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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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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并不相信轮回，因为它是比较原始的概念，高等的佛家学派已经加以修正，大量删减。他们认为，并非每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是你过去行为的结果。红教的老师南开·诺布（Namkhai Norbu，他被视为藏密的至上导师）如此解释：“有些疾病的确源自业或个人前世的情境，有些疾病则来自外在的能量，有些疾病是由暂时性的理由引发的，如食物或其他的综合因素。当然某些疾病也可能因意外而起，另外有些疾病是与环境有关的。”我的重点是，不论是原始的业报之说或是进化的教诲，都不支持新时代“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个观念。
那么，这个观念到底从何而来？在这一点上我要和崔雅分道扬镳，我准备在信奉这个观念的人的身上，把我最得意的理论一吐为快。我不准备以慈悲的态度来面对这个观点所造成的痛苦。我要将它归类，并提出各种学理来检讨它。因为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危险性的，应该把它束之高阁。不为别的理由，只为了防止更多的痛苦。我的讨论并不针对那些相信这个观点的一般大众，他们是天真的和无恶意的。我的探讨主要是针对那些全国知名的新时代运动领导人，那些以“你创造你的实相”开班、授课的人，那些告诉别人癌症完全是因为怨恨而引起的人，那些教导别人贫穷是自作自受或自我压抑所造成的后果的人。这是一群意图良善却十分危险的人，因为他们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实的层面，如生理的、环境的、法律的、道德的与社会经济的转移开了。那些层面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努力完成。
就我的观点来看，这些信念，特别是你创造你的实相，都是第二阶段意识的信念。它们具有婴儿期的所有标记，还有自我陶醉人格障碍的神奇世界观，譬如：夸大、全能与自我陶醉。思想不只影响实相，还能创造实相，这个概念其实来自第二阶段意识，因为这个阶段仍无法完全区分私我的界线。思想和外在的物体尚未清楚地划分，因此操纵思想，便是全能地、神奇地操纵外在的物体。
我认为美国的高度个人主义文化是在“自我的十年”中达至巅峰的，它导致人们退化到神奇与自恋的层次。我认为社会凝聚结构的瓦解，令个人必须转而依靠自己，这也助长了自恋的倾向。此外，我和一些临床的心理学家们都认为，潜藏在自恋之下的其实是愤怒，特别是：“我不想伤害你，我爱你；但如果你不同意我，你就会生病，就会没命。同意我，同意‘你创造你的实相’，你就会好转，会继续活下去。”这样的信念在世界伟大的神秘传统中是找不到的；但在自恋症和“边缘症”中却可以看到。
我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许多回响，新时代的理念对无知大众所造成的戕害，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但那些信奉新时代理念的死硬派却愤怒地回应我们：假设这些真的是我和崔雅的想法，那么崔雅是活该得癌症的，因为这个病就是她的想法造成的。
这并不是对“整个”新时代运动以偏概全的非难。这个运动的某些层面的确扎根于某些神秘与超个人的定律（譬如直觉的重要性和宇宙意识的存在）。任何一种超个人的运动总会吸引许多“前”个人分子，因为这两者都是“非”个人。“前”与“后”之间所造成的困惑是新世纪运动中最主要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
这里有一个观察研究的具体实例。在伯克利反越战的暴动期间，有一组研究员用科尔伯格的测验对学生们进行一次道德发展的抽样调查。学生们宣称，他们之所以反战是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然而，这些学生的道德发展又处在什么阶段呢？
