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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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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毕竟还是学会了如何适应自己的独特，而且逐渐喜欢上它们。从《花花公子》的角度来看，它们可以称得上是柔软、坚实与漂亮。很明显我继承了祖母的特点。我是家里有这种问题的四个人当中的一个。妈妈曾经建议我去做缩胸手术，我想她是担心我不好选衣服。我当时觉得没有必要，不过在很多年前，还是去见过一位整形外科医生。他向我解释了手术的过程，但他也同意我的看法：我的胸部虽大，但还没有大到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来对付。
接着，大夫开始检查我的右胸，这么仔细的检查是我每个月该做的，可是没有人教我怎么做。
“你知不知道你的右胸有一个瘤？”
“什么？一个瘤？不，我不知道！”
“它就在你右胸下方四分之一处，你应该很容易就感觉到它。”
他拉着我的手伸向那个区域。没错，我很容易就摸到了它。太容易了一点，这么大的瘤，找到它是举手之劳的事。“大夫，你认为它是什么东西？”
“嗯……它的尺寸很大，而且相当硬，没有和肌肉组织相连，很容易移动。这些特点加上你的年龄，我认为不必担忧，也许只是个囊肿。”
“你认为我该怎么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到癌症这两个字。
“依你的年龄来看，不可能是癌症。我们何不等一个月，看看它的大小会不会改变？它可能随着你的经期而改变，一个月后再来看我好了。”
我松了一口气，穿上衣服离去。我的脑子里充满着婚礼的各项计划，此外我正在修心理学和心理咨询的硕士学位，我必须读很多的书、在咨询中心见习，然而在这么多事情的底端，却潜伏着一股恐惧的暗流。有可能是乳癌吗？我知道我心里有点害怕。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形容的感觉，似乎心里已经有数。我虽然忙着做各种准备，手仍然不自觉地会去触摸那个尖硬不变的肿瘤。到旧金山闹市区购买婚礼要穿的鞋子时，它依然健在。坐在书桌前打电话安排婚礼的各项事宜时，它仍然在那里。每天晚上躺在未来夫婿的身旁，钻进他那修长的手臂时，我仍旧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觉得那个肿块根本没什么。它非常硬，像石头一样，这一点很糟糕。但它还算匀称，能和其他组织分离开来，这是好的方面。不管怎样，只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是癌症。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我们那么相爱，一定不会出错。我们的地平线上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婚礼和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
我忙忙碌碌地到处为三周后的婚礼置办物品。这真令人难以置信的激动。我是那么确定，尽管还很紧张，要准备一件自己从来没有任何经验的事情原来是那么复杂。有时我会感到右胸剧烈的疼痛，接着担心起来，感受到那个肿块，坚硬而平滑，忍不住想知道它的情况。
有那么多事要做！我们最近才刚刚从东岸旅行回来，去见了肯的父母。我的父母也来过了一个周末，帮我们寻找并安排能举行婚礼的场所，还帮我们做请柬。
我们当然还可以等待。一直以来，我都幻想着能在科罗拉多一个绿色的山谷中举行婚礼——如果那个从来没有妄想过会发生的婚礼真的来了的话。但是，我不想等到明年夏天了，三周后的婚礼日期正好夹在感恩节与圣诞节之间。选择一个不太吵闹的月份来庆祝结婚周年，当然是件很棒的事，但是我很着急。我还记得前不久曾经说过“由于一些原因，我似乎真的很着急要赶快结婚”。我出于本能地记下了那句话，甚至在肿块发现以前。
