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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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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吉力根与她所著的《一种不同的声音》 （In a Different Voice）。她是科尔伯格的学生，也是第一位将人类道德发展分为三大阶段的道德理论家——前保守阶段，在此阶段中，人们认为他所欲求的便是正确的；保守阶段，此阶段的人通常基于社会的需求来做决定；后保守阶段，此阶段的道德决定奠基于道德理性的宇宙准则。这些阶段在许多跨文化的测试中都已获得证实，然而女性的得分似乎一直比男性低。吉力根发现，女人也同样经过这三个阶段，然而她们所采用的推理却与男性大不相同。男性的决策通常奠基在规则、法律，评断和权利之上，女性比较重视感觉、联系与关系。我们不妨这么看，女性在测试中的指数并非较低，只是不同于男性罢了。
我最喜欢吉力根所举的一个例子：一对小男孩和小女孩在一起玩游戏，男孩想要玩“海盗”的游戏，而女孩想玩“家家酒”。于是这个小女孩说：“好吧！那你就当那个住在隔壁的海盗好了。”这便是一种联系与关系。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当一群小男孩在玩棒球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因为被三振而哭了起来，一位小女孩便说：“再给他一次机会嘛！”男孩们却回答她：“不行，规则就是规则，他出局了。”吉力根对此的观点是：男孩会越过情感维护规则，女孩会越过规则维护情感。对真实世界而言，两者都非常重要，却是大不同的，我们需要尊重这份歧异，并且从中学习。
·肯结合了科尔伯格与吉力根的许多主张成为他的模型，但他说，他实在不明白这为什么会影响女性的灵修，因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记录。“这整个领域是空白的，我们需要很多的协助。”
·那些已经获得解脱的女性——她们是因为追随男性的灵修传统而有所领悟，还是定出了自己的路？她们是如何发现那条路的？过程中有什么冲突与自我怀疑？她们真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吗？
·芬德霍恩就是一个相当女性与母性的道场。每个人在那里都能找到自己的路，你不必墨守一些严苛或既定的模式。在这个相互扶持的社区与大家庭中，这个途径有什么问题？其步调太缓慢，还是比较有机？是否容易走向歧途？事实上，它的活动与成就之所以不明显，是因为缺乏外在的奖励、文凭，以及灵修的进阶和次第。
·女神向下落实，男神向上晋升，两者都是必须的，也都相当重要。然而对女神的研究实在太少。但也有例外，如：奥罗宾多、谭崔（Tanua）、解脱的约翰。
·我谈起自己正从父亲阳刚的价值观中走出来，进入女人的能量中，一旦我做到了，我也可以成为肯的老师。后来我发现不需要摆脱那些发展得很好的男性能力，只要再加上女性特质就够了。我的心中出现了两者兼具、愈来愈扩大的一个圆形意象。
在进行这些讨论的过程中，我顿悟了一件事，如果我仍想替自己的病痛下定义，也许问题就出在女性特质上。我以前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只停留在女人迎合男人的世界有多么困难的层次上。这回我有了新的感觉，我想也许是我结合了太多男性的价值观，所以走错了方向。我没有诚实面对自己身为女人所拥有的才华与兴趣，因此找不到适当的位置。不过与其将自己视为失败者，倒不如承认自己需要时间找寻，才能有今天的领悟。我需要时间去发现，去学习如何评价，或单纯地看那些深藏在我身上的更具女性的价值。
我似乎可以接纳自己了。我可以从事一项无目的性的工作，投入于那些能感动和激励我的各种计划中，学习营造一个可以让事情发生的环境，结合群众，形成网路，沟通，传达理念，敞开自我，并且不强迫自己进入一个形式的、结构的、有专业头衔的职位。
这是一种多么释放又自由的感觉，只要活着就好，存在就好！至于能做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也是允许自己放下男性沙文主义与超量工作的价值观。我只想为女性灵修尽力，为神的女性面工作，让自己安定下来，再看看事情会如何演变。
