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太阳-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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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需要操持。家里一共有十口人，他们夫妇俩，五个孩子，一个勤务兵和两个阿姨。勤务兵叫李部，十七八岁，是河南信阳人，他负责家中的粗重活，以及家庭与外界的联系，人很腼腆，吃饭的时候总不肯上桌，躲得远远的。晚上没事了，他就拿一支笛子，坐在后院的水池边吹，吹《我是一个兵》，吹《毛主席的战士》，或者是《打靶归来》，反反复复就这几曲，有时换个新曲子，怎么吹也吹不好，还是变回来，继续吹《我是一个兵》，态度极认真。路阳读中学，京阳读小学，湘阳上托儿所，路阳和京阳读的是西南军区八一子弟学校，是寄宿学校，湘阳的托儿所也是部队的，同样是寄宿，每周只回家一次，这样过去给每个孩子请的阿姨就交回组织上了。带京阳的朱妈坚决要留下来，她在山东海城的哥哥不愿她待在家里，一定要把守寡的妹妹再嫁出去，可是朱妈对嫁人已经害怕了，她不想再和男人一起过日子，就是说她在山东老家不可能再待下去了。要么你们留下我来，要么我出家做尼姑去！朱妈坚定地对乌云说。朱妈是苦出身，是阶级同胞，我们干了几十年革命，怎么能让她去干封建迷信那一套呢？关山林对乌云说。朱妈确实是个尽心的阿姨，而且手脚麻利，又收拾得干净，所以，在考虑留谁下来照顾会阳和湘月的时候，乌云就选择了朱妈。朱妈对此感激不尽，她执意要把组织上给她的保姆费交给乌云，乌云当然不能收下，朱妈就急了，说，那你还是不把我当自家人。乌云就给她细细地解释，说，组织上安排你到我家来，那也是一份革命工作，你看老关和我都从组织那里领了一份工资，你拿到的也是一份工资，就是说，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光荣的工作人员呀！朱妈听了，就高高兴兴地把钱收了起来，说，也行，那我就存起来，我拿它们也没有什么用，存起来，日后给我京阳娶媳妇时花。朱妈最疼京阳，总是说我京阳我京阳的，弄得关山林醋兮兮地背后对乌云说，朱妈那口气，好像京阳不是你生的，而是她生的。
　　朱妈心地善良，但是朱妈和吴妈却搞不好，两个人总说不到一块儿去。吴妈是到重庆后新请的。吴妈不带孩子，管做饭，买菜和打扫房间的事也是她的，开始还加上洗一家人的衣服，朱妈热心快肠，帮她洗了几次，以后她就索性不洗了，让朱妈去洗。吴妈菜做得好，她做的川菜很合乌云的口味，而且她知道用东坡肘子这一类大油的菜去讨关山林的好。关山林总是在乌云面前夸吴妈，说她是他见到的最好的厨子。吴妈解放前就在一个官员家干过厨子，对官宅生涯很有经验，她深知要在这种家庭里取得信任和地位，最重要的是平衡男女主人的关系。男主人是一家之主，其重要性不可小瞧，他若说一声好，你就是躺上三天也没有人找你的碴；他若白你一眼，你就算累脱了皮也是劳而无功。女主人是家庭的内当家，别看人老说夫妻夫妻，把妻永远放在后面，其实这个说法，是指主外主内而言，主外当然是夫，主内就得靠妻了，没有一家大官的家里是丈夫管家的，他若一门心思都在家里，外面的事业如何做得大？所以，在家中，仰着头的是男人，睁着眼的是女人，女人才是家庭中的真正主人。这样说就很难了，两厢都得讨好，到底讨好谁呢？是一起讨好？是先讨好一个再讨好另一个？是讨好其中一个而放弃另一个？都是犯难的事，别说夫妻之间再亲密也是有龃龉的，就算真有人间鸳鸯这一说，你一句话也奉承不上两个人呀！这就是经验了。其实说开了也不难，比方说一件事，饮食。在一个家里，讲吃的是男人，挑剔的是女人。女人的挑剔自有众多原因，你用不着和她费口舌费心计，她说什么你听着，不还嘴，听是白听，你只管冲着男主人的胃口去，你把男主人对付好了，让他满意你，让他夸你，他的满意和夸奖对女人都是一种制约，那是告诉女人，你别给我换人，你若换了个不如的，我就没有这份满意了。女主人当然是很精的，和男人一个炕上睡了这么些年，男人要的是什么她还能不知道？食、色，性也，人之大欲，人之大欲其实就是男人之大欲，男人之大欲，又何况不是女人之大欲？你把她男人侍候好了，你就算这个家里的大功臣了，你就得到这个家庭的信任和地位了。瞧，事情就这么简单。吴妈对自己的经验很有把握，她出身城市贫民，一个大字不识，但她靠着她日积月累不断完善的经验却征服了生活，即使在那些达官贵人面前，她的经验也从没有失效过。当然她不会把这些经验授之于人，包括朱妈在内。