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与最小-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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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早在9月初，尧明就已经要求在中国的隆美尔将军迅速拟定了第二期的武器制造清单，交给军备管理局的施佩尔，开始在德国加工生产。尧明同时还开始进行国际联络，为中国战场敲定石油供应来源。

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其石油输出占全世界的50％以上。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从华盛顿发回来了一好消息，美国与德国签订了一笔每月50万吨石油供应的生意。这批石油将直接用于供应欧洲。尧明又通过爱娃，让罗斯切尔徳家族出面，将从大英帝国控制的中东、缅甸，以及荷兰控制的印度尼西亚开发出来，运往欧洲的石油，全部签了下来，反方向运往中国。大英帝国与荷兰在欧洲的用油，则由德国与美国签订的石油协议替代。

当然，这一切举措，都必须经过中华民国的同意。好在孙中山总统是个甩手大掌柜，主管与德国经济合作的邓小平又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实干家，一切进行得都非常顺畅。邓小平对武器的价格盯得很死，竟然搞了一个公式，要按原材料重量和加工复杂程度来直接评估精密制造的武器的价格。｜Qī｜shu｜ωang｜其实，在尧明的叮嘱下，德国出价其实还是很公道的。即使考虑了设计和维护成本摊销后，德国武器从性能/价格比上，也绝对是世界一流的。

由于日本侵华准备的节奏在不断加快，中国和德国也加快了国际政治活动。1936年9月底，继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德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总裁席腊赫之后，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及夫人宋庆龄也登上了美国的国土，准备在美国展开一场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外交活动。

1936年10月初，尧明终于将一团乱七八糟的头绪清理出了一个大概眉目。在来到这个时空后，安排飞机，去到他真正的祖国——中国。

尧明到达南京的时候，天色已晚。来到这个看起来还有些古朴的中华民国都城，看到她尚未经历日本入侵的面貌，尧明百感交集。在飞机上，他就频频地向窗外探视，眼中蕴蓄着激动的泪水。虽然是在异时空，虽然外表是一张“白皮”，但他的内心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飞机降落时，天色已晚，瑟瑟秋风带着一番萧索。周恩来和宋依华在机场上很简单地迎接了他。这次访问安排很紧急，尧明再三叮嘱，不要搞成正式访问的形式。

看到有些憔悴的宋依华，尧明很自然地就伸开双臂。宋依华却没有扑过来，只是礼节性地将一束鲜花递了过来。

尧明却抓住了她的手，千言万语，一时不知如何诉说。宋依华的泪水在眼中翻滚着，说道：“你那个小情人离开了，就又回头来找我了？”。

尧明眼中一黯，说道：“如果她不是我的小情人就好了。那样她就会好好地活着，而你就在也见不到我了。”

宋依华叹息了一声，说道：“对不起。当初看到她吻你的照片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要碎了。没有把消息读完。后来邓大姐告诉我，说珂赛缇竟然为你挡子弹去世了。我又说不出地敬佩她。”

她这才投入尧明的怀中，让泪水流了出来，说道：“你相信吗，如果当时换了我，我也会去挡那颗子弹的。”

“我相信！”，尧明紧紧地拥着她，心中升起一阵温暖。他突然想起了当初她说的话，“不管你做了什么，我会让你觉得值得的。”连日的辛劳愁烦，顿时为之一空。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宾馆，将尧明接到了国宾馆会议厅。由于孙中山夫妇去美国了，只有宋美龄、隆美尔等在那里等待。宋美龄显得很活泼大方。她言笑晏晏，却又颇带机锋，是个能干的外交人物。遗憾的是，蒋介石没有在场。

周恩来沉着地向尧明介绍了绥远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的抗战局势。那里的局势很复杂，涉及民族问题，国际势力问题和地方政权问题。

日本关东军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控制和经营整个满蒙地区。日军在实际控制了察哈尔（主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部分在河北省）的东部地区之后，又鼓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委员长德王，秘密策动德王在内蒙古独立，进一步分裂中国。

为此，日本不仅加紧向察哈尔全境，乃至向绥远地区实行渗透，而且接连运用伪军李守信等部制造事变，逼迫中国方面撤出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到1936年初，李守信伪蒙军已经侵占了察东的部分地区，在张北设立了伪司令部。德王随即与李守信合流，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4月间，在日本的推动下，德王召开了名为“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实为“蒙古建国会议”的分裂会议，公开提出了建立蒙古国的政治目标。5月12日，德王与李守信等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并大量聘用日本顾问。

