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西藏-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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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就是从新疆调运原煤和焦炭。从拜城起运到狮镇，足有二千二百公里。山高路险，运输线长，尤其进藏路段运费五十元一个吨公里。算一算，运来的每吨焦炭折合近七百元。
　　再后来又打地热的主意。自治区以巨额投资重点抓了郎久地热电站。有人曾建议修一个三十多公里长的管道将地下热水送至狮镇供取暖之用。可是也不行：郎久地热的热值本来就低，只有九十摄氏度，输送到狮镇，那还不成了凉水！
　　寻找能源，一寻十多年。这期间只得依靠烧红柳解决饥寒温饱问题。耐烧的根部很难挖，只得动用推土机开路，再以钢丝绳捆绑，最后用汽车将其拖出。实在难搞的，就钻上眼，放炸药轰炸。与此同时，各县也大显身手，烧红柳，烧刺柴、趴地松，扎达还烧珍贵的沙棘丛，十多年过去，狮镇上下游差不多八十公里的红柳滩被剃成光头。现世现报，我们随即就遭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由于植被破坏，土壤保水土能力差，每年春夏之交，雪山融水使狮泉河水明显加大；洪水曲线显著上升；而冬季的风沙更加凶猛。一九七八年的洪水危及狮镇，全镇人一齐奋勇抗洪——每年我们春季植树时，总要挖苦当年毁树的老同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烧光了红柳，日子越发难耐。狮镇海拔四千三百米，气候干寒，采暖期长达九个月，至少也在半年。冬季绝对低温达零下三十四点六摄氏度，夜间连暖水瓶里也结冰。我们真正体会到冷的滋味：白天在办公室里冷得坐不下，夜间在宿舍里冷得睡不着。那位黑龙江来的李德普，在扎达县当县委书记时，晚间就去有家室的职工家围上炉子聊天，可到该睡觉时只得告辞。回到冰窖般的小屋，就点两张报纸左右挥舞，待意念中感到寒气已被驱散，便迅速钻进被窝——冬夜，人们千万不敢脱掉毛衣毛裤钻被窝。
　　烧饭也成问题。由于缺柴，机关食堂停火。单身职工度日如年，时常因无柴而饿肚子。那时，每位干部每年只分配半车柴，哪里够烧！在县城，在狮镇，就有人拿报纸烧饭。只是报纸特别不耐烧，需高度集中注意力，一刻不停地往灶内续报纸。做一顿饭真紧张啊。经周密计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报纸，正正好好可做一顿饭。
　　这问题也成了挪揄人的话题。有个干部叫王继武，被别人戏称为“烧别人的柴不烧自己的柴；戒自己的烟不戒别人的烟。”前半句的意思是，王先生时常去别家勺昆“点儿暖和气，打扑克，聊天时热情地帮人家添柴；待到别人到他那儿聊天，他可就袖着手陪着别人挨冻。
　　阿里的部队、机关，基本生存都出现了危机，谈什么保卫边防、发展进步！这个问题折磨得我们食不甘味，夜不安枕。
　　此时已进入八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本科技杂志上看到了加拿大的太阳能采暖房并附示意图，心里一动：狮镇的太阳辐射强度高于拉萨，在世界上仅次于埃及开罗，为何不如法炮制，也利用一下太阳能呢！
　　随后就是去上海的太阳能所，去甘肃的能源所，再后就是甘肃的专家来阿里考察，最后是一九八三年底，阿里首批一千八百多平米的太阳能取暖房建成。大功告成！当年冬季的测试数据：室外零下二十五度，室内九度，室内外最大温差达三十五度！
　　一九八五年，我正担任地区计委主任，便利用有权有钱的优势，说服了地委、行署支持这一事业，下发文件，强行推行。规定今后凡新建公民建筑，除库房外，一律建成太阳房。就这样，这些年来阿里建成七万多平米的太阳能取暖房，大大改善了办公和生活条件。其中有地区自筹资金三百万盖成的地区中学教学大楼，藏式建筑风格，全套电化教学设备，到本世纪末也不会过时的。学生的学习条件真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从前学生的手冻得红肿溃烂，握不住笔；现在教室里明亮温暖，学生、家长、社会都满意。