她们本来关系不错，吴妈比朱妈大几岁，四十五六了，她们本来还是很谈得来的，湘月睡了的时候朱妈也常帮吴妈做些事，吴妈很感激，朱妈还帮她洗一家人的衣服呢。但是吴妈有点儿不高兴的是朱妈老是往厨房跑，她跑当然是帮自己做事，可吴妈不喜欢别人进厨房。吴妈把厨房看做是她神圣的领地，那是她的，在她不高兴的时候别人不应该撞进来。你不是管带孩子吗？你就该呆在你的儿童室里，要不你干脆到前院的草地上去晒太阳。连乌云都意识到了吴妈这种怪癖，所以一般情况下她都不进厨房，只在厨房前的走廊里叫，吴妈，今晚老关回来吃饭，你给加两个菜。只有朱妈不知趣，这个没心眼的小寡妇老爱往厨房跑。终于有一天，愣头愣脑撞进厨房的朱妈看见吴妈正在把几个松花蛋往自己的小布兜里装。吴妈有一个小布兜，有时候她那个给人挑水的老实丈夫来给她送东西，她就把换季的衣服装进这个小布兜让丈夫带回家去。当时两个人都愣了，吴妈后来解释说那些松花蛋太硬了，她打算拿它们去调换。她不是管买菜吗？朱妈可不相信这一套，她想起有一次她看见吴妈一边切烧腊一边把肉片往嘴里送，那次她说她是看看肉卤透了没有。两个人吵了一架，从此互为敌人。吴妈倒是满不在乎，七十二行，厨师先尝哪个厨子是饱在饭桌上的？再说，你没抓住我，你凭什么说我往家里带东西？新社会了，做佣人也不兴白受冤枉气。生气的是朱妈，朱妈把关家视为自己的家，她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分子，她得护卫这个家庭的利益，她不能容忍吃里扒外。可惜她口齿不如吴妈伶俐，吵架是吵不赢的，想把这事告诉乌云吧，又没有拿到切实证据，事关人名誉大节的事，能凭口空说吗？想得掉头发，终究还是没说，从此却把目光磨亮了，时时刻刻提高着警惕，要捉吴妈个正着。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鼠，一个是忠心耿耿的猫，她们就是这种关系。
　　乌云不知道两个阿姨之间的龃龉。
　　乌云有自己的日子。
　　有一天乌云接到工厂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熟人来找她，正等在厂门口。乌云当时正在主持一个党务会，她问门岗那人叫什么名字。门岗放下电话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在电话里说出来一个名字。乌云听了以后半天没有做声，然后她说，你让她等着。乌云接着开会，但精力已不集中了，老是发呆。党委副书记胡祥年也是位转业军人，干过侦察兵，他看出乌云心里有事，便凑过头来对乌云说，你要有事先办去，会我来主持。乌云摆了摆手说，没事，只是一个熟人，她会等在那里的。党务会开了近两个钟头才结束，乌云抱着本子材料往办公室走，进了办公室，她把笔记本锁进抽屉里，把材料归档，接下来她又把它们都重新拿出来摊在桌上。她拿起暖瓶来给自己的杯子续水。她不喝茶，这些年她一直喝白开水。她捧起水杯来喝了一口，水温温的没滋没味。她想其实她并不渴。做完这一些事后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路过胡祥年的办公室时她走了进去。胡祥年在听一个委员的汇报。胡样年是个大个子，黑黑的连腮胡，红红的脸膛，块头大却一点儿也不笨重，他为人热情，爱开玩笑，一肚子的滑稽故事。乌云站在那里，有些发傻。胡样年看见了，就笑了笑，冲她挥了挥手。乌云也咧嘴笑了一下，转身走出胡祥年的办公室，下了楼，慢慢朝厂大门走去。工厂有好几个大门，厂区很宽，汽车绕着厂区开得用半个钟头，但医院离大门很近。医院离大门太近了。
　　白淑芬在值班室里等了两个多钟头，等得已经十分焦急了。她比过去更胖了，脸上已经看得出有松弛的肉，烫了头，穿一件双排扣列宁装，是时下女干部的时髦打扮。乌云走进值班室的时候她从座位上站起来，两个人一时没有活。乌云对这个人充满了厌恶和仇恨，她一点儿也不想委屈自己说她不憎恨她。她们同学一场，战友一场，但她们一点儿友谊也没有了。有一个门卫走进值班室，他看她们俩都站在那里不说话，就问，乌书记，是她吗？乌云点了点头。门卫出去了。白淑芬坐下，看得出来她很羞愧，很难过，她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坐下去的，她在战胜它们，她干了她不该干的事但至少她有勇气来面对它们。乌云却没有半点想迎合这位昔日的班长和所长的意思，她就那么站着。后来还是白淑芬先开了口。白淑芬说，乌云，你还好吗？乌云没有说话，有一种忍不住要抽身走开的念头。白淑芬把目光移开，看着地上的阳光，阳光在那里痉挛了一下，很快地跳了一格。白淑芬很吃力地说，我是从军转办知道你在这儿的，我想试一试，能不能找到你。