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西藏-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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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挥泪别去
　　我不忍在此逗留
　　我要去东方寻找我的公路
　　公路那边有紫气升腾的巴木隆山
　　我已走了很久很久
　　眼前唯有千黄的草山颠连成片
　　翻过一山又见一山
　　早已感到审美疲倦
　　疲倦到懒得再看一眼
　　可是草山无休止地朝我蜂拥
　　而步履越发艰难
　　多么渴想那条车水马龙的公路
　　以及公路那边的紫色山峦
　　夕阳在身后轰然坠落
　　随即升起的某种预感
　　令我焦灼不安
　　——《迷途》1986。12
　　第四章　藏北：一片不可耕的土地
　　——他以他祖先的姿势坐在那里——贵族与贱民：马和山羊——藏北大风雪——高大陆历尽沧桑——可以说青藏高原是地球人类的摇篮吗——无情的预言——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日夜色降临时，我们结束了持续五天的奔波，来到这条全世界最高的公路上。拦下一辆格尔木方向来的大车，请那位汉族驾驶员帮忙加了油。那师傅疑惑地打量着我们这支狼狈的杂牌军，怎么也不相信除我和王工之外全部身着藏袍的这群人，竟是地委书记、行署专员的人马。加了油，小车这一回真像是望见了家门的马一样狂奔起来。四十公里的路程不到半小时顺利抵达。
　　多玛区公所就傍着青藏公路雁石坪段，海拔四千七百米。刚一走出车门，立即感到温暖如春，敲开一家私人饭馆，点了一桌菜。大家说，到了低海拔地方了，不要喝啤酒，就喝白酒吧。我也积极响应，破例喝起白酒来——当时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大约是重返人间的心情。
　　其实在双湖，在无人区也没感到要命的冷，乍到多玛，却感觉出奇的暖和。随后到了安多，到了那曲，每到一处总是不厌其烦地追问：安多往年也这样温暖吗？那曲怎么不冷呢？藏北的冬天居然这样！而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答复我：那是因为你从北部来，要是才从拉萨来，肯定冻得你乱骂街。
　　一九八六年十一至十二月间的藏北西部、北部之行，历时二十多天，经班戈、申扎、文部、双湖、安多部分地区，行程差不多四千公里。除了大自然的魅力夺人心魄，藏北人的生活也令人难以忘怀。那是来自苦难的魅力。那些活生生的牧人形象，不必作任何修饰和渲染，拍成照片，画成油画，在国外，在内地，在香港，举办了多次画展、摄影展，赢得了国际国内经久不息的惊异的赞叹。这种赞叹感情极为复杂，因为每人欣赏的眼光和感受不尽相同。有一点相同的是：印象很深刻。不讲牧人最富有表现力的眼神和嘴角，即使最无表情的每一根头发，都仿佛陷入最深切的某种情绪里。
　　世界对于藏北和藏北人的情况知之甚少，是因为藏北自成世界，藏北人对于自身之外的生活的不参与——他们无暇也无意参与。西藏为全国五大牧区之一，藏北是西藏的主要牧区，但拉萨人吃的是内地的奶粉和肉类，喝的是青海、甘南的酥油打的茶，荷兰奶粉在拉萨也曾一度畅销，而全西藏竟无一家如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乳品、肉类加工厂！除去其它因素，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然环境的恶劣。凡是来过藏北的人，都不免生出一种极简单的念头：能够生存就不容易了，至于发展，就别谈了吧。
　　自从我见过了、接触过了那么多的藏北牧民，我就不再像一般的外来人那样看问题。那些牧人们或许还能记得在某一个夏天里或某一个冬季里曾见过一个不知名的汉族女人，但他们无从知道我对他们的深刻的同情和无法一言以蔽之的感慨，或者知道了那种同情也不以为然；也许对于我早已经淡忘，但我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因为见过他们就该负有某种责任，而我所能尽到的最主要的义务就是让世界知道藏北的存在和怎样的存在，让世人对于藏北人的生存状态略知一二，使他们在自己优裕的或不太优裕的，匆忙的和不那么匆忙的生活之外，了解在同一地球上，同一类别中，还有另一番天地在。因此，我想以文字为藏北游牧人作一番勾勒——无论多少人以为藏北牧人的生活其苦难耐，流放者生涯也不至于此；或以为那种循着季节交换牧场、追逐水草的生活是自由浪漫的，那都是外来人的想法。牧民一般不这样考虑问题。命中注定，天经地义。前辈就这个样子，后代也就这样子了吧。就像我从文部到双湖途中，所见那位盘坐在蒙式炉前的牧人，左手握羊皮风袋，右手向炉内撒羊粪蛋儿的情景时，脑海里不期然闪现的那句斯文的话：“他以他祖先的姿势坐在那里……”
