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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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真的是在误导我们，想让我们觉得好过一些呢？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的正统肿瘤科医生认为他的目的是为了钱，不过这种说法实在太荒谬了。冈札勒斯是事先统一收费的，不管崔雅是死是活，他都已经收了钱。

如果是为了让我们好过一些，他应该知道我们很快就会察觉，而且很可能演变成违法的欺诈事件。崔雅甚至还问过他：“如果你的判断错误，而我们因为你的错误拒绝了正统医疗的途径，结果把我害死了，你该怎么办？我的家人可以告你吗？”他回答说：“可以的，他们当然可以，只不过这种疗法在美国是合法的，而且有很高的成功率。如果不是这样，我和所有治疗过的病人早就死了！”

此外冈札勒斯也必须考虑自己的名声；如果他的病人没有起色，他会立刻建议他们采用正统疗法。他希望崔雅和其他人活得一样久，他对崔雅深具信心，认为她会很快好转。

因此他不是误诊，便是在撒谎。但他应该不会撒谎才对——那个损失太大了。那么他是误判了检验的结果吗？他为什么如此深具信心？我知道他这种检验已经做过数百次了，以实验的角度来看，他一定是发现这项检验具有相当高的正确性，虽不是100％，也足以让他挂牌行医，此外他还结合了其他的检验。如果这项检验没有那么精确，他也应该会发现，并算出其中的误差，然后告诉病人。我们实在不该怀疑他，如果他是错的，他自己一定也知道！

而且从外面的消息（他的档案都是对研究人员开放的），大约有70％的病人不是好转就是稳住病情。从每一个案例来判断，他们的血液分析与病情都非常符合。

我逐渐理出一些头绪，心想这个疯狂的疗法，也许真的产生了一些功效。

做了决定的崔雅，似乎也感觉这个疗法真的生效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俩都不想太笃定。我们仍然假设她只有不到一年的寿命，如果希望太大，到时候岂不更失望？！虽然如此，乐观的期望还是慢慢从心底生起，所以我们决定在崔雅热爱的阿斯彭待一个月，我们现在有车，只要花四小时就到了。

可以在阿斯彭待一个月！尽情享受生命一个月，不必打电话给医生排定检查或诊疗，躲开有关癌症的所有事项，花一个月的时间健行、听音乐会、见老朋友、做户外活动，与家人相聚……万岁！

就在我们出发前往阿斯彭的最后一刻，肯发现一个为期两周的佛教禅修，闭关地点在加拿大的北部，他很想参加。我也很高兴，因为他说自从我一月份复发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件事如此兴奋。这一整年对于肯来说想必极为难挨，毕竟他是我唯一的支持者，此外他还得面对我未来的死亡和遗嘱问题等等。而我可以趁机和父母、妹妹与狗儿们共度一段时间。能离开博尔德休息一阵子真是件好事，我发现自己开始失去应付治疗琐事的战斗力了。

真的是酵素发生作用了吗？冈札勒斯是对的吗，还是那些正统医师？我不晓得。在阿斯彭我有太多复杂的感觉，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度假了。经过独立隘口时，我为它壮丽的景观而落泪，第二天去我的静修小屋，也为白杨树透过来的阳光而潸然落泪。如果不是意识到明天可能就看不到这些景物，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这里的美令我对生命深深赞叹，我只想要更多、更多的美！你很难不执著，如果在你周围的是水晶般清澈的溪水所发出的冲刷声，微风中轻柔摆动的白杨树，抬头仰望赫然发现的万点繁星。没错，有时我真的对生命依依不舍，尤其是在阿斯彭。

在这里我不只看到自己的执著，也察觉自己的局限。听到朋友提起他们的异国之旅，或是肯告诉我加德满都要举办闭关，我立刻联想到细菌、肮脏的馊水和感冒。我体内的免疫大军已经全部武装起来对付癌症，没有剩余的军备再去对付感冒，更别提那些具有异国风味的病毒了，我恐怕从此以后无法再放心地去旅行了。