　　至于这样的好事为什么还要硬性规定，强迫推广？有几点原因。其一是造价较高，每平米较之常规建筑要高出一百多元。其二是许多人囿于传统生活习惯：非用炉火取暖不可；其三是燃料大锅饭：各单位拉煤来，无偿供给。对于第一个问题，一算帐就明晰：从新疆拉煤取暖，平均每平米办公室在整个寒季需开支一百元，按十平米计算，每人每年取暖费达一千元。太阳房一次性投资偏高，但办公室百分之百节省燃料，仍然合算。对于燃料大锅饭问题，坚决打破它，改为个人燃料包干——一个太阳房，涉及到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经济体制、分配制度等等方面的问题。太阳房既是科技问题，又是建筑问题，也反映了观念问题，还有美学问题……于是太阳房迅速普及，百花齐放，根据不同的建筑物功能，采取不同形式。有采暖房、保温房、被动式太阳房、主动式太阳房，还有主、被动混合型太阳房，共达十几种，其中有三种最成功，有极大的推广价值，不仅在阿里，而要在全藏推广……
　　阿里成功地进行了太阳能采暖房的尝试。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在一九八五年大规模推广太阳房的同时，又瞄准了光电机。光电池，是二十世纪科技奇迹；在二十一世纪，太阳能将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能源。杨松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他下决心要使阿里越过明线电缆、微波等一系列常规发展阶段而直接跃入卫星通讯时代——短短几年过去，他至少部分做到了这一点：当代尖端科技移植成功，现代文明在阿里初露端倪。
　　西藏自治区想帮助阿里建一广播电台，杨松说不，要干就干电视台。他认为，越是偏远地区，越应率先发展电视事业，因为电视是改革思想观念、缩短本地与先进地区差距的最有效的途径。关键在于能源问题。柴油机发电不可取。柴油机发电电压不稳，难免不烧掉机器。只能建光电站！一九八六年，率先在地处藏北高原的改则县城建成六百四十四瓦小型光电站，发射三个频道。结果，光电系统非常成功，收视效果相当漂亮！
　　索性一鼓作气，继改则之后，又于一九八七年开始在同属藏北高原的另二个牧业县措勤、革吉相继建成以光电为能源的电视卫星转播站，其中革吉县的设计功率较大。此事由杨松代表阿里地区提出，经由国家计委西藏经济工作咨询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海大力支持，国家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利用国内现有技术设备，终于建成了国内目前最大的光电站。一九九○年五月十八日正式发电，供应全县电视收视和大半县城的照明。设计规模为十千瓦，但经实际测量，功率已达十一点八千瓦。这是因为采用国际通行标准设计，但阿里的阳光突破了这一标准因为它更加强烈。
　　看来阿里要走光电之路是确定无疑的了。今年（一九九一年）革吉所属四区都将建起小型光电站，明年的一九九二年，改则将要建起二十千瓦的较大规模的光电站。西藏自治区规划要在“八五”期间消灭无电县，阿里的经验对于解决藏北等地能源问题提供了样板。杨松结论说，越是不发达的地区越是要采取最先进的技术。因为就管理而言，越是最先进的技术越不复杂。例如太阳能光电站的管理，就是所有电业设施中最简单的：只须定期检查线路、为电瓶注水、打扫光电板卫生就行了。
　　多少年来，西藏及各地领导人为能源问题愁肠寸断。看来阿里的实践提示了解决的希望与可能。但目前光电系统价格仍然高昂。阿里以其经济实力作后盾——自一九八三年开始，阿里的经济就搞活了，利用本地畜牧业资源和矿产资源大赚其钱——领先于西藏乃至全国的光电事业，使阿里这个中国西南端的偏远犹如“界外小邦”的地区，就这一意义来讲，成为最荒僻的也是最先进的一个典范。
