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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之水 阎真-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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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茶室，刘跃进询问地望着我们，我心中隐隐作痛。胡一兵说：“等了这么久也没来，过了十分钟也没来，怎么就不来呢？”我说：“要不再拨一次电话？”刘跃进说：“算了算了。”胡一兵说：“下次再找她好好谈谈。”刘跃进显得有些萎顿。胡一兵把睛眼望着我说：“天下的事都是有缘份的，勉强不得的。大为兄你没有官运，拼了这条命还是没有，就靠一个缘字！事情不到你跟前来，那是没缘份，到你跟前又离开了，那也是没缘份。没缘份再好也不是你的。你想它干什么？”我连连点头。刘跃进说：“你们见到凌若云她了？”我马上说：“没见到没打照面没说一句话。”刘跃进叹一声说：“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有点可怜他，却也说不出什么。胡一兵说：“男子汉站在那里顶天立天，有什么风吹雨打他怕？不怕！”
抗洪回来不久，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几乎在同时，我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接着马厅长领衔的博士点批下来了，我又成了博导。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几个同窗也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同窗三年，我都没见过那两位书记主任，他们什么时候来上过课？我不知道，可这时他们都拿出了像模像样的博士论文。连任志强都嘟囔着说“这两个人是三次博士，报到来一次，送礼来一次，答辩拿文凭来一次。”他们已经到了心想事成的境地，这个世界就是围绕着他们设计的，连讲道理的方式，也是由他们的需要决定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式。所有的原则在操作中都变成了一纸空文，那些煞有介事的话讲给谁听的呢？这些大人物都把它当作玩笑，还能指望谁来听呢？想一想感到恐怖。再想一想也只能如此，要求设计者不按自己的需要来设计游戏规则，那合乎人性吗？他们拥有权力，这种权力唯一难以达到的地方就是更高的权力，其余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看清楚了这些我感到，自己还得努一把力，还得向更高的境地前进啊，算起来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机会果然来了。快到年底的时候，马厅长在厅办公会议上提出要我兼任厅长助理，据说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我得到信息之后也作好了上任的准备，只等下文件了。这样下一次的厅办公会议我就有资格参加了，就进入厅里的核心圈子了，这也算迈出了一小步吧。
可第二天纪检会卢书记悄悄告诉我，有一封匿名信把我告了，说我有作风问题。我一听几乎心跳停止，孟晓敏的事发了？我沉住气说：“说我有作风问题，说我？”我想着是不是药材公司瞿经理漏了什么风给谁，或者有谁盯过我的梢，不然怎么可能？卢书记说：“你别激动，这只是一种传说，我们还没调查呢。”一听要调查我的心里就发虚，一调查我就完了，因小失大，因小失大啊！我硬了头皮说：“希望组织上尽快调查。”
下午我跑到外面很远的地方给孟晓敏打了传呼，问她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没有？她说没有，还一个劲地催我到老地方去见面。我说：“厅里现在有人要陷害我，要把我们的事情捅出来，你最近千万别跟我联系。”她还是坚持要跟我见面，我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她很委屈，却不肯放弃自己的要求。我说：“你怎么就不知道个事情的大小！”就挂了电话。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是谁在陷害我呢？躺在董柳身边翻来覆去也不是个事，就对她说要赶一份文件，起来了坐在客厅沙发上，在茶几上摊开了纸，手中拿着笔，装模作样写了几行字。毫无疑问，那封信是冲着马厅长的提议来的，政治目标也可以用迂回战术来实现。长期以来有人盯着我分析我，这我是知道的，我不也在分析别人吗？想上去的人总比上面的位子多，有了你的就没我的，所以条件越接近就越是冤家，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竞争大家挑明了竞争，你也抗洪去，你也发论文，你也把博士学位扛回来，在这些地方下绊子，小人啊！我知道这是男人的薄弱环节，没想到自己也在这上在栽了。我得想一个万全之策，这一战输了，锐气挫了，很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机会了，人生又有几个下一次？我又后悔不该凭一时兴致跟孟晓敏来往，把她运动到省城来了。凭什么？别人一问我就没法回答了，这不是铁证如山吗？事情穿了泡，跟董柳又怎么交待呢？
