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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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外就是学校围墙了。

五米高的看台，背面是个峭壁，有一个拱形门洞，深度大约一米，门洞尽头是一扇铁门，用生锈的大铁锁锁住，从来没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

门洞形成天然的遮雨场所，又是视觉死角，钻进去就像是个迷你窑洞。那并不是个有趣的场所，为什么要钻进去，答案在那排水杉树上。就在那里，高高的树枝上挂满透明橡胶的小套子，乍一看以为是琳琅满目的圣诞树，那是全校男生的小蝌蚪，在门洞里做完事，把套子摘下来打个结，抛向夜空，坠落于树枝。水杉带着它们年复一年向天空生长，无数男生的蝌蚪寂寞地死在半空中。

某一年某一天，有个女孩带我来到这里，那时我才刚考进工学院。她打着手电筒，穿着当时最浪漫的黑裙子白球鞋。我穿着高中时代的校服，活像某种史前动物。她用手电筒指着树上的套子，我看得目瞪口呆，女孩说这就是我们学校著名的淫乱场所，每个大学都有这么个淫乱场所，供新生做启蒙教育。

老师不管吗？我问。

她说我们学校没老师。

那显然是夏末秋初沉闷而躁动的夜晚，那晚上附近工厂的车间里有摇滚演出，几支拼凑而成的末流乐队，有个粗口乐队的长发歌手在台上一个劲地骂脏话，动用了无数关于性交的同义词。很多人在台下喝啤酒，跟着骂。我也在现场，听得头晕脑涨。女孩就是我从场子里认识来的，她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说了什么话，我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喝了很多啤酒，一部分水分沉积在下半身，一部分酒精在血管里左突右冲，大脑像吱呀呀即将关上的城门。我和她一起走出工厂，随后就来到了这里。

她柔软而温暖，头发像丝一样，她走进门洞里，对我说，来不来。我说怎么来。她说得这样。她背过身去，自己将黑裙子撩起来，发出簌簌的声音。我在她的大腿位置摸到温热的内裤，被她的双腿绷成了一条直线。

很多很多头发，很多很多，当我贴着她的后背以及脖颈时，那些占据了全世界的头发将我埋葬在她身上。她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这样很好，我们做爱吧，我爱你。

套子是她带的，我肯定不会随身带一个套子，其实我也很难想象一个女孩随身带着套子。事情结束之后，她让我把套子打结，扔上去。我照做了。她说，欧洲的新娘在婚礼时都会扔一束鲜花，你这个野合新郎得在事毕之后扔套子，多好玩，扔得越高越好，像一个仪式。

她问我，以前没做过吗？我说没做过，第一次。她很高兴，说，姐姐给你个小红包。

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名字不能告诉你，你以后出去乱说可不好，记住我是校花就可以了，是美女，不是恐龙。

我就揣着一张十元面值的人民币独自走回了宿舍。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她。在同样沉闷而躁动的周末，我还是会去工厂里听摇滚乐，一个人靠在墙上喝十块钱一瓶的啤酒，看那些黑暗中起起落落的人头，耳朵里塞满了声音近似失聪。哪一个是她呢？我甚至想不起她的样子，只记得很多很多的头发，而我身上的某一部分就留在了她的头发之中。事实上，我失去了那天晚上的好运，不管我喝得多醉，再也没有带着任何一个女孩去操场后面扔套子。

我非常想念她。

秋天时，工厂被封了，说是要改造成创意园区。摇滚乐演出搬到了学校西边的铁道边，一个废弃仓库里，去那里得走上半个小时。有个女生夜里从现场回来，遇到了敲头杀手，用锤子敲了她的后脑勺，后面散场出来的人看见她横卧在街头，凶手早就跑到不知哪里去了。她也是工学院的校花，比我高两届，长得很美，听说一头长发像黑色的孔雀开屏，铺散在地上，血顺着路面上破碎的缝隙，慢慢流进阴沟里。

长而又长的头发，人们描述着校花。我想到那个在看台后面的女孩。但愿不是，但愿她只是消失在漫长而又清醒的午后，像血管里的酒精一样释放掉，而不是死去。

两个月后，凶手被捕，继而伏法。一个无目的的连环杀手，七起敲头案的唯一罪犯。没有人来向我解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偶尔我会走到看台后面，在众多树权之间寻找我的蝌蚪，那个被我抛向夜空的套子和无数个套子在一起。冰冷的天空将所有蝌蚪和所有时间冷藏起来，二十世纪的精子库，属于下个世纪的我在此为之默哀。