我每一次出门都得带胰岛素、水、药丸和甜点（在血糖突然降低时服用），还要随身带着保暖的外套。这些安排都会助长我执著的一面。我发现打坐最容易生起以下的念头：凌晨的酵素到底吃了没？……让我想想，如果在12点吞药丸，那么一点以前我就得吃点心，因为胰岛素……如果我没有早一点服用那些药丸，如何能挤进其他的药丸……去阿斯彭之前，我一定要记得购足胰岛素，还要将两种反雌激素的药罐都装满……要去一趟医院多要几份检查报告的副本寄给安德森……也许我该更改一下今晚的胰岛素剂量，因为空腹时的血糖指数太高了，等等，等等。这都是垃圾，这些筹划的念头侵犯了我的时间，真是心猿意马，心猿意马啊！

我去参加闭关是近三年来和崔雅第一次小别——密宗大圆满（Dzogchen）的禅修闭关。结束后我回到阿斯彭陪伴崔雅。我们仍设法不要太相信那些酵素的功效。虽然崔雅大声质疑自己是否还能见到下一个春天，她的喜悦与热情的静定还是时而浮现，我也因为一些开心的想法有点疯癫。

在阿斯彭的这段日子里发生了好多奇妙的事。其中之一是约翰·丹佛与卡桑德拉的婚礼，肯和我都认为她的澳洲腔实在很有趣。婚礼是在史塔伍德（Starwood）的高原举行，落日的余晖照亮了四周锯齿状的群山。

另外一件美好的事就是肯回来了，加拿大的闭关令他充满了能量。他临行前还对我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参加。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凭直觉去做一件事。后来他才知道这个由贝诺法王（Dema　Norbu　Rinpoche）所主持的闭关是佛教最高的智慧传递法会。西方总共举办了两次，全世界只有极少数的老师有资格教导。闭关的过程似乎相当难挨，短短的两周内，肯接受了12次以上的灌顶，或者智慧传递。他回来之后改变很大，整个人变得更轻松、更平和了。

其他的美好时光都是与家人共度的，大家一起消磨时间，我享受他们为我做的每一件事。这次风中之星基金会一年一度的座谈会是在音乐节营区举行的，充满了启发与快乐。

风中之星的创办人汤姆以《我们星球的状况》（State　of　Our　pla　）为题进行讨论，最后一次的主题是观点的改变，有6个人分享了观点的改变如何帮助他们度过生命的挑战。

汤姆邀请我担任其中一名发言者。我知道自己必须接受这份邀请。我在静修时与我的肿瘤交谈，肺部的肿瘤不断地告诉我要勇于开口讲话，特别是说出这段与癌症共处的经历，同时传出的另一个声音却非常害怕。它必须透过我的经验和行动来证明说出真相并不是一件恐怖的事。因此我心怀恐惧地接受邀约。

每个人的谈话被限定在三到四分钟，可是我足足讲了九分钟，在场的人都起立鼓掌。我讲完后，约翰开始高唱“我要活下去”这首很美的歌谣，唱完之后他对我说：“这首歌是献给你的。”整个过程真是美极了！

会后，我们与约翰以及卡桑德拉共进晚餐。肯与约翰非常投缘。回到博尔德以后，卡桑德拉前来拜访我们，与我们在阳台上吃午餐，并且带来令人惊喜的消息：她怀孕了！虽然这对我而言是个永远无法达成的心愿，但我还是为卡桑德拉与约翰高兴！啊，生命不断地延续着……

回到博尔德，我们又送了一份血液采样给冈札勒斯医生做另一次分析。崔雅的指数竟意外地下降了五点！就连冈札勒斯本人也难以置信，于是要求实验室重新分析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他将这项成果归因于崔雅对这项治疗所抱持的“稳定而热忱”（热情的静定）的态度。他开始将崔雅的例子介绍给其他的病人，告诉他们如何做才正确。于是我们接到许多同样在接受这项治疗的病患打来的电话，我们很乐意能协助他们。

你也许会怀疑这些酵素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功效？根据冈札勒斯那份“可笑的小检验”（这是他对这份报告的称呼），酵素发挥的功效非常好。从刚开始的38指数（他通常不接受指数超过40的病人），一直降到现在的28，一共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不打算就此燃起希望。毫不执著地努力！这是我的座右铭。但是偶尔幻想自己可能活到很老，与肯、家人、好友们共度未来的美好时刻，也是很棒的事。我也许真能活得比吉普车的保证期更久一些！

