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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苍山恩仇记-第2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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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城计，庙董们自顾不暇，这又一个旷古未有的伟大创举，无法付诸实施。等到抗日胜利，高老道也已经羽化飞升，没有人再牵头张罗，这件事就这样烟消云散，不了了之了。
五、尾声：城隍的毁灭与复辟
尽管缙云县解放之后不久，在潘振华的主持之下，以破除迷信为借口，把城隍庙彻底拆除了，但是以地方绅衿和各乡镇村庄中的“神童”和“灵姑”为代表的迷信保守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尽管他们慑于共产党的势力，不敢堂而皇之地出面阻挠拆除城隍庙，但是他们却以“保护古代艺术文物”为借口，愣是把胡深的香樟木雕像给抬到城西溪边的观音阁里去，借观音菩萨的宝殿一角暂且栖身，继续接受善男信女们的香火。
观音阁长期以来是缙云县城的叫花子栖息之地，一到了夜晚或风雨交加的日子，这里到处是横躺竖卧的叫花子，瞎的瘸的都有，大小男女齐全。本来是掌管一方百姓生死祸福的“冥官”，也因旧政权的消亡而丧失了原有的权力，不得不与叫花子们为伍，无形之中成了“丐帮”的帮主，也算是胡大老爷的流年不利，晚景凄凉吧。
胡深的落魄并没有以贬到花子群中就算到头。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派们刚刚集结起来，打出了旗号，开始上街荡涤污泥浊水，横扫牛鬼蛇神，头一把火，就烧到了胡大老爷的身上。因为他是当地封建迷信的总头目，不把城隍老爷连根铲除，不仅本县、外地的善男信女们还要继续偷偷儿来上香磕头，分散在各乡村的“神童”、“灵姑”们也还会兴风作浪。因此，革命派头头们一声令下，一群人扛着红旗、高举着红宝书，敲锣打鼓地涌进了观音阁，一顿棍棒，先把观音大士的泥胎砸了个粉碎，然后用稻草绳把胡深的香樟木雕像五花大绑地捆了个结实，用一根竹竿穿上，抬到了溪边的乱石滩上，浇上了汽油，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干净净。一件保存了五百多年的明代雕像，就这样彻底被毁了。──从文物的角度着眼，还真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
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上的沧海桑田，风云变幻，是没个定准的。胡深的雕像被焚还不到三十年，仅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不久，当年被皮带棍棒镇压下去的封建迷信又逐渐抬头，那些被迫不许信奉礼拜城隍老爷的善男信女们，又重新信奉礼拜起胡大老爷来了。没有了城隍老爷的雕像，怎么办呢？到哪里去上香许愿呢？聪明的香客们自然有办法，他们成群结队地手捧香纸到县图书馆当年胡深坐过的神案位置前面，堂而皇之地点上香烛，磕头许愿，烧化纸钱。于是县图书馆变成了没有城隍老爷的城隍庙，香客之多，大大超过了进图书馆看书的读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香客中间，居然还有当年火烧城隍的革命造反派，甚至还有共产党员和支部书记呢！
事情愈闹愈凶，最后居然发展到善男信女们重新用樟木雕了一尊胡深的像，强行抬进图书馆中，公然要求县图书馆搬走，恢复城隍庙的香火。封建迷信势力之大，居然连县委和县政府也无可奈何，几次相持不下，几次出动军警，几乎动武，新闻报导从县报、省报一直上了《人民日报》。小小缙云县，别的不出名，一个封建迷信势力强大，城隍复辟；一个花七万块钱请毛阿敏去唱歌，让毛阿敏敲了竹杠还逃税，被新闻媒体炒了个全国皆知！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什么还会在文化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演出这种闹剧呢？有人分析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官僚腐化，老百姓对官僚失去了信任，产生了求官不如求神的思想，于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继续发展，终于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产生了“城隍复辟”这样的咄咄怪事！