时至二〇〇一年，我在工学院读到三年级，计算机专科，还有六个月就可以毕业。这一年万事太平，敲头党消失了，女孩也消失了，所思所想就是在浪潮般的新时代找一份工作。满世界都是为工作发狂的孩子，GDP的尾巴翘得那么高，如不能攀上那根阳线，则必然跌入万丈深渊。僵尸电影里也是这个套路。

我也在找工作，计算机当然是热门专业，计算机是我们时代唯一的荣光，但我找到的实习工作却是在电脑城里给菜鸟用户装机杀毒，永无休止地干这个，像不像鞋匠？

不想做鞋匠。

在距离毕业还有半年之际，我又回到了学校，一部分同学已经消失了，一部分像嗡嗡乱飞的马蜂。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扔到了网吧里，全世界最破的黑网吧，位于学校附近新村一处六楼的民宅，一排几近淘汰的旧电脑，显示器都是十四英寸球面的，硬盘发出嘎嘎的呻吟，键盘比鞋底还脏。一抬眼看到的都是些民工、高中生和社会青年。“不要沉溺于虚拟的互联网啊！”想起某个老师的教诲。是的，网瘾很可怕，当你从虚拟世界中抬起头来，打量着现实的世界，如我所描述的黑网吧，唯一的念头就是低下头去——万恶的资本主义快来侵蚀我幼小的心灵吧！

某一天头上的吊扇坨子忽然掉了下来，砸在显示器上。网络那一端，聊天室里的女孩正在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忽然之间就变成了一堆冒烟的碎片，差点把我的眼睛给崩瞎了。我呆坐在原地，好久才反应过来。女孩像中了符咒的鬼魂一样消失了，砸烂的显示器是空虚到连黑暗都不能概括的现实。

二〇〇一年有过一些奇遇式的经历，得一件件说。事情像散落的珍珠项链，或者说是一个人在路途上拍到的照片，还得是数码相机，以完全不考虑胶片成本的方式对线性风景做出的无意识的散乱的乃至最终冲印出来被遴选并打乱了次序无法恢复其线性状态的纪录。

一次发烧，一次被城管执法队抓进了收容所，两次喝醉了倒在草坪上睡到天亮，一次在学校澡堂洗澡被人偷走了所有的衣裤，包括内裤，六次吃食堂吃出蟑螂。两次散步时被足球飞袭于后脑，十次求职被踢出局，无数次买香烟多找了三块五块的……基本上都是被动语态。这是第一季度的纪录。做爱次数为零。某一天，巨大的恐怖像吊扇坨子砸下来，奇遇正如显示器，奇遇中的世界一下子灰飞烟灭。

D罩杯、斜眼、便利店

小白给我讲了一个斜眼男孩的故事。小白是一个D罩杯的姑娘，我知道这么描述别人是非常失礼的，小白很漂亮，小白很懂事，但小白无论拥有什么优缺点，她首先会被描述为D罩杯的姑娘。这就是命。反过来，她说起那个男孩，首先将他描述成斜眼。这有什么办法呢？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常常是基于极为表象的东西。

斜眼男孩是个高中生，他的左眼有问题，当他平视你的时候，左边的瞳仁依旧会古怪地翘向外侧向上的地方。我对斜眼不太了解，以为就是斗鸡眼，小白便告诉我：“斜眼分为内斜和外斜，他这是外斜，和斗鸡眼正好相反。”

“斜眼男孩怎么样了呢？”

“住的地方很差，几十年前造的筒子楼，煤卫合用，我去做家教都不敢喝水，卫生间没人收拾，满处都是很小的蟑螂，至少有几百个，等到夏天就是同样数量的大蟑螂，我实在受不了，喷了点雷达，不得了，成千上万个蟑螂都扑了出来，像打翻了蟑螂的地狱。那男孩就在这个环境里成长。”小白说，“你会觉得他挺可惜的，长得蛮帅气，偏偏是个斜眼。”

我喝着手里的罐装啤酒，问她：“喜欢他了？”

“不，听我说完。他虽然帅气，但他看你的眼神，因为那个瞳孔是斜的，会令人不寒而栗。他目光飘移的位置，有时候像在瞥着你，有时候又像是没有瞥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小白说，“眼神古怪的人都很可疑，对不对？”

