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西藏-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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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来拉萨朝圣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尤其东部人，几个小伙伴一商量，扔下正在放牧着的牛羊就走了。当然这带有旅游性质。朋友嘉措曾问起几位昌都姑娘，干吗一路乞讨去朝圣，她们回答说，在她们家乡，没去拉萨朝圣的姑娘被人瞧不起，嫁都嫁不出去。
　　末一次去西部草原之前的两个月，我去了嘉黎一趟。这是唯一的一次只具有消遣观光性质的旅游，甚至连工作笔记都没带。
　　山顶雨雾迷蒙，山坡阔叶林带红黄驳杂，山脚是轰然东去的翠绿的江水。细雨霏霏的嘉黎的秋季，湿漉漉的，清爽爽的。鸟声脆响在山水林木间。在鸟鸣和涛声里，我沿着湮湿的岩石小道去野贡藏布江边拎水。
　　此番嘉黎之行有大队人马，老同学雨初也旧地重游。十多年前初进藏，他便同我的两位山东老乡袁杰、大老李一道分配在嘉黎。所以嘉黎对于我也格外亲切。我听见它在絮絮讲述当年那群毛头小子的罗曼史和恶作剧，那些令年轻的心为之喜悦、悲伤和愤懑的往事。当年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今天听来也都感觉那样珍贵和美好。
　　嘉黎县城为群山所包围，那些山高峻而美丽。尤其县城背后的山，无论形状色彩都可入诗入画。只可惜有地质队勘察过，断定迟早将发生泥石流滑坡。县城决定搬迁。新城址有两个方案，这群搞勘测的、搞水电的、管财物的以及已卸任的老地委书记、新上任的行署副专员，就是来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由于县里再三坚持将县城搬回老嘉黎——原嘉黎宗政府所在地，今设一区公所——所以一行十七人又冒着秋季的雨雪浩浩荡荡开赴老嘉黎。
　　走过大片令人恼火的沼泽草滩，走过一段危石累累的山道，久久地穿行在狭长的桑穹山沟草原上。桑穹山沟的尽头有大片民房，那便是老嘉黎了。
　　这是个久为人知的地方。不仅由于它是西藏历史上一些重大战役的古战场，也更由于它是明清以来通往拉萨的必经之路，常有商旅、官差过往。清政府在平息准噶尔蒙古之乱后，曾派绿营官兵常驻嘉黎。听说清末民初有五十名汉族兵丁，因改朝换代断了归路，便在此地娶妻生子，与这方土地同化了。至今人们还能说出谁谁的先辈是汉人，但这些汉人的后代早已对汉民族祖先感觉茫然，而且汉族血统也代复一代地淡薄了。
　　西藏的喇嘛寺大都建在山顶，为了显示佛伦之尊，以悲悯下世。拉里寺就雄踞高高尖尖的拉坚山顶。五百年香火新近断了二十年，近几年才又死灰复燃。拉里寺隶属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管辖，按编制应有一百五十位僧人。不仅邻近几县，连青海、昌都的信徒们都磕着等身长头前来膜拜它。拉里寺正在修复中。作为经堂之柱的巨大木料是依靠人力从陡峭的山道运上去的。人们无偿地贡献着劳力和财力，虽苦犹乐，这是源于信仰的力量。
　　听说拉里山脚下曾经有过一座加拉公寺。加拉公——直译为汉神庙，正是汉族地区的关帝庙，供奉着汉族武将关云长。想来一定是汉族将士们在此修建的。一位红衣喇嘛介绍说，在朝圣的香客心目中，加拉公与拉里寺同样神圣，对关云长和释迦牟尼同样敬畏。他们具有同样的法力，没必要厚此薄彼。于是便供奉同样的布施，跪拜同样的大礼。当年管理加拉公寺庙的是一位汉族孤老太太，取了藏名叫扎西卓玛。至于她怎样到了这里，她的身世和经历，今天没有谁能讲得清楚。只听说她仅有的儿子流浪到林芝再也没回来，还听说她能腌一手好泡菜，大约四川人氏了。五十年代解放军工作组在此开辟工作的时候，她来认乡亲讨饭吃，捧来过一坛酸菜。
　　如今这个关帝庙连一块石头也没留下，毁于“文革”，没听说有修复的希望。加拉公，仅仅留在老嘉黎的口碑中，为后来的旅人提供一片想象的空间。