研究者发现，大约有20％的学生，其道德的发展确实处于后“保守阶段”（或“超”保守阶段）。他们的反抗是基于宇宙法则中的是与非，而不是基于某个特定的社会标准或个人一时兴起的念头。他们对战争的信念也许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然而他们的道德理性却是高度发展的。另外有80％的学生是属于“前”保守阶段，这意味着他们的道德理性是基于个人、甚至自私的动机。他们之所以反战，不是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也不是真的关切越南人民，而是他们不要任何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的动机既非宇宙的或社会的法则，而是纯粹自私的。此外，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几乎没有学生是处于保守阶段，也就是“不论对错，它都是我的国家”的阶段（这类学生没有任何理由反战）。换句话说，这个反战活动是由一小撮“后”或“超”保守阶段的学生发起的，他们吸引了一大群“前”保守的典型学生，因为这两者都处在“非”保守的状态。
相同地，在新时代运动中，我认为少数真的具有神秘、超个人或超理性经验的分子和他们的意识（第七至第九层意识），吸引了一大群属于前个人、神奇的前理性阶段的分子（第一至第四层意识）。原因很简单，因为双方都是非理性、非保守与非正统的（第五至第六层意识）。这些前个人与前理性分子宣称，如同那些前保守阶段的学生一样，他们拥有“更高”的境界和权威的支持，我却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在替自我合理化罢了。如同杰克·英格勒所指出的，他们被超个人的神秘体验论吸引，为的是使自己的前个人倾向合理化。这是典型的“前／超个人的观念混淆”。
我和威廉·艾温·汤姆森（William Irwin Thompson）都认为，20％的新时代运动是超个人的（超越性的和神秘的）；然而有80％却是前个人的（魔幻的与自恋的）。你可以发现有些超个人分子并不喜欢称自己为“新时代人”，因为他们并无“新意”，他们是长青的。
在超个人心理学的领域中，我们小心地处理一些前个人的趋势，因为它们会替这个学术领域带来“轻薄”或“愚蠢”的名声。我们并不反对前个人的信念，只是很难视为超个人的境界。
那些“轻薄”的朋友们似乎对我们相当愤怒，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只有两个阵营：理性和非理性的，所以我们应该加入他们，一起去“对抗”理性主义者的阵营。然而事实上，这个世界有三个阵营：前理性的、理性的与超理性的，我们比较属于理性主义者，而非前理性主义者。高层意识可以转化并包容低层意识。灵性是超逻辑而非反逻辑的，它拥抱逻辑，并且超越，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拒绝了逻辑。每个超个人主义者都必须经得起逻辑的检验，还要以更深的洞见来超越逻辑。佛教是一个极为理性的系统，并以直观的觉察来补足理性，而某些“轻薄”的趋势不但没有超越理性，反而是在理性之下。
因此我们正在尝试将神秘发展中真实的、宇宙性的和经过化验的成分与那些特异的、魔幻的和自恋的倾向区分开来。这是一项非常艰难且吊诡的工作，我们无法做得很好。
让我再—次强调我原始的论点：在治疗任何一种疾病时，首先要很仔细地确认这个疾病中的各种成分到底属于哪一个层面，以相同层面的疗法来治疗它们。如果你判定的层面愈精确，治愈的机会就愈高；如果你的判断错误，只会助长罪恶感和绝望。
“我已经尽力了，难道还不够吗？……我觉得自己才刚重生，但现在我好像又不该在这里了。”
当时间迫近崔雅下一次的体检时，我想我们都有点担忧，主要是因为那些不祥的梦境。崔雅做了骨头的扫描……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拿到了年度的体检报告，这是我头一次在一整年中都没有复发的迹象。真是太高兴了！这段期间我已不再将注意力集中于生理的层次，如果我只以这种方式来定义健康，万一再复发的话，我该如何是好？我又得再当一名失败者吗？
事实上，我感觉非常圆满与健康，充分受到祝福，有肯为伴，与土地再次接触，在我的小花园中工作，从事玻璃盘创作，像新生儿般的纯净，而我最欢喜的部分仍然是崔雅，那位艺术家，她平静而踏实。我的根现在已经扎得很深了……
