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苍山恩仇记-第2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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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地吃饱喝足以后，又抽了半两多鸦片，最后把剩下的多半盒生鸦片烟膏统统吞了下去，这才搂着相好女人沉沉睡去。只是这一睡，从此就再也没有醒来过。

第二天那个女人发现自己床上躺着个死人，这才着急起来。开门出去叫来了邻居。大伙儿仔细一看，发现桌子上留有一封遗书，是写给他哥哥的。那女人不敢怠慢，赶紧请人给他哥哥送去。他哥哥拆开一看，开头说了几句“欢乐人生，已经到头，祖宗攒下的作孽钱，也已经统统还给了人家，从此一身无牵挂，理当回到来的地方去”之类的废话，接着给哥哥道歉，因为他“回去”之后，还有两件未了事宜，要请他哥哥代为料理：一件是他的遗体，要求买棺入殓，葬进祖坟；一件是他的这个相好女人谢氏，已经怀有身孕，而且的确是他的种子，他日临盆之后，不论是男是女，都要哥哥看在同胞骨肉的份儿上，善加照顾。

他哥哥看了信，皱了皱眉头。不管怎么说，弟弟总是弟弟，尽管他不走“正道”，落了个如此下场，收殓尸骨，入葬祖坟，总还是义不容辞的。只是这个“遗腹子”的事情，却有点儿不大好办。第一，这种半开门的私娼，朝秦暮楚，阅人颇多，知道她怀的是谁家的孩子？第二，即便如弟弟所说，确实是他播下的种子，但他如今已经当尽卖绝，一无所有了，这个孩子长大以后，男的要一份儿家私，女的要一份儿嫁妆，从哪里出？斟酌再三，做哥哥的只好承担一半儿责任：把弟弟的尸体抬回来安葬了；至于那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呢，却坚决不承认是蔡家的骨血，根本不予理睬。

那个女人当了多年私娼，也有一副光棍儿脾气：你不承认，我也不指望。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自己养着，还姓了她自己的姓，大名就叫谢振国。因为是三月初三日生的，起了个小名儿，就叫谢小三儿。

谢三儿在这样一个私娼家里长大，读书上进的机会当然是没有的。不过却继承了他父亲的“灵气”，不但长得相貌端正清秀，还十分聪明伶俐：才六七岁，赌台上的事情不用教就全会了；才八九岁，喝两三斤绍兴花雕居然不会醉；才十二三岁，就跟邻家比他大好多的姑娘“初试云雨情”了。──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如果不能得到正常的引导，一旦在邪路上发展起来，那种速度一定是突飞猛进，非比寻常的。

有一个职业窃贼，大概也是谢三儿母亲的相好吧，发现这个小小的孩童具有非凡的“灵气”，大有造就前途，于是征得他母亲的同意，收他为徒，带到外地严加教诲去了。

我外祖父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当年既然不承认这个侄儿，如今也就无法出面干涉了。谢三儿呢，尽管他也曾从母亲那里听说过自己的生身之父是谁，自己应该姓什么，可他也继承了父母的那种脾气，并不想从蔡氏家族这条线上得到什么便宜。所以蔡、谢两家以及我父亲虽然都知道这件事情，却因为鄙夷他的职业，不但从没有来往，在我们这些更小一辈儿的孩子面前，连提也没有提起过。

二、做贼的舅舅找上门来了

我家从上海搬回缙云县以后，尽管我父亲知道谢三儿就在本县居住，好在他们“盗亦有道”：做贼的第一讲究“兔子不吃窝边儿草”，第二也讲究“睦邻政策”，我这个从小就拜师学偷的舅舅，不但从来没在本县行过窃，而且很懂得“替天行道”，偷来的钱财，至少有一半儿是周济了鳏寡孤独，撒给了遇有急难的穷苦人家；另一半儿呢，他完全继承了乃父的衣钵，生平所爱，第一是酒，第二是赌，第三是女人，而且还和他父亲一样：绝不成家，而是到处打游击。不过他的不成家，跟他父亲又略有不同：他父亲是要做钱财的主人，不做钱财的奴隶，生怕娶了媳妇儿成了家以后会受到妻子家庭的拖累，不能为所欲为；谢三儿的不成家，除了也要随心所欲之外，更主要的是他的职业不允许有家庭。一个没有固定住址的贼，又有一身功夫，失主官家，到哪儿找他去？他没有自己的家，“外家”却真不少。因为他的“好色”，跟他父亲绝不相同的是：他父亲见花就采，只要那女人有几分姿色，不管她是大姑娘小媳妇儿，总要千方百计弄到手才甘心；谢三儿的好色，却受过严师的传授教诲，只许采“无主花”，也就是还没有嫁人的大姑娘和死了丈夫小寡妇；已经嫁人的小媳妇儿，也就是“有主之花”，则是绝对不许问津的。这，除了“道德”因素之外，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少结冤家，从自身安全着眼。所以，他的相好女人，第一是多，第二是独占，绝不会因为争风吃醋引起争斗，而且到哪一家又都好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可以倒头就睡，不用担心有人会来捉奸。