乌云有些累了，她觉得自己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她想她这时候离开那里一定会使自己松一口气的，她几乎已经准备转身走出门去了。但是白淑芬下面的话阻止住了她。白淑芬说，我本来不该来的，我知道我不该来，可是德米有一封信在我这里，我想我应该把它交给你。乌云脱口而出，德米？德米吗？她在哪儿？信在哪儿？白淑芬说，她在刚果，是非洲的一个国家，她爱人在那里当武官，半年前她打听到我的地址，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夹有给你的一封信。白淑芬看出乌云是真的有些激动，她是急切地想要得到那封信。白淑芬自己也有些激动了，她从衣兜里拿出那封信，交给乌云。在交信接信的时候她们的手碰到了一起。乌云下意识地往回缩了一下，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厌恶感。这一点儿白淑芬也感觉到了，她很窘，她很抱歉地往回退了两步。乌云拿到了那封信，她在信皮上一下子就认出了德米的笔迹。德米的字不像她人那么忧郁，女人味很浓的德米写的字却像男人，风吹似的往一边倒。乌云过去总爱和德米开玩笑，说，德米你这么歪着倒着，你想谁来扶你呀？德米说，我不拐不瘸，我要谁来扶呀？乌云说，你瞧你的字，红花无骨，娇滴滴的，不是想人来扶，又是什么？德米就还嘴说，乌云，你连婆家都没找下，你说这话臊不臊？乌云先没听懂，后来明白过来，就奔过去胳肢德米，两个人滚在床上咯咯地笑，闹得在一边咬着笔杆愁眉苦脸背拉丁文的白淑芬抢白她们说，一对疯丫头，你们还让人背书不背？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年代！乌云不禁想起了那个年代，想起了东北，想起了拉丁文考试和冬天的小泥炉，在朔风呼呼的冬天她和德米一边考对方的配剂公式一边互相暖着手，她们在炕上盘着腿就像一对亲姐妹那么说着悄悄话。乌云想到这些不由红了眼圈。白淑芬看出乌云受了感染。白淑芬干巴巴地说，信我没拆，我知道我不该拆，就算找不到你我也不会拆的。乌云也不会拆，不会当着这个人的面去拆那封写给她的信。乌云把信收起来，抬起眼看着白淑芬说，还有别的事吗？白淑芬张了张嘴，样子很困难，她知道乌云希望听到她说什么。白淑芬说，没有了。乌云先走出值班室。白淑芬跟了出来。她们没有说道别的话。很明显她们不会有什么再见的。乌云还是勉强自己站在那里，看着白淑芬低着头匆匆走出工厂的大门，消失在围墙的拐角处。她才四十岁吧，怎么就变得这么臃肿了？乌云这么想着，她转过身，快步往医院走去。乌云：你好。
　　路过沈阳的时候我从过去东北药科专门学校的一位同学那里知道你和班长在一个部门工作过，我真为你们高兴！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可惜我必须尽快赶到北京，我丈夫在那里等着我，我们要赶乘17日的飞机去香港，然后飞刚果，错过了这趟航班又得等半个月，那就误事了，否则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1949年我从四野调回内蒙，那是我的故乡，也是你的故乡。组织上要我回去充实那里的干部队伍。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并嫁给了他。他叫葛长林，是汉族人，1937年参加革命。瞧，我们有多少共同之处。我们都是蒙族人，爱人都是老革命，而且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林字——你的事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在学校时我就喜欢你。也许我不太善于表达，但我是把你当成我的妹妹的。你的每一次进步都令我由衷地高兴。你美丽、活泼、开朗、善良，你那么纯洁又那么质朴。我知道你日后会遇到一个好丈夫的。我真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一切都实现了，我都差点儿为你流泪了。
