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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袍-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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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家里没有电话，她也没有手机，这两样东西对她来说实在太奢侈，偶尔她会用弄堂口的公用电话。不过她有个汉显的呼机，所以传呼就是她平时的主要联系方式。
于光明找到传呼台了解情况，对方很快答复了。星期四晚上并没有人呼过汤秀眉。
他刚读完这些材料就接到局领导的通知，要他去参加紧急会议。
“看看！报纸头版头条！‘城市陷入危机’！”说这话的是李书记，此刻他面色铁青，几乎是在叫喊，“咱们公安局都成笑柄了！”
于光明和廖国昌都没做声。报纸上这个头条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不过局里现在倒是真的有些危机了。
“第三个！外滩！”李书记继续嚷着，“你们到底查到线索没？”
于廖二人都在闷头吸烟，整个办公室烟雾弥漫。站在一旁的晓红看上去脸色不太好，一手捂着鼻子，生怕被烟气呛到。
这时廖国昌开了腔：“调查得换个方向了。三名死者中有两名从事色情行业，第二、三名死者工作地点一个是饭店一个是歌厅，都很容易被人约出去。这些女孩儿的家人一般不知道她们的所作所为，所以关于她们失踪的线索很难查到。何况如果这种女孩儿跟客人出台，都会找个隐蔽所在。估计直到最后她才会发现自己处境不妙。”
“那田陌的情况又怎么解释呢？”于光明问道。
“她在宾馆工作，也很容易被人约出去啊，事实上她那个男朋友不也是那么约她出去的吗。这就是我说要改变调查方向的原因。”廖国昌说道。
“你的理由是什么？”李书记问道。
“凶手的行为本身就是证据。他讨厌那种女孩儿。或许他曾经因为风尘女子吃过亏，比如染上过性病什么的。所以他要报复。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脱光死者的衣服却不和她们发生性关系。”
“那红旗袍又怎么解释？”李书记又问。
“可能当时让他得性病的女子就是这么打扮的吧。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象征。”廖国昌答道。
“也许还有别的可能吧？也许是他爱上了一个女人，那女人却离他而去。在他眼里这样的女人跟婊子也差不多吧。”于光明说道。
“不过廖队长的说法可以解释凶手对抛尸地点的选择啊，”晓红插话道，“他意思是抗议如今盛行的色情业吧。他的抨击对象不仅是风尘女子，估计还有默许纵容这一切的政府部门呢。”
“晓红！别把政府扯进来！”李书记似乎对晓红的话感到不悦，“别管凶手到底是为了啥杀人，他肯定还会接着干的。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如何阻止他。”
众人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再找个目标对凶手来说易如反掌，而彻底取缔这一行业又不现实，办公室里几个人都深知这一点。
“我建议从医院查起，”这回又是廖国昌首先打破了沉默，“医院里总有性病患者的病历吧。”
“那得查多久？没准你还没查完他就又杀一个。廖队长，我们可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再说，就算你的方向是正确的，难道凶手就不能找那些小诊所秘密治疗吗？”李书记表示质疑。
“大多数性变态杀手都是阳痿患者，”于光明说道，“按照陈队长的说法，这些杀手都是通过杀人获取精神快感。所以说‘凶手得过性病’的说法可能站不住脚。”
“廖队这总算是个思路吧，”晓红的态度很坚决，“三名死者之中有两名涉足色情业，这起码是个线索。通常情况下，特定类型的受害者在凶手的性幻想中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别管他是被风尘女子伤过也好，没伤过也罢，至少证明他对她们怀恨在心。”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干？”李书记问晓红。
