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西藏-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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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贡堤寺（属噶举派）为活人灵魂举行的“抛哇”即灵魂转移仪式，是在现世预支来世的一种宗教承诺。听听那个震撼我们心灵的“朝圣部落”的每一位成员的表白，无一不是为了来世。作家多次为我们讲述的那种苦修与自我幽闭的“人生风景”，不仅是由于对来世的恐惧，还由于对现世的厌倦与失望以及来世有美丽可以期待。渗透了宗教精神的人生哲学，视今生前世为不免罪孽，惟来世尚可指望；对今世的留恋，是一种足以影响到来生的危险，因此，人们可义无返顾地面对、甚至选择死亡。无常虚空、苦难沉重，现世人生通常得到的评价，尤其是来自藏传佛教的评价，总是消极的，甚至是终极否定的。藏文化模式的来世主义导向如此明确，以至于我们的作家不禁扼腕担心：要是来世确凿无疑地并不存在呢！我们这位汉族女作家甚至大胆地、：假如没有来世，现世不就亏了？
　　说到来世，就必须涉及到转世论与灵魂现。正像马丽华女士所说的那样，西藏人对于灵魂的安排，不仅成为一种思想方法，也构成了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受作家的启发，我甚至想，从灵魂观与来世观的差异出发，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诸如汉民族的祖先崇拜何以远比藏民族发达；藏民族的亲族血缘观念以及姓氏与香火意识何以远较汉民族为淡漠；汉藏民族在家庭及家族结构方面何以士。此不同等等许多问题。因为在藏民族那里，父母只是我们的今世父母而已，灵魂在六道轮回中生生不息，可能有无数的人乃至动物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也可能做过或将要做许多人们或动物的父母。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体验到和理解上述那些不同，我们还必须对汉藏民族之间时间（历史）与空间（世界）观念的不同，予以充分的关注。要知道，汉藏民族的思维时空，常常并不在同一维度之上。
　　即使在“发展”成为世界性主题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试图以汉民族的现世主义，去评价或取代藏民族的来世主义。试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人口压力，哪一样不与我们急功近利的现世主义相关？没有来世对我们劝善戒恶，不也正是物欲横流淹没了精神的原因之一？想想看，如果我们连来世都不恐惧，那么，谁又能保证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自己亲手在现世就毁灭了这个我们的子孙亦有权利享受的地球？何况，根据藏民族的观念，这个世界，是我们在来世仍然可能生存其上的所在。
　　不过，马丽华女士的忧虑也不是没有理由。虽然像来世主义者尚不能证明来世的真实存在一样，她也不能证明来世的虚妄。可有一点，作家也许是说对了：即使来世是存在的，现世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应该被看作是唯一的一次而加以珍惜。我想，我们在现世的生存，还有发展，如果不与来世相冲突，那该多好啊！
　　我相信，不仅是我，广大的读者也都可以从这本书中体会到作家的困惑。这是在浪漫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后和之上的困惑。作家的一条文学及人生之路，确实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相对主义，再到这种高度困惑的过程；对她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人类学的异文化理解的立场去予以解释。我认为，作家的这番经历，具有典型的象征性，对她所做的如下剖析，将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马丽华女士的浪漫主义时期，可以《迫你到高原》（散文集）和《我的太阳》（诗集）为代表作。作家自己也曾宣称“我们总那么浪漫主义”（《我的太阳·总是这草原》）。格勒博士说，这个时期是马丽华接触人类学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发，我也颇有同感。不过，我还想说，这个时期在作家理解藏文化的认识史上也有重要意义，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情调，但又不乏“误读”的异文化认识阶段。