　　老嘉黎还有一片墓地，我们去瞻仰了它。这儿埋葬着差不多三十年前那个特殊历史年代里捐躯的汉族士兵。他们以最后的方式与并非故土的乡间土地共存着。老嘉黎的山石垒砌成墙，老嘉黎的泥土安顿了几十颗异民族的魂灵。此际雨雪飘飘，泛黄的草棵飒飒有声。我们（立在紧闭的墓地栅栏外，心头隐隐作痛，涌动起莫可名状的感伤。
　　而我们，活着的人还在继续着生之悲喜。无论在怎样超常的生存环境中，生活毕竟是可爱的。
　　我们准备去河对岸的山脚，看是否有电可发——那儿有一道虚张声势的山泉轰轰作响。区上准备了八匹马，两个向导。同伴中一位汉族小伙子刚一上马就给甩了下来，好不惭愧，便激流勇退，撤回区上。拣一匹最老实的棕色牝马分配给我，它的小马驹紧随左右；雨初则骑一匹滚瓜溜圆的深栗色烈马；洛书记的乘骑是匹高贵的白马，做工考究的马鞍上铺着深红色高级卡垫，雄赳赳一马当先。一行八骑，一溜小跑。艳阳天，大草原，马蹄得得，清风扑面……每当跨上马背，便是我最豪迈的时刻，幻想自己是一西部女侠，即便此生是场悲剧，也要上演英雄悲剧而非凡人悲剧。只遗憾骑术太过一般。当碧绿的桑曲河挡住去路，同伴们纵马奋不顾身地冲向河心，激流淹过马膝，漫过马肚，伸向马背……便勒马河边踌躇起来。我从没有骑马过河，加之不会游泳，对大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那位盘着英雄发的向导好心建议：要是你害怕的话，我和你同乘一匹马吧。
　　我岂能示弱！把心一横，缰绳一抖，催马便走。那马纵身一跃下了河床。随着一声惊叫，左手紧紧抓住后鞍桥，还是险些儿栽将下去。一跃之后就好多了。清澈的河水从坐骑下打着旋儿流过，铺着细沙的河床清晰可见。眼睛盯住水面有点儿眩晕，心里却喜不自胜。等登上对岸，只是鞋子给打湿了。高兴了还没一分钟，严峻考验又来了：必须沿着陡峭的山坡前进。
　　藏族有句俗话：不能驮人上山的马不算马，骑马下山的人不是人。话虽如此说，太陡峭的石山崖壁上也不能骑。我们牵马在山壁灌木丛中寻找路眼。这里海拔不超过四千米，爬起山来还是气喘吁吁。好不容易上了坡，大家互相招呼着上了马鞍。我打心眼里想牵着马走：这骡马道也太险了！右面是陡陡的山，左面是断崖深谷。不过半尺宽的倾斜路面顺着山势曲曲弯弯。听说马的平衡能力很强，有一个蹄子失足，不碍事；两个蹄子同时失足呢？天知道；要是三个蹄子呢？……总归害怕也没用，生死自有天定命走吧。此处已是满山青翠，星星点点的野花开满了一山一坡，小小灌木叶儿红了，火焰一样燃成蓬蓬簇簇。悬着的心得到抚慰，飘飘忽忽沉落下来，看着眼前马蹄滑向断崖的新鲜擦痕，想到不知哪位骑士受了一场虚惊，不免幸灾乐祸。藏族同伴转身宽慰：这条路算什么险哪，比这更险的山道多多有啦！
　　翻过一面山坡，就见崖底巨石中呼隆隆一道大泉涌流而出。作为风景很美，水边绿草茂盛。县领导对它寄予厚望。时值确定新县址的关键时刻，他们急于敦促地区领导能够高抬贵手，批准老嘉黎作新县城。同时风闻地区倾向于阿扎区，并派有关部门在阿扎区搞过地形地质勘察测量，能不着急！于是左一个报告，右一个报告：老嘉黎有历史，有寺庙，有文化传统，曾是宗政府所在地，我们最早的县政府所在地，老百姓很集中……倘若这眼大泉能提供电力，无疑有助于老嘉黎在竞争中取胜。
　　但当技术人员大体测过流量，只遗憾地摇了摇头。
　　嘉黎一九六○年建县，县府设在老嘉黎，去那曲没公路，骑马要走四天半。每位县干部都配备一匹马，白天放养。每到黄昏，各家马儿纷纷跑回自己的家。后来县城就搬迁到山青水秀的白玛塘，县名依旧。谁想到还需要再度搬迁呢！而且想搬回老嘉黎，谈何容易！这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心急火燎的县领导又心生一计，建议在老嘉黎召开群众大会，搞民意测验，看他们投老嘉黎的票呢还是投阿扎区的票？
　　当然当然。何用测验，一百个老嘉黎人会投二百张老嘉黎的票：右手没放下，左手又举起来了。作为县城和作为区公所驻地，有天壤之别。县城有电灯，有电影电视，大商店，中小学校；作为县城，也象征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假如我是老嘉黎人，也定会如此渴望。我们路遇许多干部百姓都纷纷向我们打探情况，区干部德庆群宗最殷切，她和她的父母都恳求我们能在地区领导面前美言几句。