我担心了那么多年，担心自己是不是在寻找不可能存在的完美，害怕为爱做出一个承诺，现在，我们终于结婚了。我认识肯才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但我很肯定这份感觉。那天在去婚礼的路上，肯悄悄对我倾诉许多美妙的事，什么花了几辈子的时间来寻找我，披荆斩棘才找到了我，还有一些浪漫的、充满诗意的、可爱的话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真挚。不过当时有点发窘，因为我不知道父母当时是否也听到了。
婚礼的那一天，天气非常晴朗，那是狂风暴雨持续一周后的第一个好天气。替我们证婚的是两位非常亲近的友人——大卫·威尔金森和迈克尔·阿布都神父。前者是我在芬德霍恩结识的卫理公会牧师，后者则是科罗拉多老家旁的天主教修道院的院长。当我和肯订婚时，我寄给阿布都神父一箱肯的书，并附上一封信告诉他我们要结婚了。据说，当时阿布都神父打开了箱子，说：“噢！泰利发现了我最喜欢的作家。”当他再打开那封信的时候，他说：“噢！泰利要嫁给我最喜欢的作家。”我的牧师朋友提醒我们婚姻很可能是监牢（我们的身后有一朵阿尔卡特拉斯玫瑰，衬托它的是圣弗朗西斯科湾闪耀的海水），但也可能带来自由与美。接着他指向衔接两块陆地的金门大桥，象征着我们在这一天彼此的结合。
喜酒十分有趣，亲朋好友带来了丰盛的食物和香槟。我很喜欢《奇迹的课程》（A Course in Miracles）发行人朱迪思·斯库奇的话：“这是一场由皇室举办的婚礼！”我兴奋得快要发狂了，希望婚礼后能有时间让所有的事沉淀一下。那天晚上，我既亢奋又疲惫地在我丈夫的怀中酣然入梦。
接下来的几天，我根本没时间检查肿瘤。周围的人不断安慰我，而且婚礼已经把我忙垮了。对它的恐惧此时已逐渐消失，回到医生那里复检时，我觉得相当轻松。
我们把到夏威夷度蜜月订在两周后，因为崔雅必须结束她的课程、完成期末考试。几乎每个人都不再担心她的肿瘤。
“它仍然在那里，好像没多大改变。”我的大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任何变化？”
“大小或触感都没什么变化。不过，我右胸的其他部位有时会剧痛，肿瘤的周围却没有感觉。”我回答他。在沉默中我可以感觉大夫正在思考该怎么办。
最后他终于说：“你这个病很难下结论，也许是囊肿。你的年龄、健康情况以及它的触感，都让我觉得不严重。但为了审慎起见，还是该拿掉它，这是最安全的做法。”
“好，如果你这么认为。反正我的胸部还有很多剩余的组织，肯和我一周后要去度蜜月，我们会离开两个星期，能不能等三个礼拜再说？”我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旅游。
“可以，等三个星期应该没有危险。度蜜月时最好不要担心伤口。我希望你能去见另一位外科大夫，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多做思考，毕竟我只是在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第二天我来到这名外科大夫的诊所。他很仔细地检查我的胸部和肿瘤。如果是恶性肿瘤，皮肤看起来会有点不平，我的皮肤并没有不平，肿瘤又没有和任何组织相连，他也觉得只是个囊肿。接着他用一根针插进我的肿瘤，如果是液状的，针管便可将它吸出，只要几秒钟，肿瘤就不见了。但他的针插进我的肿瘤时，却碰到一个尖硬的东西。大夫似乎有点吃惊，他说可能是良性纤维瘤。他建议把它拿掉，他认为三周后再拿也不迟。于是我带着胸上的淤青走出了诊所……
既然医生们都确信没有什么好担忧的（虽然它还是该“切除”），于是大家都不再担心，除了崔雅的母亲之外。
母亲非常坚持，她希望我去见一位血液肿瘤外科大夫，虽然我四天后就要去度蜜月，还要通过期末两个考试。我先是抗拒，后来只好答应，因为她很清楚自己在建议什么。15年前母亲因发现自己得了结肠癌，令全家为之震惊。
那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夏天，那段日子的惊恐和困惑，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们全家在休斯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大楼里徘徊，看起来是那么的惊愕、惶恐与不解。母亲躺在病床上，到处都是管子。我模糊地记得自己匆匆回家，心里有一股未知的感觉，接着我搭机飞往休斯敦的安德森医院。我记得旅馆的房间，我父亲在房间里、在停车场来回地走着。他尽力照顾我的母亲，试着向我们解说，努力和自己的恐惧相处，安排所有的事宜和做决定。当时那件事情并没有严重地打击到我，我觉得自己是恍恍惚惚度过的。我并不了解癌症是什么，手术过后去探望母亲，我还因为服了镇静剂而头晕脑涨。接下来的几年，她每一次重返医院复检，家里的气氛都因此而紧张不安。但在那些日子里，我还是不觉得严重。