我父亲回到缙云以后，听说了他几年来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连地方上的一些知名绅衿都夸他是“盗富济贫”的“义贼”，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儿，反正是从来没有认过的亲戚，又从来没有任何来往，也就学一个“河水不犯井水”，不去过问他的贼事儿。

我那个贼舅舅呢，明知道“姐夫”如今衣锦还乡，今非昔比了，可是两个人不但素无来往，而且还是两股道儿上背道而驰跑的车：一个是吃维护法律的饭，一个是吃违犯法律的饭，我父亲不去找他，就算够客气的了，他哪儿还敢主动找上门来认我们这家亲戚呢？

就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看见县政府警察局局长张祖江坐在我父亲的写字间里跟我父亲在说些什么。我父亲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也没有说话，只是频频摇头。父亲的老秘书植松伯伯在一旁嘿嘿地笑着直打圆场。张祖江见我父亲脸色不好，没敢多说，默默地枯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出大门，一边鞠躬，　　一边还嘻嘻地笑着，　　再三要我父亲再考虑考虑。

在饭桌上，父亲跟母亲说起了张祖江亲自登门，原来是为了谢三儿的事情。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见父母亲提起过这个人。我家里的规矩，大人说话，小孩子是不许插嘴的，所以我只能听，不许问，能听懂多少是多少，当然，在家里听见大人说什么，是绝不许到外面去说的。

那一天，我似懂非懂地听我父亲跟我母亲说：谢三儿已经让张祖江给抓起来了，如今关在警察局拘留所。三天之前，忽然得了重病，水米不进。拘留所里根本就没有医生，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昨天开始病情有所加重，所长的意思，尽管是个贼，就这样死在拘留所里，也不好交代，想让他保外就医。问他县城里有什么开店的或体面的亲戚朋友，好出面担保，他把我父亲的名字说出来了，还说是内亲。我父亲在县里也算是个著名士绅，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做贼的亲戚？所长不敢相信，去报告了警察局长。局长也不相信，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不料今天早晨病人昏迷不醒了，所长着急起来，又一次去找局长。张祖江也没有办法，只好亲自登门，来问一问我父亲是否真有这么一位亲戚。我父亲也不隐瞒，就说谢三儿有可能是他叔丈人的私生子，只是族里从来没有承认过，也没姓过蔡。从血统方面说，他有可能是蔡氏族人；但从法律角度说，跟他根本就没有亲属关系。因此，他的任何事情，我父亲一概不闻不问。

植松伯伯跟我们同桌吃饭，插话说：这一次的事情，是张祖江弄巧成拙，下不来台了，才来找我父亲下台阶的。谢三儿是个贼，县里谁不知道？可是他从来没有偷过本县人的一针一线，在本县根本就没有做过案子。历任警察局局长都是采取“民不举，官不究”政策，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抓他。这个张祖江，本来是浦江县的一个青皮无赖，当过警察当过兵，都没有混出什么模样来。这一次仗着他妹夫当了缙云县县长，靠裙带关系混上了警察局局长的职位。他那位妹夫，其实是学文艺的，会作曲，会演戏，一到缙云县，游了著名风景区仙都，就写了一首《仙都曲》，印发给各中小学校教唱；接着就和他老婆共同登台演出了著名话剧《野玫瑰》（也就是《天字第一号》），在全县传为美谈，都说他是个“才子县长”。可惜这个县长在演戏、作曲方面的确是个才子，而在如何当好父母官方面却是个真正的庸才。特别对于如何治理地方，更是一窍不通又加不闻不问，完全仰仗他那位兵痞子出身的大舅子。就拿这次抓谢三儿来说，既然他根本就没在本县做过案，外县又没有公文到来要求协助缉拿，按照当时地方官各管一摊儿的规矩办事，是没有必要过问的。偏偏张祖江上任以来没有办过什么露脸的案子，一听说邻县商号失盗，窃贼就在缙云县，而且他自己已经当众宣布这件案子是他做的。于是张祖江就自告奋勇，要把这个犯案累累的“剧盗”逮捕归案，显一显自己的本事。