　　藏北高原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片牧场。高寒使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手段都无法将这里改造成农田和果园。在这一片不可耕的土地上，游牧是唯一出路。
　　像勇敢的嘎布叫一样，牧人代表了人类，悲壮地占领着这片高地。生活就这样被固定下来：以牛羊为生命，以日月风雪为伴侣，与自然万物比邻而居，成为大自然一个元素。游牧生活相对封闭，自成体系。除春季去北方驮盐，秋季去农区换粮的大型活动外，一生都在草原牛羊中周旋。所有的生活资料都取自牛羊；吃牛羊肉，喝牛羊奶，穿羊皮衣，羊毛鞋，住牛毛帐篷。用牛毛编袋子，捻绳子。只有帐篷杆、平底茶锅和金属针需要引进——当代牧民仍生存于自给自足封闭状态的自然经济中。
　　因此牧人的牧事活动全由季节支配，工作只限于同牛羊打交道。藏历元月（公历二、三月）产羔季节，牧人彻夜守候在牛羊圈里，看牛妈妈怎样将小犊儿身上的羊水一点一点地舔干净；四月初三挤奶节；四月中旬抓山羊绒，五月中旬抓牛绒，七月底八月初剪绵羊毛，藏历十月冬宰。
　　因此牧人的感情就系结在牛羊身上。牛犊羊羔自落地起便成为家庭一员。每只牛羊都给取上亲切有趣的名字。不少牧人对数字缺乏概念，计数常在出牧时守在羊圈门口丢羊粪蛋儿：出来一只丢一颗，或有人问起财产状况，就兜一襟羊粪蛋儿让人家数去。但若是几百只羊子中哪一两只丢了，主人马上就知道。冬宰时牧人心疼那些言生，尤其是老母畜。吃了它们多年的奶，不忍心下手。所以西部屠宰法是用大针从背部刺入内脏，尽量让羊子减少痛苦；中部牧区则用绳子缠绑羊嘴，让它窒息而死。牧人们认为动刀宰杀是不可取的残酷行为。
　　牧人对马的偏爱到了近乎荒谬的程度。这种爱马之情带有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色彩：马是路神的象征。在交通工具大有改善，不再以马代步的地方，人们的传统心理还是一成不变。索县领导人就抱怨说，统计中发现马的增长率最高，而马的经济价值最低：不吃它的肉，不挤它的奶，不用它的皮，由它自然繁殖和死亡。平时不用它，野马一样放养还要吃大量的草，与牛羊争草场。马的贵族地位真令人不解。
　　与此相反的是牧人讨厌山羊，瞧不起。嫌它们长得不好看，又调皮捣蛋，肉不太好吃，皮子也不太好用。其实山羊对于牧人生活很重要。牧区有句俗话：“富人靠山羊积累财富，穷人靠山羊对付日子。”山羊挤奶最早，产羔当天就可以挤，一直挤到冬宰之前的配种季节。山羊泼泼辣辣一点儿也不娇贵。就是有些毛病讨人嫌：牧人放山羊最累，因为它们喜奔跑，喜爬高处，喜吃有毒的吾曲花。最讨厌的是，稍不留神它就溜进帐篷偷东西吃。而且如果与山羊眼睛对视一下，总会发觉它的眼神有些贼溜溜的。所以人们更喜欢马这个矜持的贵族。
　　牧人日常饮食中多肉、奶等高蛋白食品，但比较单调。风干的牛羊肉有冰冻杀菌作用，易储存，易携带。搅拌牛羊奶，分离成酥油和奶渣；酥油就是未经进一步加工的黄油。先在细长的酥油桶里放进砖茶烧的水和少许盐，放上一小坨酥油，上下搅动，使水与酥油充分溶合，就是西藏特有的酥油茶了。许多外来人喝不惯这股特有的羊膻味，一旦喝惯了就有瘾。不喝就“腰杆痛”。奶渣含于口中，有生津解渴功效，并可拌糌粑，做过节时吃的奶渣糕。奶制品中的酸奶，味道醇正上好。中西部的酸奶嫩嫩的，东部嘉黎一带则稠粘得搅不动。主食糌粑，用炒熟的青稞拿手磨磨成粉，倒少许茶水用手指抓成干而不散的坨坨，即可食用。如能放进些酥油、奶渣和糖，味道更佳。所以一般牧民不必专门做饭，只在晚间烧一锅藏式稀饭就成。名为“土巴”的咸稀饭，用小麦粉做面疙瘩，再放些干肉和圆根。没有炒菜的传统。顶多煮肉丁。常年不吃蔬菜，牧人最初见汉族人吃青菜，还大惊小怪地笑话汉人“吃草”。
　　游牧人生活是不安定的。除冬、夏草场大迁徙外，寻常日子里，即使找到一处最丰美的草滩，住不到一个月也必须搬迁。说“丰美”只是相对而言。藏北牧场可能是全世界最坏的牧场。尤其西部五千米以上的草场，大多像癫痢头的稀疏毛发一样，实属半荒漠之地。幸好据说由于日照强烈等原因，牧草营养价值很高，权且作为补偿。但不可克服的缺氧影响了牲畜的发育，因而西部的牛羊比之海拔低些的东部牛羊个头小得多。