“理论上是这样。斜眼除外，斜眼是病理性因素作祟，生病的人没办法的。”

“但你可曾被斜眼的人瞥过胸部？”

“没有，”我继续喝啤酒，“任何时候都没有这种经验。”

“那小孩的父母总不在家。我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上门做家教从头到尾就是和小孩在打交道。听他说，他父亲是保安，母亲在一家超市做营业员，都没什么文化，每天很晚才回家。这小孩对我特别有礼貌，一口一个白老师的。”

“嗯，其实你就是挣工分的。后来呢？”

“小孩乍一看很懂道理。闲聊过几次以后，发现他什么国际时事啊、社会热点啊，都能说出些道道，比一般的高中生成熟。成绩嘛，严重的偏科。数理化好得不得了，高三的学生，就能做微积分的题目了，语文也马马虎虎可以，就是英语差了点。”

“你是给他补英语的。”

“是的。”

我开玩笑说：“一个生理正常的高中男生，又没有父母在旁边，深更半夜地瞥你几眼也算是人之常情。下回穿得正式一点，千万不要喷什么香水。”

“胡说八道嘛你，我哪有喷香水的，穿得也很厚实。”小白说，“你不要打岔，让我说完。有一天晚上我在他书桌上随手翻一本课本，发现里面夹着一张我的照片。”

“爱上你了。等等，他怎么会有你的照片？”

“是他从我包里偷的，有一阵子了，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弄丢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竟然对我动手动脚的。”

“后来呢？”

“后来我说，你别动歪脑筋，我但凡有一点差错，学校的同学就会报警。他想了想就放我走了，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去这户人家。”小白吁了口气说，“可怕的事情在后面，那天晚上我回学校，坐上公共汽车，车上也没有什么人，我坐在那儿老觉得背后有人在盯我，一回头发现他就坐在我后面，用他的斜眼死死地盯着我看。车一到站，我没命地逃，逃出去几步又回头去看，发现他的脸贴在车窗上对我笑。你知道人脸贴在玻璃上的那种样子吧？”

“知道，跟猪头一样。”

“那小孩太可怕了。”

“你别老是小孩小孩的，他根本不是小孩了。”

“被你一说我更发毛了，幸亏我胆子小、忘性大，什么坏事儿过几天就想不起来了。”

“哪个中介给你介绍的业务啊，太不靠谱了。”

“小广东那里的，出事以后我特地去骂了他一顿，让他请我吃饭。”

“这个人的饭你都敢吃。”我悻悻地说。

小白和我是同乡，念大二。工学院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我的故乡，T市下面的县级市麦乡。麦乡的大学生自然而然凑成一堆，近似同乡会，认干哥哥干妹妹的比比皆是，也不乏上了床的。我和小白关系很单纯，既不上床也不罩着她。我认识她已经好多年了，曾经是同一所中学的校友，曾经住得很近，曾经一起玩过……考上大学以后有一年时间没见到她，以为见不到了，不料第二年她也出现在了这里。这就算再续前缘了。偶尔我会请她吃顿饭，气氛总是很沉闷，有时也会聊些无关的人。

D罩杯的女生在学校里是珍稀动物，小白就是其中之一。拥有D罩杯，人生经历便会有超乎常理的一面。这是小白自己说的。

比如招惹了斜眼式的变态，比如招惹了各种既非斜眼也非散光的其他变态。这件事说过也就忘记了。

那是三月多雨的天气，气温不是很高，却总是感到冷。工学院应届毕业生正陆续打铺盖离开学校。黄昏时我头晕脑涨地从网吧里出来，沿着下雨的小路往学校走，在一家名为“杞人便利”的小烟杂店门口停下，店主是我所熟识的一个孩子，大概十六七岁，我叫他杞杞。我趴在柜台上，要了一听冰可乐，喝了几口觉得稍微舒服了点，坐在小马扎上看风景。杞杞问我找到工作没有，我说我辞职了，正打算在“杞人便利”旁边开一个“叶公超市”，把他的生意全抢走。杞杞想了半天，大概听懂了叶公是为了和杞人对仗，不过他并不觉得有趣。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