　　马丽华女士最初或许只是追求自己的人生、爱情以及梦幻，才奔上这雪域高原的，而不是基于一种要去了解异文化的理性动机。正像谢冕先生评价的那样，马丽华抵挡不住草原那种种神秘的诱惑，并终于体验到了死亡之际绝顶的激动与快感；当时她的作品，与其说是写世界，不如说是写自己。
　　但是，她在高原上与藏民族的人们和文化相遇了，她感受到了那许多种“距离”。文化反差与冲撞中的比较，使她进入了全新的境界。马丽华女士的作品，确实曾经给汉藏两种古老的文化，蒙上了浓浓的现代情调。应该说，距离不仅激发了作家的诗情，也将作家的异文化认识限定在浪漫主义的水平上。
　　浪漫的“误读”，就是一种将异文化加以理想化，把异文化想象得十分美好的态度，对异文化的浪漫的“误读”，以幻想式的抬高、赞美或欣赏异文化为基本特点；通常，也都内含着对于本文化的某些不满、反思或者批评。虽然通过浪漫的“误读”，人们有可能在本文化中，创新出不同的思想或样式；虽然浪漫的“误读”在人类异文化间的交流中，因其对人们的文化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刺激，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仍然不是人类学异文化理解时所追求的目标。
　　作家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就是不断地深入西藏的自然、历史、社会与文化之中，不断地缩小“距离”，于是，她的异文化认识就迅速地升华到了相对主义的层面上。这个时期的作品以《藏北游历》和《西行阿里》为代表。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作家的个人情感，不再独立行空，而是被融合进了对于西藏文化的追寻之中。作家在主动接近藏文化的过程中，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藏民族的生存形态与文化创造，是值得尊重的；她避免了那种可能导致文化偏见的“本民族中心主义”态度。
　　与浪漫的“误读”一起，被文化人类学列为异文化研究或理解中的障碍的，还有“本民族中心主义”。本民族中心主义，简单说来，就是用本民族或本文化的标准，去判断和评价异文化时，最容易以自我为本位的态度。如果说浪漫的“误读”，以欣赏异文化为特点的话，“本民族中心主义”则是一种自我欣赏式的文化观。显然，这两种态度，都会导致我们异文化理解中的误解乃至于歪曲。
　　《灵魂像风》则大体上可以反映作家在浪漫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后和之上的困惑。或许是由于作家的诗人气质和人类学教养，在《灵魂像风》中，马丽华女士仍没有放弃她的浪漫，却仍然坚持了文化相对主义，但她确乎陷入了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作家以她独自的方式所达到的这种困惑，与人类学家的困惑位于同一高度。
　　作家意识到自己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时日已久，并力图寻找思想的出路。她自白说：以往的赞美过多，这使我于心不安；如今遗憾多于赞美，心里难过默默无言的时候多。看来，作家对自己过去基于浪漫的“误读”所做的赞美开始内省，同时，又不甘心做一位基于相对主义的异文化欣赏者。她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沿着从前的思路去行进了，她的审美目光开始发生变化，赞美也来得吝啬与迟疑；她甚至冒着可能被逐的风险，去坦诚而又不大合宜地表达自己的怀疑与忧虑。或许，她认为缺乏的正是一次现世人生的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吧，因为她不忍心再看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就为了一个无法验证的许诺，为了来世而放弃现世，以今生为全部代价。从作家的困惑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她对人的终极关心与深切同情。