“我的看法是基于廖队的判断。如果凶手还要杀人，那目标估计还是风尘女子，咱们不妨设个诱饵引他上钩。”
“这城里歌厅夜总会饭店什么的多了去了，咱们怎么能知道他下一次在哪儿下手？”于光明问道。
“我觉得他不会重复自己之前的行动。”晓红看上去胸有成竹。
“说说看。”李书记似乎颇有兴趣。
“除了田陌之外，其他两名死者一个是陪酒的一个是陪唱的。按理说接下来他的目标应该就是陪跳舞的了。人嘛，都有思维定式。估计凶手就是游走于这个城市的风月场所，随机寻找目标。就像刚才说的，那些女人很容易被约出来。何况这凶手挺怪的，既然红旗袍是一种象征的话，那么陪吃陪唱陪跳舞的三陪职业估计也是一种象征了。所以说他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个陪舞小姐，这样才算完满。”
“你这样引他上钩跟守株待兔有啥区别，”于光明说道，“再说这凶手可比兔子危险多了。我之前也和陈超谈过，他觉得这样的疯子可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可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晓红态度颇有些强硬地反驳道，“还有你们那陈大探长，他有啥好招儿没？”
“咱们局里可供不起陈大探长那尊真神啊。”廖国昌也借机讥讽道。
于光明被这二人的一唱一和戗得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看起来没人再提什么反对意见，大概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李书记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晓红打算下午找个舞厅去卧底。
散会之后，于光明觉得自己有必要马上联系一下陈超。报纸上都说“城市陷入危机”了，他不信陈超还有心情埋头苦读圣贤书。
提起电话听筒，他已经想到如何调动陈超的兴趣了。
“头儿，咱俩得谈谈。一会儿外滩公园见吧。”
“外滩公园？”陈超显得有些蒙。
“今天早晨在外滩又发现一具穿着红旗袍的女尸，靠近太极角。”
“你说什么，外滩？第三具尸体是在外滩发现的？”陈超明显提高了音量。
“报纸上都登了啊。估计这会儿都有读者写信给报社问‘咱们的神探去哪儿了？’”
“别说了老于，我马上到！”
十四
二十分钟后，于光明再次来到外滩。
四下打量了一圈后，他选了一张面向公园的绿色长椅坐了下来。从这里他可以清楚地俯视案发现场的灌木丛，周围依然有很多人在围观。那处灌木丛看上去就像发现田陌尸体的那处花坛，也许是巧合吧。他不相信凶手会按照这样的标准选择弃尸地点。
中山路附近是交通要道，所以说封锁现场是不现实的。如果现场被黄色隔离带围起来，肯定会吸引更多的围观群众。事实上封锁也没什么价值，因为现场早就被破坏了。
没过多久，于光明就看到远处陈超穿过人群走上台阶。陈超个子很高，穿着风衣夹着皮包在人群中很显眼，一副镶边茶色眼镜，显得他天庭更加饱满。穿成这样估计是不想让别人认出他吧，毕竟案发现场还聚集着一些记者。直到走上平台来陈超才摘下眼镜，这时他看到坐在不远处长椅上的于光明，便走了过去，坐在旁边。
“你对这次的案发现场怎么看？”于光明问道。
“凶手这么干明显是在挑衅啊。有线索了吗？”陈超答道。
“没。跟之前那两处一样，现场早被破坏了，提取不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
“死者身上没有被性侵犯的痕迹？”
“没，至少我没发现。不过她也是穿了一件红旗袍，没穿内衣。”
“死者身份查清了吗？”
“这一次查死者身份倒是蛮快的。歌厅里的陪唱小姐。”于光明觉得自己不必说得太多。
“又是个风尘女子啊。”
“是的，老廖打算朝这个方向调查。他觉得自己分析出凶手的动机了。在他看来，凶手一定是对风尘女子恨之入骨。这一点倒是有些符合你认为凶手有精神疾病和红旗袍意义的分析。”
“红旗袍肯定有特殊含义，这点毫无疑问。对受害者心理的分析，或者说对受害者与凶手之间关系的分析也是有价值的。但是第一个受害者田陌并不符合后面两名死者的特征。”
“这一点我也提过了。”
“我暂时也想不明白，”说着，陈超站起身来，看了一眼不远处案发现场的树丛，“明知这里通宵都车流不息，还敢冒险把尸体扔在这儿，这家伙也太从容了。”