缙云是个文化之乡，出过不少文化名人，为什么尽办些缺乏文化的傻事儿呢？值得深思！
──1999年2月12日写于北京双旗杆蠲兴楼
原载《章回小说》2000年第1期
附录三：
又是一匹千里马
王立道
1977年5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接到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括苍山恩仇记》。这个时候，来了这样一部大书稿，大家怎能不惊异万分！
文坛已萧条了十余年，许多知名作家还没能彻底摆脱困境，哪有情绪写这样的大部头！
再看作者，楼兴蠲，一个从未在文坛露过面的人物，也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的作者，突然从天而降，展示如此浩大的工程，莫非又有文曲星下凡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审读和编辑这样一部巨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是长，不可能一口气读完，要理清结构，了解书中人物，恐怕读一遍两遍是不行的，这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是无名作者，一动手就写这么长的稿子，怕不会太成熟，无论分给谁，一时都难腾出手审读它。所以一直摆在黄伊对面一位编辑的案头。黄伊也曾翻开看了看，是用章回体写的，心里一动。因为，他历来看重中国文学的传统，对通俗小说尤其感兴趣。五十年代初的一次扫黄，他专管过一阵通俗小说，并一举挤垮了黄色书刊市场。但他不好主动要求看它，且看室内如何处置。
室内不少同事也很注意这部百万字巨作，不断有人翻阅。一回，一位编辑看了几章后说：“是部有趣的书，如果在香港，一定会出版，并且畅销。”言下之意，这种书在大陆是不好出版的。
黄伊也去看那几章，觉得问题并不太严重，因而对那位接手这部稿子的编辑说：“这部稿子，如果想退，请先告诉我。”他不是什么官员，年龄却最长，编龄也最长，大家都尊重他，所以才敢提出这种要求。
过了好长时间，室内召集几个翻过这部稿子的编辑开会，表决对这部稿子的取舍。黄伊静候表态。不料，四位看过稿子的人，两位同意接受，两位主张退稿，二比二，主任也难裁决。问黄伊如何看法。黄伊说：“我站在接受的一方。反对接受的同志的理由是，稿子里有性描写场面。我以为，只要内容健康，可读性强，就应接受出版；性描写如不适当，可以建议作者删去嘛。”结果二比三，书稿就留住了。
稿子交谁处理？室领导稍加权衡，决定交给黄伊处理。
黄伊早就想再组织一些通俗小说了，可社会上所见的通俗小说太不理想，不是文字粗劣，就是内容庸俗，正约不到雅俗共赏的好稿子，就欣然接过了这部稿子。
审读这样大部头作品，一定要格外细心留神，最好一气读完；如间隔时间太长，可能会把编辑的整体注意力割裂成碎片，以致难以掌握作者的完整思路和作品的整体结构。总之，要花很长时间。作者显然是一株文学新苗，又初发于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其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就致函说明，请他耐心等待。
与作者的通信，总不那么顺利，每封信往往拖很长时间。而回信的笔迹，行文的风格，也大相径庭，时常变换。黄伊觉得奇怪，难道此稿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可从全书一百多万字看，又不像是二人以上的合作产物。这中间必有蹊跷。于是坦诚相问，希望了解作者的真实情况，编辑部会保护作家权益的。
作者这才坦直相告。
作者的真实姓名是吴越，楼兴蠲是他的妻子。之所以署妻子 的名字，说起来话长，而根源则在长期的左倾路线的干扰。
作者一再声称，他初次写小说，知识不足，等等，而实际上，他曾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研究人员，语文基础相当丰厚，历史知识渊博，是位有血性的学者。书中还专写了一章清朝末年文字拼音化运动的故事，以纪念“当年那些苦心孤指、孜孜不倦把自己的一生精力贡献给祖国语文改革的可爱的疯子们”，由此可见，作者并非一般等闲人物。
