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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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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自己不要执著生病的附带好处！过去我一直都是属于“自己动手做。那一种类型的人，现在几乎都得让别人来代劳了。我应该觉得值得被帮助，不要存有强烈的回报念头，就像我必须接受别人的赞美。我坐在医院的病床上，让肯或其他的人为我采买食物、处理杂务、带杂志给我，有时还要为我做饭。
哦，该谈谈天气了。这里的天气很糟，潮湿、多云、阴沉。雪雨已经变成了雨，太阳难得露脸，能出现10分钟便相当稀奇了。雨一直下个不停，莱茵河的水位竟然升到八年来的最高点。天气并不能困扰到我这个228病房的女皇；13天前我开始接受治疗以后，就再也没踏出医院的大门一步。好天气大概也睡午觉去了！
有一位很可爱的女孩每周两次到这里来教艺术课程，她启发了我对压克力（acrylics）画的兴趣，这与我过去所画的铅笔素描和玻璃创作截然不同。我才刚入门，还在学习如何调色、混色，如何从背景到主体组成一幅画面（画铅笔画时，我通常会从主体着手）。很难相信我可以自得其乐地在病房里待这么久。
至于奚弗大夫，我开始相信他可以在水上行走了。肯觉得奚弗是他所见过的人当中心思“最缜密、最快速”的人。他每星期二的巡房，来去犹如一阵疾风，我已经学会掌握有限的时间和他预约。但即使定好了约会，在正式踏进他的诊疗室前，我们还得再等两至四小时左右。
每一次碰面我都会录音，因为我的笔无法巨细靡遗地记下他所说的那些真相、故事、意见与笑话！他读过两本肯的德文版著作，很喜欢治疗这么出名的病人。我们在他的书架上发现伊塞尔疗法（Isssels’s therapy）、伯金斯基疗法、泽森疗法、凯利疗法的书籍；我心想美国医生的书架上能找到这些书吗？听说奚弗大夫曾经不辞辛苦地到处收集各种癌症的疗法，并亲身实验，加以改良。他有惊人的活力与能量，我对他很有信心。他是最先进的癌症研究者，他所采用的方法从干扰素一直到酵素治疗。我不但信任他的判断力，也相信只要是对我有益的方法，他一定会采用。
星期一和奚弗大夫会谈之后，我再来完成这封信。到时候我就会知道电脑扫描脑瘤的结果了。
于杨克诊所
1988年3月26日
我觉得心中有很多的爱想分给你们每一个人。我感触到了你们所给我的爱和支持，这使我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就像我替窗台上的那一排植物浇水施肥那样，你们的爱与支持滋养着我的心灵，帮助我保有喜悦的心情与生命的活力。
“你喜欢吃甘草软糖吗？”这是他开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甘草软糖？那是我的最爱。”从那一刻起，我们每一次和奚弗大夫碰面时，都会先谈一谈我在哪里吃过最棒的甘草软糖。
不只是甘草软糖，还有啤酒。奚弗在医院里摆放着一台啤酒的自动销售机，两罐“Kolsch”啤酒五马克。离开塔霍湖的那一天起，我就戒掉了伏特加，只准自己喝啤酒。奚弗一天要喝10到15罐啤酒（德国真不愧是全世界啤酒消耗量最高的国家）。但他也患了糖尿病，只能以甘草软糖取代。我很快就变成那台自动销售机的好友。“啤酒，”奚弗似乎在鼓励我，“是唯一喝进多少就排出多少的酒。”因此他对所有的病人都不加以管制。
有一回我问他（我时常问其他的医生同样一个问题）：“你会不会建议你的妻子采用这种特别的疗法？”
“永远别问医生会不会建议他的太太去做某种治疗，因为你不晓得他们感情好不好。最好问他会不会对自己的女儿采取相同的方法！”他一边说着，一边笑了起来。
“那么，你会不会如此建议你的女儿呢？”崔雅问。她记得对肾上腺的抑制有助于乳癌的治疗。
“我们不会这么做的，这里的生活品质已经够低了。别忘记，”他说，“环绕着这个肿瘤的是人的身体啊！”就在这个时刻，我爱上了奚弗大夫。
我们也问了一些在美国盛行的其他疗法。
“不，我们也不会这么做的。”
“为什么？”
“因为，”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么做会伤到人们的灵魂。”
眼前的这个人是以极为激进的化疗闻名于世的，他之所以不愿采用某些疗法，原因是它们会伤到人们的灵魂。