崔雅的家人来拜访我们，当他们正要离去时，我在他们身后大声喊着：“你们知道吗，我刚才在想她或许会好转！我真的这么想！”

我探头到房里，“崔雅？”

“肯？”

“崔雅？老天，你去哪里了？我到处找你！你去哪里了？”

“就在这里啊！”她温柔地看着我。

“你还好吗？”

“啊，当然好。”我们亲吻、拥抱，紧握着对方的手。

“我看见你带他来。”

“哦？我觉得好像是他在带我。”

“仔细听好。”那个形体说。

20　支持者

当酵素治疗持续发生效用时，检验结果的争论之战也达到了顶点。冈札勒斯医生这方的说法是：从治疗的第三个月起，病人会特别疲倦；许多人觉得自己就像快死了似的。这是因为酵素开始在瓦解组织，包括肿瘤，于是有毒的废物不断地在系统中累积，咖啡灌肠、泻盐和其他的方法就是用来排毒的。这时肿瘤增生的情况格外活跃，电脑断层扫描的结果，肿瘤可能比以前还要大一些。

如果治疗产生了效果，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实际上每一位接受凯利疗法的病患在好转前都必须渡过这一关，所以这一切症状当然也会出现在崔雅身上。根据那些指数和特别的血液分析，冈札勒斯医生估计崔雅大约有70％好转的机会——无论是病况获得稳定或是减轻。

然而，正统的肿瘤科医师们却认为她只剩下两到四个月的寿命。

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随着时间的消逝，检查的结果愈来愈戏剧化，双方的诠释也愈来愈对立。我发现自己陷入分裂，一半相信冈札勒斯，另一半则相信那些肿瘤科大夫。我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哪一方完全对或完全错。崔雅也—样。

这真像是阴阳交界：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要不就愈来愈好，甚至恢复健康，要不就一步步迈向死亡。

这些酵素令崔雅觉得精疲力竭，但除此之外，其他方面倒还好。事实上她看起来很好，非常美丽。一些主要的症状她都没有——没有咳嗽，没有头痛，也没有视力的问题。

整个情况是如此荒谬，崔雅常常觉得很滑稽。

我该怎么办？拔光头发，连一根都不留？我坐在地板上，入迷地望着屋外的景致，狗儿们的嬉戏，给我的生命填补了至乐。我感到非常幸福，每一次的呼吸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么令人愉悦，那么宝贵。我错过了什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

崔雅只是单纯地向前走，像个走钢索的人，一次一步，拒绝往下看。我虽然想跟随她，但是我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往下看。

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风中之星基金会的年会上分享她的经验，这是整个年会中被投票选为最有意义的一项活动。我们将过程录下来，反复看了好几遍，这段分享中最令我震撼的是，崔雅把她五年的抗癌历程所学到的每一件事都加以浓缩整理，在短短的数分钟内阐述得极为完整。这段分享摘要了她的灵修观点、静修练习、自他交换以及所有的事，却没有提到“静修”、“自他交换’、“上帝”或“佛陀’之类的字眼。在看这卷录像带时，我们俩都注意到，当崔雅说“我的医师预估我只能活两至四年……”时，她的眼神有点呆滞，因为她在说谎，事实上医生认为她只剩下两至四个月的寿命。她不想吓倒在座的亲友，才决定将这件事保留，成为我们俩的秘密。

她能做这样的分享，我也非常讶异。她的肺部有40个肿瘤，脑部有四个，肝脏还有好几个转移性的肿瘤：电脑断层扫描显示，她最大的肿瘤又长大了30％（像一颗大李子一般）；主治大夫才刚告诉她，如果幸运的话，她还有四个月的寿命。

还让我震撼的是，崔雅所展现的活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她照亮了整个讲台，每个人都看到，也感觉到了。我心里一直在想：从第一天见到她，我就爱上了她这一部分。这个女人就是生命的本身，她整个人充满了生命力。这是人们觉得她吸引人的原因，这股能量让人们因她的存在而受到鼓舞，想围在她的身边看着她，与她交谈，和她在一起。