现在已经过去15年，每一次复检她都安然通过，每一次全家都松一口气，恐惧也跟着降低一点，世界似乎因此而稳定一些。我的父母是那么亲密，无法想像他们如果失去对方将如何生活，我从未思考过，如果母亲因癌症而死，会是什么情况。我的无知替我省去了不必要的担忧。15年后的今天，她似乎安然无恙，坚持要我征求第三位医生的意见，她建议我该去看安德森大夫。多年来我的父母因感激安德森的妥善照料，愈来愈常参与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事务。
但我想去的是夏威夷而非休斯敦。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位远亲，他是一位肿瘤大夫，他给我推荐了一位血液肿瘤大夫。母亲想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位彼得·理查兹大夫。后来我们发现，原来理查兹大夫就是15年前替我母亲开刀的那位外科医生的学生。多么幸运啊！安德森医院大力推荐，说他是多年来最好的医生，他们很希望他能留在医院服务，但他选择回到旧金山的儿童医院，因为他的父亲是那里的首席外科。我心里一直在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也非常满意。
第二天我到彼得·理查兹大夫的诊所，很快便对他产生了好感。他很年轻、可亲，而且很能干。他检查完我的肿瘤后，也建议我把它拿掉，而且他觉得应该立刻取出来。
也许我仍旧为婚礼、为坠入情网、为夏威夷的蜜月而兴高采烈，因此这件事一点也没困扰到我。我们决定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四下午四点进行肿瘤切除，这样实验室更有足够时间检查冷冻切片，然后给我们一份报告。因为手术当日即可返家，而且只有局部麻醉，我想我还是能参加明天的期末考试。我计划期末考试一结束，就立刻启程前往夏威夷。
理查兹大夫很温柔地问我：“如果有状况发生的话，你怎么办？”
我回答：“那么我们就不去了。”我因无知而快活。经过几周的恐惧，现在我已换上“如果是癌症我也能应付”的乐观态度。
当晚和第二天我都在准备考试。肯正埋首完成《量子问题》。我告诉他不需要陪我去医院，因为我不想打断他的工作。多年来我早已习惯自己处理事务，而不习惯求助于人。肯很惊讶我竟然会想自己单独前往医院，但是当他决定陪我一同前往时，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崔雅和我前往儿童医院，一路谈论着夏威夷的蜜月计划。我们找到当日返家手术区，开始办理各种手续。突然我变得非常不安，手术还没开始，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
肯比我更紧张。我脱下衣服，换上手术衣，戴上手术圈以辨别身份。一位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大夫来到我身边，问了一些看来无关痛痒的问题，后来我才明白它们的重要性。
“你第一次月经来潮是几岁？”
“应该是14岁。比大部分人都晚。”（月经来得早的女人得乳癌的几率大）
“有没有小孩？”
“没有，我从没怀孕过。”（30岁还没生小孩的人得乳癌的几率更高）
“你的家族中有没有人得过乳癌？”
“我一时想不出有什么人得过。”（我几乎完全忘掉母亲的妹妹5年前得过乳癌。家族之中如果有人得乳癌，罹患此病的几率比一般人高）
“你的肿瘤会不会痛？以前有没有痛过？”
“没有，从没有痛过。”（癌症肿瘤几乎从来不痛）
“你对这次的手术有什么感觉？如果觉得紧张，我们可以给你一些镇静剂。”
“我觉得很好，似乎没有必要。”（研究报告显示，手术前会害怕的女人，比较不容易得癌症；那些看起来非常平静的人，反而容易得）
