阿容要比一般的风尘女子好说话，于是她问道，“你认识乔春燕多久了？”
“时间不长吧，也就从她来明河饭店时开始的。我想大概一年吧。”
“我听张经理说你挺照顾她的，你应该很了解她吧。”
“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一行，大家互相之间不打听的。她还年轻，也没什么经验，我就偶尔给她一些建议而已。再说现在她都死了，即便是那些我知道的事，我觉得也不该说太多。”
“你所说的东西，我只是拿来当我小说的故事背景，不会涉及真实姓名的。阿容，我向你保证。”佩琴说道。
“就是说你并不是要专门写她？”
“当然不是，”佩琴很理解对方的态度，大概是害怕她把乔春燕的事情捅给那些街头小报，“张经理很了解我的为人，否则他也不会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就是写个小说呗。”
“好吧，那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阿容喝了一大口茶，拿起一块炸成金色的蛎黄，说道，“不过，按照我们这行的规矩，我不会透露什么真实姓名的。你权且听听当个消遣好了。”
阿容很聪明，从一开始就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她对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不负责。
“她大概生在七十年代初，”阿容边吃边说，“从小她爹妈就教育她‘漂亮脸蛋儿不能当饭吃’。她婴儿时代家中墙上就贴着毛主席时代劳动女青年的画片儿，特别强壮那种。你想啊，要是人们都吃不上饭，长得再漂亮又有啥用。她小学时候曾经画过一张饭店的画，她觉得饭店是梦中的理想家园。可是因为家境贫寒，直到十五岁那年，她才第一次走进饭店。
“那是八五年左右吧，她正值豆蔻年华，却依然遵守着爹妈从小教给她的那些法则。那时如果她有点门路的话没准就成了模特儿或者明星了。她只是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认为只有去国营单位，工作才是铁饭碗。高中毕业之后，她顶替母亲的工作，去了一家纺织厂。所谓替老换幼，等于是她母亲提前退休把工作让给她了。
“干这样的工作可用不上漂亮脸蛋儿。每天三班倒，拖着疲惫的身躯围着织布机转来转去，就像被蒙住眼睛的驴子。每天回到家中，脱下鞋子，都能看到脚跟的茧子。而窗外只有干枯的柳枝在秋风中摇来荡去。没多久她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而且她意识到，纺织女工老得快。
“不过那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中国正开始改革开放。她开始憧憬一个父辈不敢想的未来。每当读着那些花花绿绿的杂志，她都禁不住浮想联翩。听附近的媒婆们说，她从那时开始学着打扮自己了。
“后来她决定充分利用自己青春靓丽的优势。可能你也知道的，上海的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通常头一两次约会都会选择出去吃饭。至于去什么档次的饭店花多少钱，就看男方的经济状况和女方的魅力指数了。俗话说千金难买美人一笑嘛，特别是在恋爱初期关系尚未确定的时候。男人在这种时候一般都是毫不吝啬一掷千金的。一旦关系确定下来，上海姑娘都会劝对象省钱，因为将来要一起过日子。不过偶尔也会去像城隍庙市场之类好吃不贵的地方‘奢侈’一下，花上一两个小时排队，吃几个美味的小笼包。于是她便利用上海人的婚恋习俗精心制订了一个计划。她觉得自己这样的出身低微的姑娘要学会享受生活。
“她母亲对她不打算成家的想法很担心。她却对母亲说：‘我还没准备好呢，我可不想挤在九平米的鸽子笼里，当个天天做饭带孩子的主妇。我早晚会结婚的，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享受人生吧。’
“她所谓的享受人生，就是到处跟有钱人约会，去饭店里吃山珍海味。每次都拣贵的菜点，即便付不起账那也是男人的问题。她跟每个出来约会的有钱人都如胶似漆，但是每个关系都长不了。嗯，就是说如果对方没钱了，这甜蜜蜜的关系也就结束了。今天吃牛排，明天吃烤鸭，大后天吃大闸蟹……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她第五个约会对象是个香港大款，带着她到处吃香喝辣。结果两个月之后，在一家大酒店消费时那人付不起钱了。她当时的确有点失望。不过跟那香港人分手还不到一个礼拜，她就在一家麻辣香锅店遇到了第六个冤大头。当时她用筷子夹起一片笋，说：‘春天的笋子真尖。’那冤大头赶忙讨好她说：‘跟你的手指一样美。’说完，傻乎乎地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拒绝。结果那冤大头为她那桌昂贵的饭食埋了单。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她在一家淮阳菜馆钓到了第七个，在那儿他们享用了一桌全龟宴，据说这种菜能增强性能力呢。她用嘴把一片一片龟肉喂给那个男人吃……