当她步下讲台时，所有的观众都被她照亮了，我心里不断地想：崔雅，好一瓶年代久远的美酒啊！

哈罗，我的名字是崔雅·吉兰·威尔伯。你们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我过去的名字叫“泰利”，我在风中之星基金会的草创期便加入了这个组织。

五年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1983年的8月，我遇见了肯·威尔伯。我们坠入情网。我喜欢称之为一触钟情。四个月后我们结婚了，婚礼才过10天，我就被诊断出罹患第二期的乳癌，我们的蜜月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过去这五年，我经历了两次复发，接受许多不同形式的治疗，包括正统与另类的疗法。今年一月，我们发现癌症已经扩散到我的脑部与肺部，我的主治大夫估计我只剩下两至四年的寿命。

因此当汤米要我来谈谈这件事时，我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还在生病呢！而晚上要分享经验的其他人多少都已经克服了他们生命中的障碍，或透过挑战而有了具体的创造——譬如米雪刚才告诉各位的故事，她是我15年的老友，也是我仰慕的人。

好吧，既然我还在生病，那就看看得了癌症之后，我的生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曾经和数百位癌症病患做过咨询。我和友人在旧金山创立了癌症支援中心，每周提供数百位癌症病人各种不同的免费服务与聚会活动。此外我尽可能忠实地将自己的经验与内在探索记录下来，看过的人都觉得很有帮助，我希望能很快地集结出书。

然而完成这些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落入一个古老的陷阱，因为我把成功、赢得身体的健康与外在的具体成就视为同一件事了。后来我才感觉到，我们今晚在这里所表扬的观念上的改变以及更高的选择，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改变与内在的选择。要谈论与理解外在世界的事是很容易的，但更令我兴奋的是发觉到自己内在的改变，借着每一天的灵修，将自己对健康的认知从肉体提升到灵性的层次。

一旦轻忽这份内心的工作，我发现自己充满危机的人生情境立刻变得恐怖、沮丧，甚至乏味。内心的工作如果一直在进行（我采取折衷的态度，吸纳各门各派的方法），我就能感受到生命的挑战、振奋和深刻的参与感。我发现自己乘坐的这辆癌症的情绪云霄飞车，是我对生命热情逐渐增长时练习静定的好机会。

学习与癌症为友，学习与提早来临的死亡和痛苦为友，从其中我学会了接纳自己的真相和人生的本然。

我知道有很多事是我无法改变的，我不能迫使生命有意义或变得公平。我愈是能接受生命的本然，包括所有的哀伤、痛苦、磨难与悲剧，愈是能得到内心的安宁。我发现自己开始和受苦的众生有了非常真实的联结。一股开阔的悲悯之情不断从心中涌现，我想尽我所能持之以恒地提供帮助。

有一句老话在癌症病患当中相当流行：“人生随时都是终点。”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其实是很幸运的。我常常会注意到那些亡故者的年龄，读报时也注意到那些年纪轻轻就葬身意外的人；我习惯把这些消息剪下来提醒自己。我很幸运能事先得到警讯，因为如此一来，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机警地过活，我觉得非常感恩。

因为不能再忽视死亡，于是我更加用心地活下去。

会场中有数百人，当她的分享结束时，我环顾一下四周，几乎所有的人都起立为她鼓掌，人们的脸上挂满了泪水大声地为她喝彩，就连摄影师也甩下手中的摄影机。我想如果人的生命是可以赠予的，那么所有人想分给她的生命已经足够她多活好几个世纪了。

如果你想熄灭自我感，就必须实践无私的服务。你必须服务他人，但不是为了自己或希望受到赞美；而只是单纯地去爱、去服务——就像德蕾莎修女所说的：“要爱到心疼为止。”

就在这段期间，我决定写一封与崔雅相辅相成的信，一封给正处在炼狱的支持者的信。以下是浓缩的版本。

亲爱的朋友们：

身为—名支持者，我发现我们有一个隐藏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在照顾工作进行两三个月后渐渐浮现。其实外在的肉体以及显而易见的照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你只要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表，学习煮饭、洗衣、打扫或其他支持者必须为爱人做的事：带他们去医院，陪他们治疗等等。虽然这些事不见得容易，但解决的方式是可以看得到的——你可以自己多做一些，也可以找人来分担。