　　老葛是1953年调到北京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大的叫葛八一，是个男孩，今年十岁，小的叫葛胜利，是个女孩，今年六岁，他们都很活泼，老葛是个好丈夫，他很疼我。他比我大九岁，他说他是我的八路哥哥。他总这么开玩笑。只有一点儿不好，他抽烟抽得太厉害，连周总理都批评他，说他要再不戒烟，就罚他脱军装。老葛真的吓得不轻。但这个人阳奉阴违，他当面不抽，躲到背后抽，而且变本加厉。现在他每天抽两盒牡丹，我简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现在已经转业了，分到外交部做干部工作。老葛这次去刚果赴任，组织上要我照顾他，协助他的工作。我刚从内蒙探亲回来。我对刚果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熟悉，听老葛说那个国家曾是古代刚果王国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法国殖民主义者把它划为自己的殖民地，在刚果人民英勇斗争下，于1960年8月15日宣告独立。刚果的人民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他们非常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年之前我们刚刚和他们建了交。但是老葛又吓唬我说，刚果人很热情，他们见了男人要拥抱，见了女人要亲吻，不管谁的老婆，他们都亲。开始我真的给吓住了，我还从来没有让别的男人亲过，我觉得这臊得慌，你想想，你的男人站在一边，他过来搂着你亲嘴，那让人脸往哪里放？老葛说那是人家的礼节，你得尊重人家。后来我才知道老葛那是开我的玩笑。他这个人，你真的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乌云，你和咱们班长在一个单位工作过，我真是羡慕你们，想当初我们三个人亲如姐妹，那种日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工作单位，所以托班长转这封信。我很想念你们，真的很想念。你能给我写信吗？我的地址是：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使馆。来信告诉我你的情况。
　　顺致革命敬礼
　　德米
　　1965年2月15日
　　乌云那天晚上在灯下读着德米的信，她的嗓子一直哽噎着，许多往事都涌入了脑海。十八年了，她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历尽沧桑的中年妇女，她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过去岁月的那一段生活，但是德米的一封信却唤醒了她。想想在学校的那段时光，那时她是一名无忧无虑的女战士，整天忙忙碌碌地学文化、学知识、尽情地唱歌。她有多久没有唱歌了呢？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她曾经是一只自由自在的百灵鸟呢？还有东北暖呼呼的土炕，白皑皑的大雪，她们一群女学生在屋檐下乐哈哈地抢冰挂吃。牡丹江在一整个冬天都像银色的大路，她们在那上面追逐的时候不断地滑倒。她怎么就记不起来这些了？有一回白淑芬病了，来例假的时候小腹疼得如刀绞，抱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把她和德米吓坏了。她和德米眼泪巴巴地安慰白淑芬。白淑芬叫她们滚蛋，别来烦她。她和德米跑出去。聪明的德米想了一个办法，她们到街上买来了糖葫芦，她们人不敢露面，把糖葫芦伸进门里招摇，躺在床上哟唷哟唷呻唤的白淑芬一见颤悠悠的红果，从床上一蹦而起，奔过来抢那酸果子，吓得她们撒腿就跑。这些她真的就忘了吗？
　　乌云那天晚上坐在灯下，德米的那封信使她不愿离开灯光桔黄色的温暖。她听见隔壁儿童室里朱妈起来给湘月把尿的声音。朱妈的口哨吹得悠悠扬扬。窗外在下雾，从嘉陵江上涌来的雾使黑色的夜呈出一种绿幽幽的沉静。乌云就那么捏着德米的信坐在那里，脑子里满是她十八岁的往事。
　　几天之后白淑芬再度找到了乌云。因为有了德米的那封信，乌云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的仇恨了，她把白淑芬领进自己的办公室，给白淑芬倒水。白淑芬从她手中接过茶杯的时候诚惶诚恐。她们坐下来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乌云突然说，你现在还那么喜欢吃糖葫芦吗？一句话，说得白淑芬的眼泪夺眶而出。白淑芬呜呜地说乌云我对不起你！那个时候我都做了些什么事呀！白淑芬呜呜地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我多么想有机会当面向你道歉呀！