“我想他太过自负了。这么做是为了表达他对警方的蔑视和羞辱吧。就像你说过的，连环杀手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犯罪方式，比如把尸体扔在公共场所什么的。疯子嘛，干的肯定都是疯事儿。”
“老于，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凶手这么做不是因为自负，而是出于绝望。”陈超若有所思地说道。
“什么意思？”
“他也许得了一种绝症。这样的人为了结束自己痛苦，啥事儿都干得出来。算是一种死亡冲动吧。”陈超似乎不想再解释这些了，于是他问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干？”
“晓红打算装成舞女去卧底。”
“如果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这么做应该是个好主意。但只差一个星期不一定能查出什么。这取决于她所处的环境。另外，卧底也是有风险的。”
“是啊，我也这么说。可是这小警花有点年轻气盛啊。”
“如果她坚持要去卧底，那就向局里申请，在暗处保护她。随时与她保持联系。”
“我会跟老廖说的。”
“还有，她去卧底的事要严格保密。”
“对局里人也保密吗？”
“对你那些手下不用，但对旁人一定要严格保密。没准儿凶手很有背景呢，”陈超皱了皱眉，“你就拿他昨晚选在外滩抛尸来看，他可能已经听说了让居委会参与巡逻的事儿。外滩这边恰好是此类巡逻覆盖不到的地方。中山路附近多是政府大楼和商业建筑，附近没有什么社区和居委会，而仅靠民警巡逻很难完全覆盖这一带。”
“也许只是巧合呢？”
“也许李书记这次蒙到点子上了，凶手这次选在外滩抛尸，的确会引起一些政治反响。不过我怀疑他的目的更像是在号召人们抵制三陪小姐。当然，他这是一种奇怪的暗示，充满了矛盾。而这些矛盾对我们来说或许是线索，就像精神病患者的症状之于精神分析师一样。正巧，我的文学论文里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陈超说道。
“是吗！那你的论文肯定挺有意思的。可是，本案的矛盾又在哪儿呢？”
“说来话长，从我的论文开始给你讲起吧，”陈超说道，“我读了不少古典爱情故事。可故事中有些前后矛盾的叙述，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想到，红旗袍杀人案里的一些东西也是这样。”
“别卖关子，快说快说！”于光明显得很急切，在这方面，他和他那个书卷气十足的上司陈超简直是一副德行。手头这个案子都有三个受害者了，他们的陈大探长居然在这儿谈论起学术问题来了。
“在精神分析实践中，有的患者也许会被他自己都理解不了的问题或者矛盾困扰，而精神分析师需要帮助他们找出潜意识里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在。我试着分析过本案中的矛盾，特别是红色旗袍的问题。于是，我列了个表。”
“之前我列了个表，这会儿你也列了个表。”于光明笑道。
陈超却自顾自地继续说着：“首先是高档旗袍和死者淫秽姿态之间的矛盾。”
“刚才开会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也许凶犯曾经被穿这种旗袍的女子伤害过，按照老廖的说法，可能还是个风尘女子。”
“那就会引出一个他那种理论解释不了的矛盾了。死者身上旗袍的款式，对于三陪小姐来说实在是太保守、太古老了。按沈文昌老先生的说法，死者身上的旗袍至少是十多年前制作的，款式则是更早时候的。当时可没有色情业，更没有三陪小姐。”陈超说道。
“是啊，那时候是没有啊。”于光明点了点头。
“再看看那旗袍的细节，三陪小姐穿得起那么精致高档的旗袍吗？那可是名贵面料手工精制的。”
“是的，我记得沈先生就是这么说的。”
“再说旗袍的开衩部分。白云帮我做了个试验。”
“哈，她都成你的助手了，”于光明想到佩琴之前说的陈超与白云的事，“啥试验？”
“她对旗袍懂得比我多。她帮我证明了，无论多么暴力地穿旗袍开衩都不可能在无意中被轻易撕破。换句话说，凶手是故意弄坏开衩部分的。死者未遭受性侵犯，身上也没有检出精液痕迹，那为什么凶手要把她们摆成那种样子？其中肯定有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凶手这么干并不是为了误导我们，而是出于一种只有他自己才理解的动机？”