　　我们的车队刚刚到达区上时，这位牧女出身的区干部德庆群宗，一听说来客中只有我一位女同志，便盛情邀我去她家同住。
　　区公所的院子就是六十年代初的县政府所在地，一横两竖三排房，现在看来很简陋。连日雨雪，院内遍地泥泞，遍地狗粪——由于没有打狗的习惯，嘉黎区和许多地方都是狗多成患。那些狗骨瘦如削，皮毛肮脏，品种又不好，看起来令人厌恶。院内还有一大片尚未收割的倒伏的青稞。德庆群宗的家就在青稞地边上，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子又小又暗，又隔成小套间，里面一张大床，一排藏柜，柜上叠摞着五六床新被子。德庆群宗有收藏新被的习惯；外间有两张窄小的卡垫床，炉灶炊具，写字台。她和女儿住外面，把大床让给了我。随口问她，平时娘儿俩是怎样住的？德庆群宗的回答使我意外，说女儿想吃奶的时候，就都睡大床，平时女儿就睡卡垫床上。
　　可是女儿益西卓玛已经九岁了。九岁了还在吃奶？那么牧区孩子最大能吃到多少岁？
　　德庆群宗想了想，说，大概十五岁吧。不过女儿才九岁她现在奶水已很稀少了。
　　很快发现德庆群宗热情得近乎病态，她对于女儿的爱有些儿发狂了。同时她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几天里她一直在絮叨自己的生活遭际。
　　民主改革那年，人民政府送她去内地读书，那时她正年轻，像朝阳初升，灿烂前程召唤着她。但是后来的命运则阴云四起。结了婚，不幸又离异了——实际上是被抛弃了——她带着两个女儿返回故乡，回到父母亲身边。她的全部爱心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但噩耗传来，在远远的县中学读书的十三岁的大女儿得急病死去了——德庆群宗从系着彩缎的小匣子里取出亡女的照片给我看，继续说着——县上派人来看望，顺便征询处理意见，是土葬、火葬、还是天葬，可以任选。“我想来想去，土葬可不行，地下的虫子会把她咬得不得安宁；火葬也不好，还是天葬吧，干干净净。”
　　只有九岁的益西卓玛与她相依为命。她不愿下嫁牧民，“太不卫生”。益西卓玛是她的唯一希望。她用最极端的母爱眼光百看不厌地瞧着女儿，对女儿随口说的每句话都要立即翻译给我听，对女儿无意间做的每个动作都立即示意我一同去欣赏。她没抱怨过什么，除了对前夫的诅咒；只是用更多的热情殷殷地生活着。小益西卓玛也争气，在班上学习是拔尖的。德庆群宗按照汉族女孩的发式，把女儿的茸茸细发高高地梳在脑后，用红绸扎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她打算让女儿将来考拉萨的或内地的大学，她的命运要在女儿身上得到改变。
　　德庆群宗把她采集制作的野花野草的标本让我挑选了一番。这是生长在桑穹山谷草地上最常见的饱经风雨又璀璀璨璨的那类花儿，朴素的蓝色花和黄色花。德庆群宗还把她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动员了来，录了一盘嘉黎山歌的磁带送给我们。老人是当年的歌手，年逾七旬，仍能高歌真叫人难以相信。而四十多岁的德庆群宗的花腔女高音中仍满含少女的清纯之音也叫人惊异不已。此地山歌如同高原牧场上的徐徐和风，淙淙小溪，任性随意地吹拂流淌。旋律有程式化的结构：低低的喉音脱口而出的时候，便迅即昂扬激越，加花的拖腔，一个跌宕沉落下去，又一个低低的喉音……周而复始的旋律似乎在重复那说不完、道不尽的世世代代的感慨，不知所求的迷茫。
　　从查桑的卓玛到老嘉黎的德庆群宗，我见过许多知名不知名的藏族妇女。我的那些藏北的姐妹们，坚强富有耐受力，是世界上少见的最独立最少依赖性的一群女人。许多观察者都注意到了藏族妇女在藏族社会中的特别地位和作用。所谓特别，是相对于西藏四周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及儒教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而言。观察者们注意到了西藏妇女从未深藏于闺阁之中，她们活跃在家庭和社区中，形成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她们的作用奠定了她们的地位。