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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獒的精神-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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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过去了，在一次朋友聚会中，面对一桌五颜六色的酒菜，万海风心情沉重地对我说起了这件事。我敷衍了事地宽慰他说：“那是‘极左’思潮泛滥的结果，是上面布置的，错误也好，罪行也罢，都与你无关，你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万海风说：“对奶羊和民办教师一家的灾难来说，‘极左’思潮也好，上面的布置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执行政策的我，我当时要是有一点点同情心，奶羊就不会死，民办教师一家的日子就肯定会好过一些，可是我这个人，当时怎么就那么愚蠢、那么残忍、那么不讲道理、那么‘左’呢？”
我突然意识到万海风正在深刻忏悔，同时也知道，他早就不吃羊肉了。一年以后，当朋友们再一次聚会时，我发现他已经戒吃所有的肉了——猪肉、牛肉、鸡肉、鱼肉，只要是动物的肉，他都敬而远之。我对他说：“别的肉你可以不吃，但你生活在青藏高原，怎么可能不吃牛羊肉呢？”他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
第八章 高原的人文与恋歌（2）
爱情与原子弹
看到了原子弹才想起她，恍然明白，她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她的风信年华。她叫陈妤。把青春献给原子弹，这是陈妤在那个不算太久远的年代用黑葡萄一样的眸子告诉我的一切。但是我读不懂，我在“国家最高机密”面前，显得就像一个傻透了的间谍，想知道一切，却又不善于捕捉任何信息。比我更傻的是李国权，他居然会认为“陈妤这个人不诚实”。而陈妤对他的疏离，恰恰又是因为她必须“不诚实”。“不诚实”的女人，也许正是我们曾经幻想过的那个最可信赖的女人。
一个银白色的圆球，直径约有一米，顶端笔直地竖着一根天线似的辫子。这就是原子弹模型，一比一的比例。它被银白色的三角金属架支撑着，在空旷的草原上映照着天上的景色：云卷云舒，月落日出。
距离原子弹模型二十五米，是用于控制和观测的隐蔽部。一米半厚的铁铸的高墙上，伤痕累累，斑迹重重，就像经年累月风剥雨蚀的树皮。
陪着我的朋友说，这里是六分厂，简称靶场，是专门用来进行爆轰试验的场所。在1964年到1987年的二十三年间，这里进行了数十次核武器的爆轰试验和穿甲弹的穿透力与威力试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诞生前的所有模拟爆炸和冷试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不知道陈妤是不是在六分厂工作，但我希望她经常出现在这里。这里是中国科学家把高深莫测的原子理论变成武器的前沿阵地，是物理演化成物体、化学聚焦为能量、数学创造出威力的地方。在我的想象里，正是陈妤用纤细的食指准确地按下了最后一个灯钮，或者正是她在爆炸零时的前十秒钟发出了脆亮的声音：“9、8、7、6、5、4、3、2、1，起爆。”或者正是她掌管着测试仪器，测量出了钢铁、水泥、木材等等物体的物理效应，以及生物和化学效应。或者她的作用更重要——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秘密研制者”，一个和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周光召、陈能宽等“两弹元勋”们一起工作着的年轻的女科学家，她不止一次地从观测孔里看到了试验成功后的彩色烟雾和失败后的灰色寂静。她的喜怒哀乐和所有“两弹元勋”们的喜怒哀乐一样，完全由一个大约一米直径的银白色圆球左右着。甚至我都希望，这原子弹和氢弹是她一个人搞出来的，就像母鸡孵蛋那样，由于她陈妤天长日久的温暖，中国大地上终于有了核武器的声响。
第一次见到陈妤，是1977年的冬天，我作为《青海日报》的记者，李国权作为省广播电台的记者，一起去海晏县采访。火车的车厢就像一间行动的冷库，没有暖气，冰凉彻骨，皮大衣裹在身上，就像穿着一件体恤，轻飘飘的。想喝一杯开水暖暖身子，走过了七节车厢，也没有看到一间有开水的锅炉房，问列车员，列车员说：“我们不供应开水。”
