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 阎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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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副省长来了，马上开了汇报会，我也参加了。我愁着矿泉水跟不上，向文副省长提了出来，他当即就对身边的人作了吩咐。我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却精力旺盛。我陶醉于这样一种自己很重要是个人物的感觉，这样一种真正承担了一点什么的感觉，有意义的感觉，只有那些有发言权的人才能体验到其中的快乐。为了这种体验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任何牺牲。这些事也许别人也能做，但必须由我来做，由我来做。深夜里马厅长又带了十六个医生来了，袁震海也来了。我心中还有点遗憾，再有什么话只能由马厅长去讲了。当天晚上又传来江源口农场告急的消息。马厅长当即作了分工，万一有事，他就带三个分队过去。第二天中午马厅长再也呆不住了，有险情的堤段万一决口，我们的车就过不去了。于是袁处长和新来的四个分队留下，我和马厅长等坐车赶到了江源口农场。

　　到了江源口农场知道梅书记的直升飞机刚走，到安顺垸去了，那里情况更加紧急。马厅长轻轻皱了皱眉，我想说几句什么，还是忍住了。大垸内多处管涌，还没决堤。天一黑堤上一片灯火通明，堤下有很多手电筒亮着在查管涌。很晚了我们从堤上回来，乔场长要我们住临时招待所，就是场部二楼腾出的几间房，都买了新床新桌，装了空调。来安排的是场部的打字员，她说：“这床还没有睡过人的呢。”原来农场昨天接到通知，梅书记要来，可又不知道他是否在这里过夜，当即派车去县城买了空调床桌回来，花了几万块钱。梅书记的飞机在农场小学的操坪降落，连场部都没进，找一间教室开了现场办公会，就到堤上去了。从堤上回来，就去了安顺垸。这边空调刚装好，人却走了。马厅长一听就不肯住了，记者到处跑，被他们知道报道了，说得清吗？打字员一听马厅长不肯住，哭丧着脸说：“不住就浪费了，浪费了。”马厅长越发不肯住了。就在外面坪里架了几张凉板，点了蚊香，算是安排好了。

　　很晚了还有一个小分队在堤上，其它人都睡了。我侧耳细听，知道马厅长没睡着，就琢磨他现在在想什么。大人物身边可不能少了明白人啊！我下了决心过去说：“马厅长还没睡呢，可别忘了自己是个病人。”他说：“蚊子咬人。”我把一盘蚊香移过来，说：“我想着我们卫生系统投入很大，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这是不公平的。”他说：“镜头当然对准堤上的人，那是自然的。其实你们到幸福垸的情况，电视也打出来了。”我说：“才给了一个镜头。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向梅书记汇报一下，也请示一下，至少多拨点药品器械给我们吧。”他说：“那我们明天一早到安顺垸去？那不好吧。”我把话挑明了说：“要知道梅书记下一站到哪里就好了，我们先赶到那里，就没有什么不好了。”马厅长不做声，我知道他是认可了，就说：“我们现在有几百人在堤上跑，大家辛苦了，也应该得到一个公正的表现机会，这也是对大家负责。”他说：“那你明天一早跟组织部钟天佑联系一下，就说我要你打的电话，要他跟小朱联系一下。”小朱是梅书记的秘书，跟钟处长是好朋友。第二天一早我就给钟处长打了电话，十分钟后回话说，梅书记今天下午到万山红农场。吃过早饭我们在江源口农场留下四个人，带个八个人赶到万山红农场。

　　到了万山红农场，吴场长已经上堤去了。马厅长交待我几句，带人上堤去了。我问场部值班员要了纸墨，写了几条标语：大灾之年防大疫！发扬戴妙良精神，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病从口入，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刚贴好省卫视台的记者就来了，准备下午采访梅书记。他们对我进行了采访，我就把整个情况都介绍了。介绍完以后他们拍了那几条标语，又准备到堤上去。我说：“我们马厅长马垂章同志就在堤上，他是从医院病床上直接到第一线来的，你们可以找到他。”两个记者果然很感兴趣，我就带他们去了。他们在堤上采访了吴场长，又采访了马厅长，拍了几个医疗队员工作的镜头，又匆匆赶回场部，准备拍直升机降落的镜头。