“她这么折腾了没多久就闯祸了。邻居和同事介绍的那些人都是些平头百姓，他们都满足不了她的那些要求。据说有个小伙子为了请她去高档饭店吃饭，甚至去卖血了。
“可她却辩解说：‘这不是我的错，他们自己活该。那些饭店价格高是因为档次高。至于我，那还不是因为他们看上了我的美貌吗？我可不是单纯为了吃好吃的才跟他们出去的。在工厂里，我就像一部暗淡无光毫无生气的机器，只有在高档饭店里，我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被人尊崇的女王。’
“如果说高档饭店是雨后春笋，那三陪小姐就是长在春笋身边儿的野草。好多年轻姑娘都干这个了。于是她做出了人生中的另一个重大选择。她模样俊俏，又对美食了如指掌，客人们都愿意找她陪酒。这对她来说也是好事，能在这些大款里钓得金龟婿也不一定呢，起码比媒婆们介绍的那些穷光蛋靠谱。
“做三陪很赚钱。吃饭的时候，点上一壶陈年的花雕酒，配上‘龙虎斗’或者鲍参鱼翅之类的佳肴，就能抽取不菲的提成。如果客人需要进一步服务，可以私下商量。所以她就随波逐流，真正入了这一行。
“一天晚上，跟一个日本人吃了顿便饭之后，她跟对方去了一家五星级宾馆。在那儿她第一次尝到了客房专供的精美寿司和清酒。为了答谢这位客人，她换上了一套和服，跪在榻榻米上，羞涩如含苞欲放的莲花一般。酒过三巡，她的矜持逐渐褪去，伴着这价值千元的食物诱人的气息，她仿佛也变成了一朵盛放的夜来香。后来，那日本客人请她一同沐浴。在浴室里，她蹬掉脚上的木屐，席地而坐。那人像个婴儿一样吸吮着她的每个脚趾，仿佛在品尝世间美味。过了一会儿，她感到自己身上被涂上了青芥，那充满挑逗的抚摸让她禁不住呻吟起来。日本客人告诉她，这叫女体盛，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美食文化。清酒很有些后劲，恍惚间她都记不得这感官盛宴的细节了。第二天清晨，客人要付给她钱，却被她婉言谢绝了。因为她突然回忆起，自己的祖父抗日战争时死在日本人手里。于是她只是接受了一些宾馆餐厅的餐券，算是对得起自己了。
“走出那家五星级宾馆的时候，她似乎还沉浸在昨晚的云雨之中，直到被扫黄队押进警车才回过神来。当时对色情业控制很严，更不用说与外国人开房了。不过三天后她就被放出来了，因为她是初犯，而且身上也没搜出任何外币。虽说这是一次奇耻大辱，更是‘政治错误’，但她依然摆出一副骄傲的样子，向朋友们炫耀着那些客房专供食谱和餐券。
“当时城里的纺织业早已开始萧条。上海，这座曾经的工业中心正逐渐变成一个金融中心。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的背后，是一家家老工厂的倒闭。纺织厂领导借机让她下了岗，理由是她作风不正派。于是她终于成了一个全职陪酒女。”
故事讲到这儿，阿容沉默了。她端起酒喝了一小口，晶莹的酒杯仿佛盛满了风尘女子破碎的美梦。
看来阿容的故事讲完了，佩琴有些失望，因为这故事更像是在讲述一个姑娘沦落风尘的全过程。阿容讲的这些似乎有些自传的味道，这从她的表情多少能看出一些。
这时一个服务员急匆匆地端上一大盘鱼。大概这就是最后一道菜了吧。
“瞧瞧这鱼，眼睛还眨着呢。”阿容说着，举起了筷子。
盘子里的鲈鱼裹着一层棕色的酱汁，尾部已经被炸成金黄。服务员用勺子盛过一扇鱼肉。佩琴看到那鱼身上的肉已经全部被煎熟，而鱼眼却似乎还在眨动。
“做这道菜有个诀窍。在活鱼嘴里塞上冰块，放到锅上用猛火煎，注意不要让鱼眼沾上油。差不多一分钟的时候把火关了，在鱼身上浇上特制的酱汁。每一步都要求精准迅速，然后趁热端上来。这下你知道为啥刚才服务员一路小跑了吧。”阿容的这番话证明了她在美食方面的造诣。这段介绍的确可以写成小说什么的，只不过佩琴想了解的不是这些。
“阿容，谢谢你。你刚才讲的那些很有用。只是我仍为乔春燕的遭遇感到痛心，她的结局怎么会结局如此凄惨啊。”
“谁知道那些来买春的都是些什么人。”阿容突然看着佩琴的眼睛，说道，“不过我们似乎并没有谈到乔春燕吧。”
“嗯，我只是举个例子。”
“其实她的事我也不清楚。这种事我从来没遇上过。”
“她会不会因为拉客人的事得罪别人了？”佩琴问道。
“据我所知不会。事实上，三陪女里，陪酒的是最不容易招惹到是非的。不像歌厅里，包厢中为了一点小费都能打个头破血流。在那种地方，好多服务都是不透明的。在饭店里，所有东西都明码标价。说不喜欢吃啥菜也不会让人觉得丢脸。比如说，天知道我给客人推荐过多少次猴脑了，可从没有人真正点过那道菜。我一点也不怪他们。因为那道菜实在是太残忍了，要砸开猴子的天灵盖，猴子会一直挣扎个不停……”
“还是说说乔春燕吧，”佩琴打断了她的话，“她出事的那天晚上你和她在一起吗？”
“没有。她当时应该过来的，可是她一直没出现。”
