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2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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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或者超出的男子也要参加，不能打仗的可以运输粮草辎重，可以修筑城垣要隘，谁也逃脱不了兵役的征发。
　　　　这时候兵役制度已经形同虚设了，咸阳竟然还要改革兵制，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即使要改也要等到统一大战结束之后再改，但咸阳为什么如此急不可耐？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封国制的实施。封国在边陲，边陲要镇戍军，镇戍军多少直接决定了封国的实力，而镇戍军建设由兵制所决定，所以兵制不但要改革，而且现在就要改革，以未雨绸缪，扼制封国实力的膨胀，确保中原对封国的控制。
　　　　牵一发而动全身，国策变革就是这样，尤其是基础国策的变革更是如此。
　　　　这个时代中土各诸侯国实行的都是征兵制，全民皆兵，凡适龄男子都要服兵役。自变法以来，郡县制逐渐在各国推广，于是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也就是郡县征兵制。服兵役的年龄一般在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变法的另一个核心就是中央集权，君主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必然要增加自己的直属武力，于是由此就诞生了中央卫戍军。卫戍军是常备军，将士们是职业军人，由此就建立了常备兵制度。
　　　　变法之前，中土各级贵族都有宗族成员及其私属人员所组成的军队。打仗的时候，诸侯国君主和士卿贵族们的军队是主力，与征发的国人、庶民和奴隶一起作战。变法后，这一制度改了，以中央卫戍军和征发的郡县兵为主力，士卿贵族们的私属军队渐渐沦为贵族们的护卫军队，不再是战场上的主力，由此他们的实力下降，权势和财富减少，对君主和中央的威胁也被降到了最低程度。
　　　　现在大秦重建分封，重建封国，虽然封君和封国的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但假如没有完善的制度维持和巩固这种“制约”，没有一套坚硬的“枷锁”绑缚这些封君和封国，中央必定会渐渐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而绑缚他们的枷锁就是“军、政、财”三大权力，其中军权是重中之重。
　　　　封国在边陲，起到了“藩卫”中央的作用，但边陲的镇戍军数量庞大，中央在财赋上又要全力支持镇戍军，如果封君控制了镇戍军，那就等于中央拿钱增加封国的实力。自己给自己培养对手，中央岂肯做这种事情？
　　　　矛盾就在这里。封君和封国的作用就是藩卫中央，当然需要一定的实力，而中央若要控制封君和封国，就必须扼制封君和封国实力的膨胀。这个矛盾不解决，中央和封国的矛盾很快就会爆发，而爆发的后果太可怕了，不仅仅边疆镇戍要出问题，国内更会陷入战乱。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最终要靠中央对镇戍军的直接控制，中央要牢牢掌控军权，于是兵制改革自然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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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国防策略。
　　　　在国防策略上，是守外虚内还是守内虚外？是重兵镇戍边疆，还是重兵屯驻京畿？是采用以攻代守的积极防御策略，还是采用固守要隘的消极防御策略？
　　　　国策策略的选择，直接主导了兵制改革的方向。
　　　　如果是守内虚外，采用固守要隘的消极防御策略，那边疆镇戍主要由边郡和封国承担，平时可以征发兵役戍边，如遇外寇入侵，则加大征发兵役的力度，征发范围可以扩大到邻近郡县，而主要作战任务则由中央军承担。
　　　　此策的好处显而易见，因为边疆镇戍军武力有限，中央可以有效扼制封君和封国实力的膨胀，而大秦的主力中央军因为直接受控于中央，中央牢牢掌控了军权，导致中央可以凭借武力牢牢控制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对于普通国人来说，尤其对中土腹地的郡县来说，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兵役的征发，这既有助于国人的安居乐业，也有助于王国经济的发展。