　　下午梅书记在场部的二楼召开了现场会，马厅长参加了，介绍了卫生系统参加抗洪的情况，提出了三个要求，梅书记当场就批了。会后大家拥着梅书记到堤上去，梅书记拿着话筒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梅书记穿着白衬衣白裤白皮鞋，跟那些一身泥的人握手，泥人们都激动得要哭。傍晚我在堤上看见直升飞机起飞，一直盘旋上去，突然，自己也没料到的，心猛地跳了起来。我盯着夕阳中的直升飞机渐飞渐远，只到化成一个小黑点，觉得那架飞机并不是飞在天上，而是在很多年以前，就停留在我大脑中的某个沟壑之中。我早就忘了它，然而，在这个瞬间，这种记忆被激活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冲动扼住了我，我一时喘不过气来，似乎死亡正在临近。这是一种新的体验，处于巅峰的神圣体验。比起这种体验，其它的幸福都跟烂布条差不多。

　　当天晚上我们在场部的电视里看到下午的会议情况。马厅长的发言播了二十秒。接下来又是那些标语的镜头，医疗队员工作的镜头，又是对马厅长的采访。大家都很兴奋，马厅长说：“直到今天，省里对防疫工作才真正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我们这一趟是来对了。”

　　洪水退了，防疫工作又延续了一个多星期才基本结束。回到家里，我几乎成了一个非洲人。过了几天马厅长要我从计财处领一千块钱，找时间请一请钟处长和朱秘书。他说：“怎么谢他们都是应该的，我就不去了，该说的话你要说到份上。”我跟钟处长通了电话，好不容易才安排了时间把他和朱秘书请了到随园宾馆。说起来才知道他俩也是丘山县人。三个人丢开国语不说，说起了家乡话，感情上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当个老百姓没有感觉，到了这个份上才知道老乡可是一大资源啊！圈子里的人凭什么捏到一起相互照应？老乡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不谈圈子里的事，虽然都是处长，可他们的圈子比我要高得多，谈起来只会显得我是个老土。我们把家乡的事当作话题，我又讲了几个经典性的荤段子，把他们逗笑了。分手的时候朱秘书说：“下次过年了我们老乡聚一聚，池处长也来吧。”我说：“看得起我就给我打个电话，由我作东。”他说：“做东就轮不到你。”我说：“白吃，白吃，到时候别怨我把你们吃穷了。”我没想到今天竟有了这样的意外收获。

　　再过了一个月省里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庆祝抗洪救灾的全面胜利，从北京把彭丽媛、宋祖英和刘欢等人请来了，省里几大电视台联合直播。厅里有几张票，我也去了。有几位歌唱家唱到动情处都流了泪，边唱着走到台下与烈士的父母握手。演出完了梅书记文副省长等走上台去接见了演员，并与全场一起起立高唱《歌唱祖国》。我看见梅书记文副省长和那些名歌唱家站在一起，突然，自己也没料到的，心猛地跳了起来，一种令人窒息的冲动扼住了我，我一时喘不过气来，似乎死亡已经临近。我目光一直盯着台上，想着那些艺术家哪怕他如日中天，他的命运也是由别人来安排的。而现在，全省起码有两千万人在盯着台上啊！两千万人！我体验到了那种作为中心人物的感觉，那种安排一切掌握一切的感觉。在这种巅峰体验中我更加理解了人，理解了人生。体验到了这种震撼我也更加理解了历史，历史一点都不荒谬。亚历山大王从马其顿打到印度，成吉思汗从蒙古打到欧洲，他们有神经病吗？认为他们有神经病的人才有神经病呢。


　　胡一兵打电话来说，刘跃进的家庭起风波了，约我去说说话，给刘跃进散散心。我想这两年刘跃进还挺风头的，一手写论文参加一场全国性的讨论，一手写杂感模仿大师的口吻谈世界人生，他怎么会有麻烦？作为大众精神导师的他难道还要我们这些俗人排解苦闷？吃了晚饭我去了金天宾馆，不一会胡一兵开车带刘跃进来了。上电梯到了七楼的茶室，胡一兵要了一间包房。刘跃进说：“喝杯茶哪里都能喝，到这样高档的地方来干什么？”胡一兵说：“装修了就是让人来的。”以前别人这样请我，我觉得太奢侈，现在习惯了觉得不是这样的地方简直不能去。把你往街边茶楼一请，你成了什么人？那些虚的东西是非讲不可的，谁谦虚只显出自己不上档次，没见过世面。刘跃进还不懂这一点。胡一兵没有顺着刘跃进的问话吹嘘几句，这才是朋友。发了点邪财就连自己也不认识的人，这几年见得太多了。