我父亲只知道谢三儿住在缙云县，也知道他经常到附近各县去行窃作案，却并不知道他这一次是如何被捕的。听植松伯伯说起这件事情，也感到有些兴趣，就让植松伯伯接着讲下去。

事情出在端午节的夜里。那天晚上城隍庙里有人出钱请戏班做戏还愿。当时当地演野台子戏，规矩是晚场七点钟开始敲锣打鼓，演奏乐曲，名为“闹台场”，实际上是招徕观众的意思。台场闹到八点钟，天色也暗下来了，于是先演三四折折子戏，休息二十分钟之后，接演正戏，大约在半夜十二点钟左右散场。当时缙云县还没有电灯，每逢演戏，都要点煤气灯。点煤气灯要有点儿小小的技术，弄不好就要熄灭。而谢三儿正是摆弄煤气灯的行家，每逢演戏，都要请他来一显身手。那天晚上，台场闹到一半儿，也就是七点半钟光景，台下人人看见谢三儿手提着气灯到台上去点着了；到散戏的时候，也就是半夜十二点多钟，又人人看见他上台去把气灯摘下来。吃过宵夜，谢三儿又跟戏班子里管三箱的（即管服装、道具、盔头的）坐下来推排九，一直推到天亮。

就在推排九的时候，谢三儿扬言：当天夜里，他到丽水去做了一趟买卖，偷了正大绸布庄三匹呢子、四匹绸子。大家都说他吹牛，因为从缙云到丽水，走公路有八十五里，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金华，　　为阻止日寇长驱直入，　　公路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走小路呢，也有七十多里，不但弯弯曲曲，中间还要翻过一座高入云霄的桃花岭。短短四五个小时，来回走一百六七十里路，还要打洞作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呢？不料谢三儿笑眯眯地说：“谁要是不相信，可以到丽水去打听，正大绸布庄后墙上打了一个脑袋大小的洞，洞的右边我还拉了一泡屎呢！”当时大家都以为他开玩笑，一笑置之，没有追究。

过了三天，戏班子到丽水去演出，管三箱的想起谢三儿的话，出去一打听，正大绸布庄果然在端午节夜里被盗，　　除了失窃完全相符之外，　　连贼洞右边有一泡屎的细节都一点儿不错。于是“神偷谢三儿”的名气一下子就四面八方传了出来，当然也传到了缙云县，传到了警察局长张祖江的耳朵里。

这个消息，正大绸布庄的老板也知道了。他本来已经向当地警察局报了案的，一听说是谢三儿做的案子，就到警察局去把案子撤消了。他懂得，像这样神出鬼没身手不凡的“神偷”，只偷这么点儿东西，可以说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如果再不忍让一些，惹火了人家，再来“找补”一下，那可就真要“吃不了的兜着走”啦！

但是不开眼的张祖江，却偏想从他身上为自己扬名，下决心要把他逮捕归案。他不知道，谢三儿既然敢于堂而皇之地住在缙云地方上，而且经常在大庭广众中露面，是有恃无恐的。张祖江那里刚刚发出逮捕谢三儿的拘票，谢三儿也立即就得到了从警察局里透露出来的消息，转眼之间，一个大活人就在缙云地面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谢三儿是个没家没业的人，本来就住无定所，随便找个地方一猫，上哪儿找他去？

这一来，可把张祖江气坏了。他老羞成怒，打听到谢三儿虽然没有老婆，相好的女人却不少，一拍桌子，下令把能抓到的谢三儿的姘妇尽数抓来施以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之外，还把铁丝烧红了，从奶头上穿过去，要她们供出谢三儿的下落。可怜这些大姑娘小寡妇们哪里经受得了这样的刑罚？只好胡招乱供一通，于是张祖江就把她们所知道的谢三儿的相好女人，一个连着一个地抓进警察局里来。这里面，难免也有因为吃醋、因为误传、因为报复而抓进来的。有几个，甚至连谢三儿的面都没有见过呢！