　　整个七十年代，阿里地区的行政人事由新疆代管。杨松是一九七六年由新疆调进的干部。当年他乘车由新疆沿新藏公路进阿里。这是一条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的公路，它在连接喜马拉雅、冈底斯、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等著名大山脉的山结间穿行，山高路险，冰封雪裹。杨松眺望着连绵峰岭，茫茫戈壁，心想大自然如何可能战胜啊！但当他注目于曲折起伏的山路以及路旁的电杆电线，又不禁想到，虽然有限，但人对于自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阿里下乡日久，目睹牧民们特别的生活习俗，感觉到人和自然并非对立关系，原来是可以和睦相处、融为一体的呀！经过十几年的工作实践，尤其是从事太阳房、光电站事业的成功，使杨松自信而豪迈地想到：人与自然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和睦相处，大自然提供了广阔的开发舞台，可以尽其所能地利用自然为人类谋求福拉！
　　新疆与阿里关系密切，渊源深长。在介绍阿里和狮泉河镇的时候，一件往事不该被忽略。
　　我们首次到达狮泉河的当天，七月三十一日，阿里行署与阿里军分区联合召开了“进军阿里四十周年庆祝大会”。阿里的当代史自四十年前这一天开始。
　　一九五○年初，中央确定了由川、滇、青、新多路向心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为配合西南主力部队，西北局命令新疆部队派出一支部队进军藏北，解放阿里。为此，组建了进藏独立骑兵师。同年七月，李狄三同志接到命令：率领由汉、藏、蒙、回、维吾尔、哈萨克、锡伯等七个民族一百三十七人组成的先遣连先行进入，其主要任务是侦察道路、了解情况、宣传群众、争取上层，为大部队进藏创造条件。八月一日，先遣连从昆仑山脚下的新疆于田普鲁村誓师出发。
　　阿里历史就此掀开新的一页。与这一时刻同时注入史册的是，李秋三同志，他是革命英雄，也是传奇人物。
　　李狄三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河北省无极县城道村一个贫寒人家。一九三八年入党，次年参加八路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被分配在南泥湾三五九旅，参加过保卫延安的战斗。解放战争中随大军西进，直打到于田。再率先遣连南下阿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艰苦、最辉煌的最后一段经历。
　　翻越冰峰雪岭、荒滩戈壁，克服了高山反应、雪盲、各种疾病的困扰，先遣连到达了今改则县的扎麻芒保地区。此地海拔高达五千米，荒寒野地里瘦草疏落，只见刺柴蓬生——扎麻芒保，就是“毛刺很多”的意思。此时，阿里噶尔本派员前来谈判。一个叫才旦彭加的秘书挑衅性地要同解放军比试枪法。
　　来者不拒，李狄三欣然同意。比赛这天，远远近近的藏族牧民前来观战。大片开阔地作了靶场，牛羊骨作靶。藏兵们射击时子弹去向不明，引得哄堂大笑；而先遣连战士举手之间，百发百中，围观者喝彩不绝。才旦彭加想挽回面子，要求与李狄三较量一番。好吧！李狄三从容地掏出驳壳枪速射三发，弹弹命中；才旦彭加连射五发，竟无一命中。随后，作为表演项目，李狄三命令炮手炮击，作为目标的石堆顷刻间被炸得碎石纷飞——不过雕虫小技而已，但是壮了军威。此后，解放军格萨尔王般的神勇传说与秋毫无犯的好名声一道飞遍了草原。直到今天，阿里人还乐此不疲地谈说四十年前的这场富有戏剧性的比武，尤其炮击。
　　随后的日子对于先遣连来说却就暗淡下来：道路为风雪所阻，后续部队及给养断绝。扎麻芒保艰苦卓绝的一个冬春里，马匹倒毙，粮、盐俱绝，只靠清水煮野马肉为生。尤其糟糕的是纷纷患上一种无药可治的病症：全身浮肿流黄水直至死亡。很可能是当地水质有害所致。李狄三未能幸免。但他长期隐忍着病痛，顽强地支撑起全连的精神。直到他昏倒在地时，战士们才发现他的绑腿早已深深勒进浮肿溃烂的肉里。硬是凭了那种精神，李狄三屡屡挣脱了死亡的纠缠，直坚持到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大部队开赴扎麻芒保之际，他亲眼看到了后来者时，才欣慰地闭上了眼睛。第二天，部队为李狄三和他的五十五位战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六十年代，他们的遗骨迁葬于狮泉河镇的烈士陵园中。
　　寻找李狄三遗属的工作颇费周折。他只在离开于田时给家乡亲人们发过最后一封信；牺牲前既未留下家址，也未向父母妻儿留下遗言遗物。直到十一年后的一九六二年，组织上才设法找到他的家乡、他的家属。