　　小姐斟了一壶茶就站在门边听候吩咐，胡一兵让她去了。喝着茶知道了刘跃进的家庭是怎么回事。刘跃进心高气傲，到前两年才找了凌若云结了婚。凌若云比他小九岁，来到省城怎么也不安于资料员的命运，不顾刘跃进的反对，到港资的金叶置业去应聘，居然聘上了，半年后升到了公关经理，工资是刘跃进的八九倍。刘跃进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要凌若云回学校，可那又怎么可能？她反过来劝刘跃进说：“你每天扒在桌子上写那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道不同不相谋，夫妻不能相谋危机就逼近了。以后凌若云又每天开一辆丰田车回来，把刘跃进气得半死，开始怀疑她和香港余老板的关系，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从此家庭纠纷不断，却不愿对朋友说。我想他是怕影响自己作为一个导师的形象，自己的妻子都不跟着走，怎么能叫天下人跟着走？前几天争吵之后，凌若云离家出走数日不归。昨天他去金叶置业找她，却看见余老板当着许多职工的面站在她后面，弯了腰身体几乎挨着，一只手在电脑上指指点点说什么。几个职工看见了他，眼神怪异，似笑非笑，他一声不吭羞愧地退了出来，实在忍不住了，才给胡一兵打了电话。