“估计他自己都不理解。他这么干更像是一种仪式。也许在他看来，只有让死者穿上红旗袍、撕破开衩、不系扣子、光着脚，还要摆出淫秽的姿势，才算完成这个仪式。对他来说，这么做只有一小部分动机源自生理需要，更多原因是要在变态性心理驱使下完成这种仪式性的行动。那些古典浪漫爱情故事里的矛盾至少作者自己是懂得的，而本案的凶手，或许自己都不理解自己行为中的这些矛盾之处。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于光明重复道。这时他看到不远处的案发现场又围上来一群人，附近还停了一辆电视台的报道车，甚至造成了暂时性的交通阻塞。“我没学过心理学，不过我知道，找心理医生看病，至少要坐下来和他谈谈。可这个案子，咱们连凶手的身份都还没查到什么线索，怎么分析啊？”
上次于光明就提到过这个问题，那时陈超也没办法回答。
“那就分析这些矛盾吧。没准儿也能查到些什么呢。”陈超这次似乎有了新的思路。
“是吗？！”于光明很惊讶。
“首先，旗袍的面料估计是六十年代的。应该是六十年代早期，因为‘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按照沈文昌的观点，这应该是年龄在三十岁的已婚少妇所穿着的保守款式旗袍。如果当初穿着这种旗袍的妇人现在还健在，那她应该有六七十岁了。”
“你的意思是查三十年前穿过这样旗袍的人？”
“老廖没想到过当年有人也穿过这旗袍吗？对我来说，当年穿这旗袍的人女人跟本案中那些死者差不多，只是处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状态罢了。按照这一思路，应该可以找到一个跟当年那个女人相关的男人。如果他与那女人同岁，那么如今他也应该六七十岁了。”
“哦？”于光明更糊涂了，“你怎么会想到这些的？”
“想想看啊，三个星期杀了三个人，分别抛尸在三处公共场所。这是老年人能完成的吗？刚才我在那边的案发现场看了一会儿。那儿可是车流不息的，一辆汽车想要先减速抛尸然后再加速走人是不可能的，后面的汽车肯定会拼命按喇叭。所以说如果他在开车过程中抛尸，即便在夜间，也难免会被后面车辆的司机看到。他肯定开车在附近转了好久，才瞅准机会抛尸的。”
“没错，想要这么抛尸，肯定得反应迅速而且身手敏捷。”
“所以说凶手最多是个中年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与当年那个穿旗袍的女人相关的就只有一个人了。而当年他只是个小男孩儿。”
“没道理啊。”
“所以这就是另一处矛盾所在。不过，在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恋母情结’。”陈超说道。
“恋……恋母情结？”于光明一脸茫然。
“儿子潜意识里对母亲的一种性冲动。”
“什么？凭这个我们能找到一个长大之后变成变态杀人狂的小男孩儿？这回我可是彻底晕了。”于光明话音里略微带着些讥讽。
“其实我也觉得这不太可能。”陈超似乎丝毫未受于光明那句话的影响，继续说道，“但是按照这一思路看，凶手很可能是个中年男人。他的童年时代应该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度过的，遭受过心灵创伤。他或许对当年穿着那种旗袍的女人有一种矛盾心理。”
“这不扯吗。你的意思是说二十年之后他的恋母情结突然爆发，把他变成了变态杀人狂吗？”
“老于，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这可以解释本案一些矛盾之处。”陈超说道。
于光明为自己刚才对上司的讥讽感到懊悔。至少陈超为了案子已经费尽心力，只是他那些关于心理学的分析太过学院派了。
“哦，对了，局里某些人对你这时候休假有些看法。”于光明转移了话题。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你就跟他们说我忙着写论文呢。”陈超对此不以为然。
“可就连我爸都说你应该把论文的事暂时放一放。”
“我本来就打算把论文先放一放。不过这没必要告诉别人。”
这时一对年轻情侣走了过来，四处张望了一会儿之后，他们坐到了两位警官身边。在外滩，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城市里现在有越来越多适合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地方，但外滩依然是他们的首选。望着远处海面上行驶的各色船只，还有那些殖民时期精致的西式建筑，多么浪漫啊。再说这里还是免费开放的，情侣们可以随意坐在长椅上聊天。只是他们这么坐在旁边，于光明和陈超就没法再继续谈论案情了。