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的下一个战略目标，瞄准了中国绥远省。察绥一带局势渐趋紧张。

中华民国早就注意到了日本西进之势态。根据蒋介石早期的估计，日军西进的主要目的，在于造成对苏联的合围态势。因此，最初蒋对绥远防御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蒋介石认为，以绥远的地理条件和军队的布防，守难攻易。因此，他为对晋绥负有守土之责的阎锡山定下的策略是：“小敌来扰，则迎头歼灭；若大敌正式来攻，则扼要据守，并择最重要几个据点固守。”。蒋认为，只要扼要固守三个月，局势就自然会变化。他估计日军西进的目的，绝不是因为这块土地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日军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夺取外蒙，并对付苏联。

但实际上，随着中国与德国的结盟，日苏形势似乎在逐渐变化，由对立变为互不干涉。

5月26日，针对“蒙古军政府”的成立，蒋介石也作了相应的部署，他任命陈诚为晋陕甘绥边区军事总指挥，加强中央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控制。蒋同时明确要求阎锡山对整个包绥地区增兵布防。他为此亲自致电阎锡山，说明此举与山西安危的利害关系。

至7月间，因伪蒙军进犯的规模越来越大，蒋介石催促阎锡山向绥远增兵，并于合适条件下，先发制人地向伪“蒙古军政府”发起进攻。

然而晋绥由阎锡山管辖和指挥。阎锡山以及多数山西军政要员的态度，却极度担心对伪蒙军主动出击，可能惹恼日本关东军，引来灭顶之灾。阎锡山对蒋介石的督战令推三阻四。

尧明听到这里，让隆美尔做了一个记录：“上令不能下达。难以协调一致。”

相对而言，在绥远统军的抗日名将傅作义对蒋介石主动出击的建议，倒要比阎锡山积极很多。根据侦察后的情况，他知道察北伪蒙军并不具有很强的实力。李守信在张北有骑兵四个师，炮兵一个团；伪军包桂亭有六个团驻化德和尚义；伪军王英部亦有三个师并两个旅驻商都。除此之外，只有一些由土匪改编的地方伪保安队。

这些伪军的兵力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万2千人到1万5千人而已。

尧明顿时对伪军的编制感到糊涂。他温和地打断了周恩来的叙述，问道：“1个师的标准编制应该是1万人左右嘛，怎么伪军这么多师啊旅啊的，加在一起才1万多人。”

周恩来笑着解释道：“中国军队的地方特色很强，官大一点，叫起来响亮。实际人数可能相差很远。”

尧明示意隆美尔继续记录：“中国军队编制需要正规化。”

周恩来接着介绍。这些伪军在绥远制造了很多麻烦。他们的行为，与中国宋朝时期边界的少数民族的窜扰作战很类似，靠机动游击，袭击绥远境内。如果被动防守，效果很差。所以傅作义的建议是，只要不与日军直接冲突，最好的作战方式是主动进攻，直捣敌人巢穴。

然而，阎锡山却以怕关东军干预为借口，拒绝出兵攻打满蒙伪军。为此，蒋介石直接去山西督战，逼迫阎锡山出兵去了。

尧明皱了皱眉头，让隆美尔记录道：“越级指挥。”

“为什么说情况紧急呢？”，尧明转过头来，问隆美尔道。

隆美尔还没有回答，宋美龄却笑着说道：“隆美尔将军对局势的看法与介石产生了分歧。隆美尔将军认为日本关东军会介入冲突。”

宋美龄笑道：“根据戴笠（中华民国特务和情报机关的头目）的情报，日本这次主要是想试探我们的态度。所以介石想狠狠地打击满蒙伪军，让日本人了解到我们抗战的决心。”

“据我们分析，日本人的侵华准备并不充分。支持蒙古独立的，只是关东军的部分军官。”，她自信地说道。

隆美尔却说道：“满蒙伪军战力很差，却主动大规模挑衅。日本人的确有可能是在试探我们的态度。但也可能是为正式介入找借口。”

“但是在同时，苏联和外蒙古都将军队后撤，就值得玩味了。我相信苏联是在摆出一副为日军放行的姿态。在这种前提下，日军很可能正式介入。我个人认为，蒋介石先生对局势的估计过于乐观。”

就在大家对绥远局势议论纷纷的同时，一个中国参谋人员兴冲冲地冲进来，“啪”地敬了一个标准军礼。

“报告！绥远前线最新战况，我傅作义部在绥东红格尔图屯粮诱敌。前日，日军顾问小滨指挥王英伪军分两路由商都、南壕堑等地进犯绥东红格尔图。伪军共排出3个旅约5000人，在日军炮兵和航空兵的配合下，由东北南三面对我守军轮番攻击。我守军骑兵第1师第6团以仅1000人之众，和当地民众武装一道，凭借碉堡等工事顽强抗击。”

