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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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杳无人迹，漆黑一团。
我们向里面走去，围墙极高，带着铁丝网。在那样的围墙下走路有一种压迫感。脚底下坑坑洼洼的，是一条土路，冬天的泥土都被冻硬了，风在这夹弄里猛窜。不断有十字路口出现，都是相似宽的小路。这个棋盘格的区域像个迷宫，不，不是迷宫，而是一个被压得扁平的异次元空间，道路清晰，却无限扩展，只有点和线，却不存在面的世界。
某甲说，某乙肯定是回去了，某乙看上去很老实其实是个非常变态的家伙（这种说法后来被我们认可了）。我们一起说，闭嘴。于是就沉默地往前走。后来某甲说，看，某乙在前面。
我们直走到仓库区的最深处，看到了铁道边的铁丝网，但没有看到铁道，一片黑色的树林拦在铁丝网后面。那儿有一点灯光，是从围墙后面映射过来的。就在那里，某乙背对着我们，像壁虎一样贴在铁丝网上。我听到他在笑，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呵呵声，直到这时我还认为这是个玩笑，现在我们找到了某乙，这个寒冷夜晚的无聊游戏终于可以结束。惟独齐娜不满地说，我的羽绒服都弄脏了。
某甲走过去拍拍某乙的肩膀，调侃地说，在这儿小便啊？某乙猛地回过头，某乙头上的绒线帽已经不知去向，他非常古怪地变成了长头发，波浪形的长发遮住了他半边脸，剩下那半边是狰狞变形的，泪水和鼻涕沾在脸上。某甲大叫一声，退回几步，被这个样子的某乙吓坏了。
某乙大哭，说：你不就是想让我被敲死吗？看，我在路边的垃圾桶里捡到了一个假发套，我把它戴在头上，敲头的杀手不就是专门敲长发女人吗？看，我现在就是一个长发女人，我和校花看起来一模一样。这下你满意了，如果你觉得不满意，我还可以涂点口红，抹个胭脂，我还可以穿裙子出来，要不要戴个胸罩？
我们先是被某乙的古怪模样吓倒，接着又被他歇斯底里的样子吓倒。我看出来，某乙崩溃了。我们一起扑过去按住他，他奋力挣扎，扑向某甲，但他并不是要去打某甲，他那样子像是要扑进某甲的怀里。某甲大声说，你丫真他妈的恶心！
后来某乙被我们架出了仓库区，在路上，他继续大哭，说他在念高中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个机关养着一条恶狗，每每在放学时窜出来咬人，某甲那伙人也怕狗，就让某乙走在前面，他们在后面跟着，某乙每每被这条狗追得满街乱窜，某甲那伙人在后面看着，为某乙加油喝彩。这就是某甲和某乙之间曾经玩过的游戏，这件事情并不高深的谜底。我们冷冷地看着某甲。某甲尴尬地说，后来我帮你把那条狗毒死了，对不对？我为你报仇了。某甲好像忘记了，是他把某乙推到前面去的。
这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咖啡女孩问：“后来呢？后来他们是不是闹崩了？”
“没有，他们又和好了，就像没有发生过那档子事一样。某乙不能离开那个圈子，某甲也不能失去一个跟班，他们像是两种共生的动物。后来某甲还是会捉弄某乙，某乙呢，还是会偶尔崩溃一下子，但都像调情一样，也不复有那天晚上的恐怖感了。寒假之前，某甲在广州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继续罩着某乙，把他也带到了广州去。”
“真不知道，将来是某乙死在某甲手里呢，还是反过来。”
“我也这么想呢。”我说，“看到他们，我经常会觉得，人们的内心是凌乱的，像一个胡乱搭建起来的攻防系统，胡乱地射击，胡乱地挖些陷阱，筑些篱笆，对于真正的黑暗却一无所知，也束手无策。”
误入废城
我醒来时，女孩已经不在屋子里。这是上午，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像加了一层棉被，无论是我所经历的黑夜还是我所讲述的黑夜都已不再。
咖啡女孩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垫，我记得女高中生睡在上面，我是靠坐在墙边，和咖啡女孩一起，抱着膝盖说话。我喝了一杯热茶，我对茶过敏，喝少许一点就睡不着，我头脑清醒地讲了很多话，但咖啡女孩告诉我，这不是茶叶，而是一种芦苇的叶子。听到这个，睡意当头而来，天快亮时，我趴在自己膝盖上睡了过去。
