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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无岸-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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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漂亮女人的新富们。手机，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严禁在公共场所使用的通讯设备，在这里却专凑人多的地方去，大街、商店、餐厅甚至冷不防地从轿车中探出一颗长颈鹿似的头颅来，对着手机大声说笑。那些用手机通话的神龙活现的家伙，一边格外宏亮，格外造作地讲话，一边用婊子般的目光胡瞟乱扫一气，生怕别人没看见，只要你一留意他，他的声音立即会高八度！俨然成了身份和富有的标志。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生意全都被他们做完了、垄断了，这个世界他们说了算。也难怪，我记得当时的手机价格在两万元以上一部。其实根本没必要，因为这座城市通讯非常发达，就连许多僻静角落的小杂货店都有国际国内直拨电话。当然，这并不妨碍两年后我稍有盈余便也迫不及待地买了部手机招摇过市——新事物嘛。
我随阿超回到酒楼后，他替我买了份套餐。他告诉我，这是这个物价最高的城市中最实惠的吃法，只卖给酒楼工作人员亲属朋友，不对外出售。卖一份酒楼还要亏几元钱呢，价格每套十元。阿超说即使一两个人到最低档的大排档，一顿三四十元挡不住。套餐有数量不多的两荤两素一汤，全是川味，另加一碗泰米饭，统统放在一个〖HTK〗锃〖HT〗亮的不锈钢托盘中，一人吃足够了。
饭后阿超又领我到巴台休息。酒楼里开放大功率空调，通体玻璃墙壁挂着粉红色窗幔，地板上铺着绿茵茵的地毯，光线柔和，气温宜人，巴台正好在空调旁边，简直凉爽惬意极了。绵软娇嗔卿卿我我的粤语歌曲萦绕回荡于偌大的厅内，宾朋满座，欢声笑语、磕碟碰杯之声不绝于耳，身穿制服的女侍举杯托盘来往穿梭，大腹便便的食客们在身裹真丝旗袍的迎宾小姐的带领下鱼贯出入。阿超还身兼巴台调酒师，他给我介绍各种名贵的洋酒。
“这是轩尼诗XO，这是大将军拿破仑，这是路易十四，那瓶是极品占边……”
“你是不是要请我干几杯呀？”我心驰神往地问。
“我调了几个月酒也只敢闻闻哩，你看看那标签，一瓶酒够我挣一年哩。”他又悄悄说，“等机会吧。”
忽然，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了，那是蒙城几百万人都熟识的面孔——电视节目主持人苏茹，关于她在深圳情况的猜测，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她迅速至富了，有的说她嫁给港商了，有的说她混不下去了，有的还说她得病了。她年轻、漂亮，并且不乏现代气息，但她没有多少娇柔造作，她的气质来源于她的自然状态。在众多的女士中，她的确有一种卓尔不群的气势，她一袭黑衣裙，黑色高跟休闲鞋，仍然保持着以前的肤色。她走过大厅时引得那些广东佬纷纷转身给她行注目礼。她径自走向巴台，放下她的手提包，然后站在我的面前，她留意了一下我，我向她点点头。
“蒙城来的？”她问。
“对。卫超的同学。”我忙点头，“你好，苏小姐。”
“你认识我？”她问。
“谁敢不认识你呀？家乡人民想念你，常提起你。”我说。
“是吗？他们怎么说的？”她感兴趣地问。
“说你迅速致富了，要携带巨款回家乡投资建厂，改变家乡面貌。”确有这种说法。
“天哪！真那么说？”她笑起来更漂亮了，“发什么发，替别人打工而已。他们还说什么？”“都说主持节目还是你好。现在主持人走马灯似地换，不是形象差就是没文化，严重影响家乡投资环境，都希望你回去。”我说。
“局里几次催我回去教一下他们，我怕一回去就走不了，一直拖着没走。”她有些得意地说。忽然她又问我：“你也是来找工作的？”