第—件有进展的事便是“癌症支援团体”（Cancer Suppoort munity— CSC），那是一个免费为癌症病患提供支持、服务与教育的团体，他们每周服务的对象超过350人，其中还包括病人的家属与支持他们的友人。
我们第一次遇见维琪·威尔斯是在崔雅刚进行乳房切除手术后不久，当时我正步出崔雅的病房，走在医院的回廊上，突然有一位非常显眼的女子和我擦肩而过。她身材高大，轮廓极美，黑发，大红的口红，一身红艳的洋装，趿着黑色的高跟鞋，看起来像法国的时装模特儿，我有点困惑，后来才知道，维琪曾经和她的好友安娜在法国呆了几年，后者是法国导演高达（Jean…Luc Goodard）的太太。
维琪不只有张漂亮的脸孔。回到美国后，她曾经在少数民族的贫民窟中担任过私人探员，做过酒精与毒瘾患者的咨询人员。此外，她也是一名替贫民罪犯争取公平司法权的活跃分子，这些工作她一做便是10年以上，直到她发现自己罹患了乳癌。在经历一连串乳房切除手术、化疗以及几次重建手术以后，她终于明白了一件事：癌症病患与他们的家属、亲友所获得的支持与服务竟是如此贫乏。
于是维琪开始在好几个组织里担任义工，例如“迈向痊愈”这个组织。然而她发现，即使这些组织的服务也是非常不妥的。她心中开始有个模糊的构思，她想成立一个真正合乎理想的中心，就在这个时候，她遇见了崔雅。
她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事实上是整整两年的时间脑力激荡，筹划成立一个理想中的癌症病患支援中心。她们与许多医生、护士、病人与支持者晤谈会面。珊侬·麦广恩一开始便加入了她们，她也是一位癌症患者，曾经协助哈洛德成立幸福社区，那是第一个免费为癌症病患与家属提供支持与服务的先锋团体。
1985年10月，维琪、珊侬、崔雅和我一同探访幸福社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到底应该在旧金山成立幸福社区的分部，还是成立一个全新独立的组织。虽然我们对哈洛德本人与他所做的一切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维琪和崔雅都认为，或许不同的途径也会有帮助，而且这和“存在与做事”这个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和一位在索萨利托开业的医师诺米·雷曼讨论过后，事情终于有了一点头绪。
我们和诺米相谈甚欢，我几乎忘了时间。诺米说，她觉得和我、维琪志趣相投，然而接到有关幸福社区的资料时，却觉得不妥，某些想法和我们不太一致。
我告诉她，她的顾虑我们早已察觉，我们所强调的重点和哈洛德的团体不太一样，比较倾向于女性，较少强调对抗癌症或如何从癌症中复原。我们注重的是治疗过程中生命的整体品质。我们并不想让患者觉得，如果癌症仍存在，他在任何一方面都会有损失，而且是个失败者，因为这么一来，便陷入了哈洛德团体的窠臼之中。维琪将我们的资料送给那些住在史蒂芬·勒文隐修所（一间癌症复发或转移病患的隐修中心）的朋友。他们普遍的看法是：“我不确定我会喜欢这种调调儿。”“如果我的癌症没好，也能去那里吗？”“如果我接受了自己的癌症，也不想再对抗它，我还适合住在那里吗？”诺米说，她从哈洛德团体所获得的资料都强调疾病是不好的东西，应该努力对抗它，如果你没有打赢这场仗便是输家。对她而言——她自幼就患有“库恩氏病”1，疾病已经是她必须学习共处的东西了。
身为一名癌症病患，我发现癌症虽然经常被视为难缠的慢性病，但其他人（那些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患者的人）总想听你说出自己已经痊愈的话。他们并不想听你用医生的口气小心翼翼地诉说自己的身体已经没有癌细胞的迹象，测验结果也相当正常，不过癌症是永远无法确定的，我们只能期望它不要复发。不，他们根本就不想听这些话，他们唯一想听的是你很好，完全没问题，而他们可以继续过自己的日子，无需再担心你，因为不再有食人魔躲在树丛后。这也许就是哈洛德给人的印象，也是他们与我们在态度上的不同。于是我们决定不与哈洛德的团体结合，当然，我们衷心期望他一切都好。
与诺米的交谈启动了一些我当时并不清楚的想法。这些想法和她展现的模样有关——她看起来如此美丽、活跃与健康，但你知道她其实身染恶疾。星期一晚上举行的乳癌妇女聚会中有位女性也启发了我的想法。我曾犹豫是否该将自己委身于这份为癌症病人服务的工作，部分的恐惧来自我必须面对所有的病人未来各种的可能性，另一部分的恐惧则单纯来自那些将横陈在我面前、出现在我脑海中的癌症事实。