这个睡姿简直要把我的颈椎骨弄断，我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摇头晃脑放松脖子。低头时，发现床垫上有一张纸条，是女高中生留给我的。
我走了，谢谢你，还有你的女朋友。随身听里那张Lush的唱片我借走了。
另外从你口袋里掏了一百块钱。我经常会去仓库区听摇滚，来找我。
我把纸条塞进口袋，想了想又掏出来，揉成一团从窗口扔了出去。我走进厨房找吃的顺便将咖啡女孩的箱子拖过来顶着房门，防着它再次被风吹上。
厨房在过道对面，正对着卫生间的门，同样是两户人家合用。咖啡女孩曾经带我来这里参观过，非常破旧，与时光没有任何关系的破1日，倒是能折射出使用者的强大破坏力，并且像一个史前的双头怪物，有两个煤气炉，两只水壶，两套锅碗瓢盆，两个电冰箱。
她的冰箱里什么都没有，连冷气都没有，我饿慌了，打开对面的冰箱，那儿储备丰富，但主人显然不是精于家政的人，因为他把火腿香蕉方便面等等不需要冷藏的东西一股脑儿都塞在了冷藏室里。我拿出一盒桶装方便面，又拎过一个热水瓶（管它是谁的），泡开，五分钟之后揭开盖子，吃了个半饱，再将纸桶连同残羹一起扔到楼下，托的一声巨响，毁尸灭迹。
咖啡女孩还没有回来，我回到走廊里，一种沉入寂静沼泽的感觉再次包围了我。我走到楼道口，向下看了看，水泥砌成的楼梯上有淡淡的阳光，灰黑色蒙尘的玻璃窗那儿照进来的，在每一个楼梯转弯口都有着相似的格子阴影。不知谁家将一个瓦盆放在窗台上，其中的植物已经完全枯死，剩下一段秆子，以及龟裂的泥土。这个瓦盆好像有一种魔力，让我看了很久。
我需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最简单的那种，既不思考也不判断的事务。咖啡女孩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垫，除了做爱之外，一切都被预先免除了，这让我想起监狱或者是按摩房。我去了趟卫生间，办完事之后，看着那个脏得像出土文物一样的抽水马桶，决定给她洗马桶。既为了她，也为了邻居家的那碗方便面。
程序很简单，打水，找到半包深藏在马桶后面的洁厕粉，调开了，用刷子猛刷。每一个边边角角都不放过，力争使它焕然一新，我一边洗马桶一边哼着“Ladykiuers”，像一个快乐的清洁工。半小时后，马桶光洁如新，我满意地吁了口气，站直了身子。手上的皮肤由于浸在化学品中，变得滑腻而浮肿，我在水龙头上冲干净手，回到咖啡女孩的房间，把她的箱子踢开，拉上门，离开。
我去第五街。
T市的中心地带，到处都是工地，拆到只剩骨架的多层楼房，像剃头推子平推过一样的平房，巨大而密集的土坑，连根拔起的大树，某一栋高层楼宇像穿套头毛衣一样逐渐向下延伸的玻璃幕墙，连片的工地围墙上无不刷满各个建工集团的名号。场面很奇异，一座新的城市正在拔地而起，更新，更快，更温暖。
公交车停在一个荒凉的站头上，司机回头对我喊：“你到站了！”上车之前我曾经问过他，第五街在哪一站下，我满嘴普通话显示出了外地人的身份，这位一看就是劳模的司机满有把握地说：“到站我会喊你的！”结果，我下了车之后，发现周围没有任何车站的标志，沿着道路全是掘开的土，行道树像经历了暴风雨般齐刷刷倒下——我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站。
五分钟之后，我在开膛破肚的街道上遇到一个残疾人，他坐在一辆自制轮椅上，该轮椅的轮子显然是用自行车车轱辘做的，故此两个轮子的钢丝数量不一样，左轮是曾经的前轮，右轮是曾经的后轮。残疾人戴着一副电焊墨镜，手臂上还绑着个红臂章，看不出什么来路。我走近了才发现，红臂章上用毛笔写了两个梭子蟹一样的歪字：指路。
他隔着墨镜注视着我。
我问他第五街在哪里，他用手遥遥一指。穿过一片围墙（围墙中我猜是废墟），没有道路，只有方向。
“给我两块钱。”他说，“我就告诉你。”
我掏出两块钱硬币，放在他手心。他的手立刻指向另一个方向，“看见前面的岗亭了吗？左转，一直走，看到一个公共厕所，不要转弯，继续走，有很多大盖帽和推土机的地方就是。”
“拆了？”
“还没有，正在打。”
“懂了。”我说，“你这红臂章是怎么回事？戴红臂章问路还收钱？”