乌云不想提到这件事，它让她想起那只在干冷的空气中颤抖着的小手，那乌紫的颜色时时给她带来噩梦，白淑芬要聪明一点儿的话就最好让自己忘掉这一切，至少别由她来提起，难道她还觉得不够吗？还要在她旧日的永远的伤口上洒盐吗？但是乌云还是强迫自己原谅白淑芬，为了工作，她必须这么做，这当然是最好的理由。她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多的话题，她们可以谈东北，谈1947年或者是1948年，谈东北药科专门学校或者是东北护士学校，谈德米。这才是她们最好的话题。在这些话题中她们可以找回很多她们失落了的东西，也许她们不能缝合什么但却能彼此宽宥。乌云这个时候才想起几天前她们没有道别，但是她们还是再见了，难道这就是她们的缘份吗？她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白淑芬。她当她的班长的时候热情待人，快人快语，但她现在明显有了很多压抑；她那个时候健壮、精神、整天不知疲倦，现在她显得那么萎靡不振，情绪低落；她的白白的脸上长着一些多余的肉，眼袋松弛，眉梢下塌，那是长期心绪不畅带来的后果；她坐在那里的样子拘谨极了，仿佛就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乌云开始同情起她来了。她问起她的情况。她告诉她，他们调离空干校不久后，他也调离了那里，先在东北的一个军事部门工作，又调到空九军，她的丈夫在那里被授予中校军衔，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她自己仍被分配到卫生部门做党务工作。1958年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她的丈夫因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治军错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受到降职降级的处分，此后他一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他本来就很内向，这件事使他的胃病越发严重了，他们不得不把他的胃切去了三分之一。1962年他试图要求组织上为他的事平反。甄别工作进行了一年，本来已经得到了平反的承诺，但他这个人性格孤僻，同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不表态，而他过去的上级几乎没有一个喜欢他的。他气得不得了，一急之下，拿着手枪跑到干部部门威胁人说他要以自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太愚蠢了，军队可不理睬他这一套，两天后处理意见下来了，责令他转业回原籍。他的原籍是重庆，他回重庆她当然也得跟着他一道走，他们毕竟是夫妻。这种情况下她不可能再留在部队，只能脱去了军装。在重庆军转办联系转业单位的时候她偶然得知乌云也在重庆，她手上有一封乌云的信，这样她就找来了。乌云听罢白淑芬的叙述后长久不做声。她没有想到白淑芬的爱人会有这么坎坷的经历。他为什么不耐心地向组织陈诉呢？他完全应该相信组织上的最后决断而不必鲁莽地使用那支手枪。她真为这位性格内向的军人感到难过。当然，她也替白淑芬难过。乌云问，你爱人在重庆还有家人吗？白淑芬擦了一把方才淌出的眼泪，说，有，他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一个妹妹，在重庆大学当老师。乌云问，你们住在哪儿？白淑芬说，目前我们俩都没有找到转业单位，没有住房，暂时住在他家里，他和他父亲睡一间房，我和他母亲、妹妹睡一间房。乌云说，那你们的孩子呢？——我是说，你们难道还没有生？白淑芬抢着说，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叫余丽，已经三岁了，长得很可爱。过了一会儿，白淑芬又情绪低落地补充了一句，她不是我生的，是我们从孤儿院抱养的，我们做了检查，是我没有生育能力。乌云受了感染，她为白淑芬难过极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犯了错误，失去了前程，她本人又没有生育，还有什么比这更凄凉的呢？乌云想她真不该提这件事，也许她可以换个话题。她问，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白淑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