癌症已经普遍被认定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他的想法呢？
“有些人说乳癌是一种心理问题：和先生、孩子、甚至家里养的狗有关。然而在战争期间的集中营里，虽然充满各种问题以及极大的压力，乳癌的罹患率是最低的，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食物里没有油脂。德国在1940至1951年之间的癌症罹病率最低，然而那是一段充满高压的日子。所以请问心理问题如何会致癌？”
“维他命呢？”我问道，“我是受过训练的生化学者，从我做过的研究来看，大量服用高单位的维他命不但能抗癌，甚至会抑制化疗药剂。美国的医生都同意这两个观点。”
“你说得没错，尤其是维他命C特别具有抗癌效果，但如果进行化疗时也服用它，就会对‘ifosfamide’与大部分的化疗药剂产生抑制作用。曾经有一位德国医师宣称，他因为在进行化疗时让病人同时服用大量维他命 C，所以病人不掉头发，当然癌细胞也没除掉。为了证明这一点——”在这里必须先声明一下，欧洲学者型的医生通常都有神农尝百草的传统精神。“我在许多位医师的见证之下，先为自己注射致命的‘ifosfamide’，接着服用20克的维他命C。结果我到现在还好端端地活着。因此这位医生给病人注射的不是真的‘ifosfamide’点滴，他给的是一剂无关痛痒的药。”
假设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可以成为像奚弗这样的大夫，我想我就不会离开杜克大学了。美国大部分的医学院只教会你把黑死病的骷髅头对准病人：“死亡也不能免除你付账的义务。”
有—天我在人行道上遇见奚弗，我问他：“这附近到底有没有好餐厅？”
他笑着说：“朝那个方向走两百英里，一越过法国边界就有了。”
星期一做了电脑断层扫描，星期三我们和奚弗大夫碰面。他说扫描的结果“出奇的好”……脑部的肿瘤几乎完全消失，只剩下边缘，形状有一点像新月。放疗显然有效，当然我还有两次的化疗要做，这意味着我仍然有复原的机会。万岁！ （在第二次治疗以前，他们并不打算检查我的肺部。）这真是令人振奋，我的父母也比较安心了。
唯一令人失望的是，我的血液指数并没有上升，虽然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它们得恢复到一千五百以上，我才能与爸妈、肯去度假。七天以来，我的白血球指数一直在四百一六百之间徘徊，血红蛋白更低。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我到德国以前所做的骨髓采集，已经抽掉了半数的骨髓。奚弗大夫说这意味着我的“母细胞”比较少，骨髓中的年轻细胞群比较多，一旦它们成熟了，血液指数自然会升高。鲍勃·多蒂的指数也曾经从两百升到四百再跌回两百，但是当指数升到八百，隔天便攀升至一千三百，再隔一天就到了两千。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进展……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他们本来不打算为我检查白血球的数量，但这么一来，我就走不了。于是肯再次出去兴风作浪了一番，他说现在每个人都讨厌死他了。我很高兴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些比较难缠、要求比较多的癌症病人复原得比较好。我母亲说，他们在安德森医院遇到的医师也持相同看法：不收过于被动的病人，因为主动而积极的病人复原的几率比较大。我暗自期望这里的护士也能读一读这些研究报告！我有一部分的人格时常害怕提出要求或怕要求会令人生厌，这份报告使我的恐惧和缓了不少，对我产生了很有趣的影响——我好像已经得到许可，不必表现得太友善，只要提出自己的需求就够了。如果换了别的研究报告，我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要有不同的表现。举例来说，当我又开始进行佛教的静修练习时，很自然会思考正精进、接纳与安住在事物真相之类的道理。这时，“打倒癌症”的战斗意志和愤怒就会消失。这种改变对我而言是很好的，可是我又记得某些研究报告显示，具有战斗意志和愤怒的病人的治疗效果比较好。我是不是丧失了“战斗意志”？这样不好吗？这又是个“做”与“存在”的古老议题。