对支持者来说，更困难、更险恶的是那些来自情绪与心理层面的烦忧。它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是私下的，一是公开的。在私下这方面，不管你个人的问题有多少，一旦与患有癌症或是重病的人相比，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在照顾他们几星期或几个月后，你不再谈论自己的问题，因为不想让心爱的人烦恼，不想让情况变得更糟，你不断地对自己说：“至少我没有得癌症，我自己的问题不至于那么糟。”

但是经过几个月以后（我想这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个问题冒出来了：虽然自己的问题与癌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它们并没有消失，甚至更糟，因为你不能表达出来或解决它们。问题因此逐渐扩大，你将塞子塞得愈紧，它们的反弹力愈大。你开始变得有点诡异，如果是内向的人，身体可能会抽搐，呼吸有窒息感，焦虑也会开始浮现，你会笑得太狂，无意识地借酒浇愁。如果是外向的人，你会开始在不适当的时刻发脾气，性情暴躁；你火冒三丈，到处摔东西，猛灌啤酒。内向的人常常兴起自杀的念头；外向的人会有置人于死的欲望。不论处在何种情况，死亡都吊在半空中；愤怒、憎恨、苦涩随时爬上心头，然后又生起一股矛盾的罪恶感。

这些感觉与情绪在那样的情况下是自然且正常的。如果支持者没有经历过这些感觉，我反而比较忧虑。处理这些感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讨论它们，我认为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接着支持者开始进入第二个情感与心理上的难关，也就是公开的面向。一旦决定说出来，眼前的问题就是：找谁谈呢？你所深爱的那个人很可能不是谈论你个人问题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本身就是你的问题，他带给你非常沉重的负担，而你又不愿意让他们产生罪恶感，不论你对他“罹病的事实”有多么生气，你还是不忍心归咎于他。

能让你谈论这些问题的最佳场所大概就是与你有同样情况的人所组成的支援团体了。此外个人心理咨询也是非常重要的，或许可以夫妻一起接受治疗。等一下我会谈一谈“专业辅导”的重要性，因为一般人，包括我在内，通常不会善加利用这个媒介，除非情况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一般人很自然会去找家人、朋友或同事倾诉，这么做往往令他们跌入第二个面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被公开了。

诚如维琪所言：“没有人会对慢性病感兴趣的。”我带着问题来找你，我需要一些建议、一些咨询。我们谈了，你表现得非常仁慈、体贴而有助益，我感觉好多了，而你也觉得自己很有用。但是，第二天我深爱的人仍然受癌症的困扰，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善，也许更糟。我的感觉糟透了，于是我又跑去找你，你问我好不好，如果我说了实话，我们又开始交谈。而你会再一次地表现出你的仁慈、体贴，于是我又觉得舒服一些……过了几天，我发现她还是饱受癌症的摧残，日复一日，情况没有丝毫起色。不久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停地谈论你的问题，没有相同经验的人会开始觉得乏味或被干扰。你的好友也很有技巧地躲开你，因为癌症就像乌云，随时会降下大雨，破坏了人们的嘉年华会。于是你变成一个长期发牢骚的人，没有人喜欢听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抱怨。

回到我刚才所说的，讨论你的问题的最佳场所，就是支持者所设立的支援团体。如果你仔细聆听这些团体中的人所说的，你就会发现他们几乎都在抱怨自己所深爱的人，例如“他以为他是谁啊，竟然可以这样命令我？”“她凭什么认为自己这么特别，就因为她有病，我也有自己的问题啊！”“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失控。”“我真希望那个混蛋赶快死掉。”这些话一般人都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说出来，当然，更不会对心爱的人说。

在这些黑暗的感觉、愤怒与憎恶的情绪之下，其实是藏着非常巨大的爱意，否则他早已出走了。但是愤怒、憎恨与苦涩挡住了出口，让爱无法自由地涌出。纪伯伦说过：“恨就是对爱的饥渴。”在这些支援团体中确实有许多恨意被表达出来，只因为底端还有那么多的爱，一份充满渴望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