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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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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习惯了以后也可以说服自己这是一种享受。面里即使有根头发，拣出来扔了便罢，多的话一个字都不想说，就是吃。因为一旦说话，就不是一个人了。说穿了，一个人吃面的人，大概认为自己——至少在今晚——必须是一个人。
这心理其实跟在胳膊上举刃自残的小女孩差不多。——我很惨，这是你造成的，因此我必须对得起我的惨，但我又不能让你知道。于是我一个人吃面，不点凉菜，不要啤酒，不吃烧烤，不跟谁说哪怕一句多余的话，以保证彻头彻尾的孤单，不然怎么对得起你辛苦抛下我一个人吃面？但这一切只有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你这时正在大吃大喝，或刷信用卡，或举着麦克风大唱“想你时你在吃面”。如同小女孩不会给你看胳膊上的伤，只是沉迷其中。
圣诞前夜，我一个人去吃面，邻桌有个大爷也是一个人。他违反教义，公然点了一桌吃的：酸辣笋尖、芥末黑木耳、酱牛肉、老醋花生，削面一碗，米酒两坛。因为是陆续点的，他没有像教义中要求的那样点完就把钱扔在桌上，而是默默地吃干喝净，然后叫来服务员结账。
这时服务员说：“有人给您结了，刚才出去的那个小伙子。”大爷惊道：“为什么？”服务员告诉他，小伙子觉得他圣诞节一个人吃饭很可怜。大爷一拍桌子：“开什么玩笑！”抓起帽子就追了出去。
在我看来，大爷可能不太习惯这种古典浪漫主义的剧情；此外，他觉得自己辛苦经营的一个人吃饭的孤独氛围被破坏了——有人替我结账算什么一个人吃面？看他点那么多东西，又没扔钱，显然是个新手。所以这第一次对他的意义非同一般，也难怪他把手套丢在桌上就去追人了。
我吃着小炖肉海带卤刀削面，产生了一丝孤独上的优越感。
格物致知
杨绛在《我们仨》中讲到钱钟书带着她跟女儿在饭馆吃饭时“格物致知”的事，说连圆圆头都懂得格物致知了。所以在饭馆吃饭偷听邻桌说话就是我对这四个字的全部肤浅理解。王阳明什么的我可不认识。如果我拿出足够的坦诚，即使我把我理解的“格物致知”解释成听窗根儿也并不夸大。因为我就是这么理解的，而且发自内心地热衷此道。在公共场合若无其事地偷听他人谈话，本质上跟农村妇女和坏小子在窗台底下偷听小夫妻聊天没什么区别，且更安全。我每到饭馆酒肆，尤其咖啡厅，都必“格”上一番（即偷听一通周围人的谈话），乐此不疲，并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知识、故事，以及——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负能量。这是无法可想之事。农村妇女听窗根儿时，听到小夫妻正好在背后骂自己的可能性极大，而在咖啡厅偷听陌生人聊天则没有这个风险，已经算好得多的待遇了。所不同的是，陌生人的生活轨迹自然也是陌生的，要想听得兴味盎然，还得格物致知，进行一番推理分析才行。
举例来说，当隔壁的桌上坐着一位眼睛小得令人联想到深海怪鱼的男士时，我便产生了格物致知的兴趣，这是因为我经过极快速的推理得出：长成此等相貌之人，对面又坐着一位妙龄少女，且正以无限崇敬的眼神看着他，想必其谈吐阅历相当不凡。我觉得，光凭长得像深海鱼是泡不到姑娘的，我有个朋友，长得简直像一种带有拟态功能而变成了礁石的深海鱼，他今年三十了，依然单身。于是我便把耳朵转向这位男士，听他在谈人生时谈些什么。