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作者身陷牢狱。在劳改农场期间，他以超常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毅力，藏在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阴暗的角落，写他心中的故事。他在一封信里说：“在‘四人帮’统治下的‘红色恐怖’时代，我冒着千难万险偷偷儿地写这么一部小说，当然不会是由于活得无聊，以著书自娱来打发多余的闲情逸致。”显然，作者虽然身陷囹圄，但他仍未忘却一个战士的责任。这风险就更大了，弄不好会有杀身之祸。他能够坚持下来，写完这部书稿，是因为他对眼前的昏暗持一种藐视的态度，严寒至酷，春将不远，黑夜至深，黎明将至，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197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他就把书稿投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了。那时候，他的冤案还未昭雪，原单位或劳改农场对他的写作能否理解和认可还难以揣度，所以寄稿不得不借用妻子的名字。至于为什么投给中国青年出版社，而不投给更有权威的专业文艺出版社，这不能不与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扶植青年作家和初登文坛的新苗为己任的一贯作风有关。同时，黄伊向许多作家报春、呼唤，已传遍东南西北，也大有关系。
其实，吴越把稿子寄到中青社之前，也曾寄希望于自己家乡的出版社，但是稿子投寄了去，不久就退回来了，不是因为书的内容不好，而是因为作者是“摘帽右派”，还在劳改农场里。而黄伊同情弱者的名声早已不翼而飞。作者被错划，仅因曾建议“党政分开”，他相信高山流水总有知音，所以更看重中青社。
黄伊了解了作者的经历，了解了这一百万字来之不易，既深表同情，也肃然起敬，审稿时尤觉字字千斤，加倍珍视。
小说写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末代腐败不堪，贪官污吏泛滥成灾，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广大群众汇集白水山，发动一场惊动朝野的起义，以谋再造一个新的太平天国。
括苍山东跨仙居，南控临海，其主峰米筛朗峰海拔1382米，为浙东第一高峰。西凭峰峦，东望沧海，气象恢宏。浙东人杰地灵，群策群力，内反封建统治，外反帝国主义列强，声势浩大。
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继承了中国小说传统的结构方法，一章一个故事，一回一段曲折，结构紧凑，情节起伏，具有一般通俗小说紧扣读者心弦的魅力。
黄伊一向着重文艺作品的民族性，只要不落俗套，思想健康，人物性格鲜明，通俗文学本身并不是低品位。他反复研读了这部作品，汇集了五位编辑的共识，终于向作者宣布了这部书稿的命运。请看他写给作者的一封言实而意切的信──
吴越同志：
您好！
您写的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在编辑部已经耽搁了好些时日。这本稿子处理的时间较长，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稿件本身是一部大部头的作品，全稿一百多万字，一个人读一遍，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二是这部稿子所写的题材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为了确定本稿的取舍，研究本稿的优缺点，前后有五位编辑通读了全稿；三是主观上的原因，我们工作抓得不紧。所以，在没有正式决定本稿取舍之前，审稿时间太长，是首先要向您说明及请您原谅的。
我们研究后，关于《括苍山恩仇记》一稿，有以下几点看法及意见，想跟您商量：
一、关于本书的主题思想及总的估价
小说集中描写太平天国失败后贪官污吏的欺压盘剥，广大农民群众逐渐认识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在太平天国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官逼民反，到白水山聚众起义。
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明确的，情调也基本是健康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正反面人物，设计了曲折、复杂的情节，展现了清朝末年的社会生活画面，有较强的艺术吸引力。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收集、掌握了大量的有关资料，有比较熟练的艺术技巧和表达能力，语汇丰富，语言流畅，是一部很有希望的稿子。
二、本稿的特色