“激战一日，伪军伤亡甚重，被迫停止攻击。昨日夜间，傅作义将军令骑兵第1师主力、第218旅、炮兵1个营、装甲车4辆，由八苏木集结地进至不浪山，对围攻红格尔图的日伪军实施突袭性的反击。反击部队利用夜色掩护，进至预先布置好的位置后，立即分割包围头股地、小土城子、三股地、打拉子村等地的多股伪军，经数小时激战，歼其大部。敌人余部败退商都。”

“敌人另一路伪军约2000人为策应红格尔图作战，同时进犯兴和县城。我第205旅1个团和当地民众武装守城，主力进行侧击，目前正在激战之中。”

宋美龄听道后，大为兴奋，说道：“打得好，打得好！傅作义将军果然打出了我们中国人军队的光彩！”。看来她对开战心中已经有数。

大家却略微有些惊愕，怎么这边还在议论，那边就打起来了。“还有下一步的行动吗？”，周恩来微笑着问道。

“啪”，那位参谋又标标准准地向周恩来敬了一个标准军礼，回报道：“是的。目前，傅作义将军已命令骑兵第2师1个团、第211旅2个团和补充团、炮兵营各1个、装甲车20辆、汽车24辆，迅速向绥北的百灵庙进发，准备一举歼灭在那儿集结的伪蒙军第7师等部。”

虽然有点意外，在场的所有人都兴奋不已。在原时空，绥远抗战是抗战中的一场著名的战役。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主动出击并取得的第一场大胜仗。唯一的遗憾是打的主要是伪军，而不是日本鬼子。

傅作义将军是中国的抗日名将之一。他组织的部队，与日本军队的战力还是有差距，但却远远胜于伪军。这场战役已经胜券在握。它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严厉地打击了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和伪军的气焰。

在兴奋中，尧明还是对这场战役的时机感到有点苦笑。蒋介石大概是听到了刘伯承、粟裕在西班牙扬威的消息，也想赶紧在中国显露显露，在国际友人面前博得好感。蒋一生之中，最注重观看国际动向，竭力讨好“国际友人”。这种政治投机，既是他成功的一大助力，也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尧明做事情也喜欢雷厉风行。他立即决定到山西前线去与蒋介石相会。临行前，他向周恩来说明了斯大林对日本关东军侵略中国放行的可能。周恩来脸色略变。然而他毕竟久经风浪，处变不惊。他立即准备赴莫斯科一行，由中国出面，加强与苏联的关系。尧明想了想，顺便委托他购买一批苏联的T26轻坦克和BT－7快速坦克。根据尧明对原时空西班牙内战的分析，苏联的这两款坦克，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坦克。

杯酒释兵权

　出于安全的考虑，隆美尔还是坚持先到山西太原，为尧明打前站。尧明在南京休息了数日。他一心一意地陪着宋依华，很低调地到一些风景名胜游览了一番。算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留下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温柔回忆。

尧明这一路去山西很热闹。宋依华作为翻译自然要陪同。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也顺路，还带了他的秘书班子。宋美龄竟然也要求一路陪伴着，名义上是顺便去前线看老公，实际上是帮蒋介石，作尧明的公关。

从南京飞到太原只用了短短的数小时。宋美龄妙语如珠，说了很多中国的风俗人情。尧明是个中国人，自然知道她说的，不免有一些过于夸张。尧明总觉得，她未免把中国政界描述得太黑暗了，以显示蒋介石领导有方。她也把中国的现状描绘得过于混乱和衰弱。

宋美龄开始吹嘘她心目中的一些改变中国面貌的计划。这些计划其实都很肤浅。她看到的，主要是中国人的外表。由于穷困、战乱以及缺乏教育，当时的中国人普遍表现出脏、乱、差、弱、不文明、自私自利、钩心斗角等弱点。她的方案则是把肚子疼当皮肤痒处理，搞什么改变生活习惯的“新生活运动”。

在她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赢得外国的支持。为了赢得外国的支持，中国人必须注重外表包装。这种想法有一些女性心理，无非是打扮得漂亮一点，好钓一个“金龟婿”。尧明觉得很自然，一笑置之。若她能组织一些像“街道委员会”那样的老太太组织，搞一搞什么“新生活运动”，也还是很有好处的。但听说她竟然要蒋介石把这种“新生活运动”当国策来抓，尧明就有点笑不出来了。