几天后我终于明白了，这股恐惧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我让这个疾病及它可能对人造成的悲惨后果，如乌云般遮蔽了眼前那些活生生的人。在最后一晚的聚会上，我突然明白了这一点。这些人才是最重要的，才是该摆在第一位。我们在聚会中所谈论的经常不是癌症，那只是附带的话题。这些人深深投入自己的生活、痛苦、胜利、爱与子女中，癌症只是其中的一件事而已。我突然明白我犹豫的原因是，我以为自己将面对一群癌症病患，而不是偶尔才提起癌症的人。我想这促使我逐渐脱离癌症，一步一步地回归自己的生活中。我喜欢和这些即使得了癌症，仍勇于生活的人共修。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与癌症共存，即使你试图改善它。同时学习将癌症病患视为一群人，而不是一些你必须为他们做点什么的弱势病人。
这种改变第一次戏剧性地出现，是在一个初夏的深夜。当时我们正在塔霍湖的家中，崔雅一直无法入睡。突然间，所有的片断开始串联，她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跳。根据崔雅的说法，这比她迫切追寻的守护神还令她震撼，它虽然羽翼未丰，但已经大声宣告自己的出现——以另一种声音，那种被她长久压抑的声音。
刚到塔霍湖没多久，有一天晚上辗转难眠，我清楚地看见银白色的月光洒在窗外的湖面上，微风轻拂过围绕在房舍四周的松树，随着摇摆的树影发出沙沙的声响，向远处眺望，可以见到“荒芜野地”黑暗的山影。“荒芜野地”，如此苍凉的名字，如此幽美的景致。
玻璃的影像、殷红、晕白、湛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感到兴奋极了，丝毫没有睡意，是不是喝了茶的缘故？或许是吧。可是奇怪的事发生了，玻璃、光线、形体、形影、流动的线条，把一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看着从空中浮现的影像，看着美在这个具体的世界中成形。多么令人兴奋啊！我静静地躺着，感觉能量在我的体内流动。这就是它吗？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吗？至少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吧？这是不是我曾经失去的碎片？我身上的一个碎片？
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自己遗失多年的部分。一个用双手工作的女人、艺术家、工匠、制造者。既非行动者也非博学者，而是一个制造者，美好事物的制造者，制造的过程与完成的产品都能带来喜悦。
第二天我觉得自己仿佛经历了一次圣体显现。那好像是一个洞察自我以及未来的重要时刻。我记得以往最令我投入与兴奋的，往往是做手工艺的时刻。譬如绘一张结构丰富的蓝图，在艾奥纳岛上画活泼的钢笔素描，在芬德霍恩做手工蜡烛和盛水的烛台，从空无中创造美妙的模型，在札记中磨练文字的技巧。这些才是我忘却时间、全然投入、浑然忘我、彻底专注的禅定时刻。
第二天我感觉自己重新发现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似乎从强调心智活动的男性文化中走出了自己的路。学校强调的都是知识、事实、内容、思考与分析。我发现那些事自己已经相当擅长了。那是一种超越他人、赢取赞赏与注意力的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我已经走过那条平坦、标记清晰的路。
只是我一直觉得不妥。我为什么不继续拿博士学位到某处教书呢？我曾经这么想过，可是内在有股力量驱策我离开那条坦途。我的能力足以胜任，内心却不向往。虽然如此，我还是会批判自己，认为自己太软弱，只会虚度光阴，没有专心在事业上。
现在我才明白为何坦途不适合我。因为我的本质是制造者，而非博学者或行动者。这或许是我在芬德霍恩过得如此快活的原因。在那里，我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蜡烛与陶艺工作室中。打从孩提时代，我就热爱做东西，但在一般人的价值观里，那是肤浅、不正经、不重要、没有益处、甚至没什么贡献的事情，充其量只能当作一种兴趣罢了。我接受了一般人的价值观，但也阻碍了自己生命中的喜乐、活力与能量。