我持续练习着爱的观想，有时一天会练习好几次。我想像着自己被许多爱我的人包围，并吸入他们的爱。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办到，后来就愈来愈容易了，两天前我做了一个梦，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做过的梦中，自我意象最正面的一个。我梦到一些朋友为我开了一个很盛大的派对，每个人不断地赞美我，而我自己在面对这些赞美时，也毫无困难地全盘接受了，没有过于谦虚的反应，内心也没有声音在说：即使他们这么认为，我也无法接受。我把这些话全听进了心中。
有时候当我进行爱的观想时，我会将环绕在我身边的爱想像成一道金光。曾经有一次，我的观想中真的出现一道非常耀眼的金光，环绕在身体的四周。接着我又看见一条薄纱般的蓝光贴在身体周围，我明白那层蓝色的薄光代表的是我和肯在共渡难关时的沮丧与忧虑。突然间这两道光芒交融在一起，结合成一道非常明亮的、绿色的、充满活力如电流般的强光，一时间我仿佛沐浴在治疗的明光中，感觉内心充满着爱，好像这一切将永远地伴随着我。
我有好几种自我肯定的观想方法。目前所用的是：“宇宙完美地在我的面前展开。”我的问题一直是不信任、喜欢掌控。这种观想同时也协助我不再执著于那些我想做而未做的事，因为我已经从一些终身难忘的教训中学会一些东西。
我称这一切为灵性的免疫系统。这个系统中的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与白血球就是积极思考、静修、自我肯定、僧伽、佛法、慈悲与仁爱。如果这些因子在生理疾病的过程中占了20％的成分，那么这20％我都要。
另一个我正在练习的静修是自他交换。刚开始练习大约是在一年前，第一个浮现眼前的便是与肯住在塔霍湖的情景。我原来以为自己会觉得沮丧、生气或痛苦；可是相反的，我只感到同情与慈悲；对于肯与我在那段时期共同经历的争斗、挣扎与恐惧则产生出了巨大的悲悯。能够对那两名饱受创伤、充满惊恐、已经尽力而为的人生出悲悯与温柔的感受，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自他交换似乎能将所有的苦涩一扫而空。现在当我在练习时，它令我感到自己与众生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结。我不再觉得被孤立，或被排除在外。内心的恐惧已经被一种深深的祥和与宁静所取代。
有时候我只是安住在一种禅境，感觉自己正向天空开展，最后总是会回到铃木禅师的途径——对我而言，静修是自我表达的方式，静修时我所付出的时间和注意力，令我产生自我肯定的感觉，我觉得我在对一个更大的力量献礼。这份感觉带给我不可名状的满足。禅坐时任何身心的变化我都不追踪，也不回顾。如果没有任何进展也没什么关系。
那么，我现在对癌症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偶尔还是会想像再次住院的情景，“会不会又要做化疗？”之类的念头还是会浮现，但我已经不再被搅扰。癌症变成了背景，我甚至连这样的改变都不再认为是什么进步的“征兆”了。我已经听过太多人说他五年都没有复发，但后来竟然转成骨癌。不管怎样，它不再是一个不祥之兆总是好事。
体检后的几个月，崔雅和我开始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有可能恢复正常了。我们让心中的希望缓缓升起，并以此迎接未来，除了写信之外，我也开始打坐。我结合了禅宗的训练，以及卡卢仁波切所教的自他交换和本尊瑜伽。
由于自他交换的练习，我不再害怕自己的焦虑、沮丧和恐惧。每一次当痛苦和恐惧生起时，我就深深地吸入“让我把所有的恐惧吸进来”这个念头，呼气时再吐出去。我开始能安住在自己的情境中，不再退缩到恐惧、愤怒或烦恼中。其实就是，我开始能消化自己的痛苦，那些累积了三年无法消化的经验。
崔雅和我在拉雷多度过圣诞。过去四年也是如此。大家都很快乐，因为崔雅可能在新的一年重拾健康。
回到博尔德以后，崔雅发现她左眼持续出现波浪形的干扰。这个现象已经来来去去一个月左右，现在愈来愈显著了。
我们到丹佛找我们的肿瘤科医师，他为崔雅安排了一个高密度的脑部电脑扫描。当医生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等候室里，他把我拉到一旁。