“我私营的，红臂章显得比较有公信力，自己做了一个。这一带拆得厉害，生人到这儿没有不迷路的，要不是戴个红臂章，哪个外地人肯来找我这个瘫子问路？”
“你应该去火车站，挣得多。”
“那是人家的地盘，我去过，被人拆了车轮子，我一个瘫子扛着两个轮子和一把椅子，从火车站爬回来的。惨不惨？”
“惨。”
“弱势群体啊，我连群体都找不到，我弱势个体。”
我指指他的墨镜，问：“这个多少钱，也卖给我。”
“二十块。”
我递给他二十。他把墨镜摘下，这时我发现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凹入眼眶，他用独眼看着我。
“你现在的样子更惨了，”我说，“开玩笑的，别生气。”
“在南边滚地雷滚的。”他说，“开玩笑的，别当真。”
沿着低矮的建筑工地围墙向前走，我一再地跨过倒毙在地的树干和枝权，透过墨镜，看到一个深绿色的世界，阳光被过滤，整个像暴雨来临前的景色。
按照独眼瘫痪的指路者所说的，我走过一个公共厕所，那儿的墙上没有通常写着的“男”和“女”，而是两个杀气腾腾的大字：拆，拆。走到了第五街上。街景荒凉，好像西部片里的某个场景。有个杂货店在街口，已经被敲掉了半堵墙，还在坚持营业，柜台里坐着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少年。我买了包烟，问他：“前面是筒子楼吧？拆了吗？”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
无论如何，在你的青少年时期，保持冷漠是个好习惯，你犯不着对一个照顾你几块钱生意的人太热忱。我拿了烟，一边抽着一边往6号那边走，直走到场子里。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看我的墨镜。
我说它是场子，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居民区了，里里外外堵满了人。小区被一道并不是很高的水泥围墙拦起来，有一扇铁门可供出入。这会儿人都堵在铁门口，另有一部分站在街上，背对着我，拦成人墙状。在人墙对面的五十米外，同样浩浩荡荡的拆迁队，金戈铁马，战旗飘扬，肃立在阳光下。
我没时间多看，挤开人群，穿过铁门向里走去。小区里站满了人，看这架势很快就要开打。我数了一下，一共八幢筒子楼，都是建造于六七十年代的房子，其外形和咖啡女孩的住所非常相似，只是格局小了点。由于拆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地上全是碎砖乱瓦，围墙破了几个大洞，各处都刷满了“拆”字。有一个柴油桶里正在烧橡胶轮胎，我所闻到的焦糊味，正是来自这里。我略感幸运，要是晚来那么几天，恐怕这地方就被推平了。
我扒开人群，找到了1单元楼，门洞口全是老幼妇孺，堵在那儿，我进不去。有人冲我喊：“滚出去！滚出去！”我没理会，把烟掐了，这时我发现事情出了点岔子。
我只有一个并不具体的地址，我不知道斜眼少年住在哪一层哪一户，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房子大概很快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作为一个势单力孤的业余侦探，我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查案子，这有点说不过去。
我找了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低声问：“小朋友，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高中生，是个斜眼。”我想做一个斜眼给他看，但我戴着墨镜，就算了吧。小孩看了我半晌，忽然大哭，喊道：“这儿有个奸细！他要找斜眼！”说完撒腿就跑。我不明就里，抬起头看，已经被七八个妇女围住，其中有人说：“早就注意到你了，快滚到你同伙那里去！”我说我哪有什么同伙，立刻有两个男人过来，左右架住我，生拉硬拽到人墙那儿，再架出去，把我往前一丢，引来哄堂大笑。