这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咖啡馆的玻璃上蒙着一层如梦似幻的雾，外面的一切都像是大光圈镜头下的焦外散景，给人温暖舒适的印象。但实际的感觉并非如此。这位先生一开口，室内的温度就持续下降。这是因为他在讲佛法。我开始听时，他正在讲冥想的意义；接着讲到了佛珠，说着举起手腕给女孩看，手腕上戴着一串红木手串。经过格物致知，我确认此物绝非佛珠，但女孩茫然不觉。后来又讲到皈依佛门之人的清规戒律。讲至此处，只说完了一个杀戒，便卡住了，真让人着急。不过他的应变能力不错，没有冷场，因为他马上就接着开始讲吃肉的问题：“吃素若能成佛，牛羊皆可成仙。”这两句话我在郭德纲微博上看到过，看来他还上微博。接着他开始说他不吃鸡肉，除了炸鸡；不吃羊肉，除了羊肉串；等等。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挂掉之后他对女孩说：“这铃声是现在最流行的，叫‘江南死带偶儿’。”那个儿话音非常微妙，令人自愧不如。
遇见这种对象，我其实并不想格出什么知来，只是单纯对人类的多样性感到好奇。每当此时，我都假装看书，而我的目光实际上总在一行之内来回扫视，因为我根本看不下去。每过几十秒我还得翻一篇，否则遇见反侦查能力较强的对象容易被识破。咖啡馆是个格物致知的好地方，因为这里能将人的多样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又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为来咖啡馆的人多少都带有一些表现欲，喝咖啡的过程也或多或少掺杂着表演成分（或曰在表演成分中掺杂着别的，比如看书）。表演中的人都敏感脆弱，要是被他们发现你在偷听，笃定恼羞成怒。这种恼羞成怒十分微妙：他们其实希望你在听，但又都不能表现出来。所以如果你手里有书，你得翻页；你面前若有电脑，你得打字：此乃游戏规则。
咖啡馆里的人，相比他们面前的谈话对象来说，可能（至少在潜意识中）更关注咖啡馆里的其他人是怎么看的。这一点从他们打电话时便能看出：表情丰富，肢体语言夸张，内容炫酷万状，不是投资就是上市。挂电话后，除了向同伴道声抱歉外，往往还要摇摇头，表示根本不想接这么无聊的电话。
另一侧的四人桌坐着三个人，一听就是同行，搞IT的。这便容易格得多了。其中一个人是甲方，另两个人一个是设计师，一个是做产品的。这个做产品的长得特别像秋田犬，十分和善，但谈起话来完全相反，铿锵有力、咄咄逼人，越说声音越大。我特地上网了解了一下，果然发现秋田犬只是看起来和善，其实攻击性非常强。他们要做的产品是一个在手机上玩的俄罗斯方块。“秋田”手舞足蹈地讲述俄罗斯方块的前生今世，以及它为什么有永远挖掘不完的魅力。大部分内容来自大约十五年前我在杂志上看过的一篇文章。奇怪的是，他讲到后半段，话锋一转，开始讲在现今这个时代做一款俄罗斯方块是多么愚蠢，并举出大量的证据，把对面的甲方训得坐立不安。
这三人是我在咖啡馆格物致知时最常遇到的一类组合，我称之为“普通逻辑课都他妈白上了”类。试想，每个人坐在咖啡馆里，喝一杯几十块钱的咖啡，消磨一下午的时光，或多或少都有点目的。比如我的目的就是赶稿与格物致知兼有。甲方约见乙方，目的是花钱请他们做一款值这笔钱的产品；乙方的目的则是拿到这笔钱，而不是给甲方上课。现在，甲方想花钱做一款俄罗斯方块，而乙方已经给甲方上了一个小时的课，告诉甲方他是个傻×，双方竟然还其乐融融。
在“普通逻辑课都他妈白上了”类中更常出现的是投资人和小老板。我认识的创业者都不会穿西服打领带去咖啡厅，而我认识的投资人也不可能屈尊大驾跑出来跟小老板喝什么咖啡。所以咖啡馆里的投资人和小老板是另一个世界的投资人和小老板。有一回我听见一个老板给投资人讲他的项目，差点儿报警了。因为那是一个“意念力培训班”，收钱教给学员如何用念力拧勺子，后面还有刀枪不入云云，听起来简直是传销和邪教的结合体。而那个投资人看起来活像房地产中介里常见的那种临时工。他的西服太不合身了，肩膀明显宽出了许多，从后面看令人无法不联想到《傀儡主人》里面被外星生物寄生的地球人。他跟意念力大师的谈话，基本上是我说我的，你说你的。两人保持着一种令人敬畏的默契：我先听你说完，并微笑点头，然后我再说。尽管我说的跟你说的完全没有联系，但在必要的时候我还是会用一些连接词，比如“但是”“即便如此”，或是“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这种一以贯之的礼节令一切英国绅士失色。我说的都是真事儿，你只要去咖啡馆格物致知一下就能碰到这样的人。享受这种奇妙的乐趣，成本就是一杯咖啡。