“那她会不会是去了别的什么饭店呢？”
“不，我觉得不会，”阿容答道，“三陪小姐这行竞争也很激烈，多数人都是约好了去某家特定饭店干活儿。说实话，我偶尔就负责组织这个。这里头水很深，小姐们要与饭店经理和服务员们分成，还要打点工商局、给黑道交保护费。有时还要孝敬警察，否则就会被找麻烦。如果随便自己找地方干活儿，就算不被别的小姐骂走，也会被人家店里的服务员和黑道打手轰出去的。而且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
“就是说，你觉得她不是在干活儿的时候碰到凶手的？”
“至少不是在我们饭店碰到的。”
“还有个问题。阿容，乔春燕有男朋友吗？”
“没有，这一行的姑娘很少有能正经谈场恋爱的。你想啊，哪个男人能接受这个？想交男朋友就得隐瞒自己的职业，这样遮遮掩掩怎么能长得了。一旦男方发现真相，一切就都结束了。男人的自尊受不了这种伤害。”阿容苦笑着说。
“她跟你说过未来的计划吗？”
“她说过想攒钱开个鲜花店，不想一直当陪酒小姐。”阿容想了想，补充道，“在开起花店之前，她说她不想考虑别的。”
“那你怎么看她被杀这件事？”佩琴问道。
“也许凶手来饭店找她陪过酒，要到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过了几天约她出去吧。不过，也有可能她与凶手遭遇的方式与陪酒啥的没关系呢。”
“嗯，你说得有道理。”
“佩琴，你不会是警察吧？”阿容忽然这样问道，看上去神情严肃。
“我怎么可能是警察！”佩琴答道，“我从云南插队回来就一直在四海饭店工作。我们饭店是国营的，一直亏损。我们大厨还说呢，应该与时俱进改革经营。你能给我们点建议吗？”
这话不假，阿容也许真的能帮到四海饭店。只是佩琴并不希望看到自己工作了多年的饭店也跟三陪小姐扯上关系。
“我跟你说啊，佩琴，”阿容说道，“乔春燕前阵子可能碰上什么事儿了。她死前三四天吧，有个家伙孤身一人去明河饭店，看起来不像是那种来买春的人。乔春燕去勾搭他来着，不过那晚倒没出什么事儿。”
“那人长啥样？”
“他不像是那种暴发户，要不我也记不住。怎么说呢，他看上去像个绅士，中等个头。哦，对了，好像还戴了一副茶色眼镜。不过不是那种太阳镜。反正很少有人会在大冬天戴那么个眼镜。”阿容比画着。
“事后乔春燕跟你说什么了吗？”
“没，她回来的时候都半夜了。那晚她陪了个老主顾。”
“她平时用手机吗？”
“据我所知她不用手机，她住处好像也没电话。我每次联系她，都要打电话给她三楼的邻居。那个电话号码很少有人知道。”说到这里，阿容笑了笑，“我想我该去梳妆打扮一下了，晚上还要工作呢。没准我就穿个红旗袍去，多性感啊。”
十二
清晨，一个硕大的包裹送到了陈超的家中。是局里发来的，里面装着许多报纸和近期的调查报告，以及于光明调查那位翁先生时录的磁带。
陈超本来打算今天看一些宋代和明代小说，看来计划又泡汤了。他只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开始阅读于光明提供的材料。
桌上的茶是昨晚上沏的，早就凉透了。一般人不喝隔夜茶，但陈超是个例外。
没过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包裹。这是从上海图书馆送来的，主要是一些心理学书籍。
陈超在大学时代就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文艺评论颇感兴趣。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发现自己依然能理解那些艰涩的心理学名词。比如说此刻映入脑海之中的“集体无意识”这个词。他忽然意识到，在之前读过的那些爱情故事中，结尾处之所以会出现那些让人不爽的转折，正是这个“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
或许在红色旗袍杀人案背后，也有它的影子吧。
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年间，人们都不愿承认心理疾病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只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就不会染上任何身心疾病。如果有人承认得了心理疾病，就得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心理学在当时被称为伪科学。在实践中也不存在心理分析，即便有心理医生，也没人会去看。因为，自己口中的心理问题，在旁人看来就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心理学才恢复了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得到重新发展。不过多数人对于心理疾病之类的话题，还是唯恐避之不及。