突然，一切都变了——不冷了，我们也不想喝开水了，甚至都没有冬天的感觉了。李国权后来告诉我，这时候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把皮大衣脱下来，脱下来给她。她出现了，陈妤出现了。她在车厢过道里跺脚，漂亮的姑娘在车厢过道里来回跺脚。脚的动作吸引了李国权，他发现她的脚很好看，尽管她穿着翻毛皮鞋。从脚往上看，越看越好看，即使她穿着棉袄，拉不直的曲线也让腰臀一再地优美着；再往上，就是眼睛了。就像所有一见钟情的情人那样，李国权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美丽的眼睛，很抽象，很概念，却又如此明亮地打动了他。而给我的印象是，它们并不抽象，它们是两颗又大又圆的黑葡萄，在干燥寒冷的高原，悬浮在你视域之内最美好的地方。水灵灵，有什么能比沙漠里的黑葡萄更能让你想到水灵灵呢？
李国权终于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她。他知道过于唐突的帮助会让一个异陌的姑娘感到紧张而断然拒绝。他就像一只雄鸟、一头公鹿，本能地意识到，最重要的首先是引起对方的注意。他唱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跟着广播唱起来——《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当时不理解，那一天的火车上、广播里，为什么会没完没了地播放同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李国权一遍一遍地跟着唱，声音越来越大。车厢里许多人都在看他，那姑娘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他似乎很得意，一得意就把词儿唱错了，把“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唱成了“每天看着那细细的皮鞭”。有人冲他喊道：“你看着皮鞭干什么呀？”满车厢的人都笑了——这首歌谁不会唱？他居然唱错了。姑娘没有笑，她离开了车厢过道，坐进了离我们两个空挡的座位。李国权的歌声戛然而止。
他当时肯定很沮丧：情歌把姑娘唱没了，唱到高高的椅背后面去了。但仅仅过了两分钟，李国权的声音又响起来：“你说《在那遥远的地方》是藏族民歌还是哈萨克民歌？”我说：“我不知道。”李国权说：“我告诉你，这首歌的署名一共有四种，一是‘藏族民歌’，二是‘哈萨克民歌’，三是‘青海民歌’，四是‘西北民歌’，但我觉得他是西北青海的藏族民歌。”我说：“你凭什么说它不是哈萨克民歌？”李国权说：“《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哈萨克民歌的风格截然不同，而跟藏族民歌非常相似。你听我给你唱。”他于是唱起哈萨克民歌《美丽姑娘》：“美丽的姑娘见过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你像冲出朝霞的太阳，无比新鲜；把你的容颜比做花，你比花儿更鲜艳，世上多少人向着你，望得脖子酸。”唱完了他说：“怎么样？相差十万八千里吧？我再给你唱一首藏族民歌。”他唱起来（歌词我忘了），唱完了又说：“怎么样？风格很相近吧？”我说：“我听不出来，我觉得这三首歌相差都很远，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说：“你不懂，你不懂音乐。我再给你唱一首……”我当时哪里知道他是唱给那姑娘的，不耐烦地说：“你别再唱了，人家都看着我们呢。”他说：“看就看呗，怕什么！”我站起来说：“那你自个儿唱吧，我上厕所去了。”
等我上厕所回来时，发现李国权不在了。而那姑娘又开始在过道里跺脚，她实在是太冷了，她的翻毛皮鞋似乎一点也不保暖。我寻思：这么冷的天，她干吗不穿得再厚一点？想着用皮大衣裹紧了自己，正要坐下，就见李国权哈着热气快步走来，大声说：“走走走，我们去餐车，餐车里有暖气，我已经给列车长说好了。”
我们两个拿起包，朝前走去。路过那姑娘时李国权说：“你也走吧，看把你冻的，小心冻坏了脚。”姑娘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李国权说：“我们是记者。”姑娘犹豫了一下，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包，跟在了我们身后。