谢三儿虽然是个贼，却不是那种只认得钱不认得人的人。他听说张祖江办出这种缺德事情来，不愿做缩头乌龟，学一个“好汉子做事好汉子当”，挺身而出，主动到警察局投案，有什么事情由他一人兜着，只要求把这些无辜的女人统统释放。张祖江抓这些女人们来，为的就是钓他这条大鱼，既然大鱼已经上钩，也乐得做个“好人”，果然把她们都放了。

但是在审问谢三儿的时候，张祖江却彻底失败了。自古抓贼要赃，无赃无证，这案子怎么个问法？张祖江说他五月初五端午节夜里偷了丽水正大绸布庄呢子、绸缎各若干，谢三儿就问他要证据，并提出当夜上半夜自己在帮剧班点气灯，下半夜在某地推排九，人证齐全。张祖江说他做案的时间就在七点半到十二点之间，他反问谁能在四个多小时之内步行一百六七十里。要知道，公路已经破坏，别说是无法开汽车了，就是摩托车、自行车，也无法通行的呀。一番话，把个张祖江问得张口结舌，无话可答。这还不算，消息传了出来，地方上的绅衿特别是开有商行字号的富户们都说张祖江多事，捅了这个蚂蜂窝，本来相对平静的地面，以后可就要不平静了。

张祖江黔驴技穷，最后只好挥舞手中的权杖，第一是关住谢三儿不放，第二是三天两头严刑逼供，加上天气炎热，牢房里拥挤不堪，吃的又是馊饭，没过几天，一个金刚似的谢三儿，终于被折磨得病倒了。

我母亲对于父亲的一切活动，向来是不过问的。但是今天听说了谢三儿的故事以后，却要求父亲看在她的面上，把谢三儿保出来。她说：叔叔在世的时候，一向很疼爱她，她也很喜欢这个叔叔。既然叔叔在临终之前亲笔写明谢三儿是他的遗腹子，总不会错的。叔叔死得早，只留下这点儿骨血，咱们不看佛面看僧面，以前不知他的下落，倒也罢了；如今既然知道他被关押在警察局的拘留所里，又得了重病，那就不单要赶紧去把他保出来，还要尽到做姐姐、姐夫的责任，尽力劝他一劝，要是能够劝说他回头，一者给地方上除了一害，二者也算是报答了叔叔的在天之灵。

我母亲平时很少在父亲面前要求什么，如今的要求又是合情合理的，我父亲略为沉吟了一下，就答应了。只是说：“去保他出来没有问题，只要我说句话签个字就可以。难的是要劝他回头，只怕根本办不到。他从小学偷，这行没本钱生意已经做了二十多年，别的本事又没有，你要他学好，叫他干哪一行去？”

话虽然这样说，父亲还是吃过中午饭就到警察局去把已经奄奄一息的谢三儿用一块门板抬回来了。还把当时县里最大的医院──缙云县卫生院院长丁志亮先生请到家里来给他打针急救。丁院长说：如果再耽误三个钟头，就是请了神仙来，恐怕也难救他活命了。

三、我和贼舅舅成了好朋友

我那个做贼的舅舅害的其实是中暑一类的“时症”，并不是什么大病，经丁院长打了一针，果然“妙手回春”，当时就活过来了。只是在牢房里受的酷刑太多，还需要好好儿将息一段时间。父亲也许是想实施他的开导计划，也许是接受了母亲的请求，总之是默许他暂时在我们家住着养病。不过父亲仍嫌他是个贼，第一不许他住在客房里，只让母亲在客厅旁边的走廊上用两张长凳、一块门板给他搭了个临时的板铺；第二跟我讲清楚他是个临时保释的犯人，再三关照我不许跟他多所接触。

母亲对她这个做贼的堂房弟弟倒并不十分歧视。她秉性善良，遇事往往多替别人着想。在厨房里，我就听见她跟房东太太说：她这个弟弟之所以会走到那条路上去，责任完全在她父亲。如果他一生下来，就按照他父亲遗嘱上说的那样去把他抱回来抚养，大不了多给那个姓谢的女人几个钱，孩子长大以后，总不至于走到贼道上去的。也许算是她代父忏悔吧，她十分尽心地伺候这个病伤的弟弟：把水烧开之后又晾凉，小心地帮他擦洗了伤口，上了药，又把我父亲的旧衣服找出来，里里外外地都给他换上；还特地到菜市场去买来一只肥母鸡，用三七、肉桂炖了，　　给他补养身子。