在咖啡馆里格物致知，所遇的无非是逻辑崩坏类、表演欲无处排遣类，以及二者的组合。比方说，那位像深海鱼的先生带走了他的姑娘之后，换上了一对年轻的情侣。女孩留比我还短的短发，男孩则梳了一个马尾，为此他特别喜欢摇头。两人就坐没多久便开始吵架，气氛极为紧张。为什么会有人专程来咖啡馆吵架？我猜是问题实在太严重了，不坐下来好好沟通一下不行，而只有在咖啡馆沟通才不至于演变成激情戏。吵架前，两个人竟然还各自要了不同的茶点。俄顷，茶点上来了，女孩愤怒的炮火戛然而止，换上一种拉家常的口吻，问男孩子：“你点的是这个？你不是不爱喝这个吗？”而男孩也回了一句：“你喝凉的没事吧？”双双确认之后，服务员一走，两人马上又开始交火了。说是交火，其实根本是女孩周身闪着火光和杀意的光芒，以王者之姿持续不断地轰击着可怜的小男孩。（此等在两种情绪状态之间无缝切换的工作状态，我只在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和电影片场见过。）男孩面对“某年某月某日你跟谁谁吃饭说了什么还花了多少钱”这样的轰击毫无招架之力，只好频频摇头，马尾一甩一甩，活像一只边境牧羊犬，而女孩则可以比作一只面貌娇好的罗威纳，假设世上有那种东西的话。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日本的什么情书大赛，有个五十多岁的参赛者写得颇为传神——我脑袋不好，失其原文——大意如下：假设长了尾巴的话，说来虽然不好意思……但跟你在一起的话，想必会情不自禁地摇起来吧。这情书写得虽妙，却已经拾人牙慧了，因为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对狗尾巴的描述更妙。看到这对小情侣，我立刻想到了这些绝妙的狗尾巴。
我想，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是真实的自己，一个是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后者总是给人一种狗一样的印象，不管人们怎样包装和修饰它。大家忙了一周，无可奈何、精疲力竭地扮演完真实的自己之后，周末总得找个地方把另一个自己放出来遛遛。这件事需要一个对象和一个有观众的场所。场所自然是咖啡馆比较合适，因为在这里你怎么表演都不为过，毕竟有很多同类和见怪不怪的服务人员在这里。对象嘛，则需要慎重选择，最好能找到一个心有灵犀、需求跟自己相契合的，这样一场演完，两个人的目的都达到了。这不失为一个释放压力的绝佳方式。
这种方式又有点像是小女孩玩儿的过家家：每人扮演一个角色，该角色甚至还带有比较完整的背景设定。大家再商量出一个剧情来，这个剧情只需要有开头，后面就是大家顺其自然地表演下去了。我小时候，街坊的小女孩非得要跟我扮演夫妻，但我觉得窝在父母都不在的家里头玩儿这个蠢极了，我作为一个男孩，就算要玩儿也得有人看着才有趣，否则就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女孩则认为这事儿当然得没人的时候玩儿，具有相当的私密性，是两人可以坚守一生的秘密，否则还玩儿个屁呀。而我当时则在想：既然没人看，何不干脆就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好了。——可惜年纪太小，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可见，过家家和喝咖啡唯一的区别就是你现在需要观众了。