在我内心扰动的是我未来要做的事情的新标准。我听到心中一直在说，你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那些你必须做的事情。
那么，究竟有哪些事情是我想做的？这么说吧，是那些我偶然发现的事情，它们正从我心中沸涌而出。我从未刻意计划或透过思维来发现它们。现在连写出来都令我紧张。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在芬德霍恩常做的手拉坯，这是一个让人兴奋、充满魅力的工作。我可以想像自己以不同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脑子里不停地构思一些形状、设计与样式，不管这些灵感是来自艺术或大自然。此外，我也可以想像自己参观各种艺术和手工艺展览，专注地欣赏，并构思着新的创作途径。我觉得非常刺激、朝气蓬勃，我一直都很喜欢动手做东西、塑造一些物品，我觉得这可以帮助我走出思维的活动和真实的世界，做更多的联结。
另一件我将从事的工作是彩绘玻璃的制作，这件事我想了许多年了，只是一直没去做，大概是因为和其他的事比较之下，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但写到这里，我感觉心里有一个艺术家使劲地想出来！我要寻求一种属于自己的绘图线条——当然，它们也是自然涌出的灵感，从涂鸦开始，逐渐演变成完整的画面。先观察一些彩绘玻璃的基本模型，再回想过去我曾使用过的针尖设计，我顺着最自然的感觉去做，没有任何人教导，或提供意见。
还有一件事便是写作，磨练文字的技巧。这也是早先我爱做的事，但因为恐惧，而被深深地压抑了，因为它会揭露我心灵深处的真相，我怕自己会被批评成肤浅、孩子气、乏味，等等。然而我还是决定要写这本书，即使永远无法出版也在所不惜。我要重回文字的愉悦中，享受它们的美妙、力量与令人惊喜的能力。我很清楚地记得中学时曾写过一篇深夜独坐床缘阅读的心情报告。我详细地描述自己的感受，温暖晕黄的光线，受灯光吸引而来的飞虫，双腿触及床单的感觉，深夜的静谧，翻动纸张的感觉与其美妙的声响。我依稀记得自己喜爱的段落，特别是劳伦斯·杜瑞尔（Lawrence Durrell）的作品。我常常抄录其中的几个段落，或者只字片语，反复咀嚼个中的意涵，感觉就像在吃糖一样。
此外，我很喜欢和一群人一起工作，就像在芬德霍恩时。我并不想回学校继续研究理论，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以实际的方式去帮助人。癌症支援团体正是我想做的。
这所有的事情，我对它们的热爱，都在很自然的状况下产生，从来没有刻意计划过。它们以前都跑到哪里去了？是怎么走失的？我不确定。但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它们似乎又回来了。最单纯的快乐来自于存在与制造，而非理解和工作。这种感觉就像是回家一样！这像不像肯发现自己的守护神时的感觉？我的感觉并非灵光乍现，它和心智无关，更不像他的丰功伟业那么显赫。但这就是我认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更宁静、更无目的、更阴柔一些。它隐身于背景中，它和身体及大地有更多的联结，对我而言，又显得更真实。
“这便是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事？”
她娓娓道完她的故事，我可以感受她的兴奋，因为那是如此的真实。然而有趣的是，每个遇见崔雅的人，都因为她的睿智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显然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聪慧敏锐的。崔雅一旦专注于某个议题，那个议题就可怜了。此刻她竟然发现这方面的能力无法满足自己。她说她可能听信了错误的声音。
和这个内在的改变直接相关的是，我们是否创造了自己的病痛？整个新时代思想强调的就是人类以自己的想法创造了自己的病痛，病痛是人们需要学习的大功课（这与单纯地从疾病中学习是互相对立的看法）。这整个议题随着崔雅罹患糖尿病再度爆发出来，她曾经被许多想要帮她了解自己为何得糖尿病的好心人打击。从理论上来看，这个观点是非常不平衡、偏颇而危险的（原因我会在下一章说明），崔雅加上了另一层看法：这整个途径太过阳刚，太具操控性、攻击性，也太冒渎了。崔雅很快便因为她对疾病采取的更慈悲的看法，而成为全国知名的发言人。因为全美话题的带动者——“欧普拉秀”要求她上节目与鲍尼·席格（Bernie Siegel）对谈。