对于我母亲的所作所为，谢三儿似乎看得都很平常。给他吃的他就吃，给他穿的他就穿，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谢”字；对于我父亲把他从拘留所里保出来又请医生诊治，也没有什么感恩戴德的表示，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似的。

开头一两天，我对于家里养着这么一个贼很不以为然。缙云县地方小，谁家里两口子吵架，都可以作为新闻传遍了整个县城，如今我家里住着个出名的大贼王，还不成了特大新闻？每天我去上学，都有同学围着我问长问短，甚至连老师也来问我一些关于谢三儿的传闻，倒好像我是谢三儿问题的权威，对谢三儿的身世了如指掌似的。后来，老师和同学们见我对谢三儿的事情知之甚少，反过来倒跟我说了许多有关他的故事。这一来，倒使得我对这个人们称之为“侠盗”、“义贼”的舅舅产生了神秘感和好奇感，很想往深里一探究竟了。

头两天，谢三儿的身体还没有复原，每日三餐，都是我母亲用一个托盘装着饭菜端到他的板铺上让他靠着枕头慢慢儿吃的。过了两天，他已经能够行动了。但是我父亲仍叫我母亲端饭给他吃。我知道，这是父亲不愿意跟一个贼在同一张桌子上就餐的意思。这时候，我就主动地把端饭这件事情揽了过来：开饭之前，拿两个盘子把每种菜都拨一些，连同一大碗米饭一起端到他面前，还故意找一些话来跟他聊。那一年，我已经九岁了，第一篇“文章”已经在县报上发表，小学也即将毕业，加上我的个子从小就比同龄人高，看上去很像个小大人儿，所以他也并不把我完全当小孩子看待。每逢我提出什么问题，他总是很认真地答复。

有一次我把饭菜送去，故意轻轻地叫了一声：“舅舅，吃饭了。”我看见他眼眶里噙着一包泪水，声音颤抖地问我：“你不觉得有一个做贼的舅舅倒你家的门风么？”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他们都说你是个‘劫富济贫’的‘侠盗’呢！侠盗嘛，当然是好人啰，有什么倒牌子的？”没想到我这句话倒刺痛了他，只见他回过脸去，声音哽咽地说：“别听他们的，侠盗，我还不配，舅舅真的不配呀！”

第三天，我给他送饭去的时候，他悄悄儿地问我有没有私房钱。我还以为他的赌瘾又发作了，想问我借钱去赌博，就很不高兴地回答他：“我有的是压岁钱，多了不敢说，十块二十块的还拿得出来。不过你想拿它去做赌本儿，那可没门儿！”他笑了笑，轻轻地说：“我现在连路都还走不动呢，上哪儿赌去呀？再说，就是我身体好了，你爸爸能放我出去么？你放心，第一我不会问你要钱去赌博；第二我也用不着那么多钱，有一两块钱就满够了。告诉你，我这是拿钱去买药。医院里的那些药，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根本就没用。我有一张专治跌打损伤的秘方，是从师傅那里传下来的，特别灵验，一吃就好。只是想偷我这张方子的人很多，你出去买药，千万不要说是给我买的。好在你是个孩子，人家不会注意你的。不过也还是小心点儿的好。这样吧，咱们县城里，不是一共有三家药铺吗？你拿纸来，我开三张假方子，你到每一家药铺里去给我抓一副药，拿回来，　　我把该用的挑出来，　　凑在一起，就全了。你说，这件事情，你能帮我办到么？”

我没有因他的“贼心眼儿”起反感，却像大人似的点了点头，叫他尽管放心，一定替他办妥。他又再三嘱咐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这才在我拿给他的三张纸上各开了几味药名。下午放学的时候，我分别到鹤松堂、问松堂、春寿堂三家药店把药配齐了，拿回来悄悄儿递给他。他什么时候吃的药，又是怎么吃的，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我把药给他以后，他的身体很快就健壮起来。可见他的这张方子确实非常灵验，很不寻常。

由于我帮他秘密地办成了一件大事，他对我的信任与日俱增。趁他高兴，我装作并不在意的样子向他打听起贼道里的秘密来。第一件事，就是问他这张灵验药方的来历。他果然并不拒绝，向我敞开了他们贼道中的一件小小的秘密。

原来，当时官府里对于盗贼的判刑，是很轻的。抓住了盗窃犯，严刑拷打，无非为了追赃。如果退出了赃物，不过关上两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