　　先遣连以其壮烈的气概、非凡的功勋，被新疆军区授予“进军阿里先遣英雄连”称号，每人荣立一等功，每人获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纪念章”各一枚。
　　先遣连的故事应当到此结束。但我禁不住要关心那些曾在风雪扎麻芒保的死亡门坎上踱过步的人，那些幸存者的命运。结果很不幸，那些了解情况的人，无不以低沉的声音述说同样惊心动魄的那些人的经历：作为特级战斗英雄的先遣连副连长早在“文革”之前即被某次运动打翻在地，那时他已任副师职，先遣连指导员，于“文革”初期被造反的红卫兵们装进麻袋，扔在大卡车上，不见三千公里云和月，由狮泉河，颠到乌鲁木齐。而那位尤其可怜的先遣连连长，从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二十二年间，被投入监狱，所谓政治问题。待到平反出狱，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废人。
　　对于那些穿过枪林弹雨并与严酷自然、与死亡对峙过而大难不死的至勇者来说，虽然和平但丧失理智的荒唐年代更可怕。
　　死者长已矣，生者为之长吟嘘。我已铭记。历史已铭记。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李狄三所标举的那种纯粹精神仍然是一面旗帜。
　　那被掀开的阿里的新的一页也已成为历史。狮泉河埋下英灵，又若无其事地笑迎八方来客。阿里仍然年复一年地经历漫长的风季，短暂的雨季，有限的下雪日和无休止的骄阳。
　　近十几年来显然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直接的大气候因素在于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狮镇风景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集市的扩大繁华。位于镇南狮泉河北岸的贸易市场，带着仓促潦草的痕迹，几条纵横斜向的狭道旁，挤满了高高低低的半临时性建筑的铺面。与西藏其它地区大不同的一项景观是经商的新疆人的大量出现。此外，决心把川味推广到天涯海角的开餐馆的四川人，走遍全国从事裁缝修鞋业的浙江人、遍布藏区经销民族日用品的青海、甘肃人，出卖劳力的汉人以及无所不在的康巴人，等等，倒是同其它地区类似。
　　人口也往往是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按八百人设计的镇规模，仅占现镇中心一隅。一九八○年前除在职干部职工外，仅有城镇居民一人——他本是游牧至此，后在某单位做临时工——但到一九八○年，狮镇常住人口已达三千人暂住人口二千人；近些年来，夏季流动人口超过常住人口，到一九九○年流动人口五千人，当年全年达四万人次，居然接近全阿里总人口数目。当年，流动人口大多为“候鸟”型，到冬季便急剧减少。现在，常住一年以上者达一百多户，而狮镇居民则不足三百户。这些数字都是去年进行人口普查时，行署下决心，拉开人网，每一角落都搜索遍了，方才得到的。连普查人员都感到奇怪的是，有十多户竟连续居住达十年以上，并且还有外来妇女在狮泉河的医院生小孩的事情发现（由于缺氧，一般认为对于汉族孕产妇来说是危险的）；另有改则县一位建筑包工队成员居然与当地一牧女结婚定居了。阿里干部感叹说，要说阿里艰苦可真艰苦，可就是有不怕苦的人争着抢着来；新藏公路上年年都有人因缺氧而死亡，但更多的人却拥了进来。一是建筑施工，二是经商。都想赚钱，而国家集体个人果然都赚了钱。改革开放、商品流通就是令人不可思议：究竟是谁赚了谁的钱？
　　藏民族传统观念中缺乏商品观念。农牧民不信任、不情愿借助商品流通媒介，而宁可世世代代赶着牦牛驮羊进行农牧盐粮交换。整个西藏直至近代才出现了四大商人。虽然其中的一家居然还买到了贵族爵位，但经商者普遍地位不高。在拉萨等地，最活跃的商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内外的人们：久居拉萨的来自西部克什米尔等地的穆斯林，来自青海、甘肃的回民等。在阿里，则是新疆维族人。穆斯林充当了当代西藏商品流通媒介的一支活跃而重要的商旅。
　　伊斯兰教本就有着深厚的商业背景和经商传统。《古兰经》所规定的正是社会、经商和个人行为的准则。重商主义的伊斯兰信徒渗入西藏高原由来已久，从事国内外、地区内外的商贸活动已久。拉萨八角街的铸铜佛像甚至大都为回民的制作——而伊斯兰教义不仅格外强调唯一神，不仅极端反对偶像崇拜，对制造和销售偶像者尤为痛恶——提供藏民族宗教生活及世俗生活中的一应物品，体现了回民经商的灵活性。