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看见两位咖啡馆老板讨论开店心得，一个说人们去咖啡馆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另一个说人们去喝咖啡是因为想要减压。这些人活在天上，开店，却不来听听好顾客（指我而言，笔者注）的真实声音，反而在那里大谈哲学层面的经营心得。要我说，人去咖啡馆只有两个目的：一是演戏，一是看戏。前清有一种子弟书馆儿，八旗子弟自愿交钱上台唱岔曲儿或者八角鼓什么的，下面听的亦要掏茶钱。店主东两头赚钱，但是得提供场地、伴奏和安保等服务，因为常常有唱得太难听的引起斗殴。这大概是卡拉OK的前身，但开咖啡馆的也不妨研究研究，怎样针对这两种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像我常去的这家就很好，因为他们在六张四人台和两人台所环绕的一个角落里放了一张单人桌，坐在这里，大半个咖啡馆尽收眼底，且有着奇妙的收音效果：在嘈杂的人声中，你看向谁，就能立刻清楚地分辨出他的声音，真是棒极了。
我在南城的一家很大的咖啡馆坐过一次，简直糟糕透顶——他们竟然给客人提供一种可以推拉的屏风，这不是疯了吗？客人来这里就是想让别人听见他们聊什么，我拿人格担保——尽管我的人格也不怎么值钱。你若不信可以去观察：假设你们是开门第一桌客人，则第二拨客人来了肯定在你附近选一个桌子，最多隔一桌，而不是去偏远的角落拣个齐楚阁儿坐下。此乃本能驱使，不然他们来干吗呢，喝四十块钱一杯的袋泡茶吗？而那家店竟然提供一个推来推去的屏风，里面的人一下子没了观众，外面的人也没法格物致知，还会忍不住把里面想象成一个切痔疮手术的血腥场面。想到此处，笔者写不下去了。
在路上
打苍蝇的上官阿姨
我常去的4S店附近，一家中式快餐店的老板最近上了火。对面的一片老房子拆迁，住户们气鼓鼓地搬走了，留下一顷地的垃圾：床垫子、煤气罐、花儿、盛满活金鱼的鱼缸、大瓦盆。连猫狗都不要了，就差把孩子也扔这儿了。猫狗中的大半难免饿死，这么一来，周围的苍蝇一下子多了起来。快餐店的玻璃窗上永远趴着十来只，打完一只来一只，就像有一条无形的流水线在哪里以销定产地生产苍蝇送来一样。
前几次去时，老板总在门口打苍蝇。看见客人来了就笑脸相迎：“欢迎光临！”伴随着不得了的嗡嗡声。有时一开门，苍蝇便跟着蜂拥而入，阵势颇为了得。服务员拿起苍蝇拍就到处拍打，有几回甚至把苍蝇拍落在客人盘子里。
距离入冬还有一阵子，生意看来是好不起来了，老板愁眉苦脸，蹲在门口抽烟，烟头上恨不能都落个苍蝇。
昨天去吃饭时，我大吃一惊：苍蝇没了！倒也不是说绝对的没了，但确实少了九成，只能偶尔看见一两只远远绕着圈子，不敢过来。只见门口的台阶上，一位胖大的阿姨负手而立，一派大宗师风范。她二目微睁看着远处的废墟，好像那里有位正在运功的绝世高手，而且不管他怎么运也不是对手的样子。见我来了，大妈也不开言，只是微微把圆润的身子挪了挪，让开一道门缝让我挤进去。不知是不是店里的人。
店里一只苍蝇也没有。这给人一种从光滑的黑漆钢琴表面拂去一层灰尘的感觉，整个店面都闪闪发光，连灯都明亮了。我点了红烧肉盖饭、姜汁松花蛋、酱皮冻，要了碗紫菜蛋花汤，老板坐在我旁边的桌子上剥蒜。
“老板，大喜了！”我拱了拱手，“苍蝇都没了，什么妙计奏此奇功？”
老板呵呵笑着，拿蒜头指了指门外的阿姨：“我请了个高人！远近闻名的上官阿姨，听说过没有？”
我摇摇头，眯起眼睛看那位上官阿姨。透过玻璃门，看见她背着的手里捏着一柄苍蝇拍。这拍子相当特殊，木头柄小指粗细、油光铮亮，上着一层有年岁的包浆，紫红紫红的；拍子也是红边儿，内中镶着黑纱，整个拍是个中国结形状的。上官阿姨的食指敲着木头柄，拍子啪嗒啪嗒地微微碰撞着玻璃门。
“嚯，什么来头？”我来了兴致。
“咳，也没什么来头，其实就是个首钢的退休工人，原先是食堂的。”老板剥着蒜，手法其实也堪称一绝，“在食堂的时候就天天打苍蝇。退休以后家里开了个饭馆，可是附近有条臭河，到了夏天苍蝇很多，她就干脆让老伴儿管生意，自己专门打苍蝇。结果越打范围越大，最后早晚遛着弯地打，把方圆几里地的苍蝇打得魂飞魄散。”
“好噶喔（好家伙），”我含着一口红烧肉，有点烫，“昌蝇花吼啊（苍蝇杀手啊）！”
“后来社区里其他的饭馆就请她来看门。她上下午打苍蝇，中间儿也管收收盘子碗、擦擦桌子。其实她来了以后苍蝇就见少了，没什么可打——”文人小说下载
正说着，上官阿姨出手了。活苍蝇是没看见，只看见红光一闪，上官阿姨更不转身，反手挥出一拍，电伸电缩，“啪”地打在玻璃窗上，整扇窗户似乎都晃动了几下，向内凹了进来，看得人直眼晕。再看时，阿姨已经恢复了背手站立的姿态，玻璃上则留下了一个模糊的黑点。风一吹，黑点就掉了。