后来我看见小白打着伞从对面走过，她由东向西，很快走进了学校的边门，消失在拐角处。我没喊她。

大约半分钟后，有一个少年走进便利店，在石棉瓦搭起的蓝色雨棚下要了一包香烟，他打着保健品促销赠送的雨伞，有一根伞骨已经断了。买了烟之后，他并没有离去，而是背靠着柜台点了一根，看着工学院的边门，吐出了白色的烟气。

吸烟的姿势很潇洒。他时不时地瞄一眼货架，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明白了，他不是在看货品，杞杞的货架上都嵌着镜子，他是在看他自己。

促销雨伞收起来，弯曲的伞柄挂住柜台，忽然滑了下来，“啪”地摔在地上。他弯下腰捡起伞，将伞柄挎在自己的手肘上继续抽烟。他捡伞的动作很慢，好像那不是伞，而是一枚炮弹。

他捡伞的时候斜眼瞄了我一下，我也在看他，我坐在小马扎上。

这是一个斜眼的少年，即使他站直了身体继续望向学校边门的时候，他的左眼仍然瞄着蓝色雨棚的一角。

我不动声色继续喝可乐，直到他抽完那根烟，把烟蒂弹在一个小水潭里。他打起伞，没有走进工学院，而是沿着道路折返，往大马路的方向走去。

只出现一次的女孩

关于我的大学并无太多可说之处，多少年来学校就是在一片工厂区之中，以显示出工学院的本色。早在八十年代，学生毕业后大多都分配到附近厂里，那时候的专业没那么多，去工厂恰是专业对口，到了厂里便等着分配房子，房子也在这一带。也就是说，当你考上这所学校之后，你的一生差不多就被圈定在这片区域中。

九十年代迅猛扑来，宇宙能量爆发，物质重组，等这个十年过去之后，一切无可挽回地成为记忆，整个工厂区在时代的加速度之下被甩到不知哪里去了。非线性变化是世界的常态，而线性变化只不过是学者们用来欺骗大众的，线性变化使事物具备了预测的可能，学者们正是靠预测来谋生的，一如印第安营地的巫师。

第二股浪潮挟带着教改、转制、地价暴涨以及远在互联网一端的IT业兴起，滚滚而来，不可阻挡。二十一世纪劈头盖脸出现在眼前。每一个年代都拥有它独特的咒语，其魔法所呈现出的效果也大相径庭。我们的校长被称为成功企业家，开一辆别克出入于校园，显示出本校具备的超强竞争力。这都是非线性变化的结果，后面还有更绝的，到二〇〇0年，校长因贪污而被抓，直接判了个无期徒刑，在监狱里迎接了新世纪的曙光。

学校不大，被四周的厂房和老新村挤压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二〇〇一年，附近的工厂已悄然无声，厂房被改造成建材市场、大超市、Loft，或者干脆推平，清场之后为未来的CBD腾出空间。有一座高架桥已经造到学校南侧，像巨大的雷龙伸过来长长的脖子。所过之处，一片废墟。

学校的东侧，向着市区方向，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的住宅区，十来个新村里住着几万号人。西侧是郊区，有厂房，有仓库，日落时景色凄迷，血色残阳像一枚打碎的鸡蛋，散黄之后正洒在那儿。有一条铁道穿过其中，它呈现出一种锃亮的灰黑色，令人恐惧而心碎，在调色板上永无可能找到的颜色。铁道以外，是一片新兴的开发区，以前是农田，如今都填平了，正努力转型为剩余价值大卖场，国际品牌和OEM流水线像真菌一样扩散蔓延。

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半，枯燥无味的时光。平时的娱乐，就是在黑网吧里泡着，抽廉价烟，喝啤酒，半醉着晃回宿舍。周末稍微好过一点，去铁道旁的仓库里看摇滚，反正总是那几个拼凑型的乐队，看了百十来场，吉他手什么时候会做出高潮般的表情，主唱什么时候会跳下舞台，一清二楚。在场子里喝的依然是啤酒，但不敢喝多，怕被人一锤子敲翻在街道上。那一带到了晚上没什么人。