　　听刘跃进把苦诉完了，胡一兵说：“我们是不是铁哥们？是！铁在一起八磅大锤也锤不散！铁哥们了说话就不必拐七八个弯，我说人非得用新的眼光看世界不可，人生看大势，跟上了大势烧水都能发动汽车，跟不上大势喝水硌牙烧水都粘锅，早晚成为一个问题人物。我看小凌有她的长处，看大势跟潮流，潮流从来不考虑哪个人的情绪，它把人像蚂蚁一样淹了。毛主席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我有刻骨铭心体会的。什么叫潮流？升官发财。你掰着指头算算那些大人物的子女，几个不是走在这两条路上？大人物是最能把握潮流的。我不管他们怎么讲，我看他们怎么做。”接着他讲了自己刚经历的一件事，省里正在布置一个表现抗洪救灾的大型展览，布展的经费是四百多万，他也去投标了，也想尽了办法，根本拢不了边，被文副省长的儿子拿去了。我说：“怪不得你这么大的火气，财路被挡了。”胡一兵说：“如此世道你跟它去讲精神文明，文左良他爸爸把精神文明含在口里，天天在电视上讲，比你总讲得好些吧？他是精神文明专业户。文左良他什么业务都不懂，可他的公司什么业务都做，从来就是赚大钱，布展只是小菜一碟呢。有几项公共工程没有权力在其中上下其手？他们想不发财，那是难于上青天。将来他们就是中国的精英人物了，这一辈是他们父亲说了算，以后是他们说了算，升官发财的人说了不算，你讲人文精神的说了算？”我说：“文左良他爷爷是淮海战役牺牲的，他老爷爷是马日事变被杀害的，你胡一兵怎么好去跟人家比？”刘跃进说：“胡一兵你这两年变俗了。”我说：“那要看他碰上了谁，碰着雅人他是俗人，碰着俗人了他又是雅人。”胡一兵嘿嘿笑说：“跟大为兄一样，碰见当官的他是学者，碰见学者他是当官的。”又说：“刘跃进我们言归正传，你干脆到我公司来当个副老总算了，别的人我也信不过。大为我以前动员他，现在他上路了我也不说了，他还看不起我呢。管用的是权和钱，在中国第一是权，只要你愿意又有点勇气，随时可以变现。刘跃进你这两头都不占，你老婆如花似玉钱比你多十倍那不出问题？不出问题那就是我把人性理解错了，人其实比我设想的要好些。说真的你来不来吧？把公司做大了，那就不是几千几万块钱的事，到那天几百万都是小菜一碟，那时候你就把凌若云镇住了。”刘跃进摇头说：“想不好。”我说：“刘跃进他愿做个导师，就让他做个导师，你要他升官发财他很痛苦，他看得起那些俗事？他会问你，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胡一兵说：“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这是大师说的话。大师的话打开书句句漂亮，合上书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碰上事情了再打开书走到事情里面去，发现总对不上号。事情它只认权和钱这两个死理，别的都不认，它就是这么俗。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要去请教比尔？盖茨，我还答不上来。”刘跃进说：“我没有把钱看得那么大，真的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我说：“胡一兵在商言商，他只要现实的市场，我在官言官，我只要现实的江山，跃进你在导师则言天下千秋，把天堂留给了自己，各得其所。历来的聪明人都把天堂留给老百姓。”刘跃进说：“胡一兵早就是经济动物了，大为你也快变成政治动物了，我还想做一个人。”胡一兵笑了说：“跃进就是比我们高一个档次。”刘跃进说：“不是档次的差别，是质的差别。”我说：“刘跃进你不赞同我们，你至少可以理解我们。”他马上说：“我可以理解你，正如我可以理解那些小偷。”胡一兵说：“我们不说玄的，说真的吧。把事情说得玄乎其玄，到头来事情还是事情，还得靠那个俗物。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听不懂！起码你把老婆镇住了吧。面对如此现实的世界，谁也无法自作多情。反抗世俗就是反抗潮流，反抗历史的合理趋势。这不是历史的悲剧，而是抗拒者的悲剧。看潮流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那些美人倒在谁的怀里去了。”刘跃进的脸上变了色，胡一兵装作没看见，残忍地说下去，“美人依据自己追求幸福的本能，最擅长敏锐地选择方向，你别以为她们傻，她们一点都不傻。你到了文左良那个份上，一群女孩子围着你争风吃醋，那是什么滋味？什么境界？那滋味你想想吧！”刘跃进不屑地摇头说：“我要别人围着我干嘛，我还没精力应付她们呢。这个世界向人们昭示的幸福是虚假的，商人们把大家引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真正的幸福是爱智慧，真正的价值是经历有省察的人生。”胡一兵说：“刘跃进你说起话来还是像个大师。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跟商人跑不跟导师跑呢？”刘跃进说：“他们屈从于自己的物质欲望。”胡一兵说：“导师没人跟他跑他还是导师吗？可惜这不是一个需要导师的时代，人人都明白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活着就是生存，生存就要解决各种问题，解决问题靠什么？靠那两个王八旦！飘得再高也要落回到庸俗而现实的地面上来。飘在空中的话空空洞洞，也渐渐说不下去了，这是导师的悲哀。也许这个时代需要殉道者，可殉道者在哪里？导师们都太聪明了，把原则阐述了要别人去做，自己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缺席，装成个聋子瞎子哑巴，不装行吗？”我疑心他在暗示我几年前在华源县搞血防调查的事，又想他也许是暗示我去年当职称评委的事。想起来是挺惭愧也挺内疚，可我能挺身而出？我不能当殉道者。我去观察胡一兵的表情，他似乎也没有特指我的意思，也许我多心了。胡一兵说：“按说每个朝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道德堤坝，可今天这个堤坝已经倒了。连他们都在按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操作人生，成为了操作主义者。天冷了自己只有一件棉袄，而眼前有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他于是跑到菩提树下去闭了双眼冥想大问题，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而决不脱下棉袄，冻杀自己。这就是导师，你要别人怎么跟他走？我不为自己辩护，我堕落了，牺牲和责任感已经与我无关。大为你呢，你在这里别玩虚的，咱铁哥们几个！”我说：“那我也加入你的阵营吧。”刘跃进说：“你们要紧跟时代潮流，能不堕落？”胡一兵说：“也不止我们，我看那些以讲人格为专业的人也只有那么高的人格。我也不骂他们，总不能要求一个人去反抗历史，历史是不可以对抗的。”刘跃进说：“这是选择，只有软弱无力的人才把责任推给历史。”胡一兵说：“我不跟导师辩论，我们说事情，说真的到我的公司你来不来吧。”刘跃进倔犟地说：“不来！”胡一兵说：“那就算了。我总不能劫持你来我的公司吧。”又说：“不来也好，像我上了这条船吧，有时候你看看对面是条狗你也得陪他吃饭你说人能跟狗一桌吃吗？我忍来忍去也习惯了，看在钱的份上，千万别把自己当人！刘跃进他来了他会受不了。”