　　　　如果是守外虚内，采用以攻代守的积极防御策略呢？很显然，边疆镇戍军是大秦的绝对主力，封君和封国的实力必然因此而膨胀，更严重的是，因为频繁的对外战争，王国的财赋会被大量消耗，国人的兵役会被无度征发，最终不但损害了国力，也损害了中央集权，损害了王国的长治久安。
　　　　从两种国防策略的利弊上可以看到，中枢明显倾向于守内虚外，也就是消极防御的国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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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选择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就涉及到一个中央军的建设问题。
　　　　中央军在内，边疆战事爆发，需要马上赶赴边疆作战，这个赶路时间的长短可能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所以中央军必须是常备军，必须时刻处在战备状态。如此一来，常备军的数量就要扩大，职业军人就要增加。养军队需要钱，养一支十万或者二十万的常备军需要多少钱？这个耗费太大，中央财政目前无法承担。
　　　　中央军建设实行常备军制度，就牵涉到了兵役制度。常备军将士既然是职业军人，那郡县征兵制就不合适了，就要改为募兵制，征募壮勇为职业军人。两种兵役制度并存，那么中土腹地郡县的国人所承担的兵役就大为减少。
　　　　既然国人承担的兵役减少，那么国人就因此获利，既然国人因此获利，那么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把获利部分上缴王国，做为王国养护军队的支出？
　　　　由此就牵扯到赋税制度的改革。
　　　　兵制改革在前，赋税改革在后，必须先把兵制改革的策略确立下来，然后就可以着手修改赋税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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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仔细看完中枢的书信后，心里异常窒闷，一股无名怒火更是喷涌而出。
　　　　他想到过变革的艰难，想到过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将有一番激烈博弈，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变革的最终承担者竟然是普通的国人，统治者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不但没有给予国人更多的利益，反而肆无忌惮地吞噬普通国人本来就少的可怜的利益。
　　　　王翦也在沉思。王翦看到的不是普通国人在变革中的利益损失，而是国防策略的选择，他无法接受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更无法接受把一支庞大的中央军放在京畿。此策说白了就是为了中央集权，就是为了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但由此带来的恶果是中土在未来的南北战争中完全处于被动。中央是集权了，但中土的危机也严重了，这不符合中土的利益，更不符合本利益集团的利益。
　　　　中央都集权了，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挖去了最大的一块，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尤其赋税制度的改革，很明显就是要把财富集中于中央，那损失的不仅仅是普通国人，贵族们的利益同样受到吞噬，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
　　　　公子扶苏从储君和未来帝王的立场思考这个变革方案，倒是理解中枢的想法，不过他现在身在边陲，看到的是广袤而蛮荒的疆土，看到的是对中土财富垂涎三尺的北虏诸种，他的想法也就完全不一样了。消极防御肯定是错误的，大秦必须积极防御，必须以攻代守，必须杀出长城之外，赢得南北战争，否则中土根本就没有安宁之日，安居乐业长治久安更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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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心里的怒气，一掌拍到了案几上，他想骂，但不知道骂谁好。
　　　　治理一个王国太难了，尤其处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不管是君王还是士卿，都看不到未来的路如何走，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哪一个不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的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