　　一顶帐篷，一群牛羊，便是牧人赖以生存的全部家当。如果能年复一年地重复这种虽不安定倒也宁静的生活的话，也不算奢求了。遗憾的是宁静也只是相对而言，只是在大自然无心捉弄草原的时候。而大自然有时竟如此顽劣，自然灾害如此经常，简直使人应接不暇。大自然通常降临于世间的灾难，除了水灾和火山爆发，藏北几乎样样俱全：旱、虫、风、雹、雪、地震与雷殛等等——有人曾建议那曲地区应设立常年抗灾指挥部。裸露的草原饱经忧患，牧人根本就无处躲藏。就是风和日丽的大晴天，白炽的太阳也足以把牧羊女的青春曝晒得迅速褪色。所以在牧区，人们常觉得女孩子的好时光还没来得及闪现就泯灭了。
　　风季很长，季风很大，牧人往往在飓风稍歇的晨昏放牧。孱弱无依的小草被连根拔了起来纷纷扬扬散向四方。我曾在《深入藏北西部》中记录了这样一件真实事迹：双湖一九八三年春，嘎尔措二村牧民顿珠扎西，放牧着集体的七百只羊子。飓风使群羊失控。失控的羊群顺风疾奔。顿珠扎西紧追不舍，大颗大颗的砂石被狂风卷起砸在脸上身上，风沙吹得睁不开眼睛。突然他感到大难临头了；羊群逼近了嘎尔措湖！他抢前几步赶过头羊，从水里向岸边猛推羊子。可是……
　　狂风停歇，天空重又碧蓝。嘎尔措冰湖里，一个身披闪闪发光冰甲的勇士，身体前倾，双臂微张，迎向七百只同样身披冰甲的羊子。他的头发保持了迎风飞扬的姿态，群羊们高昂头颅，向它们的主人行注目礼。
　　还有惊心动魄的一九八五年秋季的大雪灾。十月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纷飞的大雪耐心地铺泻了四十多个小时。唐古拉山以北地区积雪厚达一米。突如其来的雪灾使牧民措手不及，人们滞留在夏季草场上，牲畜尚未屠宰，粮食尚未交换，燃料储备在遥远的“冬窝子”里。人畜骤然陷于困境之中。这场雪灾危及藏北十五万平方公里，受灾牧民近八万，牲畜近三百万。其状惨不忍睹：牛马大畜四散奔逃，懦弱又恋人的羊子围着帐篷等死。饥饿使它们互相啃吃牛羊的内脏和尸体……乌儿找不到可以落脚的黑点，急于逃出雪海的野生动物羚羊、黄羊奔向青藏公路的黑色路面，渴望人类或许能救救它们……
　　这场灾难要是发生在从前那散漫的个体的牧户时代，难逃覆灭厄运。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中就多多记载了类似事件。百余年来，西藏地方遭受较大雪灾记录在案的有五十余起……从中可见，每逢大雪灾，总有大批牲畜倒毙，不少牧民冻饿而死，百姓纷纷逃亡，有时甚至整个部落荡然无存。
　　所幸今天的藏北牧民是有组织的。雪灾发生后，从自治区到地、县、区各级领导和干部们一批接一批奔赴灾区，在茫茫雪野中寻找受灾牧民——谈何容易！往往寻找多日才找到一两户——推土机、牵引车开路，装载牧民急需的口粮、燃料和饲草的汽车紧随其后。人民空军动用了直升飞机，空投救灾物资……半年之后，这场大雪才消融得斑斑驳驳。人类在这场对抗自然的斗争中，大败中取得了小胜——死了几十万头牲畜，没死一个人。这已经是始料未及的胜利了。
　　尽管如此，我所见到的牧民却没有一个企图另谋生路的，他们把贫瘠荒漠的草原认作安身立命之所。多玛嘎尔曲乡牧民岗恰年轻的儿子曾在拉萨受过高等教育，工作几年后又辞了职，回乡务牧；我曾问起他的体会，他说，“当牧民……自由。”我总觉得此话可疑。文部杰瓦区前区长当了大半辈子脱产干部，退休了却并不住生活条件方便些的区上，而是重返草原重操旧业了。我曾随洛书记看望他，他儿女满堂，却没有上学读书的。他的帐篷里除多一部收录机外，也几乎与普通牧民一般无二。
　　或许也有相反的例子。曾听说某些牧民的子女去内地读了书，变“洋”了，休假探家处处看不惯，嫌不卫生，要睡“床”，要吃大米饭。不过也真够难为他们的，不论在外工作还是学习，要想回家看一趟可真不容易：他们不知道帐篷家已搬往何处，方圆上百公里哪里去找，更何况又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
　　至于藏北牧民的精神世界，则难以进入。有时觉得已经进入了，实质上相差得可能很远。即便是有限的进入，也难免以自己的文化法则去作不无歧误的解释。我个人对于这里的人们形而上的精神领域的理解，对于他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以及所涉及的世界观、经济观、婚姻观、生死观等等方面的介绍，均散布于本文各章中。想要把此地由现实而生发但又超越现实的那一部分描绘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对于我来说是困难了些。
