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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经典散文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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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好的，一定。”
犭莫：“我不大能够想象，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丈夫在吻你，我怎么办——口吐白沫大闹一场呢，还是像那英国人似的非常窘，悄悄躲出去。——还有一点奇怪的，如果我发现我丈夫在吻你，我妒忌的是你而不是他——”
张：（笑起来）“自然应当是这样，这有什么奇怪呢？你有时候头脑非常混乱。”
犭莫：（继续想她的）“我想我还是会大闹的。大闹过后，隔了许多天，又懊悔起来，也许打个电话给你，说‘张爱①’几时来看看我罢！”
张：“我是不会当场发脾气的，大约是装做没看见，等客人走了，背地里再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问也是多余的，我总觉得一个男人有充分的理由要吻你。不过原谅归原谅，这到底是不行的。”
犭莫：“当然！堂堂正正走进来说：”喂，这是不行的！‘“
张：“在我们之间可以这样，换了一个别的女人就行不通。发作一场，又做朋友了，人家要说是神经病。而且麻烦的是，可妒忌的不单是自己的朋友。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所着总有点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惯了①
因为“爱玲”这种名字太难听，所以有时候称“张爱”。脾气，他什么都不对你说了，就说不相干的，也存着戒心，弄得没有可谈的了。我想还是忍着的好。脾气是越纵容越脾气大。忍忍就好了。“
犭莫：“不过这多讨厌呢，常常要疑心——当然你想着谁都是喜欢他的，因为他是最最好的——不然也不会嫁给他了。生命真是要命的事！”
张：“关于多妻主义——”
犭莫：“理论上我是赞成的，可是不能够实行。”
张：“我也是。如果像中国的弹词小说里的，两个女人是姊妹或是结拜姊妹呢？”
犭莫：“只有更糟。”
张：“是的。可是如果另外的一个女人是你完全看不起的，那也是我们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的。结果也许你不得不努力地在她里面发现一些好处，使得你自己喜欢她。是有那样的心理的。当然，喜欢了之后，只有更敌视。”
犭莫：“幸而现在还轮不到我们。欧洲就快要实行多妻主义了，男人死得太多——看他们可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想出来。”
张：（粹然，担忧他）“（犭莫）梦，将来你老了的时候预备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犭莫：“印度装的披纱——我想那是最慈悲的。不管我将来嫁给印度人或是中国人，我要穿印度的披纱——石像的庄严，胖一点瘦一点都没有关系。或者，也许，中国旧式的袄裤……”
张：（高兴起来）“嗳，对了，我也可以穿长大的袄裤，什么都盖任了，可是仍旧很有样子；青的，黑的，赭黄的，也有许多陈年的好颜色。”
犭莫：“哪，现在你放心了！对于老年没有恐惧了，是不是？从来没有看见张爱这样的人！连将来她老了的时候该穿什么衣服都要我预先决定！是不是我应当在遗嘱上写明了：几年以后张爱可以穿什么什么……”
张：（笑）“不是的——你知道我最恨现在这班老太太，怎么黯淡怎么穿。瑟瑟缩缩的，如果有一点个性，就是教会气。外国老太太们倒是开通，红的花的都能穿，大块的背脊上，密密的小白花，使人头昏，蓝底子印花绸，红底子印花布，包着不成人形的肉，真难看！”
犭莫：“噢，你记得上回我跟一个朋友讨论东西洋的文化，我忽然想起来有一点我要告诉他：西方的时装也是一代否定一代的，所以花样翻新，主意非常多；而印度的被纱是永久的，慢慢地加一点进去，加一点进去，终于成了定型，有普遍的包涵的美，改动一点小节都不可能。还有关于日本文化——我对日本文化的迷恋，已经过去了。”
张：“啊，我也是！三年前，初次看见他们的木版画，他们的衣料、瓷器，那些天真的、红脸的小兵，还有我们回上海来的船上，那年老的日本水手拿出他三个女儿的照片给我们看；路过台湾，台湾的秀丽的山，浮在海上，像中国的青绿山水画里的，那样的山，想不到，真的有！
日本的风景听说也是这样。船舱的窗户洞里望出去，圆窗户洞，夜里，海弯是蓝灰色的，静静的一只小渔船，点一盏红灯笼……那时候真是如痴如醉地喜欢看呀！“
犭莫：“是的，他们有一种稚气的风韵，非常可爱的。”
张：“对于我，倒不是完全因为他们的稚气。因为我是中国人，喜欢那种古中国的厚道含蓄。他们有一种含蓄的空……”
犭莫：“嗳，好的就是那种空气；譬如说山上有一层银白的雾，雾是美的，然而雾的后面还是有个山在那里。山是真实。他们的雾，后面没有山。”
张：“是的，他们有许多感情都是浮面的。对于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他们没有感情；对于熟悉的东西，每一样他们都有一个规定的感情——‘应当怎样想’。”
犭莫：“看他们的画，在那圆熟悯丽之中，我总觉得还有更多更多的意思，使人虚心地等待着。可是现在我知道，一眼看到的，就全在那里了。”
张：“……”（最初发表时，此处被删去约110字。）
犭莫：“……”（最初发表时，此处被删去约100字。）
张：“……”（最初发表时，此处被删去约95字。）
犭莫：“你想我们批评得太苛刻么？我们总是贪多贪多，总是不满足。”
张：“我想并不太苛刻。可是，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
犭莫：“我也是。”
张：“现在的中国和印度实在是不大好。至于外国，像我们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有很多的机会看出他们的破绽。就连我所喜欢的赫克斯莱，现在也渐渐地不喜欢……”
犭莫：“是的，他并没有我们所想的伟大。”
张：“初看是那么深而狭，其实还是比较头脑简单的。”
犭莫：“就连埃及的艺术，那样天高地厚的沉默，我都有点疑心，本来没有什么意思，意思都是我们自己给加进去的。”