一路上，尧明让周恩来的秘书将阎锡山的履历，详细地向大家做了一番介绍。尧明也很想详细了解蒋介石的履历，但当着宋美龄的面，却不便打听。

阎锡山早期在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他于1905年10月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1909年阎锡山回国后，通过清朝的仕途，将山西新军实际至于同盟会的控制下。1911年10月10日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发生后，阎锡山在同月29日于山西起义，成立军政府，被公推为都督。

后来，阎锡山又接受了革命家、清朝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邀请，共组燕晋联军起义。燕晋联军于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计划挥师北上推翻清廷。

袁世凯后来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长，将吴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失败后，阎锡山率部继续与清廷对抗，并南北进军，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

1912年2月2日，由于全国风起云涌般的革命起义，辛亥革命以清帝退位告胜利结束。阎锡山于1912年4月返回太原，仍以都督名义掌握山西的军权。参加辛亥革命成为了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

此后，阎锡山就开始了中国军阀惯用的见风使舵、保存实力的“山西不倒翁”的政治生涯。在政治上，阎锡山多次逆历史潮流而动。其中包括拥袁世凯称帝，竭力保护袁世凯，投靠段祺瑞，反对护法战争等等。但在私下，他又一直向孙中山暗通款曲，声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在北方“保存革命实力”。

1916年，阎锡山通过玩弄权术，收拢了山西军政大权。在多次政治上站错队后，阎锡山接受教训，采用了所谓的“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等“中庸之道”的举措。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在这段时间内，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开始了一系列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改革措施。推动了山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然而当介绍到阎锡山的一些具体的治国措施时，尧明不由得暗皱眉头。由于阎锡山的功绩，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所以他的很多治理措施，都被正式地记录下来，甚至作为典范，准备在全国推广。

阎锡山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女人不缠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编村制，设邻长、闾长、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通过这一系列手段，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

尧明皱眉头的是，阎锡山所用的，无非是恢复农村经济的一些具体举措。这种举措中，有当初明朝朱元璋韬光养晦，积蓄实力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的痕迹。军阀的特点是，他们为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只是为了驱使人民为他们打江山。

于是尧明说道：“阎公整治山西省后，必将山西再次带入争夺中原的战争。”。此言一出，举座均现惊佩之色。

果然，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

此后，阎锡山复出争锋，先参与了直奉战争，后又参与了北伐战争。这次他学得很乖巧，不当出头羊，而是在局势明朗后，加入了国民党的北伐军。由于投机得宜，他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相当于山西省、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和平（北京）津（天津）两特别市的军政大权。

然而，在北伐胜利后，孙中山、蒋介石一度期望收缴各路军阀的兵权，建立军队国有的制度，却被各路军阀指责为搞专制。最终，军阀们相互推诿，先祭出了唐生智倒蒋。又最终为推翻蒋介石，搞所谓的“清君侧”，导致了中原大战。孙中山性格温和，搞民主政治，军阀们只把他当一个精神领袖，随时祭奠着。至于他身边的第一号实权的总理宝座，则是军阀们问鼎之物。

1930年3月，原国民党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4月，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类似于自立为王形式的“就职”。阎在中国特色的“就职通电”（类似于封建时代的檄文）中，指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专横执政，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檄文中慷慨陈词，说阎锡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

战争初期，形势对阎、冯很有利。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是乌合之众的反蒋军，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向着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在大战期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面临南北夹击之势，阎、冯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阎锡山于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托庇于日本帝国主义，一枕黄粱美梦就此收场。

中原大战中，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河南）鲁（山东）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力损耗，元气大伤；而东北军进驻关内，边防空虚，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提供了条件。

听到这里，尧明又插言问道：“后来与李宗仁、白崇禧的蒋桂战争中，李宗仁、白崇禧也得到了日本大量的军事援助。中国这种军阀乱局中，是否有日本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阴谋呢？”

周恩来说道：“中国清朝的军官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是一个大派系。很多军阀头子出于这个派系。比如阎锡山曾经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东北军阀张作霖也曾经得到过日本的鼎力相助。日本特务对中国政治介入非常深，在中国各军阀内，确实挑起了不少争端。中国军阀大量购买日本武器，掏空国库，盘剥尽人民的血汗财产，却助长了日本的工业进步。”

由于蒋介石也曾经在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宋美龄不愿意深究这个话题，就嘻嘻一笑，说道，“人家说宋家的背后，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