　　　　秦王政统一之后，当真不想与民休养？当真不知道与民休养对一个王国的长治久安意味着什么？他难道不知道穷兵黩武将给中土带来可怕的后果？
　　　　他知道，但他没办法，在中土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的时候，在中土历尽数百年的战乱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匈奴人从大漠蜂拥而下，他只能倾尽国力去北伐，只能去修长城，开直道，一切都是为了中土的安危，都是想把这个襁褓中的帝国保存下来，救活过来，为此他要集权于中央，要控制军队，要把中土的财富集中到一起。
　　　　只有集中中土所有的力量才能拯救中土，这是当时唯一的办法。秦王政做到了，但中土的生产力有限，中土当时的条件太差，秦王政掏空了中土的血肉，帝国在他死后终于轰然倾覆。
　　　　其实，就算秦王政没有死，是不是就没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揭竿而起？就没有六国贵族的疯狂反抗？帝国已经被掏空了，国人的反抗是必然，只不过需要一个契机而已，这与谁在皇帝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关系。
　　　　看看当时的南征。王翦率军渡江之后，是不是横扫江东？楚国和其他各国的贵族后裔是不是都战死在江东？如果他们都逃到了南岭的南方，联合百越人一起负隅顽抗，甚至不断反攻江东、江南，秦国怎么办？当然只有继续攻击。
　　　　屠睢带着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开疆拓土，仅仅就是为了满足秦王政的个人私欲？这显然经不起推敲，最好的解释也就是秦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匈奴人，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战略。
　　　　再看看当时老秦人和楚系贵族的没落。统一后分封甚嚣尘上，隗状、王绾和冯劫这些公卿大臣显然都支持分封功臣，但一旦分封了，贵族们各自忙于掠夺权力和财富，大秦哪来的力量去对抗匈奴人？南北战争还怎么打？所以秦王政非常果断，以雷霆手段把这些贵族统统赶出了朝堂，赶出了军队。
　　　　统一刚刚结束就大举南征，但统率却是屠睢、任嚣、赵陀这些人，那么王翦呢？王贲呢？蒙武呢？李信呢？这些功勋卓著的大将都在哪？秦王政为什么不让他们率军南征？秦王政为什么要放弃他们？为什么要弃置不用？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人和秦王政政见不合，是秦王政在朝堂上的政治对手，秦王政不能用，也不敢用。五十万大军交给这些人，一旦他们以武力胁迫咸阳，秦王政怎么办？
　　　　南征尚未结束，北伐就开始了。秦王政为什么要两线作战？肯定是没办法，北方边疆的形势已经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否则他断不至于倾尽国力，断不至于以吸噬大秦国人的血肉为代价同时进行南征北伐，同时在两线作战。
　　　　北伐的统率是谁？是蒙恬，那些老将还是全部弃置不用。打下了河南，夺回了云中，然后就是迁徙人口屯田，把几道长城连为一体，期间还有一个大工程，那就是直道。
　　　　直道的修建肯定比北伐要早。直道肯定是为北方战场而修建，先修到白于山、横山，这样就可以支撑秦军杀进河南之地，占据河套。然后直道继续修，修到阴山脚下，又可以帮助秦军占据云中，把匈奴人赶到阴山以北。
　　　　可以肯定的说，直道的修建就是为了北伐，并伴随着北伐一起北上。直道在南北战争中的战略意义太大了，但劳民伤财，而相比起来，南征北伐对国力的消耗更是惊人。
　　　　如果大秦的统一进程从灭韩开始，那么统一大战前后进行了十年。接着就是南征，南征前后有七八年。南征尚未结束，北伐又开始，北伐到大秦灭亡时尚未结束，前后大约有十年。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大秦帝国为什么只有短短十五年的国运，为什么十五年就崩溃了。大秦从统一大战开始到崩溃的二十五年里，一直在打仗，而且都是大规模的战役，以当时大秦的国力，以当时中土的生产力，以统一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大秦能支撑如此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吗？
　　　　秦王政是暴君？帝国的文武大臣都是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之辈？这显然没有说服力，从太史公到后世史学家，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正史”，让我们为之自豪的“二十五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污垢。