牧区有句形象的俗话：小孩的脚磨起茧子（放牧），女人的手磨起茧子（做活），男人的屁股磨起茧子（坐着喝茶）。妇女支撑起牧区基本生活：挤奶、打茶、炒磨青稞、制作酥油奶渣、照看孩子……从清晨到夜晚，从岁首到岁尾。青春与生命被常年不息的牛粪火一点一点地舔尽了。最苦的是那些没有机会嫁出去的女人，拖着几个私生子，撑起一顶小帐篷，独自应付生活。虽说牧区乡下正统观念淡薄，虚伪的道德教条也少，但非婚生子女还是常被人瞧不起，被称作“脏孩子”。又虽说各地都规定了对不负责任的男人的惩戒条例，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找到爸爸。一个过路人，就那么一两夜，有的连名字都不知道。就是罚来几头牛，几十只羊，也没能改变基本事实。我还听一位申扎人讲起婚姻方面的一个陋习；申扎县巴扎区三个偏僻乡里，习惯娶“姑姑老婆”，即认为姑侄配偶是最理想的婚姻——这种隔代婚，难说有什么爱情幸福。
　　另有一类妇女，处在那种虽为数不多但也常见的多夫多妻家庭中。以家庭为中心各有分工的生产单位，往往以此保证人力和生产资料不散失。由于观念的差异，牧民的私欲及由此而发的占有、妒忌等心理淡薄得多，所以一般认为多夫多妻之家各成员间的关系还和美，至少相安无事地打发着日子。我在藏北走访中，不少人坦率地赞美这种生活方式，后来我所接触过的藏学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至少客观上认可了复婚形式的合理性。他们大致从社会观念、经济观念、心理因素论证了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注＇——目前世界通行的一夫一妻制度虽不是最完善的婚姻形式，但多夫多妻制却不能推广，至少不宜传播到汉族地区，那还不闹个争宠泼醋，天翻地覆。
　　但如果具体到某个家庭，例如双湖查桑区的某位四十几岁的妇女，她的两位丈夫一个八十岁，一个十八岁，就可明白在许多这类家庭中远没有爱情可言。
　　在牧区妇女的诸多特征中，有一点我永远都不能够理解，那就是她们在生育时表现出的超常的耐力。牛粪堆上垫张牛羊皮做产床，夜间生了孩子，第二天一大早就抛头露面，背水，洗衣，做家务。上一年那曲县文工队为美籍华人作家们演出时，那位无伴奏牧歌的演唱者刚刚生了孩子才三天。演出前我就听说了，急忙劝阻，文工队的人都不以为然。演出时我悄悄告诉了来自美国的两位女士，她们吃惊得目瞪口呆。而汉族传统习俗是足月方起。很多汉族男女议论过这个问题，一致认为是汉族退化了。我终于也没弄明白是由于藏族妇女体质太好，耐受力也强，还是意志坚强，强忍住不适呢？
　　也许她们对于苦难的感觉早已麻木。她们认为生活原本如此。不仅藏北的民间妇女，其实连女神也充满了苦难，成为藏北女性的象征。申扎那仓大部落的女保护神杰岗扎西拉姆雪山，是一架积雪覆盖的大山梁。从南方新归乡方向看，她是“骑在骡子上的仙女”模样。杰岗扎西拉姆是男神山雅邦的妻子，但她与玛钦波木热山相爱并生下私生子依布山——“猞猁的儿子”——担心雅邦山发现就把依布山藏在身后。但这种事情怎能瞒得过去！怒气冲天的雅邦山挥刀砍下扎西拉姆的双乳，扔一个在山前，扔一个在山后，至今扎西拉姆胸前留下的血痕还依稀可见。惩罚了扎西拉姆，雅邦山又跨上了坐骑莫如山追击逃命的玛钦波木热。莫如山之马累死于半路，雅邦山又换乘一匹巨大的托尔达出岩石马。走投无路的玛钦波木热只得投降，胜利了的雅邦山盛气凌人地把脚踏在俘虏的脖颈上——时至今日两山仍然相叠，雅邦山余脉压住了玛钦波木热一角。玛钦波木热沦为终身奴仆，做了雅邦山的裁缝。雅邦山断然遗弃了扎西拉姆，再娶达格江姆和琼姜二山为妻。
　　绝望了的杰岗扎西拉姆想离开这地方，投奔南方的雅巴部落，但她的女佣却挡住了她的去路，苦苦挽留她，因为那仓部落不能没有保护神。
　　作为女性，我有一种天然的“类”比。但现在想来，这种比较可能是带有太强烈的个人文化背景的色彩。我想，我的悲天悯人可能毫无价值且不论，说不定还是完全错误的。同理，倘若一位自视优越的中国女性或西方女性以怜悯的目光瞧着我，由衷地替我叹息，我一定大为反感，驳斥说，这是不对的不公正的，我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虽有许多不如人意处，但我的心理是满足的和平衡的。