我向远处张望。一块大空地，都推平了，停着两辆带抓斗的履带车，也是灰头土脸锈迹斑斑。这种车子，你很难搞清楚它到底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履带车后面站着三种人，戴安全帽的，穿迷彩服的，架着墨镜的。安全帽最多，都是些建筑工，看热闹似的躲在最后面；迷彩服较少，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面色凝重地围在履带车旁边；架墨镜的最少，仅有十几个人，其相貌外形各异，都叼着烟。我差点笑出来，我的样子和墨镜们非常相似。
电喇叭在喊我：“回来，回来，还不到时候！”人群对我发出一阵嘘声。我就像身陷两军阵前的谁谁谁，与两派全无关系，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跑。墨镜本来是为了挡脸，此时却令我万众瞩目。举着电喇叭的是个上唇留着胡子的墨镜男，穿一件烂糟糟的皮夹克，站在五十米开外对我大吼。我试图退回人墙，被人踹了回来，这样我只能向墨镜们跑去。刚跑到位，举电喇叭的胡子重重地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骂道：“乱跑个逑啊！”我捂着头回答道：“上厕所去了。”胡子对我吼道：“后面呆着去！”我走到后面时，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迷彩服拍了拍我肩膀，很友好地说：“当心点，不要乱跑，第五街这里全是下岗的，他们正想找人垫背呢，落单了让你死得难看。”
那是下午，太阳偏西，但还在我头顶，白昼正在逐渐消逝。我躲在人群里抽烟，冷眼看着他们的举动。胡子一直在看太阳，这让我联想起古战场的将帅，古代没有手表。与此同时，胡子不停地打手机，手机上当然有时间，但他好像是对太阳的位置更敏感。我不无悲凉地想，今天竟遇到了一个如此古典的流氓。对面的居民换了一班，男人们撤下去，一批女人上来，双方都没有实际的行动，在太阳下面耗着。胡子夹着双腿在原地踏步，很像是尿急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果然跑到墙边，拉开裤子尿尿，身后的人也都跟过去尿，几十个人一起尿尿的样子颇为壮观，也引来对面的嘲笑。我预感到事情就要开始了。准干事之前都得把自己尿干净才行。
居民们在对面聊天骂娘，女的打毛线，男的搬来一张折叠式麻将桌，开始打露天麻将。与之相比，拆迁人员这边显得沉闷而严肃，毕竟是客场作战。胡子尿完了，回到抓斗车旁边，又打手机。
我问那个迷彩服：“社区里还有这么多人，真用推土机推过去？”
迷彩服说：“咦？你刚出来混的，这都不知道？这玩意只能用来吓唬吓唬他们，不是推房子，是推围墙的，推平了，把路都掘开了，把水电都给断了，白天黑夜地在旁边开工，他们就只能搬走了。”
“冷兵器时代的围城战。”我赞叹道。
“其实都没用，人要是遇到拆迁，都会比平时坚强一百倍。我见得多了，一幢房子里只要有一个坚强的，你就不能把房子给推平，关键时刻还得靠我们。这片街道上全都是我们打跑的，断水断电有什么用啊。他们都是下岗的，饭都吃不饱，对水电的需求很低的。这种人饿得久了，会产生幻觉，以为穷人是这个社会的管理阶层，他们只有挨了打才会明白，今天的世界是谁做主。”
我点点头，佩服，我想看看他们怎么收场。
胡子收起手机，命令抓斗车开向小区围墙。车子轰轰地启动，迷彩服和安全帽们微微弓着身子，跟着向前走，有点像古德里安将军指挥的坦克战，对面是斯大林格勒缺兵少将仅仅拥有轻武器的苏军战士。苏军战士们推开麻将桌，全都站在第一线，砖头瓦片雨点般地飞过来。这场面我见过，我们和Lon的装修工打仗也是这样。听见有人喊：“不许推我们的围墙。警察来啦！快去报警！”抓斗车继续向围墙开去，一片轰鸣，一片稀里哗啦，和我说话的迷彩服脑袋上挨了一砖头，血流满面地撤了下去。苏军战士中冲出几个老太太，往围墙边一躺，喊道：“有种就压过来！”抓斗车停了下来，德军战士和苏军战士近距离扭打在一起，卓娅和柳德米娜们尖叫。瓦西里和伊万诺夫被一群海因里希围住了痛打。打麻将用的折凳像风筝一样飞上了天，一名戴墨镜的党卫军战士被绒线针戳中了私密部位，惨叫着穿过人堆向街道上跑去，大概是去挂急诊了。
战局在三十秒钟之内就向着冲锋的一方倾斜，大部分的墨镜都还没有动手，迷彩服已经将局面控制住了，人群退回了小区里，躺在地上的老太太并不能成为抓斗车的障碍，她们被抬起来，但并没有被放下，她们就被三五个人抬着，既不能反抗也不能自残，紧跟着，抓斗车像武侠小说中的化骨绵掌，轻轻地拍向围墙。温柔的国家机器仅仅是擦碰了这个违章建筑，它便应声倒下。