“我是来体验生活的。”我随口说道。
“体验生活？”她有些不解地问。
“在内地做公家人太舒适了，公家把我们宠坏了，年纪轻轻便四平八稳地闲散起来，闲得身上生青苔。”我说，“再说尽管每月二百元工资很寒碜，可我还是惭愧！”
“所以就不当公家人了？”她问。
“对。想到深圳来体验一下血与火的竞争，尝尝被剥削的滋味，还想找点冷漠的感觉。”我说。“真的！那你简直找到了好地方。”她又笑道，“深圳这地方，谁也不管不了谁，有一句话叫深圳不相信眼泪。”
这时阿超过来对我说：“现在没事了，我给你借了部车，我们出去转转。”
我们下楼后沿深南中路向东行。毒日头当空照着，一股带着潮湿海腥味的热浪立即向我们袭来。我先给家里发了封电报，又给台湾老板打了个电话，他不在，我告诉接电话的小姐我明天到他们公司，并留下姓名。
阿超对我说：“如果你需要单车，我可以帮你买一部，这里偷单车成风，二十元就可以买一部不错的单车，要用就用，不用就送人或扔掉。”
走到前面不远，阿超指着正面通体镶嵌着巨大玻璃墙说：“这是麦当劳快餐店，所有来深圳的人都要来品尝一下异国风味，等会儿返回来时，我们就在这里吃晚饭。”
路过深圳市政府时，我看见在附近耸立起一座巨大无比的邓小平画像，形神兼备，非常逼真。他老人家慈祥地挥着手，俯视着这个他亲自缔造的现代化城市，旁边是一行大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我琢磨着这一定是在邓公去年初南巡或党的十四大后建造的。阿超告诉我这里的人都非常崇拜邓小平，尊称他为邓大爷，很多家里都有他的画像供着，每天拜他，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前方有两座大厦高耸入云，卓尔不群。阿超告诉我那座稍低的圆顶方柱体大厦是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那早已成为深圳的象征，稍高的尖顶大厦是深圳发展中心，是目前深圳的最高建筑。路过深圳大剧院时，阿超告诉我这里常有香港歌星演出，四大天王不久就要来此献艺。
不远处向右拐，我们来到国贸大厦前面，这里是深圳最繁华的街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国贸大厦的低部几层是商场，我们走进光亮堂皇，富贵袭人的营业厅。那里面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或流金溢彩或晶莹剔透或精巧别致或美仑美奂，大都是进口货。有两千多元的眼镜，三千多元的皮鞋，几万元的手表，还有那些连阿超也只能闻闻的洋酒。我指着一根两千多元的皮带对阿超说：“他妈的，这可能是人皮造的。”看见有的人买这些商品就象我们买一杯可口可乐那般随意，真让人寒碜得想从楼顶一头栽下去。当时我就深刻地意识到什么是财大气粗什么是人穷志短，意识到什么叫做渺小。阿超问我是否想上楼顶去俯视一番深圳的全貌，我也没了心思。下楼后，我们在喷泉池前以大厦作背景合影留念。我们四处张望一番，感到无路可走，阿超提出去看场电影，我立即赞同。我们走到附近的南国影都，正在上演一部香港片，由一个以善于迎合低级趣味著称的、被香港演艺界封为“波霸——英文Biggest busts（巨乳的意思）”的主演。在阿超去买票时，一个约莫二十岁，很时髦的陌生女子忽然袅袅走近我，用普通话低声问我：“靓仔，请我看场电影好吗？”
我大吃一惊，一时不明白她的意思。
“二十元一张票，很便宜的嘛。”我说。
“我十元钱都没有了，请我看一场吧。”她甜甜地说着看我，那目光既温柔又凄凉，既娇娆又不幸。
我有些心恻，正想搭话，阿超走过来，拉起我就走，一边用四川话厉声教训我：
“那是鸡婆，还看不出来？笨蛋！这里有便衣，专抓干这种勾当的人。”
“别把别人看得那么坏，我看别人不象嘛。”我边说边往回望了一眼，果然那女子又向另一个男子走过去搭讪去了。
“怎么样，不相信？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阿超取笑我。