　　总而言之，这是一块不同寻常的土地。由于它在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方面的特异性，使它在过去与未来的年代里只能居于世界文化边缘。
　　边缘就边缘吧，无力也无须向世界中心启航。一个永远的藏北草原，一个永远的青藏高原。
　　但当多多少少听说了青藏高原非凡的历史，它的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不仅使地球改观，尤其是为人类的出场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时，我觉得对于这片新大陆不能不重新审视，而全人类都不能对此再感觉漠然了。
　　事有凑巧。刚从无人区返回那曲，就碰上拉萨来的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侯石柱。他搞考古专业，他的夫人现在在美国留学，专门研究和学习制作细石器。我把在冰雪之原上捡到的棕黄色石核炫耀给他看。侯石柱喜出望外，立即断定这是典型的中亚系统船底形石核。
　　说来，遍布全球、贯穿于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全过程的细石器，共分两大传统，一类是以地中海为核心向周围辐射至欧洲、非洲、亚洲的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几何型细石器；一类是以中国华北为中心，分布于中国、西伯利亚、日本、北美等地的非几何型细石器，即剥下长条形石叶后，石核为船底形和楔形。加工方法、器形与前一类不同，是容易分辨的。西藏的显然属于后一种，由此可见青藏高原早有古人类活动。
　　那么青藏高原上古人类活动最久远可溯到什么年代呢？
　　就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初的那一天，藏北那间小屋里，牛粪火炉旁，我生平第一次听说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点——青藏高原有可能是地球人类的发祥地！
　　侯石柱与我同年进藏，一直从事发现和研究西藏古文化工作。十年观察与思考所得，他明确地作如是说。在西藏，他是推出这一论点的第一人。西藏之外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们也有类似的倾向，他们不谋而合。侯石柱的论据有三：其一，青藏高原强烈隆升造成了特殊的生态环境，迫使猿类改变生活习性，逐步向人类过渡。其二，几十年来，在青藏高原东部、南部和云、贵、川一带多次发现震动世界的由猿到人不同时期的化石，从上千万年前的开远森林古猿，到距今八百万年的禄丰古猿，到一百七十万年前的著名的元谋人，如将考古发现再推进一步，有可能在青藏高原上发现猿——人演化痕迹。其三，仅据地表采集的细石器可确认一至五万年前，在现今高寒的藏北及西部即有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而发现者几乎都是地质工作者和与考古毫不相关的人们。
　　侯石柱这一说法使我振奋了很久。“半月后，我到了北京，专程走访中国科学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细石器专家黄慰文老师向我推荐了考古人类学前辈贾兰坡先生的《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书中论述了人类起源”亚洲中心说“，并首次提到了青藏高原。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与南极洲、大洋洲和北美洲都无关。南极洲不必说，北美洲有人类的可靠记录只不过距今两三万年前，到达拉丁美洲最南端，至多不过一万年。至于大洋洲居民史，在那里发现的文化遗物最早也不过是在两万年前后。
　　“看来，亚洲南部最可信。非洲自一九二四年以来地下的古猿化石虽然迭有发现，但和人只差一步、还不懂得制造石器的猿型祖先却以亚洲领先。