情节曲折而不离奇，语言生动、流畅（当然，有些地方歇后语用得太多，有些地方不适当地用现代语，因而使一百多年前的人用现代的语言讲话不太协调，等等）。本书通过对浙江缙云县壶镇附近几个家庭、家族的描写来反映社会一角的生活、矛盾和斗争，这是很有意义的。因此，作者用整章整章的篇幅写什么婚丧嫁娶，打官司，蹲监狱等等，并不是本小说的缺点，相反，这正是本小说的优点。人们正是通过这一幅幅动人的风俗画，认识那个社会的。作者并没有自己出来说他喜欢什么，反对什么，但是人们通过小说比较客观的描写，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体会作者的爱憎。又比如，整个故事围绕着吴家丢失了一条牛展开，丢牛事件本身并不重要，但是通过这些生动的描写，使人们知道了整个社会的面貌。作者把这些东西，如实地和盘托出，就完成了他让读者认识生活的作用，达到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
黄伊在基本上肯定了这部作品之后，为了使作品更加完美，又提了不少具体意见，将十册原稿退回，希望作者在修改过程中随时和出版社保持联系。这很重要，有些作者可能因厌于修改，或其他原因，见异思迁，把作品转移到别的出版社。黄伊是不忍放弃任何一部好稿或有可取之处的稿子的。“联系”是一种定心丸。
作者吴越见信大为感动，立即着手修改。两个月后，前八册大功告成，又寄给黄伊。并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现节录于后：
黄伊同志：
您好！
退回来的《括苍山恩仇记》原稿十册和你们的审读意见五页，都收到了。
拙稿在你社历时一年半，前后经五位同志通读了全稿，可见你们对这部稿子的处理，是十分慎重的。对于一位不知名作者所写的不成熟的作品，你们花费了如此巨大的精力和时间，不由我不深深地感动。我谨以本稿作者的名义，向你们致以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一部历史小说，尤其是现代人写的历史小说，下笔之初，当然是有他的目的和动机的。在“四人帮”统治下的“红色恐怖”时代，我冒着千难万险偷偷儿地写这么一部小说，当然不会是由于活得无聊，以著书自娱来打发多余的闲情逸致。文艺既然是武器，作者必然应该是战士，我希望自己以战士的姿态出现，把我手中的投枪和匕首，刺向敌人的胸膛。至于命中率是否高，杀伤力是否强，有没有误伤自己人，则是本身力量和技术水平的问题了。
我自知力量和水平都不足，但是我有一种坚强的信念。依靠这种信念，我才能在那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勉强完成了初稿。
正因为我本身条件的不足，这部不成熟的作品，更需要你们的批评和指导。只有在正确的文艺批评指导下，才能把文艺作品推向更高的水平，更好地发挥它的战斗的作用。
你们的审读意见，除优点方面说得太好了一些，读之令人汗颜之外，缺点方面，可以说都是十分中肯的。现在我根据你们所提的意见，对原稿一至八册，作了一次全面的修改。
现将修改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关于反帝这个主题，我并不是没有考虑到。我既然在书中安排了一个洋教士，当然不会只让他印一本罗马字圣经老老实实地传教就算结束。我的意图，是打算让他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代理人。不过考虑到一百多年前与世隔绝的山区，教会的势力还不算太大，主要矛盾依然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因此，在第二部书中，我才安排了洋教士收买土地，开设工厂，开办学校等情节，而在第一部书中，洋教士的出现，只作为一处伏笔。现在根据你们的意见，在林炳与老少讼师闲谈的一章中，完全取消同治皇帝嫖妓女的一段叙述，而代之以老少讼师如何与洋教士勾结，伪装善士，鱼肉乡民。……
（二）关于吴石宕的人物描写。从这本书开始构思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打算突出某一个英雄人物，而是主张突出英雄群像。描写英雄，不惜用重墨渲染，以至于把人神化了，正是这类书的通病和缺点，而不是它们的成功之处。因此，从一开始，我就企图从这个框框中挣扎出来……我把吴本良送进监狱，着力描写监狱外面的活动，而把吴本良“干”在那里，冷落了他，让他无所作为，这是作者的疏忽。如今第一卷既然决定掐到吴本良进监狱，营救不果，上山落草作为结束，有关吴本良的种种，只好在第二卷书中适当补充了。
（三）英雄既然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必定有个“变”的过程。同样，作为一个反面人物，也有他坏下去的“变”的过程。没有天生的英雄，也没有天生的坏蛋。典型人物绝不能离开特定的典型环境而孤立存在。……但为了减少副作用，稿中有关同治皇帝嫖妓女和老少讼师谈嫖经的整段文字，全部删除了。
总之，就我所能，已经把稿子从头到尾修改润饰了两遍，个别篇章则是完全重写的。做这件工作，前后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看起来，似乎花费工夫不多。但在我的一生中，集中一个多月的时间，别的什么也不干，从早上到深夜单盯在一部稿子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尽管删改的地方并不太多，但从态度上说则是认真的。