　　刘跃进死死地盯着眼前那杯茶，好像里面有什么神秘的东西。我说：“我们回到地面上来，想一想怎么把小凌搞回来吧。人说得再飘逸也要回到地面上来。”刘跃进说：“搞她回来干什么，随她去！最好她不来打搅我，我还清静些呢。”胡一兵说：“你是说赌气的话还是说心里话？说心里话我们就算了。”刘跃进不做声，眼睛仍用力盯着那杯茶。我说：“胡一兵你有经验，你最了解女人，你去劝一劝小凌。”胡一兵说：“凭一张嘴怎么劝？谁能凭张嘴劝希特勒不杀人？”可还是问刘跃进要了凌若云的手机号码，掏出手机拨了号，接通了把手机递给我。我接过手机说：“小凌吧，我是池大为呢。我们胡总想约你说几句话。”凌若云说：“哪个胡总？”胡一兵的牌子没甩响，我连忙站起来跑到门外，说：“胡一兵想找你谈谈。”她说：“你们如果想做我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你们做做他的工作。他那么敏感，谁受得了？你们把他的思想工作做好了，我自然就通了。”我说了好一会，她还是同意见见面，我说：“我和胡一兵开车来接你，你在哪里？”她说：“我自己会来。”约好二十分钟以后在金天宾馆的门口见。坐回去胡一兵说：“等会别叫我胡总，她那个老板比我大，叫起来就没意思了。”我说：“胡一兵你的虚荣心怎么变强了，讲这一套。说到底那是个水泥匠，你怕什么！”他连忙说：“要讲的要讲的，甩不响的牌就别甩，就像你们那个圈子要把级别讲得清清楚楚，谁拿处长的牌子到厅长面前去甩？财大才能气粗，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不然怎么钱要赚个没完没了呢？”刘跃进说：“凌若云她算个屁！”我说：“算什么我们管不着，算你老婆我们还是要认她的。”

　　我和胡一兵到楼下去等，有丰田车开过来就注意一下。快到时间了，一辆凌志车从我们身边开过，胡一兵说：“这是辆好车。”我望过去看凌若云正从车上下来。我刚想喊，胡一兵扯我一把。凌若云在台阶上站了站，就进了大门。我看她穿着黑色的风衣，披发，转身走去时那种飘感特别有气度。胡一兵说：“几个月不见，凌若云真的变了，你看她的气质，典型的贵妇人呢。”我说：“她本来就是演员，这么一包装，那当然今非昔比。”他说：“我看算了，我今天没想到要约凌若云来，一身休闲服太随便了，走到人家跟前去，怎么开口说话？”又说：“我还以为他开部丰田呢，凌志！连我都英雄气短了。”我也有些气短，说：“没想到胡总这么重的虚荣心，我们过去把话说了，不成就算了。”他说：“我都没什么话说了。你看她那个气派，是刘跃进享受的吗？这种档次的女人，不是百万富翁消受得了的，刘跃进？世界上没有奇迹，我见得多了。连自己的老婆都跟商人跑了，还咬着牙说爱智慧？我就看不出这个智慧有多么智慧。刘跃进他享了两三年艳福，也该满足了。”我坚持说：“还是过去一下，不然也对不起朋友。”他说：“你不知有这一句话？天下就没有对得起穷哥们的事！要去你去。”这时凌若云从大厅里出来，四下张望，胡一兵把身子转过去，扯着我走到街上，说：“何必自讨没趣？”又拨通凌若云的手机，说临时有急事不能来，改日再谈。透过树丛看到凌若云接了电话，飘到小车旁，开走了。胡一兵说：“刘跃进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还会看得上谁？”我们上楼去，我说：“胡一兵你虚荣心太重了。”他说：“有钱人怕更有钱的人，有权的人怕更有权的人。她把凌志往你跟前一停，比打一个耳光还难受，要不钱怎么赚起来没个完？金钱如粪土，亿万富翁才敢讲这句话。百万富翁那是没有资格的。”

　　进了茶室，刘跃进询问地望着我们，我心中隐隐作痛。胡一兵说：“等了这么久也没来，过了十分钟也没来，怎么就不来呢？”我说：“要不再拨一次电话？”刘跃进说：“算了算了。”胡一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