餐车到了，热浪扑面而来，好像整列火车的热量都集中在这里，浑身上下顿时就暖融融的。李国权没话找话地问那姑娘：“不冷了吧？”姑娘说：“不冷了。”她有点腼腆，不多说话。而我和生人接触，也是能少说就少说的。这恰好给李国权制造了机会，就听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说什么我忘了，反正是东拉西扯，扯着扯着又唱起来，还是跟着广播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有点烦，说：“好像一张唱片上就这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这时姑娘开口了，说：“因为金银滩就要到了。”我和李国权不解地互相看了看：什么意思？姑娘又说：“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最早就产生在金银滩，是王洛宾改编得最好的歌。”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在那遥远的地方》与王洛宾有关，也是第一次听说这首情歌就诞生在离西宁只有一百多公里的金银滩。（后来我从报纸上知道，1946年王洛宾骑着马来到金银滩草原采风，认识了一个牧家姑娘，那姑娘歌唱得好，人也长得好，使王洛宾灵感大发，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那姑娘的歌声改编成了更加动听的音符，又创作了歌词，中国从此有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又陆续接触到一些新版的歌曲集，看到《在那遥远的地方》的署名已经变成“哈萨克民歌王洛宾编曲”，或“藏族民歌王洛宾改编”，或“青海民歌王洛宾编曲”，或“王洛宾作词编曲”了。）
我问道：“那么它到底是哈萨克民歌，还是藏族民歌？”没等陈妤回答，李国权就说：“是哈萨克民歌还是藏族民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一个汉族青年对远方的草原姑娘的向往。”陈妤平静地说：“我觉得它是藏族民歌。因为在金银滩生活的牧民都是藏族和蒙古族，没有哈萨克族，青海的哈萨克族都在离金银滩八百多公里的柴达木腹地——阿尔顿曲克草原上。”我说：“可是哈萨克族有‘姑娘追’（喜庆的日子里，姑娘骑马用鞭子追打跑在前面的小伙子）的习俗，《在那遥远的地方》里恰恰又有‘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这一句。”姑娘说：“是吗？”李国权说：“那是王洛宾的想象，纯属巧合。再说我在牧区也遇到过藏族姑娘举着赶羊鞭满草原嬉笑着追打小伙子的事儿，谁能说这样的生活场景没有被王洛宾瞧见呢？”姑娘说：“这就对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应该是一首经过王洛宾再度创作的藏族民歌。”
我问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不会是搞音乐的吧？”姑娘说：“不是。”李国权问道：“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姑娘说：“在矿区。”我们都说：“矿区就在金银滩，怪不得你对这首歌的来龙去脉这么熟悉。”
李国权显得很兴奋，又说了许多话，和她互相通报了姓名，也把自己的地址留给了她。他说：“把你的地址也给我吧。”姑娘果断地说：“我的地址就算了吧。”李国权说：“那我到矿区怎么找你？”姑娘顿时就冷淡了：“你找我干什么？”李国权赶紧说：“那你来找我吧。”姑娘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半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在海晏县火车站下了车，然后就是分手。矿区离海晏县城还有十多公里，不通公共汽车，她说她得去找顺路的车。李国权问道：“哪里能找到顺路车？”她说：“有顺路车的地方呗。”说着走了。李国权恋恋不舍地望着她，直到她消失在冬天呼呼叫嚣的冷风里。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妤，她留给我的印象就像《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样美好而虚无。而对李国权来说，这第一次见面不仅使他唱足了虚无的情歌，更使他萌动了沉实的情爱。他跃跃欲试，煞费苦心地开始了追求。首先，他必须再次见到她。矿区虽然离海晏县城不远，但他绝对打听不到去矿区的路怎么走，进矿区的门在哪里。他断定陈妤必然要出来，必然还要坐火车，就硬是在火车站等着，硬是把她等来了。他说他等了整整五个月。
就在他终于等来她的那一刻，他遭受了平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她居然不认识他了。他只好提起那次坐火车，提起那次我们对《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讨论。她终于想了起来，笑了，云开日出，豁然确斯。陈妤说：“你等我干吗？”李国权说：“这里有几封信，你看了就知道。”那是些一个耍惯了笔杆子的记者写的情书，当下她就被感动了。我寻思虽然在那个神秘荒寂的矿区，在那种春寒料峭的年代，她没有读到过更好的情书，但真正感动她的并不是情书里李国权展露的那一点文采，而是他的举动，他居然等她等了整整五个月，就算一个星期从西宁来一趟，那也得二十趟。