　　去年在北京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年轻的社会学家周星。周星正做着费孝通先生的博士后，按照费老的要求从事“回民怎样上高原”的专题。他去临夏做了这项调查。在临夏的作坊里，加工的是地道藏货，它们不久便会在拉萨八角街出现：仅临夏一州，就有上千辆个体车往返于青藏高原。重商轻死的回民带上氧气瓶就开赴青藏公路。既不怕死，也不怕被同化：他们有坚实的伊斯兰教为抵御。周星极赞赏回民在农牧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积极致力于沟通的努力。他甚至转述了费孝通先生的一个观点：高原牧区必须走现代牧业的道路；每一文化模式的发展都须借助启动因素，而回族的这种努力有可能构成这种启动机制。
　　在狮泉河镇，我重又看到在拉萨所见情形，从青海、甘肃回民到新疆维吾尔人，代表了一种以商品经济为突出特征的异型文化，从拉萨直到狮泉河，对于藏民族的传统经济观念进行了全面冲击。
　　我从未去过新疆，因之对新疆的“吃”文化（除羊肉串外）当是首次接触。他们的以肥羊、黄胡萝卜制作的抓饭具有异乎寻常的浓烈的膻香。还有那招揽客人低沉的嗓音、浓重的鼻音、短促的音节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新疆人的烤羊肉串已延伸到拉萨。新近见到一位，生意极好，拉萨人认准了新疆人的羊肉串，说比汉人的地道。因此这位制作羊肉串者大获收益，每月收入高达数千元，足够一位普通的国家干部职工全年工资收入。
　　四十年来，阿里的北大门始终敞向新疆，由于新疆的方便和富有。不仅阿里的边境由新疆部队驻防，地方干部的衣食住行也差不多端赖新疆，连干部本身也多为新疆所派遣。干部休假，也总是沿新藏线北上，走喀什，飞乌鲁木齐市，再乘火车去往各省。阿里干部们说话，不由自主地带有新疆人的鼻音；阿里的市场也沿用起新疆所习惯的“公斤”制。例如，目前狮镇市场上（从新疆运来的）猪肉、羊肉已卖到二十几元钱一公斤了。而新疆人所卖羊肉，往往曾取材于本地：每年九月前后，草场将要黄萎、羊子正是最肥的时节（阿里羊子最肥不过四、五十斤重），新疆人便以较低价格大批收购活羊，边放牧边赶路，走上月余回到家乡。经过一冬的收圈料养，春季里羊子体重可较前增长三倍，重达百四、五十斤。待把其中的一部分返销阿里，当然就有钱可赚。
　　以往阿里干部吃肉多靠去本地牧区收购，约十元钱一只羊，只在年节采办年货时从新疆成批运来肉类副食。但八十年代以来，全藏范围内取消了农牧区税收派购任务，牲畜私有私养，加之商品经济来势迅猛，有关管理部门措手不及，吃肉率先就成了问题——这是当今狮镇一个小插曲。
　　新疆维族商人们依据天时地利的优势，生意做得好；能干的康巴人当然不甘示弱，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语言相通，了解农牧民需求，不怕吃苦，不嫌麻烦，生意做得活：开着装满货物的东风大车，在阿里高原上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流动推销兜售。农牧民们向无讨价还价习惯，加之送货上门，购买能力仍然可观。
　　阿里虽有边境贸易传统，但多为以物易物小额贸易。当地百姓中少有职业商人，只在普兰有坐地商户，狮镇商人接领取营业执照者为六百余人，基本为外来经商者。
　　文化应当是在故乡风景中生长的。现代类型的狮镇格局、建设风格及生活方式则是引入的。我对于熟悉的藏北那曲镇的评论尚且是“大草原的异己风格”：大自然的异己分子，违心之作，存在得没有道理。狮泉河镇除上述诸种唐突荒诞感外，还远不及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那曲镇尚有一些历史，有寺庙，有居民，有牧场。狮镇则既无历史，也无寺庙，因为干燥的砂碛土地难以生长牧草，农牧民皆无。该镇的存在及其一应风光均属人造。
　　所以有些西藏之外的旅游者不能够喜欢狮镇也在情理之中，他们感到它像是从别处撕下来硬贴在此处的粘贴画，一切都不合谐，别扭，无根基……诸如此类。
　　人生之缘各有分定，不能强求他人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