整部片子粗制滥造，杀来杀去，“波霸”有意无意地泄露春光，却并不彻底，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低级趣味，我大骂上当，没看完就拉起阿超离开了影剧院。
“我看那对奶子应该拿去解决香港市民的奶瓶子工程。”我笑骂，“拍电影真是可惜了。”不觉已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深圳反而更加繁忙了。猩红的夕阳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笼罩着喧嚣浮华的城市，建筑、车流和行人都变得虚幻而模糊不定。我们向回走时，塞了好几次车。折回到麦当劳快餐店，一跨进去，瞬间感到一种异国情调，服务员一律穿着整齐的红白色竖条相间的短袖衬衫，系着黑领结，斜戴着一种别致的船形帽。里面早已人满为患，有些人吃完了并不走，还坐在窗前欣赏街景，闲谈，我们好不容易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两个座位，花了在四川两三个人可以舒舒服服吃顿火锅的钱买来汉堡包、比萨饼、沙拉、大杯橙汁、炸土豆条等几样东西。阿超告诉我，在深圳除非吃盒饭和套餐，这是最廉价又体面的消费。
我们不慌不忙，边吃边聊。忽然在我们对面一对男女卿卿我我，搂搂抱抱起来，男的年龄至少不低于五十岁，女的年龄至多不高于二十五岁，那样子绝不可能是一对父女。那女子身上穿的哪叫衣服，简直是一张鱼网！男人又黑又老，越南人似的色迷迷的一副挨打像。瞬间，那女人钻到男人怀中撒起娇来，那个老男人一只手放在她的臀部乱摸，一只手搂住了她的脖子，面红耳赤地耳语，残言片语、轻声浪笑飞进我的耳膜。要不是那男人的大哥大响起来，不知道还会干出些什么来。
回到宿舍的首要任务是冲凉。仅仅两天，我的脸就象一只被烤焦的甘薯黧黑透红。我笑着对阿超说：“你看我们现在，脸象包公，身子象杨贵妃。”他说：“这是北方人到广东的第二身体特征，等不了两个月，你的脚就会有一股香港味了。”
想明天要去见台湾老板，得做个准备，于是谢绝了搓麻将的邀请，独自回到寝室，从包里取出一本《英语世界》，我得练练口语以应付明天面试可能出现的英语对话。我翻到《克林顿总统就职演说》大声朗读起来，不一会，隔壁的广东仔走进来，好奇地看着我，用极生硬的普通话问：“你在读英语吗？”
“是的。你是广东人吧！快坐。”我忽然想和广东人接触接触，文艺、影视、传说和闲谈中的广东人不乏饱暖淫欲之徒。
“韶关人，在粤北。”他坐下说。
“怎么广东人也要打工？”我吃惊地问。
“我们那里是山区，很穷的。广东也只是珠江三角洲，南部沿海富裕。”他费力地用普通话解释。
“那这些先富起来的老乡会带动你们富嘛。”我笑着说。
“哪有那么容易，你是学英语的大学生？很吃香的，可惜我不懂，初中刚开始就回家了，太穷，上不起。”他有些黯然，他比一般的广东仔要高大强壮得多。
“打工很苦吗？你每月能挣多少？”我问。
“累死人，每月不过四五百元，全部寄回家去了。克－林－顿是谁？”他拿起书看，那上面的文章题目是汉字。
“美国新总统，才四十六岁，还没生下来父亲就栽到水沟中淹死了，继父是个酒鬼，他小时候比你惨多了。”我安慰他。
他高兴地走了，我又读起来，直到睡眼惺松，倦意难忍才不知不觉地睡了。
十八
第二天一早起来，从冲凉房回来经过阿超和杨排长的床时，他们正鼾声如雷。我推醒他，告诉他我要到龙华镇去了，他迷迷糊糊地对我说：“带上身份证和边境证，路上小心点，天黑之前必须回来，关外治安很混乱。”
我提起一个皮夹，到楼下的杂货店买了块面包，一杯冻奶敷衍了事，然后到上海宾馆去乘车。没想到早上八九点的太阳竟是如此毒辣，我撑起伞也无济于事，热浪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瞬间浑身都被汗浸透，尽管我的变色近视眼镜镜片一见阳光就变成墨黑，减弱了光线辐射强度，仍觉眼睛受到刺激，胀痛难忍，我不得不将眼睛迷成一条线。到了上海宾馆前的汽车站台才知道，要到龙华必须到东门汽车总站乘车，又绕到街对面的停车亭乘了中巴到东门汽车站。中巴沿深南中路东行，几乎把深圳城走穿。下车后又东探西问才找到东门汽车站。这一带比较繁杂、混乱，也很肮脏，操着各种稀奇古怪，南腔北调的人群乱作一团，要不是广告牌上的汉字，真象到了哪个东南亚国家。我很容易找到一辆到龙华镇的老式公共汽车，汽车启动时，已经十点了。我的心里有些激动，回想起在家乡和台湾老板的电话交谈。