即便在公安局里，大家也大都觉得心理分析什么的就是旁门左道，不堪大用。于光明也是如此，他对心理学一向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这些洋玩意儿最多也就在撰写结案卷宗的时候能起点作用，在破案过程中是用不上的。
陈超开始认真地阅读他送来的调查报告。
于光明和廖国昌之间的合作并不愉快。除了两组人马素来不合之外，廖国昌对于光明专注于调查田陌的做法也并不赞同。他觉得自己的刑侦队已经把这方面的东西查个底儿掉了。在廖国昌看来，这凶手就是个疯子，随便选择袭击对象，如果纠结于为他的行为找出一个解释，那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但这就像是下围棋一般，经验老到的棋手会本能地抓住棋盘上的任何一个机会。即便是边路上几枚看似毫无意义的闲子，也可能成为扭转全局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于警官是一位直觉敏锐的围棋手。而这敏锐的直觉也总能让他在办案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一次在宾馆与翁先生交谈之后，于光明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着他的调查。他查了翁先生可能去过的地方，包括机场。出入境日期上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却在翁先生的海关出入境申请表中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婚姻状况一栏上，明白地写着“已婚”。于是便有了他和翁先生的第二次谈话。
陈超把局里送来的磁带放进录音机，直接快进到文字记录中于光明问及翁先生与田陌关系的地方。
……
翁：我第一次与田陌认识的时候，还没离婚，不过已经跟我老婆分居了。我当时等的就是一纸离婚判决书而已。田陌后来也知道了这一点。
于：她发现这一点之后生气了吗？
翁：我估计她是生气了，不过她还是蛮大度的。
于：怎么讲？
翁：我打算自立门户，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如今中国市场发展得这么快，我认为凭借我的学识和能力，如果自己干的话，肯定比跟在那些美国二道贩子屁股后面混要好。所以我打算让田陌去美国，帮我照看生意什么的，我甚至想过把她父亲送进美国的敬老院赡养。不过她并不急着出国，她担心父亲适应不了美国的生活。其实，只要两个礼拜时间就能办完这些事。可能是她的命不好吧！
于：你老说她命不好。举个例子说说吧，她怎么就命不好了？
翁：那么多倒霉事儿都摊在她一个人身上，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更别说她父亲了……
于：说到她父亲，那咱们就从田陌的童年开始说起吧。
翁：据说她父亲老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个造反派，应该不是啥好人。后来，在监狱里蹲了两三年，算是罪有应得。可他出狱之后厄运还是如影随形……
于：这就叫因果报应吧。他邻居也这么说。
翁：报应？可能是吧。可当年那么多红卫兵和造反派，又有多少受到制裁了？反正我知道的只有这个老田。他离过婚、丢过工作、蹲过监狱，好不容易开了个饭店还闹到破产，最后瘫痪在床……
于：哎，翁先生，等等。细节，说细节。
翁：“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老婆接到过匿名电话，说他在外面和别的女人乱搞。他们的婚姻就此结束。说实话，这老田的确算不上啥模范丈夫，可后来他那些风流韵事也没查到什么真凭实据啦。没人知道是谁打的那个匿名电话。后来，厂子里迫于上级的压力开除了老田，还把他送去法院判了刑。他老婆的事儿更悬，三十出头跟他离了婚，开始和别的男人约会，结果没过多久她跟人上床的照片就被公开了。那可是八十年代初啊，出了这种丑闻，她就自杀了。于是田陌搬回去和她父亲老田一起住。再后来老田借了一笔钱，开了个小饭馆。可没到一个月，就出了顾客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他们请了个律师，把老田告上法庭。最后老田赔钱赔到破产。
于：是很诡异，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会因为这种事上法院告状。
翁：你知道他怎么瘫痪的吗？
于：因为中风吧？
翁：饭店关门之后他感觉很失落，每天泡在麻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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