“你会按照你这个思路查下去吗？”于光明站起身，问道。
“那只是书上的思路，其实也许你对田陌被杀原因的追查才是正确的方向。不过我觉得咱们的调查应该更多从历史层面入手。”
于光明不知道对本案的调查能追溯到多少年前的历史。谁也说不准陈超还会想出什么花样。
十五
星期二早晨。
陈超从床上艰难地爬起来，依然疲惫不堪。昨晚没睡好，此刻头又开始疼了。陈超皱了皱眉头，揉了揉太阳穴。
上个周末他一直在忙红旗袍杀人案的事，取得了一些进展。
他给美国的一位朋友打了个电话，拜托她帮助调查田陌的男朋友也就是那个翁先生的背景。对方利用自己的关系很快发回了相关信息。翁先生对于光明所说的基本属实。他的确曾在美国一家公司担任买方代表。他和他老婆的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不出意外的话一两个月之内他们就可以离婚了。他老婆也盼着这一天，因为她也找了别的男人。
陈超还联系了一位市政府干部老熊。正是他向工厂揭发了老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老熊说，当时他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收到了一封揭露老田罪行的匿名信。因为老熊当时是主管领导，他的指示下级都会照办。于是老田的好日子就过到头了。匿名信这事儿干得很漂亮，既不会引起怀疑，又能借刀杀人。老熊也不知道是谁写了那封信。
陈超还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早期对于旗袍的批判。像佩琴一样，他也想到了当初王光美身穿旗袍遭受批斗的情景。他让白云帮忙在网上查了查，发现还有很多人有过这样的遭遇。通过白云，他还认识了杨阿姨，她是一位电影演员，当年也曾身穿旗袍被人批斗。不过据杨阿姨回忆，她被批斗的时候并不是光着脚的，而是被迫穿了一双象征“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破鞋；而且她旗袍的开衩是被红卫兵们用剪刀剪破的，直到她腰的位置，露出内裤。这些都与本案死者身上旗袍的情况不同。本案中的旗袍开衩部分似乎是被用力撕开的。陈超当时就联系了于光明，证实了他的想法。田陌身上的旗袍可能是凶手在盛怒之下撕破的，而另外两名死者的旗袍被撕破，很可能是凶手为了使所有受害人看起来都差不多而故意弄的。不论如何解释，这些都与性暴力有关。这一点是错不了的。
星期一的时候陈超约谈了律师丁家山，他曾是当年老田饭店食物中毒案中那些食客们的代理律师。按照丁家山的说法，那个案子有一些疑点，一般律师都不愿意接。而且食客们能从老田那里得到的全部赔偿也不够支付律师费的，可看起来他们却铁了心一定要打那场官司。似乎事先早有准备，食客们把饭店收据、医院病历什么的都拿出来了，给人一种铁证如山的感觉。于是，丁律师代表他们联系了工商局，狠狠罚了老田一笔，并强制关闭了他的饭店。食客们似乎对这初步胜利感到满意。但当几天之后丁律师试图联系他们以确定下一步行动的时候，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拒绝接听电话。丁律师甚至怀疑这些家伙们留下的是不是真实姓名。
这些进一步证明了，有人在老田背后算计他。但是这与红旗袍杀人案之间并不构成必然联系。
与此同时，陈超阅读了于光明和晓红送来的文字材料。周末晓红并没打电话过来，估计正忙着卧底的事。
对于本案中的那些矛盾，陈超也颇费了些心力。只可惜，隐藏在那些矛盾背后的却是更多的矛盾。
时间到了星期二，陈超又一次发现，尽管他已经全力以赴集中精力查案，但还是与同事们一样，无法取得更大进展。
正当他无可奈何地要再去煮一杯咖啡的时候，卞教授打来电话，询问他的论文进度。
“我一直在写。”陈超撒了个小谎。
“你觉得自己能跟别人一样按时交上论文吗？你之前可是保证过的。”卞教授似乎有些不放心。
“没问题，我肯定能按时交上。”
挂断电话之后，陈超感觉有些头大。一直以来，做什么事他都喜欢给自己定期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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