　　但是，马丽华女士还是接受了那位美国妇人的批评。莎拉女士虽不是一位人类学家，却有着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念，她在给作家的信中写道：“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莎拉女士当然是对的。不过，我倒突然想到，相对主义文化观在莎拉女士那里，还与她的浪漫主义相联系，因为她有一个美国中产阶级水准的家，却要把她的心灵之家构筑在西藏；因为在西藏，她“什么也看不见，除了美丽”。
　　“文化相对主义”，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家的职业信条之一。作为一种文化价值态度，相对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拥有价值的尊严，都具有不为其他文化所可替代的价值。显然，比起末民族中心主义来，文化相对主义要公正得多，它能成为人类学家，甚至为公众认可的信念，实在是当代地球村文明的一项财富。但是，如果相对主义走到了极端，也有可能在人类相互间的异文化理解中，构成新的障碍。文化相对主义如果只是一种价值态度，当然关系不大，但它若被视为一种学说、理论或人类学家追逐的目标，那么，文化相对主义所内含的反比较的命题，就会剥夺我们认识异文化的可能；既然一切文化都是绝对相对的，那人类学家又能做些什么呢？异文化间的理解又有什么可能与意义呢？
　　还有“发展”，这个我们当代世界压倒一切的主题。整个人类学，还没有为“发展”寻找到一条不与文化相对主义冲突的新出路。主张发展与进步的观念，多少局限了马丽华女士的文思。其实这也是我，还有许多人类学工作者的共同难题。在这里，作家的困惑，也是我们所经常碰到的。
　　当代人类学家，已经开始通过“指导变迁”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抱负了，于是，“应用人类学”和“发展人类学”，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全。此，人类学仍然不敢承诺的是，“发展”绝不会给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来流失或冲击的痛苦。
　　无论如何，我与马丽华女士同样关心的是，藏民族的同胞们，有权利介入发展的世界大潮，也有权利分享主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一切文化财富；同时，我们都不希望藏族人民创造的那种适应于大陆高极的独特文化，由于“发展”而丧失太多。于是，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灵魂像风》，就如同风一般的灵魂一样，有了一个结不住的尾；对于我来说，不知思想在困惑中的煎熬，还要多久才可望超脱？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写于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藏北游历》后记
　　马丽华
　　由于要出书的原因，我把这篇已发表于文学期刊的两年前完成的文稿重又增补润色一番，增加了那些曾出于某种考虑而删掉了的部分，补充了我所认为的非如此不能全面反映今日藏北的片断。改稿的过程，使我又进行了一番情感的游历。此刻，我正感觉到来自心底的隐隐的痛楚。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我难以确切地表述这种痛楚的由来和内涵。
　　千丝万缕的藏北，剪不断，理还乱。
　　今天已进入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中旬了，拉萨初冬的天空晴好又高远，阳光自大玻璃窗明亮地照射进来，房间里充溢着好闻的太阳的特有气味。我喜欢在暖洋洋的阳光中让思潮散谩地涌流或随意地静止。今天那曲的最低气温已达零下十五度，预报说有七至八级大风。是呵，那曲镇上的人们每年要烤八个月的牛粪人。
　　我的藏北不同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藏北，不问于现实存在的藏北，不问于我之外的任何人记忆中或想象中的藏北，甚至，我笔下的藏北与我心中的藏北也并非同一事物。
　　而藏北之于我，也绝非一个牧区地名，一个地理概念，一群生活在那里的人，应该是一种意识和境界。我精神生命中的某些什么水水远远地留存在那个地方了。