“你们两位是不是素食者？我从人们的肤色可以看出他是不是素食者。”
“没错，我们两个都是。我从1972年开始吃素。”（我小时候吃的东西有很多动物性油脂，有人说这也是导致乳癌的原因之一）
不久我躺在一张急诊床上，正通过一条只看得到天花板的长廊。鸟瞰的相反词是什么？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都处在那种情况里。我发现手术房出奇的冷（为了不让细菌滋生）。一位护士递给我一条很温暖的罩单，像是刚出炉一般。她一边准备，我一边和她聊天。我对所有的程序都很感兴趣，希望得到最详尽的解说。她为我贴上心脏测试器，她说如果我的心跳降到60以下，测试器就会发出警讯。我告诉她我的心跳通常比较慢，于是她把标准降到56。
我们这一群人，包括那位友善的护士、斯堪的纳维亚大夫和我的好友理查兹大夫，开始闲聊起度假、爬山、滑雪、亲人、哲学，等等。他们在我搜寻的双眼和我的右胸之间架起了一层薄薄的屏障。我很希望有一面镜子能让我看到手术的过程，后来觉得太血腥而作罢，早先打进我右胸的麻醉药已经起了作用。我所想像的手术画面十分鲜活，但也许是不正确的。有几次心脏测试器发出警讯，显示我的心跳已低于56，然而我是那么的平静。理查兹大夫和助理讨论皮下缝合的技术，接着手术大功告成。
我听到理查兹大夫说：“叫某某大夫来！”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我立刻问道：“出了什么差错吗？”我的声音带着惊恐，我的心跳远远超过56。理查兹大夫说：“哦！没什么事。我们只是在叫一位等着化验肿瘤的病理大夫。”
一切都很正常，我放松了下来，不太明白为什么惊慌失措。医护人员帮我清理完身体，掀开被单扶我坐上轮椅。这时我已不像手术前通过走廊时那么无助。我被推到护士的桌前填写表格，心里想着第二天的考试。理查兹大夫出现在我面前，询问肯在哪里，我漫不经心地说他可能在等候室。
当我看到彼得走下楼梯时，我已经知道崔雅得的是癌症了。我要求值勤护士带我们去密室商谈。
几分钟后，我们三个人来到密室。理查兹大夫喃喃自语地说他很抱歉那个肿瘤是恶性的。我震惊得几乎僵住了。我没有哭，茫然地问了几个很理性的问题，尽量把持住自己，连一眼都不敢看肯。当理查兹大夫出去叫护士时，我回头看了一下肯，周遭的一切突然消失，我从轮椅上站起来，扑向他的怀里，开始放声大哭。
灾难爆发时，脑子里往往升起很怪的念头。我觉得宇宙突然变成了薄纸，有人在你眼前把这张薄纸撕成了两半。我因震惊过度而有一种非常坚强的感觉，这份坚强感来自彻底的冲击和茫然失措。我很清醒，全神贯注于当下。我记得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就事论事地说过：“面对死亡能使你的心格外专注。”没错，我确实格外专注；但是我们的世界却被撕成了两半。当天所有的事情好像都以慢动作进行着，一幕又一幕，就像痛苦的静止镜头，没有任何保护和过滤。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我只记得一些片段。当我放声大哭的时候，肯把我抱进怀里。我竟然想一个人来医院，我是多么的愚蠢啊！接下来的三天我好像都在哭，但不知为了什么。理查兹医生回来告诉我们未来可以做的选择，譬如乳房切除手术、放射治疗、植入手术、去除淋巴结等等。他说他并不期望我们把这些名词记住，他会很乐于再解说一遍。我们有一个礼拜至10天的时间做决定。一名在乳房健康咨询中心工作的护士给了我们一大堆资料，并且给我们做了最基本而无趣的解说；世界快毁了，我们根本听不进去。
我突然想奔出医院，出去吸一口正常的空气，我不想再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件被毁掉的东西，我很想对肯致歉。这么棒的一个男人，与我结婚还不到10天，却发现他的新婚妻子得了癌症；就好像打开一个等待已久的礼物，却看到里面的水晶礼品已经破碎。结婚不久就要承受这么大的打击，对他而言太不公平了。
肯立刻打断了我的想法，他甚至让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蠢的事。“我找你不知多久了，能拥有你，我已经很高兴了。我不会放你走的，我会永远陪着你，你不是一件已经毁掉的东西，你是我的妻子、我的灵魂伴侣、我人生的光明。”他根本不让我独自面对这件事，毫无疑问地，他将尽可能陪在我身边；未来的几个月我发现他真的办到了。