　　人和人的一般沟通都难，更何况你如何去体会另一文化圈的女子，那些独身的和拥有几位丈夫或与几位姐妹被同一个丈夫所拥有的女子的心境？
　　牧歌之美中，实则包容了难以言喻的一切。这种艰难的美，充填了人类生活中最深邃的底层。它可能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异常生存环境中认命的达观，而这种达观也许只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一支唱给挤奶人的歌，一支唱给打猎人的歌，一支唱给牛羊的歌，一支唱给亲人的歌，这些歌儿最动听，这些歌儿最长久……
　　在离开老嘉黎越来越远的路上，在雪花儿飘飘的秋季里的一天，我把德庆群宗唱的这支歌儿，播放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穿过仍然碧绿的山谷牧场，路旁玛尼堆上湿透的经幡悬垂着，石刻佛像和经文饱受风雨；忽然一个全裸的孩童向我们的小车雀跃奔来；不远处有背柴的牧家妇女涉过浅浅水流回家，一只黑白小花狗尾随着她。俄尔雨止雪弄，太阳光彩夺目，云朵将巨大的身影投向路侧草山的世界——藏北高原闪烁着凄厉光泽的生活令我感动。
　　——一个多月之后，我在拉萨收到了德庆群宗母女二人的信，信中夹寄了一张从印刷低劣的画报上剪下的一张花花草草的画片。九岁女孩用工整的喇嘛字体写了一页纸，德庆群宗翻成汉文一并寄上。信封背面殷殷写着：“种花人盼着花开，寄信人盼着回信”——在嘉黎县城又住了几天，度过一九八六年的国庆节。雨初在此县工作过几年，自然有许多故人。无所事事的我也随之一一拜访。这个县有个有名的麦地卡区，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大牧场。老同学雨初差不多十年前就在那里当过一年区文书。他当年的上司，麦地卡区委书记桑麦现已调来县城当了县法院院长。我们就在这位又黑又胖又热心的中年人家里喝茶闲聊。
　　我没去过麦地卡，因为没去过，倍感那里传奇而迷人。光这名字就有些怪，说起它，如同说起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迷迷茫茫，浑浑沌沌，不可想见。在这片藏北东部少有的高山牧场上，老同学真正过了一段闪烁着凄厉光泽的生活。想想看，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才从现代都市走出来，一步跨进漫无涯际的草野荒原，置身于同前二十年文明教育毫无共同之点的环境，语言不通，蜡烛照明，酥油糌粑为主食，整个麦地卡大草原只他一位异族人，既要学藏语，又唯恐把汉语忘了，拼命地大声读书。同时一年到头见不到一根青菜。他和区委书记一道下乡，驮上马背套，骑上马一走就一天，夜晚露宿荒野，装上一军用水壶白酒，咕嘟咕嘟像喝开水。初夏季节里大雪封了山，他骑马整整赶了八天的路才到了地区所在地的那曲。后来地区调动了他的工作，他把简陋的行李收拾好，拿马运到从嘉黎至那曲的公路上，日复一日地搭过往车辆，四天里没一辆车肯停下。好心的道班工人搬来圆木横在路面，截住一辆军车，才讲好了搭车事宜，一挪开木料，那车又飞也似地溜了。气得那位藏族工人大骂驾驶员的良心坏了。从那时起，雨初打定主意要当官了，当了官搬家肯定有专车。后来他果然当上了地区文化局局长。
　　他当了一年麦地卡人，居然没听说过发生在该区境内的“山动”现象。好几个“嘉黎通”告诉我们，从麦地卡区驻地往东骑马走上两天的章洛乡里，冬季可见“仁归”（山动）现象：山起山落，升沉消长，牛一样牴架……神了。
　　于是我们就问桑麦，果真有山动这回事吗？旁边一位牧民打扮的壮年人搭上了话，他是麦地卡区供销社的干部，到县上办事顺便看望桑麦。他说自己亲眼见过。时间是在最冷的冬日里，最晴朗的早晨，太阳刚射出光芒，就见东面的山运动起来了，起起伏伏，此起彼伏，有的山凌空飞起，有的山爬到邻近的山上，有的山碰撞得弯曲了，下有缝隙可见蓝天……
　　此外，麦地卡的草场还有自燃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