迷彩服和墨镜们欢呼，手一松，老太像没抓稳的萝卜一样掉在地上。戴安全帽的农民工喜出望外地举着铁锤铁锹奔向围墙的残骸，仿佛是丰收季节奔向稻浪滚滚的田野。
加拿大一枝黄花
“后来呢？”咖啡女孩问。
后来全都撤退了，因为大盖帽来了：场面非常混乱，迷彩服们跳上卡车扬长而去，我跟着墨镜们上了一辆面包车，胡子开的是一辆凯迪拉克，早跑了，剩下一些安全帽留在现场，负责交涉谈判。胡子丢下一句话：“一个星期之内，你们会主动要求搬家的。”这句话是说给一个躺在地上昏死过去的人听的，再后来，救护车从我身边开过。我坐在面包车里，强忍着惊恐和惶惑，去了一家酒楼，吃了点冷菜，到热菜上来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快要露馅了，找了个借口溜了出来，回到了这里。
“太可笑了，”她说，“怎么会感到自己要露馅呢？”
“很简单，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把墨镜摘了下来，我却忘记了。有个家伙过来骂我傻逼，然后很疑惑地问，你这个墨镜哪儿搞来的，和我们的好像不太一样啊。”
“你既没有做侦探的天赋，也没有当卧底的素质。”
“这一点我承认，幸好溜得还算快。”
“马桶是怎么回事？”
“出门之前觉得要干点什么，找不到任何事情可做，心脏像低血糖一样犯潮。擦马桶是一种调剂。我擦得不错吧？”
“古怪。”她说，“走的时候连房门都没关。”
“关了。”
“没关，门开着。”
“我记得是关了嘛。”我嘟哝了一声，有点迷惘，人们大多记不清自己是不是关了房门，那顺手的一下子在记忆中总是模糊的。“这扇门真可怕。”我故意说。
我来说说草丛吧。
我说：“那种草的学名，叫‘加拿大一枝黄花’。”
她抬起头看我，不明白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仍自顾说下去。
“是三十年代从北美洲进口的，当时作为观赏植物对待。没想到，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生命力超强，和水葫芦是同一种类型。水葫芦当初是作为猪食被引进的，尚且还有点实用价值，加拿大一枝黄花则没有任何实用功能，完全是用来看的。我至今仍不能明白，它那么丑陋，开出来的花还不如稻子好看，当初为什么会被认为是观赏植物。它在花鸟市场有个很滑稽的名字叫‘幸福草’。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对物种入侵当然没有概念。半个世纪之后才意识到它的危害，喷药，焚烧，生物抗衡，都没有很好的效果。它还继续长着，公路边，河滩上，还有那个凶杀案的现场，它步步为营地吞噬着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只要你稍不注意，它就会像亡魂大军一样复活，占领了全世界。
“我家乡也是，麦乡到处都是这种草，甚至长到了屋顶上。念中学的时候，上劳动课就是去操场上、公路边拔草，拔掉了还必须堆起来烧，否则种子还是会四处传播。起初还觉得挺好玩，真干了才知道累，草都纠集在一起，比人还高，根特别深，强悍得不可思议。再后来，凡劳动课去拔草就觉得头皮发麻。
“那草丛是很难进去的，踢球的时候，要是球飞进去了才叫麻烦。里面可能会有昆虫，有老鼠，有蛇，是一个很完整的生物圈，就像珊瑚礁一样。有一次我进去，踩到了一只死猫，猫不太可能是迷路死在里面的吧？也不太可能像非洲象一样，找个没有象的地方孤独地死去。反正很可怕，踩到猫的尸体。那时候我就想，不知道哪天进去捡球，会踩到人的尸体，这个念头纠缠着我，没想到若干年后成真了。
“这种恶性杂草的能量是非常可怕的，它不仅是物竞天择的结果，倒像是天生具有一种人格：强悍而团结，造就了一个铁幕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它们杀死其他的植物，却又不会使自己的同类死于营养不良，既残暴又无私地控制着它们的领域。
“有人叫它生物杀手，其实它不是杀手。那种绞杀乔木的藤蔓才是杀手，是一对一的谋杀。加拿大一枝黄花应该是生物纳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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