　　　　秦王政和大秦帝国在成立之初就面对着强悍的匈奴人，当时的匈奴人已经基本上统一大漠，也就剩下一个河西的大月氏，一个远在东方的东胡人，这两个强敌对匈奴人已经无法构成威胁，而对匈奴人来说，如其远征大月氏和东胡，占领两块蛮荒之地，倒不如南下越过长城打中土，抢占一块富裕土地。
　　　　匈奴人的选择没有错误，都是为了生存，所以匈奴人浩浩荡荡地南下了。
　　　　大秦崩溃之后是五年的后战国时代，然后刘邦击败了项羽，接着刘邦马不停蹄，迫不及待地带着大军跑到代北阻御匈奴人，差点在白登全军覆没。
　　　　秦帝国败亡到刘邦的白登之战有多少年？六年，只有六年。六年内，匈奴人就从一个弱小灭族一跃成为控弦几十万，差点把大汉皇帝刘邦都杀了的强大民族？
　　　　任何一个民族的崛起都需要时间，匈奴人也是一样，但太史公也罢，后世的史学家也罢，都故意忽略了这个重点。在他们的笔下，秦王政时代的匈奴人就是一只土狼，想这么杀就这么杀，到了刘邦时代，突然间匈奴人就从一只土狼变成了雄狮。
　　　　历史有时候看上去很荒诞，但荒诞的背后隐藏着太史公和后世史学家们的智慧。越是荒诞的历史，其背后越是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就需要读史的人去思考，于是迷雾在思考中渐渐散去，突然你就会发现，原来真相距离自己近在咫尺。
　　　　秦王政肯定想在统一后与民休养，让中土人过上好日子，但匈奴人杀来了，南北战争爆发了，中土岌岌可危，秦王政怎么办？是选择拔剑一战，还是选择忍辱负重？秦王政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人生，他选择了拔剑一战，他宁愿战死，也绝不忍受屈辱，苟延残喘。
　　　　秦王政打赢了南北战争，但输掉了帝国，而刘邦在南北战中输得很惨，为此他不惜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休养生息的时间，最终他不但保存了帝国，他的子孙后代还打赢了南北战场。
　　　　今天，历史的轨迹在宝鼎的引导下逐渐改变，但这种改变仅仅局限在某个范围某个区域，而天下大势，南北大势，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改变，都在既定的历史轨迹下飞速前进。大秦帝国终归要与匈奴人一战，南北战争终究要分出胜负，但帝国的存亡呢？
　　　　历史上秦王政拒不分封，高度中央集权，这是他打赢南北战争的基础，但这个基础现在在宝鼎及其所属利益集团的齐心协力下被改变了，分封已经开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已经难以实现，秦王政是否还能在南北战争中赢得胜利？假如他像汉初时期的文帝、景帝一样，面临内有诸侯王的对抗、外有匈奴人的压迫之窘迫，他又将采取何种对策？这种对策对帝国的命运又将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帝国是不是再一次崩溃？
　　　　宝鼎陷入沉思，怒气早已不翼而飞。
　　　　他就像秦王政一样，面临艰难抉择，是选择打赢南北战争，还是选择与民休养长治久安？是守外虚内，还是守内虚外？而之所以出现这种选择，就是源自宝鼎对历史的改变。他改变了历史，但他却无法掌控历史轨迹的走向，于是他就被卷进了历史的洪流，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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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6章　兵制变革的背后
　　　　第366章兵制变革的背后
　　　　军队直接关系到王国的存亡，军制变革容不得任何闪失。
　　　　现在是非常时期，特殊年代，可以名正言顺地过度征发兵役，但对国民利益的损害是显然易见的。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国民所承受的损害也就越大，所以军制改革的目标当然是在保证军队武力的基础上，加速战争进程，维护边疆稳定，以减少国民利益的损害，逐步恢复和增强国力。
　　　　秦王政和咸阳宫的想法是好的，但实际上它的出发点是为了集权，为了控制军权，为了扼制和削弱封国的实力。假如国防策略定为守内虚外，加强中央常备军的建设，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北方镇戍军。
　　　　现在代北和燕两地的军队加在一起大约有四十万，分别来自代北、晋中、河北、中原和燕等地。如果实施新的军制策略，北方镇戍改为消极防御，那么咸阳就可以以扩建中央常备军为借口，把中原、河北甚至晋中的军队调离边疆。如此一来，北方镇戍军的数量大大减少，宝鼎实力大减，也就无法以武力胁逼咸阳，也就无法主导国策变革的走向。未来，整个北部边疆的封国不论有几个，都会因为此策的绑缚，很难发展自己的实力，实力不够也就无法与咸阳形成对抗，只能乖乖的听命于中央。