关于疾病是否因我而起的这个话题再度降临我身上。那些将其理论化的人，或是将自己理论化的人，通常都以谴责的态度来看待这个有关责任的议题。“我到底做了什么要遭受这种后果？”“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无怪乎我会得癌症，我活该应得的。”
我有时也把这种“逻辑”强加在自己的身上，朋友们如此对待过我，18年前当我母亲罹患癌症时，我也以相同的方式对待过她。我猜想她同样觉得被冒渎了。虽然我承认我所做过的事，或某些特定的习惯、某些与世界产生关联的方式以及应付压力的态度，形成了我的癌症和糖尿病，但我不认为这是全部的原因。面对一个令人恐惧的疾病，我和其他人的反应一样，也想找出理由，因恐惧未知而产生防卫的反应，是自然、可以理解的事。
然而我还是要提出一些解释，我相信疾病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遗传、基因、饮食、环境、生活方式与人格因素等等。若硬要说其中的一项，譬如人格因素是唯一的病因，那就忽略了真正的事实：我们也许可以控制事情发生时自己所产生的反应，但我们无法控制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误以为可以控制每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的这个幻觉是非常具有破坏力与攻击性的。
此一观点也会衍生罪恶感。假设某些人得了癌症，又认为是自己造成的，那么罪恶感和许多不好的感觉便会由此而生。接着罪恶感的本身又变成问题，阻碍了疗治疾病、朝向更健康、更良好的生活品质迈进。此乃该议题如此敏感的原因，有关责任的议题必须小心地处理，不要将自己潜意识的动机归咎别人。对我来说，如果人们给予我的建议只停留在理论的层次，会让我觉得被冒渎、甚至无助。我们都知道别人加诸我们身上的不平指责多么令人挫折，尤其是这些指责只为了证明他们是对的，而我们是错的。这真是最残酷的心理学了。
大部分病人疗治疾病的心理压力已经够大了，如果还得负起致病的责任，势必会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些人的需求应该被尊重，限度也应该被考量。我并不是不相信在适当的时机应该有建设性的对抗，我反对的是当人们把那个理论加在我身上的时候，连问都没问一下我对自己和这个疾病的看法是什么。我不喜欢有人这么对我说：“某某人说，癌症是因为憎恨的情绪所引起的。”特别是他的语气已经认定这就是我得癌症的原因了。我也不喜欢听见“糖尿病是因为缺乏爱所引起的”的话，谁知道呢？我比较不介意人们对我说：“某某人说，癌症是因憎恨的情绪所引起的，你认为呢？对你来说是真的吗？”
我相信我们可以利用生命中的危机来治疗自己。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会出现憎恨的情绪，但我无法确定它在我得癌症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相信如果能利用这个危机来察觉这个可能性，并且医治自己的憎恨，学习宽恕、发展慈悲心，将是非常有益的。
总结以上我所说的——
我得了癌症。因为这个疾病我必须遭受的打击、手术与治疗，已经让我觉得够糟了。我对自己得癌症已经有很深的罪恶感，我不断地自问，我究竟做了什么才遭致这一切。这样的自责对我来说是相当不仁慈的，所以请帮帮我，我不需要你们再给我更多的不仁慈了。我需要的是你们的了解，温柔地帮助我应付这个难题。我不需要你们在我身后的种种臆测与妄言。我需要你们询问我，而不是一味地告诉我。我希望你们能够试着体会这种感受，稍微站在我的立场设想一下，对我仁慈一些，这样我才能仁慈地对待自己。
三月，崔雅和我一同前往波士顿的杰瑟林诊所，那是一间以治疗糖尿病闻名的医院，我们希望我们所面临的新疾病，可以在那里获得较好的控制。此外，我们也打算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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