很巧的，昨天晚上我在《纽约时报》（1987年9月17日）读到一篇丹尼尔·高曼的文章。一位名叫珊卓·李维的医师对36名严重的乳癌患者做了一次对比的研究，那些具有战斗意志与愤怒的病人和被动的、态度友善的病人所产生的结果如下：
7年以后，36名妇女中有24位过世了。出乎李维医师的预料之外，她发现经过一年之后，愤怒对于病患的存活率并没有什么影响。这7年的观察显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心理因素似乎是生之喜悦。
她发现可以预测存活率的主要因素，其实都已经完备地包含在肿瘤学中了：在第一次治疗过后，某些病人许久不再复发的次要原因其实是“喜悦”，这是透过标准的纸上测验所得的结论，一旦癌细胞开始扩散，要想预测病人的存活率，观察其心情是否喜悦，远比癌细胞转移到哪里要重要得多。她完全没有预料到喜悦竟然那么强有力地决定了病人的存活。
真高兴知道这件事，我虽然一直被困在医院里，但心情非常快乐。我很乐于以我的愤怒来交换喜悦，谢谢你！可是我马上又联想到，如果我感到沮丧或不快乐，这份报告又会让我产生什么感觉呢？这些新发表的论文、新的研究、新的实验结果、新的预测，等等，将会引发永无止境的摇摇球反应，因此我必须培养平等心与定力，安住在事物的真相中，只观察而不企图改变，这份训练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医院很安静，没有太多的活动。鸟儿在我的窗外歌唱。有一只鸟的歌声带着抖音，另外一只则持续地发着单音，前者是后者的配乐，就这样一、二、三、四、停，一、二、三、四、停地演唱着，真是天籁。
六条街远的波恩大教堂一整天断断续续地敲着钟，与鸟儿的歌声汇合成交响曲，我在这首乐曲中慢慢醒来。肯每天都到教堂点燃一根蜡烛，他说有些时候还会在那里“小泣”片刻。前几天他带我的父母一同前往，他们也为我点燃了三根祈福的蜡烛。
从我的窗口望出去是一个紧邻其他建筑物的开放空间。外面的树尚未吐出新芽，我想当它们冒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还在这里，到时候观赏它们感觉一定很棒。
明天就是复活节了。今天早晨我是被太阳晒醒的，自从来到这里，这还是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坐在病房里享用早餐，脑子想着鸟儿悦耳的歌声，突然有一只红头鸟飞到我的窗台上歇息。那儿有一块已经摆了好几天的黑麦饼，我看着它被雨淋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打从我住进这个房间，没有一只鸟儿肯接近它一步。今天早晨突然飞来这只红头鸟，凝神地注视着我；我静静地不敢劝弹，免得把它给吓跑了。接着又飞来一只头上有斑点的鸟，盯着我瞧了几分钟以后，也开始啄食那块饼干，一直到啄尽之后才离去。它们接受了我偶然的供养，仿佛领圣饼一般。
我觉得心中有很多的爱想分给你们每一个人。我感触到了你们所给我的爱和支持，这使我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就像我替窗台上的那一排植物浇水施肥那样，你们的爱与支持滋养着我的心灵，帮助我保有喜悦的心情与生命的活力。我觉得自己受到相当大的祝福，因为有爱我的家人、先生与朋友。
心中充满爱的崔雅
于4月1日
P．S．我的白血球指数已经回升到一千了，看样子我们的巴黎之行不久就要实现了！
17 春天是我现在最喜爱的季节
“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做了。”
——圣保罗
“肯，别让那个意外扫了你的游兴，巴黎真是个美丽的城市。”
瑞德刚才在巴黎郊外撞上了一辆车——这是他77年来发生的第一起车祸。他已经连开了好几天，我担任的是领航员的角色，身边都是地图，苏与崔雅坐在后面。我们横越德国，穿过瑞士，来到巴黎。关在斗室—个多月以后，崔雅终于可以吸一吸乡间的空气了。
我们正跻身于前往巴黎的车阵中。瑞德才向后探了一眼，便撞上前面的一辆车，那辆车又撞上前面的车。虽然无人受伤，场面却很壮观，当地的人全都跑出来看这场秀，兴奋地指指点点，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还好，崔雅会说流利的法语，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她很有耐性地和被波及的人协谈。她站在那里，帽子遮住了她完美的秃头，终于，我们顺利地摆脱了困境。