他们开始交往了。陈妤从来不去西宁找他，都是他从西宁来海晏县的县城和她见面。不打电话不写信，下一次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就在这一次见面中说好，如期而至，风雨无阻。就这样过去了半年，又是一个冬天了。
海晏县的司法部门正在审理一宗强奸诱奸案，由于案件有点奇特，报社让我去摸摸情况。行前我给李国权打电话，他说：“我们一起去，你可以见见陈妤，她还问起过你呢。”火车上，李国权对我说：“陈妤这个人不诚实，她怎么连干什么工作的都不告诉我？”我说：“她为什么要告诉你？”李国权说：“她当然得告诉我，我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我说：“也许她的工作不太好，不想对别人说。”李国权说：“工作不太好告诉我呀，我帮她调，只要在西宁，只要不离开青海，有的是办法。”
县城到了，陈妤就等在火车站。她好像更漂亮、更水灵了。说真的，我也是个青春激荡的人，我也很喜欢她，只是李国权捷足先登了。该死的李国权！
在他和她经常约会的西海饭店，我们一起吃饭。李国权说：“今天我们俩跟你去你们单位看看吧？”陈妤说：“不行。”李国权说：“你总说不行不行，为什么？”陈妤说：“不为什么，就是不行。”我说：“你就让国权去看看吧，他想给你调一个更好的单位。”陈妤说：“没有更好的单位，我们单位是最好的。”李国权说：“是吗？那让我们参观参观嘛。”陈妤说：“你怎么总想去我们单位？你是什么人？”李国权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陈妤不说话了，有点生气的样子。我匆匆吃了饭，然后就告辞去办我自己的事情了。
海晏县的这宗强奸诱奸案真是有点奇特，一个算命打卦跑江湖的老头，在来到海晏县的一年多里，强奸诱奸了十几个妇女，有的还是未成年的少女。每次作恶前，他都要说：“你梦见原子弹了，你肯定梦见原子弹了。原子弹是什么？我给你看。”奇怪的是，所有受害的妇女都没有告他的状，所有这些妇女的丈夫在知道甚至看到他的恶行后也都没有告他的状，告状的是一个与强奸者和被强奸者都没有任何关系的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对我说：“多丢人啊，我们这个地方尽出这种事。什么原子弹，这个算命的老迷信，他把他自己当成原子弹了，真不害臊！”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美国著名的“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的诗句：“美国，我操你，用原子弹操。”美国是原子弹的肇始者，它的诗人这样诅咒它，用一句中国的古话，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强奸诱奸案的案情，觉得它涉及到许多人的隐私，不好报道，就钻进海晏县委去省上开会的车，打道回府了。我没有告诉李国权，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西宁的。
一个月以后，李国权来青海日报社找我，神秘地说：“你知道矿区是出什么矿的？”我摇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矿区根本就不出矿？”我摇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矿区就是国营二二一厂？”我还是摇头。他说：“你知道二二一厂是制造什么的？”我说：“只知道是保密工厂，具体制造什么不清楚。”他说：“是制造原子弹的。”我愣了：“制造原子弹的？原子弹离我们就这么近？你听谁说的？”他说：“听谁说的你别管，反正消息绝对可靠。怪不得陈妤神秘兮兮的，我下次见到她一定要旁敲侧击地问问她，看他对我老实不老实。”我说：“对，你一定要问问她，你们的关系不一般了嘛，她应该告诉你。”李国权说：“最重要的是，我要知道她具体是干什么的，是制造弹头的，还是制造弹屁股的，或者是搞设计的，是研究原子物理的，是保管绝密资料的。”
第二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是他和陈妤约会的日子。他去了，也问了。据他说，陈妤当时根本就不承认二二一厂是制造原子弹的。她说：“怎么可能呢？我一点也没听说过。我们厂就是一般的国防工厂，就跟国防公办系统的无线电一厂、无线电二厂一个样。”李国权说：“你对我撒谎，你不信任我，你没有把我当成你最亲密的人。”她说：“这跟我的工作是两回事。”他说：“不，一回事，我有权知道你的一切，你也有权知道我的一切。其实十二级以上的干部都知道二二一厂是制造原子弹的，你对我还保什么密啊？”她说：“我是干什么工作的，这对你很重要吗？”他说：“老实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诚实，你对我的信任，你把我和你看成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陈妤说：“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和你不可能是一个人，尤其是在工作上。”他们吵起来，不欢而散，连饭也没有吃。