　　我不主张对这个地方进行道德的评判和价值的评判，主要是不能够。藏北之行的见闻与感觉，都对我以往既成的观念进行了挑战——也许个体的观念体系本来就有懈可击——一个确切的情况是：由于我去过了藏北，两年多来我就习惯了不再与人发生观念之争。很简单，因为并没有属于个人的价值观念可言。这使我陷于两难之境。一方面，我是如此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界有关文化模式、思维方式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观点，认为任何轻视和无视别一生存形态的思想都是愚蠢的五十步笑百步；另一方面，作为本地社会生活的参与者，自以为对这个地方的社会发展进步尚且负有一定责任的作家，我的良心不允许自己津津乐道于基本生存线上下的自然状态的生活，我不能够心安理得地欣赏把玩那种愚钝和迷茫的目光。
　　我游荡于这两者之间，没能找到使二者结合的平衡点，时常提出一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见解。长时间的两难困境使我窘迫。
　　是很难作出评价，唯一的地球上有一个唯一的青藏高原，它的独一无二性，决定了它方方面面的无与伦比，既难效仿别处，也绝难为别处所仿效。
　　我甚至不能以批评的语气叙说哪怕我所认为的陈规陋习。那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有失公允，主要是没有多少意义。我如实记录下来，人们自可分辨。
　　在最近的这一个国庆节里，我在天安门广场上碰见了两番路经嘎尔措乡都未见其人的乡党支部书记白玛。他作为全国劳动模范生平第一次进京。没想到我竟在最繁华的京都、最密集的人丛中与他交谈，并在东长安街辉煌街灯的背景前与他合影。这位身穿斜襟藏装的精干的藏北能人，在置身于同荒漠草原绝不相关的另一世界里，感受最深的是些什么呢？
　　白玛回答说，他从北京人的衣着和表情中看得出来，北京人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
　　藏北人习惯于首先从这方面看问题。
　　问起年终分配的情况，白玛说，去年嘎尔措乡人均年收入二千元；今年决算未毕，大约不会低于去年。问起这个全藏唯一坚持集体经营的乡，收入是否还保持在西藏的前列，他说不太清楚。
　　白玛注视着夜空中五彩缤纷明明灭灭的礼花，我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么。
　　把两年前所写的文稿拿来修改并非易事。因为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并没有深入多少。字里行问，我在每一足迹所到之处注目凝神，沉思默想，不免有动于中，感慨万千，许多一度疏远的重又亲近起来。
　　这篇文稿系多次游历的总汇，且经数次删改，时间的脉络越发不清晰了。我想这不太要紧。时间对于藏北来说无足轻重，今年与明年与去年与从前的岁月和未来的岁月大同小异。更何况我在那片荒无人迹的原野上也时常有时空不同步的感觉。
　　这篇游历中有意或顺便写了许多人物，他们现在大多仍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藏北打发着不轻松的日子。两年来我时常见到他们。我从心底感谢他们对于我在藏北生活与工作的照应和帮助。如果有可能，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样一群藏北人：次仁玉珠、洛桑丹珍、杰巴、明加、加央……
　　人类曾经有过的哲学试图论证灵魂不朽，人类的全部神话固执于对死的否定。灵魂与物质的实在观念和现实世界无关，无论人类社会已进入怎样高级的阶段，人类的灵魂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人类有可能起源于此，人的灵魂应该以此为故乡，古往今来地与永恒不灭的大自然和谐共存。
　　透过藏北高原的空寂迷茫，怀着寻求灵魂故乡的心，终能从中领略它的壮美辉煌。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拉萨
　　《灵魂像风》后记
　　马丽华
　　完成这本书的初稿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而为这本书所做的准备工作却长达三年。本书大部分内容是在拍摄《西藏文化系列》过程中采访所得，所以本片和本书就如同孪生的姐妹；或更像藏传佛教和本土信仰中某些神佛的化身，面目各异而本质相同。操作上的区别是，前者为集体创作，后者是个体所为。
　　然而这本书分明又体现着众多人的关怀和参与。因之面对这些书稿此刻我急切想要表达的是涌自心底的感激之情。
　　感谢书中所涉及的从拉萨到山南各地、县、乡村的政府干部、学者专家、活佛僧人和普通百姓，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成全了我们的工作，人数和事迹之多无法在书中一一表现；摄制组的同事们与我甘苦相伴地走完艰苦的全程，由于本书侧重点的缘故，省略了这一过程。不能不提到的是，由于自治区领导机关在决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才有了拍摄此举；由于编导、摄像王怀信、孙亮的关键性介入，由于我的一些朋友特别的关切和协助，才使我们以影视手段反映藏文化的多年梦想成真。