　　　　中央利用此策的确控制了军权和军队，达到了集权的目的，牢牢控制了封国，但它是以国防上的消极防御为代价，而以目前和未来的南北大势来预测，消极防御必然导致匈奴人的频繁入侵，导致南北战争陷入长期的僵持状态。可以预见，中央军为此不得不频繁北上作战，而频繁的战争将严重损耗大秦的国力，大秦必将因此陷入深重危机，一旦国内矛盾集聚到一定程度，轰然爆发，大秦也就难逃崩溃败亡之祸了。
　　　　赵高和朱英先后看完这封信。两人神情凝重，心如重铅。咸阳的反击太过凌厉，这边刚刚建立大秦第一个封国，那边就开始兵制改革，试图削弱和扼制武烈侯的军权，阻止武烈侯继续以武力胁逼咸阳进行国策变革。烽烟再起，如何应对？
　　　　“必须阻止咸阳。”赵高打破了沉默，“北方战局摆在这里。匈奴人步步紧逼，我们在代北战场完全处于被动。燕南战场还有连番苦战。燕王喜和燕军主力都逃到了辽西，我们的对手依旧还有反击之力。虽然我们已经攻占了蓟城，拿下了督亢，但即便加上上谷郡，我们所占据的土地也不足整个燕国国土的三成。北方战场在未来几年只有维持之力，若想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咸阳必须给北方战场提供充足的钱粮和武器，但这显然不现实。”
　　　　宝鼎、王翦和公子扶苏齐齐望向赵高，认真聆听。
　　　　“咸阳不是不知道北方战场的困难，咸阳之所以答应实施封国制，其实也是考虑到了北方战场的困窘局面，但突然间，咸阳要改革兵制，其目的却是为了控制军队，为了从北方战场上调离军队。”赵高不敢说咸阳要扼制封国，要削弱武烈侯的军权，只好避重就轻，“北方战场能维持今日局面，完全是依靠这四十万将士的厮杀，假如有一半军队调离北方战场，形势必将急转直下，北方战局必定岌岌可危。”
　　　　赵高苦笑摇头，没有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就是代北如果丢了，燕南如果丢了，前期战果全部丧失，武烈侯和公子扶苏，还有诸军统率，恐怕都要遭受重创。咸阳可不会承担失败的责任，他们会一推了之。
　　　　“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朱英指指案几上的书信，“咸阳只是来信征询，兵制改革不过是提上了日程，还没有拿出草案，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但咸阳的意思很明确，今日武烈侯掌控四十万大军，已经威胁到了咸阳。”朱英看了宝鼎一眼，犹豫了片刻，又继续说道，“这种威胁不仅仅让咸阳宫寝食不安，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们也是心惊胆战，所以兵制改革的方向虽然难以确定，甚至于在统一之后可能都确定不下来，但既然开始了争论，那显然就是有目的。”
　　　　目的是什么？当然是削弱武烈侯的实力，扼制武烈侯的兵权，也就是说，咸阳既然在封国制上妥协了，那么武烈侯在兵制改革上也要做出妥协，至于如何妥协，妥协多少，那就是武烈侯的事情了。
　　　　在坐几个人都知道武烈侯已经打算妥协了，也就是让王翦、羌廆、杨端和等人陆续离开军队。这个妥协之策看上去是有利于咸阳控制军队，但实际上更有利于武烈侯控制军队。
　　　　王翦等人离开军队，真正的目的是扼制因为封国制所带来的宗室和异姓贵族尤其是异姓功臣之间的矛盾，强行压制这些贵族对权力和财富再分配方案的不满。这些人的离去导致宝鼎对军队的控制力更强了，宗室把持了军权，秦王政和咸阳宫也就敢于进一步推行封国制。
　　　　然而，正是因为武烈侯对军队的控制力更强了，他对咸阳的威胁也就更大了，他也就可以以更强大的武力去胁逼咸阳，主导国策的变革方向，从而为所属利益集团谋取更大的利益，比如土地私有化和贵族世袭，甚至最后演变为封国制的扩大化，功臣分封。这就是以退为进之策啊。
　　　　咸阳当然要防患于未然，要阻止武烈侯“以退为进”，要逼迫武烈侯做出更大的更具实际意义的妥协。
　　　　朱英追随春申君很多年，为春申君出谋划策，对这种权力博弈看得比较透彻，所以他看到了咸阳讨论兵制改革的真正目的，而赵高没有看出来，他的政治经验和博弈水平与朱英相比，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公子扶苏同样没有理解咸阳的意图，所以他不假思索地问道，“目的是什么？”
　　　　朱英看看神色忧郁的宝鼎，又看看面如止水的王翦，想了片刻，说道，“武烈侯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北方战局，实施了迁徙人口和垦荒屯田之策，后来又提出了修筑直道之策。从这三策可以看出来，武烈侯在北疆实行的主动防御策略，是要守外虚内。守外虚内就要在北疆屯驻大军，要主动出击。武烈侯手握几十万大军，而且掌控战场指挥权，这对咸阳的威胁之大可想而知。”
　　　　“从目前形势来说，武烈侯可以借助北方战局，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