已经分不清哪是城市，哪是农村。四周到处是连接成片的厂房和十几米高丛林般的广告牌，同时正在大兴土木，大型推土机、翻斗车、吊车来来往往，打夯机，压路机也轰轰作响，山丘被削低，低洼被填平，农田被红砖墙围成圈子，到处是都市的出租车和香港的集装箱货柜车来往穿梭。这里同时也显出工业化的恶果：污浊的空气，肮脏的路边水沟，成堆成片的垃圾，裸露的红土地，荒芜的田园和肆意乱飞的蚊蝇。
公共汽车在颠簸摇荡中行驶了整整一个小时，终于到达了龙华镇。我一下车，就双腿一软，差点昏厥过去，热浪中我的脑袋简直就要炸裂，我觉得就要被烤焦就要被熔化了。我抹了抹风油精在太阳穴上，刚一定神，立即有几辆摩托车将我团团围住，是几个肤色和非洲人相差无几的土著居民，他们争着问我到哪里去，他们可以送我去。我迟疑了一下，找了个貌似憨厚的中年人，让他将我载到小埔工业区，他要价十元，经过一翻讨价还价，最终以七元成交。我无奈上车，他载着我飞驰而去。
“你们广东人这么有钱，你还在乎这点小钱？”我不满地问他。
“小钱都不会赚还能去赚大钱？”他笑笑。
约六七分钟后，他将我送到了小埔村，他以优越感十足的口气告诉我，这里是港台独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工业区。这时我才发觉这个地方是个比较偏僻，地势起伏，环境肮脏的地方，到处是围着墙的工厂，看上去规模都不大。我一路打听，终于在一山凹处找到目的地——达昌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我兴奋起来，居然产生了一种到家的感觉。在门口却被门卫挡住，他让我先等着他先进去报告，不久他出来告诉我下午两点来，马上就要下班了。从其中一个门卫的口音中我听出他是四川人，于是我用四川话问：“你是四川人吗？”
“是的，宜宾人。老乡哪里人？”他显然很高兴的样子。
“蒙城人，你一定去过。”我赶紧给他一支烟。
“去过好几次，那地方还不错。噢，你就是前段时间联系到这里工作的大学生？”他问。
“是的。”我连说，“我还和老板通过电话。”
他看了看四周没人，压低了声音对我说：“老乡，我得给你说件事。”
我一惊，忙问：“师兄，谢谢您！啥子事？”
“这里并不是你以前想得那么好。今天上午才一齐走了六个大学生，四个武汉人，两个成都人，才干了十多天。刚走不到两小时，和老板吵得很凶，差点动手，派出所的人都来了。”他说。
“为什么？”我大吃一惊。我以前确实知道有好几个内地大学生被台湾老板看中。
“受不了。以前把这里看得太好了，以为遍地是黄金。台湾老板吝啬得要命，给别人的月薪才六百元，我才三四百元，根本不够用。这里干活累死人，经常加班不给钱，工伤事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一概不管。你看这里象监狱似的，平时不准工人出厂门一步，上下班都要搜身的——据说是防止顺手牵羊小偷小摸，办公室有监视器，稍有不慎，轻则扣工资、挨体罚，重则炒鱿鱼。这里离城又远，我在这里干了四个月了还不知道深圳城在哪个方向哩。我也想回老家了，我以前在老家每月轻轻松松挣五六百元……”
这时另一个保安走过来，他立即以目警示缄口不言。我道了谢，顶着烈日走到山丘下的小埔村。我走了一转没有找到一家川菜餐馆，只好在一家小杂货店兼作餐馆的小屋里坐下，一个赤着上身的广东仔从里屋里走出来问我：“先生吃点什么呀？”又递过一杯脏兮兮的茶水。我选来选去，要了个肉丝面条，一瓶冰镇啤酒。不久他就端了碗面条出来，我吃了口，实在难以下咽，问他有醋没有，他立即进去提了个瓶子出来，那种醋却和北方的醋不同，透明，味道淡而无味。幸好他这里有专门为四川人准备的辣酱，我才勉强吃完。然后赶紧到电扇前一阵猛吹，一边喝啤酒。