张：“啊，不过，一切的艺术不都是这样的么？这有点不公平了。”
犭莫：（笑）“我自己也害怕。这样地没常性，喜欢了又丢掉，一来就粉碎了幻象。”
张：“我想是应当这样的，才有个比较同进步，有些人甚至就停留在王尔德上——真是！”
犭莫：“王尔德那样的美真是初步的。——所以我害怕呀，现在我同你说话，至少我知道你是懂得的；同别人说这些，人家尽管点头，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懂得了没有？家里人都会当我发疯！所以，你还是不要走开罢！”
张：“好，不走。我大约总在上海的。”
犭莫：“日本人的个性里有一种完全——简直使人灰心的一种完全。嫁给外国人的日本女人，过了大半辈子的西洋生活，看上去是绝对地被同化了，然而丈夫一死，她带了孩子，还是要回日本，马上又变成最彻底的日本人，鞠躬，微笑，成串地说客气话，爱国爱得很热心，同时又有那种深深浅浅的凄清……”
张：“嗳，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同家乡真的隔绝了的话，就简直不行。像美国的日侨，生长在美国的，那是非常轻快漂亮，脱尽了日本气的了；他们之中就很少好的，我不喜欢他们。不像中国人，可以有欧化的中国人，到底也还是中国人，也有好坏。日本人是不能有一半一半的。”
犭莫：“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一个人种学家研究出来，白种人的思想是一条直线，中国人的思想是曲折的小直线；白种人是严格地合逻辑的，而中国人的逻辑常常转弯，比较活动，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却是更奇怪的，是两条平行的虚线，左边一小划，右边一小划，然后再是左边一小划，右边一小划，这样推行下去。——这不是就像一个人的足印？足印与足印之间本来是有空隙的，即使高一脚，低一脚，踏空了一步，也没有大碍；不像一条直线，一下子中断了，反而不容易连下去。”
张：“呀，真好，两条平行的虚线比作足迹。单是想到一个人的足迹，这里面就有一种完整性。”
从咖啡店里走出来，已经是黑夜，天上有冬天的小小的蛾眉月和许多星，地上，身上，是没有穿衣服似的，漫了水似的，透明透亮的寒冷。她们的家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同样的远近；可是（犭莫）梦坚持着要人送，张爱玲虽然抱怨着，还是陪她向那边走去。
张：（颤抖着）“真冷！ 不行，我一定要伤风了！”
犭莫：“不会的。多么可爱的，使人神旺的天气！”
张：“你当然不会伤风，再冷些你也可以不穿袜子，吃冰媒淋，出汗。我是要回去了！越走，回去的路越远。不行，我真的要生病了！”
犭莫：“啊，不要回去，送我就送到底吧，也不要生病！”
张：“你不能想象生病的苦处。现在你看我有说有笑，多少也有点思想，等我回去发烧呕吐了，却只有我一个人。我姑姑常常说我自私：”只有（犭莫）梦，比你还自私！‘“
犭莫：“啊，难道你也真的这样想么 ？喂，我有很好的一句话批评阿部教授的短篇小说《星期五之花》。那一篇我看到实在很失望。”
张：“我也是。仿佛是要它微妙的，可是只做到轻淡。”
犭莫：“是的，不过是一点小意思，经不起这样大写的。整个地拉得太长，摊得太薄了。可是我说得它很美丽，我说它是一张铅笔画，上面却加上了两笔墨水的勾勒，落了痕迹了。我就这样写在作文里交了进去，你想他会生气吗？”
张：“不会的吧？可是不行，我真的要回去了，太冷了！”
犭莫：“啊，这样走着说话不是很好吗？”
张：“是的，可是回去的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有时候我耐不住一刻的寂寞。电车上倒是有许多人，热热闹闹的，可是挤不上。不然就坐三轮车回去，把时间缩短一点也好，我又不愿意花那个钱，太冤枉了！为什么我要把你送到家然后自己叫三轮车回去？又不是你的男朋友！——除非你替我出一半钱。”
犭莫：“好了好了，不要叽咕了，你叫三轮车回去，我出一半。”
张：“好的，那么。”
张爱玲没有一百元的票子，问（犭莫）梦借了两百块，坐车用了一百七十，在车上一路算着（犭莫）梦应当出八十五，下次要记着还她一百十五元。她们的钱向来是还来还去，很少清帐的时候。
（原刊1945年3月《天地》月刊第18期）
十九、说胡萝卜
有一天，我们饭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吧？”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
“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我的祖母）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而且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原刊1944年7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4期）
二十、私语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吧？我不预备装摸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吧！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妨站不由得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姑姑，我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来。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始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膝盏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搽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过，只记得被佣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垂；探手到她颁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她姓何，叫“何干”。不知是哪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什么干什么于。何干很像现在时髦的笔名：“何若”，“何之”，“何心”。
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 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晚做“疤丫丫”的，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忽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底小红挑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还有一本是儿歌选，其中有一首描写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只记得一句“桃核桃时作偏房，”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志演义》给我听，我喜欢他，替他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简称“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是非常可爱的然而心计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后来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负。当然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他们是南京人，因此我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久后他们脱离我们家，开了个杂货铺子，女佣领了我和弟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的彩花热水瓶，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的糖果，还是有一种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终于蚀了本，境况极窘。毛物的母亲又怪两个媳妇都不给她添孙子，毛娘背地里抱怨说谁教两对夫妇睡在一间房里，虽然床上有帐子。
领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阿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地位上预卜我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我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气得我说不出话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善成粉，搀人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有一次张于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拍屉看看，渐渐疑心张于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胞水。我十分惋惜，所以至今还记得。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忧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后来我父亲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抱着我走到后门口，我一定不肯去，拼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下，终于抱去了。到了那边，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土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
家里给弟弟和我请了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读到“大王事獯于”，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那一个时期，我时常为了背不出书面烦恼，大约是因为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以一年哭到头。——中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忽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她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榻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什。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札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巳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挎气而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殊红的快乐。
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搪前挂下了中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女佣告诉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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