我记得在我们开车回家的途中，肯问我得癌症会不会觉得丢脸，我说不会，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不觉得那是我的错，我只觉得自己像一名中奖的现代人。四个美国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得癌症；10个女人中就有一个得乳癌，但大部分人罹患的年龄都比较晚，大夫们通常等女人35岁以后才替她们做乳房检查。我从未听说波霸级的胸脯会有更高的危险性，但在30岁以前生个孩子似乎能得到某种保护……关于这一点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的人生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回到穆尔海滩的家，整个晚上我们勉强自己打电话通知亲友。
我蜷缩在沙发里哭，一想到癌症这个名词，泪水就像反射动作一样涌了出来，好像这是唯一正常且妥当的反应。肯打电话通知亲友这个坏消息时，我只是坐在那里时而低泣、时而饮泣；我根本没力气和任何人讲话。肯来来回回地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跑过来拥抱我……
过了一阵子，我的感觉突然改变了，自怜失去了它的味道，脑子里不断捶击的“癌症”字眼也愈来愈少。眼泪不再能满足什么，就好像吃了过多的饼干而失去滋味。肯打最后几通电话时，我已经平静得可以和他们讲话；这总比坐在沙发上像个涨得漏水的瘤要好一些。“为什么是我？”之类的问题被“现在该怎么办？”取代。
往事像静止的画面一幕幕缓慢、痛苦而鲜活地掠过。医院里打来了几通电话都是坏消息，肿瘤有两点五厘米大，也就是把崔雅列入第二期癌症的阶段。它们很可能透过淋巴系统扩散，更糟的是病理化验显示，这个肿瘤的细胞极度分化不良（也就是说非常像癌细胞），如果有一到四的等级，那么崔雅的肿瘤应该属于第四级——很难杀死，而且成长速度非常快。
虽然每件事都像慢镜头一般痛苦地发生着，但每个镜头也都包含了太多的经验及太多的讯息，因而制造出一种古怪的感觉：好像事情既快速而又缓慢地发生。我的脑子出现了一个打棒球的画面——我站在那里戴着球套，有几个人不断丢球给我，许多球都打在我的身上和脸上。我站在那里，带着傻傻的表情说：“喂！伙伴们！可不可以慢一点，让我喘口气吧……”坏消息还是不断地传来。
没人打电话告诉我们任何好消息，这难道还不够吗？来一点希望之光吧？每一通电话打来，我都重新经验一次自怜，为什么是我？我没有打断心中的反应，过了一会儿，我已经可以平静地把这些消息视为实际的报告。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有一个两点五厘米的肿瘤需要切除，它是会扩散的癌，而且肿瘤细胞极度分化不良。这是我们目前知道的所有讯息。
时间很晚了，肯去厨房泡茶。外面的世界安静下来，我的眼泪也开始涌出。那是无声而绝望的眼泪，这件事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肯回到房间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他坐下来把我紧紧地拥在怀里，我们不言不语，望着黑暗发愣。
3 被意义定罪
我突然醒了过来，非常不安，这时应该是清晨三四点。肯在我身边睡得很沉，外面黑暗而寂静，从天窗可以看到星星。我的心一阵绞痛，喉头跟着紧缩，我在恐惧什么？我发现自己的手正在抚摸右胸上的绷带，我可以感觉底下的缝线。我想起来了，我不想记住它，也不想知道；但是癌症在我婚礼后的第五个漆黑的夜晚唤醒了我。我得了癌症，我得了乳癌，几个小时前一个坚硬的肿瘤才刚从我的右胸部除去。
我得了癌症，我得了乳癌。我相信这是真的，但同时我又不相信。我不能让它进入我的头脑，这会让我在夜里睡不着觉。它卡在我的喉咙里，从眼睛里流出来。这件事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它让我的心怦怦地直跳，在这平静温柔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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