“哪里来的？朋友。”广东仔坐在那里闲得无聊，开始和我搭讪。店里就只有我一个客人。“大圈仔。”我笑笑。这个从香港片中学来的词儿终于派上了用场。
“噢，北佬。”
“什么？”
“北佬啦，我们把所有的外省人都叫北佬，把老外叫鬼佬。”小老板说
“四川对广东而言，也算是北方。”我说。
“四川人？这里到处都是四川人。找工作的？”
“对。以前联系到一家台湾老板公司。”
“台湾老板？你不该联系到台湾老板的公司。”
“为什么？”
“小气得很，又吝啬又好色。工人每月工资才二百多元，看你的样子是文化人，做个管理干部一月也不过五六百元还得低三下四。我们本地没有人愿替他们干活。香港老板大方一点。”“当然，你们不必受他们的剥削，本来就有钱嘛——你们是一伙的，合起来榨北方人内地人。不是只用二十年就要赶上他们吗？”
“不用二十年。”他得意起来，“我们这里几乎家家都是百万富翁。”
“家家都是百万富翁？”我疑惑地看着那张极易勾起人们对鸦片战争痛苦回忆的脸，“你说得也太夸张了点！”
“骗你干嘛？”他说，“一夜之间就是百万富翁，就连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我问。
“我们的土地，山头卖给外商建厂，这就是一大笔钱，我们就用这笔钱的一部分自己建厂，另一部分建合资企业入原始股分红，现在村里的每个人不论老小，每年有五六万元；还有我们的楼房，前几年村上统一修的，当时只卖给我们几万块，现在要值几十万块，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楼下开门面经营。告诉你，我们这里的村支书、村长几百万上千万的都有。”他闪烁其词地说。
“几百万？”我被镇住了。我那参加过淮海战役的父亲的月薪不过五百多元。
“外商要买地方，要选好地方，都要经过他的签字批准，要是不给好处，他们就不签字，或者要高价，我们村长坐的是奔驰，比外商还要阔哩。”
我感叹道：“都说北京人爱国，上海人出国，广东人卖国。这话一点不假。”他有点不解，痴痴地看我笑，我又问他，“你们糊里糊涂地成了百万富翁，挣了这么多钱怎么花？”
“吃啦喝啦嫖啦赌啦抽啦。”他给我扔过来一支万宝路，“人生一世，吃穿二字啦。”
“难怪我们等了那么久也没见你们过来帮我们一把。”我笑着说，“原来钱全花在邪门歪道上，为富不仁！”
“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你也是明白人，这人生一世，吃穿二字；不吃不喝，不懂生活；不嫖不赌，对不起老丈母。一辈子不过就几十年，以前穷得连条裤衩都穿不起，现在也该补偿一下了。”他翻动着厚厚的嘴唇，露出一排又黑又黄的牙齿。我一时居然词穷，他又说，“你们四川妹真靓！”
“广东妹也不错嘛！”我说。
“广东妹是不错，就是他妈的太黑了，四川妹子真是白的可爱！”他说完这话我便已把他归于烂仔之列。
“那你就找一个呗，反正你有的是钱。”我说。
“试了几次没成功，四川妹狡猾得很。”
“一定是把糖衣吃了，炮弹退给你了。”我大笑起来。
暂时的轻松使我忘了即将和台湾老板的见面，当我于一点五十分离开那个烂仔的小餐馆走向昌达电子有限公司时，心里又惴惴不安起来。我一到厂门口，那个老乡立即领我进去。我穿过绿草坪上一条石砌的弯弯曲曲的小径，走进一排平房，一进门凉气袭人，褪去了我身上浸出的汗水。我站在一个大办公室门外，看见老乡走进去，在一个穿着灰白色短袖衬衣的胖子耳旁嘀咕了几句。一个小姐走过来，手里拿着以前我寄的个人资料，她让我换上门口的拖鞋进了一间会客室，我刚坐下来，那个又矮又黑的胖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请问您就是孙仁先生吗？”我赶紧起身问他。
“我就是孙仁。你怎么说来就来呢？前天才收到你的信，今天就跑来，也不等我的答复。”他劈头就说。
我一时愣了，只听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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