后来李国权和陈妤又见了一面，或者两面，或者三面，总之仅仅过了两个月，李国权就变得失魂落魄了。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陈妤了。他说：“她既没有电话，又没有通信地址，你说我怎么办？我每个星期天还是去海晏县城，还是去西海饭店等着，可我不能永远这样等下去吧？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到矿区找找她？”我说：“最好你别去找，如果矿区真的是制造原子弹的，你去了对陈妤不好，人家还以为你是陈妤叫去的呢。”他说：“没错，我绝对应该为她考虑，可是感情这东西，有时候并不听你的话，你说怎么办？”
李国权还是去了，他当然没有见到陈妤，甚至都没有看到二二一厂的围墙。他在辽阔的金银滩草原上走着，正在疑惑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厂时，突然被“六号哨”的军人从背后抓住了。军人严厉地望着他：“你是干什么的？”“记者。”“你来这里干什么？”“找人。”“找谁？”“找我妹妹。”“你妹妹是干什么的？”“我妹妹在矿区工作，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里不能来，这里是禁区你不知道吗？”“知道，可是我母亲病危，我得通知我妹妹。”他的谎言赢得了军人的同情，军人没有抓住他不放，只是打电话给省公安厅，又通过省公安厅打电话给省广播电台，证实有这么个人以后，监视着他走出了禁区。他灰溜溜地回来了。领导找他谈话，说：“谁让你去二二一厂了？不要以为你是广播电台的记者，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不是小事，公安部门都过问了。”
李国权来报社找我，说：“你说我怎么办？我现在什么心思都没有，就想着如何见到她。”我说：“还是老办法，去海晏县的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等着，每个星期都去，我就不相信她从此就不出现了。”李国权说：“也就只能这样了，好在我不怕等。”
等啊，等啊……
不知道不怕等的李国权是不是每个星期天都在海晏县的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等着陈妤，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一次都会在去海晏县的火车上随着广播九转肠回地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更不知道在等不来陈妤的时候他是如何从内心深处斩断了自己对这个美丽女性如痴如狂的思念。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去海北州做长驻记者，辗转在祁连山的农业区和牧业区采访，等一年后回到西宁，便听说他已经走了，随同父母调到西安去了。他们全家都是陕西人，父母要落叶归根，他也就“见异思迁”了。耿耿寸心的李国权就这样见异思迁了。我一直偏执地认为，这是他的背叛，他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遥远的金银滩。
1982年夏天，好像是一个上午，快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把早退的我从报社大楼的楼下又拽了上去。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杨记者你好，你还记得我吧？我是陈妤。”我愣着：“陈妤？”她说：“我是从海晏来的，刚到西宁。”她一提到海晏我就想起来了：“记得记得，你是矿区的陈妤。”
我们在西宁大十字新华书店门口见了面，然后又到西大街的鱼餐厅吃饭。陈妤依然很漂亮，就是有些憔悴，有些苍白。她说：“我给广播电台打电话，听说李国权调到西安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西安的地址？”我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打听。”她想了想说：“算了吧，我也是路过西宁，顺便来看看你们，明天就走。”我问道：“你是回家？探亲？”她说：“不是，我调走了，要离开青海了。”我顿时显得很高兴：“你要调回北京了？太好了。”她笑了，说：“干么要回北京？我要去新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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