离开波恩的那天是复活节，一个阳光灿烂、空气清新的早晨。车子不停地往前开，老爸掌方向盘，肯则负责引导我们进入每一条风光明媚的小径。我们经过许多小镇，看见当地人为了复活节穿着盛装走出教堂，父亲们牵着女儿的手，祖父母们尾随于后，一起走进餐厅，四周是盎然的绿意。有个小镇看起来像滨海的度假村，挤满了前来赏花、做日光浴的游客。这里至少有30间餐厅设有户外的餐桌，坐在外面用餐可以鸟瞰河面的景致，因此几乎都坐满了人。宽广的步道上也挤满了度假的游客，河边的公园里有各种年龄层的人，悠然地闲逛。我们开车离去时，还塞了一整排车子，准备进入这个市镇。
车子一路往前开，我贪婪地浏览着窗外的景致：柠檬绿的草坪、河边冒出新叶的树木、如惊叹号般遍布四处的黄色连翘、开满花朵的樱桃树、布满山坡与河床的葡萄园。我们从一个河谷驶向另一个河谷，从德国前往巴黎，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我长期困在医院的双眼与灵魂，迫不及待地将美景深深地“一饮而尽”。我没有丝毫的倦怠感，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春天的美景。你能想像吗？秋天一直是我最钟爱的季节，现在和煦的春天已经取代了秋的地位。
巴黎真的很美，我们享受了一生难有的奢华款待：瑞德和苏安排大家住进豪华的丽池饭店。光是简单的牛角面包与咖啡，一份早餐就要40法郎。右边拐角处是著名的“哈利的纽约酒吧”（Harry’s New York Bar），据说是海明威、费兹杰拉德（Fitzgerald）以及所谓跨掉的一代最喜欢停留之处，也是巴黎少数几处英语人活动的地方。酒馆楼下的房间现在还摆着格什温（Gershwin）的钢琴，“一个在巴黎的美国人”（An American in Paris）就是利用它谱成的曲子。哈利宣称他们是第一个调出血腥玛丽与马车的酒馆，姑且不论真假，他们的血腥玛丽真的很令人难忘，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实。
不过真正令崔雅和我感动得落泪的，还是圣母院大教堂，癌症、疾病、贫穷、饥荒与苦恼的凡俗世界，都被挡在了庄严的大门外，四处可见早已失传的神圣图案。崔雅和我参加了当天的弥撒，我们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仿佛全能的上帝这一次真的会降临，奇迹般地消除她身上的肿瘤，只因这个神圣的空间隔开了它的子民所染指的尘世，连它都被激起了有所行动的兴致。由彩绘玻璃穿透进来的阳光似乎也有治疗的效果，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
崔西和迈克来了，我们向瑞德和苏告别，开车前往左岸。崔西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艺术家，崔雅是一位工艺家，迈可和我则是具有欣赏力的旁观者。我们随着人群在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前，准备欣赏梵高的画作。叔本华曾经提出一个艺术理论：坏的艺术模仿，好的艺术创造，最好的艺术超越。所谓的“超越”，他的定义是“超越主客的二元对立”。他说所有杰出的艺术品都有一个共通性——可以让一位敏锐的欣赏者脱离自己而进入作品中，令那份孤立的自我感完全消失：换句话说，伟大的艺术品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神秘的。在见到梵高的作品以前，我一直不相信这个论调，现在我真的被震慑住了，屏住呼吸、超脱自我似乎在顷刻间发生了。
离开巴黎返回德国的途中，迈克开车，崔西领航，肯与我则懒散地横靠在后座。又回到了乡间，我最喜爱的旅游点。我们在维特镇（Vit… tel）逗留了一晚，这是个水源地，很难分辨它到底是已经过气的观光小镇，还是尚未从凛冽的冬季中醒来。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因为我们的房间对面就是一个充满阳光、绿意盎然的公园。我拉了一张小椅子坐在阳台上，心里十分满足。