现将修改后的原稿八册奉上。请过目。我现在住在国家语委招待所，继续收集资料，为修改续写以下各卷做一些准备。短期之内，可以直接找我面谈。
即致敬礼
吴 越
1979年 6月×日
黄伊在编发这部书稿过程中，对作者历史知识的渊博，或对传统文学创作手法运用的熟练，都十分钦佩。后来获悉作者的冤情和苦难的经历以后，甚为同情。作者曾用英文写了一篇小传，黄伊看后便锁了起来，并奉劝作者，在历史问题未澄清以前，不必公开那些容易引起误会的经历，否则又会节外生枝，以致影响 出书。
《括苍山恩仇记》共五卷一百五十万字，从1983年8 月开始陆续出版。首版印二十八万套，接着又印二十八万套，前后四次共印七十余万套，是八十年代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1983年9 月，作者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名售书，从上午九时到十一时一刻，两个多小时内共售出两千三百多套，开创了该店作者签名售书以来的最高纪录。三楼柜台内，作者低头挥笔疾书，四台电风扇对着他吹，依然大汗淋漓。该店所进的书快售完了，而购书的读者从三楼排到二楼，从二楼又拐到一楼，大门外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经理当机立断，立刻派车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拉书。尽管是星期天，该社发行部还是破例发货。书运到书店，柜台里书已无几，正好接上。但作者已坚持不住了，再不刹车，很可能晕倒。经理再一次当机立断，宣布“书已售完”……
黄伊得知读者购书的热烈，又“在丛中笑”，并感叹说：好险啊，差一点儿失去一匹千里马。其含义不仅仅是关于这部书稿的舍取……
最近，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为您服务”专栏节目时，吴越潇洒地走上荧屏，为观众讲演使用电脑写作的优越。黄伊万分激动，说吴越不仅走出了牢狱，走出了“牛棚”，走出了黑暗的角落，而一跃走进了天堂，使用最先进的电脑写作了；只可惜，自己没有多少机会为他编书了。时代进步和时光流逝竟是如此不可调和！
──原载《烛照篇》一书第二十七章；
作者王立道，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附录四：
《括苍山恩仇记》出版回眸
黄伊
记得那是在七十年代末，我刚从一间小工厂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
当时我们所面对的客观情况是：文化园地一片荒芜。老作家正在治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思想还没有完全从禁锢中解放出来；新作家只在一些短篇创作上初露锋芒，有份量的长篇小说还不多见。读者正处在文化饥渴中，正在热切地企盼新作品的诞生……
而在主观方面呢，在我们编辑部还存在着两大看不见的魔影：一是过去“左”的思想流毒乃至“四人帮”的思想残余，还远没有肃清；二是社外的人所不知道的中青社的特殊情况：原来，在六十年代初期，由康生派到中青社的一个拿着尚方宝剑的调查组，一查《红旗飘飘》第17期《古城斗胡骑》一文所谓为叛徒唱赞歌，实质上是要抓所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与小说《刘志丹》有关的追查西北地区什么反党集团；二查中青社出版法国19世纪科幻作家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中的一些描写，据说违反了我国现行的外交路线云云。
我那时在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室本是位元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资深编辑。但我有自知之明，人家是十二分的无奈才给我一张办公桌的。新来的一些同志，虽然不少人资历也不浅，但到底是“外来户”，对出版社的底细，一时还摸不清深浅。
正在这时，和我对面而坐的一位新同志，桌子上摆着一部稿子，题名《括苍山恩仇记》，足有半尺多厚，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根据当时的规矩，来稿由编辑室统一分配。我只是一个小编辑，无权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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