我把筷子往饭里一插，推开门缝挤出来。“阿姨您好！”我哈腰道，“您抽烟？”
上官阿姨瞥了我一眼。“不抽！”说着右手一弹，我也没看清什么，就觉得眼前一红一黑，一只苍蝇落在脚下。无量天尊，凌空虚劈也能打死苍蝇？
“您给店里打苍蝇，老板给您多少钱啊？”
“一天五十，三遍饭两遍茶，现打不赊。”
“这可不多啊。”
“手艺人挣钱但求不亏心！”
“手艺？”
听我这么一问，阿姨一瞪眼：“啊，怎么着？别看不起打苍蝇的！”说着，拍子一抖，在我耳根台扫过，一声脆响带着回音，带走了一只冤死鬼，“你听说过杀猪宰羊的屠户吗？”
“听、听说过啊！”
“你觉得他们算手艺人吗？”
“大概算吧……可是杀猪宰羊的工艺很复杂啊。”
“那都是次要的，”阿姨说着，缓缓摇了摇头，闭上眼，“真正厉害的是心。杀心！”
“……”
“杀猪的杀得多了，猪见着他就往后缩；宰羊的宰得多了，羊见着他能上了树；打苍蝇的打多了，苍蝇不敢近老娘的身。”说完，阿姨闭着眼睛，双唇微微抖动着念叨起来，听不清是什么。念了两句，她突然睁眼大喝一声：“近我者死！”一只飞近的苍蝇应声而落，抖了两下不动了。然后阿姨又开始念经了。
“阿姨，您念的这个是啥？”我鬼鬼祟祟地问。
“金刚经！”阿姨说着，冲西拱了拱手：“我们祖师爷樊哙老爷传下来的规矩，杀生要念经！”
樊哙怎么成了打苍蝇的祖师爷了？樊哙那时候哪有《金刚经》啊？我这么想着的时候，上官阿姨扫了我一眼，迈开步子过马路去了。马路对面就是那片废墟，上面盈盈扰扰飞着一万多只苍蝇。上官阿姨甫一靠近，那些苍蝇竟轰地飞散开去，然后又往回撞，在距离上官阿姨一丈远的地方围成半个规整的圆，黑压压的，煞是壮观。上官阿姨右手执拍，挥到左肩后，道声：“去！”然后用尽力气向右猝然挥出，划了一个半圆。只见那群苍蝇像被农药喷了一样，猛然拧成一股黑绳，转着圈向远处飞去，其中一少半落在砖缝、鱼缸、大瓦盆里，死了。
档案与灭绝师太
来说说档案的事儿。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见着自己的档案，这是一份多么神秘的东西啊。沉甸甸的，很厚实，贴着封条的牛皮纸信封的手感让人想起中学课文《一面》里那个买不起书一个劲拿手摩挲封面的屌丝。封条也很威武，绕信封一圈有余，上面还有两个圆圈，活像个符，能驱鬼的样子。
当然了，你再怎么摩挲，也不会有人随便把档案给你。要拿到这份神秘的东西，简直太费周折了，其费周折的程度简直到了我都懒得写出来的地步。我们知道，档案这东西分为个人的和集体的，个人的又根据你的身份分为毕业生、教职工、工人农民解放军什么的。这是我胡扯的。我不知道解放军有没有档案。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档案一直存放在一个叫什么中心的绝密所在，而这是我毕业九年以后才知道的。
我从学校摸起，挨个打电话。就像——就像我一时想不起名字的一些冷硬派小说里，或是村上春树的什么作品里那样——“我打了几个电话”，就这样子找到了这个绝密机构。实际上电话非常难打，每次拨通都觉得对面就是上帝，说话不但得谨小慎微，还必须抓紧时间，因为电话随时可能断掉，或被挂掉。
然后我开车去找这个机构。从地址看，它在一个大学里。我把车停在路边，谦恭有礼地问保安大哥，答：“穿过去，往东！”我遂依言前往。这是一个着实小得令人咋舌的大学，比我的母校还小。比我母校还小的大学也敢叫大学吗？也许是因为院子里有这么个牛×机构？这么想着，我不觉已经穿过校园出了东校门。神秘机构位于我的左手边，根本不在学校里。它在一个超市和一个垃圾站中间。
神秘机构有一拉溜五间门脸，办档案的在最南边一间，但五扇大门里唯一没锁的是最北边那扇门。绕进去后，竟然是一个会场，大概是刚开完招聘会什么的。地上全是可疑的纸片，无数个展会上常见的标准摊位，一排排一列列地把场地分成了无数格。从格局上看，分休、生、伤、杜、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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