　　“‘亚洲说’虽然兴起的时间也很早，但给人影响最大的却是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朋，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他在北京讲演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原人的老家或许在蒙古，我们发现原始人不是林居人，因为在林地人类演化得极慢，简直还有退步。森林里长不出敏捷的民族来。较高等的人类，也不能从河滨淠湿多草木果实的地方崛起。只有高原和比较平些的高地上，生活最艰难，受刺激而起的反应最有益。蒙古一向是高地。气候亢爽，生活条件相当困难，非努力不能得食。这却于人有益。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也坚持‘亚洲说’，认为去搜索最初的人类，即所谓‘原人’的遗迹，应该在蒙古和新疆的距今一千一百万年到三百万年的上新世地层里出现。
　　“我是赞成‘亚洲中心说’的。……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
　　“不能小看青藏高原这块地方。今天那里山高谷深，皑皑白雪，可是当地质时代的第三纪并非如此。……青藏高原从上新世起，大约平均每年以0。025—0。03厘米的速度上升，上升速度以中更新世以后最为显著，到现在至少上升了三千米。这就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正当从猿转变到人期间，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适合人类演化的舞台，到那里寻找从猿转变到人的缺环也是很有希望的。”
　　不久前我又看到了作为科学家兼作家的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童恩正先生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的西南地区》，文中对“人类是由什么动物进化而来的？是在什么条件下进化的？这种进化又发生在什么地方”等等问题提供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论点论据。较之贾兰坡先生的推测大大迈进了一步。童先生多次来西藏，对青藏高原有一定的感性认识，理论上的推测也更有把握些。他特别强调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近一千多万年以来地壳的升降、气候的变迁、生态环境的改变、现存灵长类的状况等多方面考察了我国西南地区具有的有利于人类起源的外因；又从开远古猿到资阳人简要介绍了这一地区丰富的化石标本，从而论证我国西南地区有可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
　　年轻的藏族文化人类学博士格勒，也撰稿论述“青藏高原……人类发祥地”问题。人类起源于浑沌渺茫无从记载也无所记忆的年代，为后世留下二个难解之谜，引诱近代以来的有关学者们跌跌撞撞地东奔西走，开山挖地，攫取远古人类无意间遗下的几枚石器和牙齿，寻求哪怕是一星半点儿的线索。人类渴望认识自身——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不仅仅是生物学命题，更多的倒是哲学范畴的命题。
　　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曾用实证主义方法，列举大量例证，“证明文明诞生的环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而不是一个非常安逸的环境，”由此提出一个公式：“挑战愈强，刺激就愈大。”虽然还有“适度和过量”的补充条件，他仍认为“美是艰难的”，“优秀需要苦难”。
　　人类出现于地球也许并非必然。偶然的因素也许在于青藏高原的隆起。从理论上讲，青藏高原最可能具备人类演化的条件。然而说来说去多少年，直到前不久才有几位刚出校门的考古工作者前往藏北作初步考察。
　　但想要考察个所以然来谈何容易！莽莽高原历经沧桑，一星半点儿有用的材料不知道隐藏于哪个角落。听说山西了村人的发现，是用了三年时间，挖了半座山，用筛子筛出了一颗牙齿化石。西藏自治区缺乏相应机构，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能进行的工作是有限的。
　　更何况古往今来，各类化石一概可入藏药，是否有珍贵的人类化石被磨成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