沿着曲折的小径，我们回到乡间的公路，在溪流旁野餐完，攀上较高的一座丘陵时，竟然发现一座滑雪场，里面有缆车，有人正在滑雪，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否则我可能会说服身边的人让我滑几个回合，我多么想到雪地里一边滑雪一边享受阳光。我想起奚弗大夫提过一个小男孩，他在白血球指数降到四百的时候仍执意要去滑雪，最后死于肺炎。我能体会那股强烈想要冒险的欲望。
科尔马（Coimar）是我们最喜欢的小镇，老旧的半木造小屋一间挨着一间，仿佛相互扶持了数个世纪之久，房子有的向前弯，有的向下垂，有的倾斜，有的摇晃，有的蹲伏，有的凸出，每间都有独特的个性。譬如某一间是风干的橙红色，旁边那间是斑驳的乳白色，接下来的一间是纹理清晰的蓝色，最后两间则呈现出龟裂的灰色与皲裂的灰褐色。到处都是卵石铺成的巷道，窄小而弯曲，只适合步行，巷道两侧的农舍好似满脸风霜的邻人倚着栏杆，互相交换村子里的绯闻与闲话。楼下的巷道挤满了观光客，络绎不绝地看着橱窗里的东西，点亮教室的香烛。
科尔马有一幅举世闻名的祭坛画作（Retable d’Issenheim，1515），看起来有点阴森，那个时期的生活可能也有点阴森——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肖像，头上箍着荆棘，血从铁钉中淌出，全身上下到处是伤口。崔西说，当时的欧洲梅毒正猖獗，因此，艺术家把这个苦难的标记也画在耶稣的身上。刚开始我觉得这幅画太强调基督的受难，接着我联想到许多佛教僧侣也喜欢在坟墓打坐。生活在16世纪同样充满苦难，这幅画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一点。我吸了一口气，看着自己对这幅画的反应，看着自己不愿意了解从古到今这样的事情一直仍在发生，也想到自己与他人的苦难时，不禁起了寒战。我看着这些强烈的反应，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一股悲悯与善意从心中生起。
在萨尔茨堡（Salzburg）停留的那段时间，我们喝了点阿尔萨斯酒，吃了一些蛙腿，买了几块印有农庄图样的桌巾，还参观了教堂。为我们服务的女侍开心地对我们说，下一次我们要去巴黎的时候，她可以陪我们一同前往，因为巴黎的食物“très cher et pas bonne”——既贵又难吃。
回到德国，我们继续往波恩的方向行驶，沿途在巴登巴登（Baden Baden）落脚，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温泉小镇。在这个地方，崔雅经历一件十分困扰她的事，也让我们朝着不可思议的方向联想。
第二天我们去洗了一次罗马——爱尔兰式的温泉浴，非常舒服的经历。我们被带到十个不同的温泉浴池，每一处的温度略有不同，这一连串的浴池温度全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因此可以产生最大的放松效果，然而那天晚上我发现自己的五角星项链竟然不见了！我们找遍每个角落，询问每一个可以求助的人，还是不见它的踪影。这是我的护身符，是我父母在我和肯离开旧金山前往德国的那一天给我的礼物。它是按照我画的一个图，请我们的好友罗塞尔用手工打造的。它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在德国的头一个月，日子过得黑暗无光，好几次从睡梦中醒来，我发现自己牢牢地握着这颗星，因为它，我不再孤独。我非常惊讶怎么会把它给弄丢了？一点迹象都没有，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我迷信的那一面，很自然地随着这个意外增长：难道我从此以后没有好运了吗？这是否意味着将有不好的事要降临？这是否象征着我的“守护星”陨落了？
一整晚崔西、迈克和肯不停地安慰我。突然我想到了卡卢仁波切教我的观音菩萨观想法门。他要我观想诸佛菩萨都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把全世界最美好的东西，供养给它们；她们非常喜悦，把祝福如华雨般遍洒全宇宙。我也忆起了自他交换的观想。我把别人的苦难吸入体内，再把自己的善业吐出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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