“看起来有两三个肿瘤在她的脑部，其中一个相当大，大约有三公分。待会儿还要对她的肺部进行扫描。”
“你告诉崔雅了吗？”震惊尚未开始，我觉得是在谈论别人，而不是崔雅。
“还没有，等肺部检查结果出来再说。”
我坐了下来，望着空中发呆。脑瘤？脑瘤？脑瘤是……很严重的。
“她的两片肺叶里也都布满了肿瘤，算一算大概有一打左右。我和你一样震惊，明天早上你们最好到我的诊疗室来，让我好好地对她说？我要把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妥当，再让她知道。”
我整个人震惊得不知所措，我原本以为自己会这么说：“嘿！等等！我们从不这么做的，我要马上告诉她，我们从不隐瞒对方的。”可是没有，我只是麻木地点点头。
回程的路上气氛僵得吓人。
“我觉得自己很干净，很好，真的。我想那大概和糖尿病有关吧，亲爱的，我们有一段好日子等着，别愁眉苦脸的。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要宰了那个大夫，我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崔雅，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一想到这件事可能对她产生的影响，和她将要忍受的一切，我就开始反胃。如果自他交换真的有效，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她吸入我的体内，然后带着那该死的病一起消失在宇宙中。我对崔雅的爱与对那个医生的恨同时在体内无限地扩张，但我嘴里只是不断地喃喃自语：“我想一切都会没事的。”
一回到家，我马上冲进浴室狠狠地吐了一顿。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致命的吸引力”。回到家后，崔雅打了一通电话给医生，知道了所有的事。
我第一个反应是愤怒，难以抑制的愤怒！怎么会这样？！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呢？！该死！该死！该死！该死！然而我并不感到恐惧，也不特别害怕这个结果所代表的意义，我只是火透了。我开始猛踢厨房里的柜子，扔东西，大吼大叫，我不想放下我的愤怒，因为那是正当的反应，我火透了，我要抗争！我观想里的白衣骑士，现在已经变成一群凶残的食人鱼。
我们打电话给家人和朋友，第二天崔雅和我疯狂地四处寻找任何可能的治疗方法，只要可以控制这个嚣张的病情，我们一定前去求医。崔雅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近乎20种治疗方法。其中包括伯金斯基疗法、雷维奇疗法（Revici）、伯顿疗法、杨克诊所（Jander Klinik）、凯利／冈札勒斯酵素疗法（Kelley／Gonzales）、美国的生化疗法、利文斯顿惠勒中心、汉斯·尼泊疗法（Hans Nieper）、斯坦纳·路克斯诊所（Steiner Lucas Clinic），以及泽森食疗。
盛怒之后，我经历了一段放弃与沮丧的日子，我无法自制地缩在肯的怀里哭泣，我完全跌入了谷底，遗憾、悔恨与自责，我已经尽力了，难道还不够吗？我想到会怀念的事：艺术、滑雪、与家人及朋友共度余生、肯、肯的孩子。我多么希望和我的密友们共度余生。我不喜欢把这件事写下来——我永远也无法拥有肯的小孩。肯——我希望能一辈子陪在他的身边，我不想离弃他。我还想跟他厮磨好几年。我走了，他会变得很孤独，他还会再找别人吗？也许他会参加卡卢的三年闭关，这会让我好过一些。
我觉得自己才刚重生，但现在我好像又不该在这里了。
治疗方法只剩几个选择：标准的美式疗法，也就是服用更大剂量的阿德利亚霉素；激进的美国疗法，是布鲁门欣推荐的极激进疗法，由德国的杨克诊所提供。其中一个治疗项目是由迪克·科恩选出来的，他是维琪与癌症支援团体的好友，这项治疗必须长期服用低剂量的阿德利亚霉素，平均来说，14个月后如果无效，就可停止治疗。崔雅已经不想再服用阿德利亚霉素，不是因为她承受不了，而是她觉得这项治疗对癌症根本起不了作用。