我属于扩招之后的那一批学生。赶上了一个波峰，既可额首庆幸，也无所谓大学生的自豪感了。如此这般，虚度时光，有一天发现好日子过完了，得去找工作，跑到开发区应聘无数次，皆无功而返。最后通过熟人的关系，在市区电脑城的一家公司里给各种各样的顾客安装软件，一排坐着二十个技术员，穿着同样的工作服，佩戴着印有公司Logo和姓名的胸牌，每天装机十个小时。办公地点在地下室里，环境马马虎虎，不能抽烟也不能喝酒，半夜干完了活，和几十个电脑专业的师兄一起回到员工宿舍睡觉，与学校一样的铁架子床，分上下铺，睡醒了继续上工。我开始怀念学校，辞了工作又回来，每天躺在寝室的铁架子床上，世界开启，合拢，开启，合拢。我给自己的大脑按下了Sleep健。

对我来说，这与其说是回归，毋宁说是一次非线性变化，失去理智的结果。我一再地徘徊于摇滚仓库和操场看台之间，试图证实两年前和我做爱的长发女孩的存在，试图清晰地看到她和死去的校花，她们或者是同一个人，或者毫无关系，这都可以。但我收获到的只能是无穷无尽的迷惘，记忆已经风化，事件已经凝固。

曾经有个女孩对我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乳沟时代，乳之风光必然依赖于乳沟，但乳沟之存在则没有任何实际效用，乳沟甚至连器官都算不上，它其实是个负数，是一道阴影而已。从切面来看，乳沟正是典型的非线性变化。

二〇〇一年是个衰败与繁荣交相存在的年份。乳沟时代是否存在，我不敢确定，乳沟困境倒是的的确确缠绕着我。

我一直没有女朋友。

大学一年级的深秋，近乎谈过一次恋爱，近乎。女孩是我同班同学，长得很一般，瘦高个子，剪一个很温驯的短头发，碎碎的很好看，但经不起风吹，一吹就变成男人。这和长发女孩不能比。

女孩的脾气和她的发型颇相似，看着温驯，其实是个很有洞察力的家伙，平时话不多，更不活跃，开学头三个月她基本被忽略掉。她是T市人，家在市区，走读生，平时不在学校里，惟有上课的时候才露个脸。似乎是挺有钱的，听说家里有房有车，不过我和她混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还是靠走路。

没有确认男女关系，没上床，没接吻，没去过看台后面。那年深秋，因为空虚，跟着她在T市到处晃悠，实指望她能做我的导游，结果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雨天，像两个湿淋淋的旧皮箱被放置于不同的场所。

我们在雨中参观了T市的商业中心，在雨中蹲在铁道荒凉而杂乱的货场上，在雨中徘徊于植物园、动物园，就连一年一度的菊花展似乎也受了她的感召，明明是选了个晴天去参观，到公园里居然下起雨来。

面对着雨中的景物，心情当然好不到哪里去，作为从小在T市长大的女孩，她当导游的话基本上可以使这个城市的旅游业破产，说出来的话比雨还烦人。我跟着她东跑西颠的似乎只是为了让她有机会多抱怨几句。

“步行街容易使人产生消费欲望，与他人近距离并行的嫉妒感，不满足，疲倦导致的思维能力下降。”在商业街上，她这么说。

“货场不为城市所容，欲望未赋予它应有的概念。”在铁道边。

“T市的植物园只是一群花匠在经营，但比动物园好一点，动物园看上去就像虐待狂的仓库。”

“菊花得以专门展览，全因其命贱、品种多。又正好开在适合观光的季节。”

类似的话不胜枚举，我认为其具备一定的洞察力而又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她高高的个子却没有身材。但是，她仍然让我略微地动心，说不清道不明。

某一天，记得是冬天，我们在五块钱一小时的网吧里泡着，泡了足足一个通宵，她买单，出来的时候彼此都是一张隔夜脸孔。冬天的早晨，四周起了浓雾，路灯还没灭。她忽然提议去附近的宾馆睡一觉。那是在市中心，我说我来付账，去提款机上提了两千块钱带她走进一家皇冠假日。她看到提款机上的余额，八万元，毕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也没表示诧异，也没问我的钱怎么来的，只是很安静地看着罢了。

在酒店里开了个标房，两张床，我们各自洗了澡之后，挑一张床睡了下去。电视机一直开着，处于静音状态。直到下午，我们同时醒了过来，觉得很饿，她从背包里拿出夹心饼干，吃了个精光。然后她说，今天没有下雨，能不能做爱。

在静音的电视画面中看到很多汽车追尾，场面壮观，联想到我们当时的姿势也像是一次次的追尾。

“喂，说说你自己。”她说。从宾馆出来以后，她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很有兴趣地望着我。“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就为存折上那八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