　　感谢边多老师为我概述西藏人生；群佩老师带我切近地认识了查古村；廖东凡老师多年间以他丰富的积累给我以指点，使我常想到他差不多已是拉萨河谷的“农神”；格外感谢老友嘉措和德珍这对夫妻对我的密切帮助：嘉措陪我走过那么多地方完成了前期采点，德珍伴我完成了下乡拍摄的整个过程。后期制炸中则是新朋友旺堆次仁提供了艰深的翻译部分……不然我一个人能做什么。
　　感谢为我提供了电脑的郝建学先生，三年前他使我成为西藏第一位个人电脑拥有者。
　　作家出版社又一次支持了我，两年前他们出版了我的《西行阿里》。
　　周星作序，他归纳了我的努力和困惑。
　　虽然仅有感谢是不够的，但我还要说一句——最深和最终的感谢，是献给西藏大地的。
　　一九九四年三月于北京
　　《走过西藏》一九九七年再版后记
　　马丽华
　　一
　　差不多三年前，当打算把已出版的三部长篇散文结集为《走过西藏》交作家出版社时，当时任该社常务副总编的秦文玉支持了这一想法。他说，它不会成为畅销书，但它会是常销书。
　　那时他是怕我心存奢望。我何尝不知，这类题材的边远，文化情景的隔膜，按以往的经验它很难进入大众社会。再者多年间的写作全无功利目的，既不为稻粱谋，也不想取悦谁，全凭了一片热爱，满心的喜欢和感动，出版的动机也就单纯。所以我附和说，仅仅是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小部分人会欣赏它吧。
　　所以我对当下它居然侧身于畅销书之列这一事实心情复杂，对于读者遍及各阶层各年龄段尤感意外。由此多少修正了对所谓畅销书的看法，对读者接受能力的估价。这一始料未及的功利获取，应该得之于西藏自身魅力之功，国内逐年升温的西藏热之利。但国人渴望认识我们的西藏，并由此推进了民族间文化间的了解和交流总是好的；我心目中的西藏由此广为人知并引起普遍的神往总是好的。
　　——痛失文玉兄两年多来，不曾为他写过片纸的哀悼文字，但心中感念常存。此刻面对这部一版再版的也是他所属于的西藏，我想他的天际之灵也一定欣悦——并由本书获得“西藏的马丽华”这一殊荣——多年来以西藏人自诩，以这一地区的客座成员自诩，而今已被认可了吗？我多么珍视来自西藏内外的肯定和勉励。由文及人，人们所说的那个以生命写作的人，那个活成了一种象征的人，那个有勇有智的人，那个被人羡慕的过着那样一种生活方式——相当一批读者来信称羡这是一种壮丽的、坚强的、浪漫的人生——的人，确切地是那位写书人吗？记得桑吉扎西告诉我，一位女孩在随着滔滔人流涌进京城最繁华的商场时突然止步，因为她突然想到此刻在遥远的西藏，还有一个人在寂寞地跋涉；新近从冰天雪地的青藏线返藏，一到家就收到了一份礼物，广东旅游者名叫潘慧慈的，特意从香港买回的一个精致的淋浴器（供下乡之用），附信说，是不是南希的那一种？……
　　我向以为，作品和作者是两个概念，一如儿子之于母亲。虽有血脉的潜流相通，一旦脱胎而去，也就自成一世界，就独具了形体相貌和灵魂，人们可依据自家的修养和缘分与之交往，母亲则可被省略。
　　这种由文及人的错爱令我不安。虽然我仍珍视来自读者的祝福和加持，作为回报，我想此后我只能更加勇敢，努力智慧。
　　二
　　几年来我第一次通读检点了这本《走过西藏》，这可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沿着多年间的足迹心迹一路浏览，不免时常愕然，发现那曾被热心追索过的事物的陌生：有些已全然忘怀。有些章节使我心虚，汗颜，一目十行地掠过它，恨不能从未写过它。在某些情感兴趣上，已知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先前的自己。不是对其地其人其事的不肯定，是对彼时一己视角和着迷过的不再肯定——多年来久等不至的来自西藏的批评，也许就是留待自我进行否定和校正的。
　　过失难免，从前如此，今后也是。至今我仍在过程中。且不去作否定，那会使我的藏族兄弟伤心，也使读者评者无所适从。
　　这是一部民间的形而上的西藏。经过有意无意的筛选、剥离、取舍、强调，大约地显现出一个精神世界，一种价值取向，一缕我当年所神往的相异文化的光辉。被忽略的，被省弃的，是我所认为暗淡无光琐屑不堪的形而下部分，我不喜欢的部分。
　　这只是马丽华她自己的西藏。五十余万字没能全面概括的西藏，同时无能架构一个文化体系；诗化和美意构筑的感性世界，也使它的真实性多少被打了折扣——在中国，异文化进入者的边疆作品不约而同的困难所在。勇敢叛逆如张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