杨克诊所是以短期、高剂量的化疗闻名，这个疗法非常激烈，一些承受不住的病人，就必须佐以生命支持的治疗方法。杨克诊所因为替鲍勃·马尔利（Bob Marley）与尤·伯连纳（Yul Brynner）等名人治疗而常被媒体报道。一些公开的报告（非科学性的）也指出，杨克诊所把癌症症状减轻70％，因而吸引了许多慕名者前往，他们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然而许多美国医生却表示，这种把痛苦减轻的现象是极为短暂的，一旦癌症再度复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
布鲁门欣又给崔雅一连串的建议，这些疗法连中美洲的独裁者都会觉得残酷。他最后说：“我求求你，亲爱的，别到德国去。”他依惯例给崔雅一些冷酷的统计数据：也许还能再活一年吧，如果运气好的话。
16 听鸟儿歌唱
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
“爱迪丝，嗨，我是肯·威尔伯。”
“肯！你好吗？真高兴听见你的声音。”
“爱迪丝，崔雅的癌症又复发了，这一次是在肺部和脑部。”
“喔，太可怕了，我真的很遗憾。”
“爱迪丝，你一定猜不到我是从哪里打电话给你的，还有，我们可能需要一点帮助。”
真不敢相信住进医院已经10天，还没开始化疗。我们在星期一抵达波恩，晚上出去吃晚餐。星期二一大早，我觉得不对劲，下午就住进了“诊所”（Klinik）。我得了严重的感冒、发烧（39摄氏度）。除非我能度过这场感冒，否则无法进行化疗，因为可能会并发肺炎。这意味着一切都得往后延两个星期。
住进这里的第一晚，与两位女士同病房，都是德国人，态度很友善，不会说英语。其中一位整夜都在打鼾，另一位似乎认为只要她对我多说些德文，我就会听得懂，于是她一整晚都以德文和我话家常，有时候还自言自语。
“诊所”的所长奚弗大夫设法让我住进一间单人房（这种病房在“诊所”里只有两三问）。房间小得不得了，我却觉得像住在七重天。我非常惊讶这里居然没有几个护士会英文，少数几位会说一点，但都不算流利。我向他们解释自己会说一点法语和西班牙语，聊表不懂德文的歉意。
第一个晚上和我同病房喜欢说话的那位德国女士，带肯和我到餐厅吃饭；晚餐供应的时间是从四点四十五分到五点半。食物糟透了。早餐与晚餐供应的大部分是冷食——起司片、火腿片、肉片、香肠片、外加各种全麦面包，这些对糖尿病人全是禁品。中餐偶尔会提供热食，像是炖肉或煮洋芋，这已经是最极限的菜色变化，但对于必须严格管制饮食的我来说，没有一样是能吃的。“真搞不懂医院里的食物到底是怎么回事？”肯不禁大声地感叹，“究竟是谁让这么多人命丧黄泉，医生还是医院里的厨师？”
第一天在餐厅里看到一位非常吸引人的年轻女郎，戴着一顶很漂亮的假发和软帽。她会说一点英语，于是我向她打听有关假发的事，因为很快就要用上了。我问她癌症的德文要怎么说，否则我连最起码的沟通能力都没有。她告诉我癌症的德文是“Mütitze”。我问她：“这里的每个人是不是都得了‘Müitze’？”她回答说：“是的”，还伸手指了一下在餐厅吃饭的每一个病人。我问她：“你得的是哪一种癌症？”她回答说：“我有一个蓝的，还有一个白的。”我傻住了，怎么也想不透她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才弄明白，原来“Mütze”是帽子，癌症的德文应该是“Krebs”才对。
我们以为波恩是一个沉闷、肮脏且非常工业化的都市。然而，它唯一令人觉得阴沉的只有天气，从其他方面来看，它是个相当可爱、美丽的城市——德国的外交中心，有一间建于1928年的大教堂，一所壮观、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学，一处非常巨大的闹区购物中心，差不多有30条街这么大（完全禁止车辆进入），再走几步路就是壮丽的莱茵河了。
火车站距离“诊所”只有一条街远，医院到我所住的位于购物中心旁的帝侯饭店，也差不多是一条街的距离。购物中心的中央是个市场，当地的农夫每天都把最鲜美的蔬菜和水果带到这个宽阔的红砖区来卖。购物中心的末端是一幢建于1720年的房子，据说是贝多芬的出生地，另一端是火车总站、“诊所”和帝侯饭店，介于其中是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餐厅、酒吧、健康食品店、一整条街长的四楼层百货、运动用品店、博物馆和各种纪念馆、服饰店、艺廊、药局以及情趣商品店（德国的色情文化一直是欧洲人所羡慕的）。从莱茵河到我住的旅馆只要走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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