我把可能的人挨个想了一遍，孙之华？袁震海？丁小槐？甚至黄主任？或者是他们中的谁指使哪个小人物写的？第一个回合，大将是不出马的。第二天我去处里，几个人看见我，眼神中都有点怪异，喊“池处长”的声音也有点特别。多年的训练使我能从别人的神态中察觉他们自己都感觉不到的那点差别。丁小槐来了，我用稍微变了点调的嗓音喊了声：“老丁啊。”他似乎吓了一跳，我觉得自己的检验方式奏了效，马上接着说：“早上好啊。”他连点头说：“池处长早上好。”我双眼望着他，面带微笑，他眼神有点乱，点着头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我几乎就认定信是他写的了。但我不上去，事情也轮不到他，他跳出来干什么？纯粹出于嫉妒吗？不太可能。这时丁小槐进来找我商量事情，我感到了他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刚才的那点失态而来的。事情说完了他说：“有人嫉妒我们处里，怕我们处里办事更方便些，工作开展得更好些。”我说：“那是谁呢？”他说：“不知道风从哪里刮出来的，有这么多处室呢。”他去了。
中午回到家里，董柳倚在沙发上看电视，饭也没做。我说：“什么时间了？”她说：“还吃饭干什么？”我一听这口气就慌了，跑到厨房去做饭。董柳闯进来，把淘米的锅往地上一摔说：“你在外面做的好事！”口气很严厉，声音却并不大。我弯下腰去把锅捡起来，想着是抵赖呢，还是承认算了？我慢慢直起身子，把锅放到台板上，又蹲下去收拾溅在地上的米。董柳一把将我扯起来说：“外面人都知道了，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以后叫我怎么出这张门？让我被人家戳背脊！怪不得这几天走在外面背脊上还有后脑勺发麻！”我说：“怎么呢，怎么呢，值得生这么大的气？”我打算承认了。她一推一推把我推到客厅，说：“一个女人，这些事情不生气，那还有什么事情生气？就不说对得起我，你对得起我一波不呢？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那样窝囊的时候我都没说过你一句，换世界上第二个女人她做得到？你变心吧，你变了心我把你的东西割下来，让你在别的女人那里当不了男人！”我说：“我不好你把我丢了，去追求新的爱情。”她马上说：“那没有用，男人总是男人，换个人他还是男人。男人我都看透了，就是夹不住那一泡骚，捣腾完了他就安神了，我看透了。”我说：“轻点，轻点。”打算去关窗户，一看窗户已经全关上了，“轻点，关键时刻你不能向别人提供炮弹来轰我！”我想想董柳说的也是真的，她苦了那么多年，孟晓敏做得到？我知道赖不掉，打算先跟她晓以利害，把家里的战火平熄了再说，就避重就轻地说：“去年……”她把手掌当作一把刀从空中一劈下来，把我的话砍断了说：“屁话，你要说就老老实实说，别想轻描淡写！”我连连点头说：“我是老老实实说。去年……”那把刀又从空中劈下来，说：“去年？那一年你到北京去就是跟那个妖婆借的钱，前年妖婆带了表弟到我们家里来，还装模作样当我的面批评你几句，戏演给谁看呢？妖婆还帮自己的情人介绍过对象呢！你喜欢她你就做第三者去挖墙角，挖下来算你的本领，你认识我干什么？”我一听梦醒了似的，外面人传说的原来是小莫！我试探着说：“你听谁说的？”她说：“要别人说干什么？我都当面看见了。别人都把你告了！”我把茶几一拍，气壮如牛说：“别人陷害我你也跟在后面跑？我到厅里来十年了，我跟莫瑞芹？你听谁讲的我当面去对质，看那条长舌头看见什么了？”董柳说：“你刚才都承认了，又不承认了？”我不理她，抓起电话就拨通了卢书记家，说：“卢书记，我们家里现在变成战场了，东西都打烂好多了，外面的谣言传到我家里，董柳说组织上都认定了我有问题，怎么说也不听。现在我请组织尽快把事情弄清楚，这是陷害，不早不晚这个时候出来一个粉红色的传说，这是政治陷害！董柳现在要跟我离婚，报告都写好了，逼我去签字，下午就去办手续。先吃饭？到现在饭都没做。董柳还发疯说要抱了儿子去跳河，如果结论不尽快出来，真出了问题，那怎么办？”卢书记马上要董柳接电话，我把话筒递给董柳，凑在她耳边说：“哭，哭。”董柳一边听，一边使劲地把鼻子抽了几下，又抽了几下，抬起胳膊去擦眼泪，真的哭了起来。
我把事情的利害跟董柳讲明了。她见我说得斩钉截铁，将信将疑说：“你自己都承认了的。”我说：“那是我懒得跟你解释，反正已经闹到组织上去了，让他们去作结论。你如果也跟在陷害的人后面跑，假的都成真了。别人说，池大为自己老婆都说有问题，我怎么解释？”好不容易把董柳说服了，毕竟她还不至于糊涂到那种地步。吃过晚饭我提议到楼下去打羽毛球，董柳似乎不情愿，可还是带着儿子下去了。打球时董柳不停地叫“大为”，很兴奋的样子。快天黑了，两人又牵着一波到大院门口去散了一会步，才回来了。
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毕竟匿名信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我倒希望写信的人有进一步的动作，那样能够更进一步证实我的清白，也证明我是打不倒的，下一次就不会有人跳出来了。没有进一步动作我还感到有点失望。我向卢书记提出了追查写信者及其动机的问题，卢书记说：“事情到这里就打止了吧，难道还报公安局追查？”我说：“陷害者你今天饶了他，他明天又卷土重来，他捅一刀子是可以捅死一个人的。”他说：“算了，老池，算了。”我只好算了，但碰了马厅长孙副厅长我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知道查是不可能查的，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也不是一块面团凭人怎么捏的。
谁知这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来，董柳接了，那边没说话就挂了。董柳用怀疑的神态看着我，我说：“看着我干什么？”过一会又来了，又是如此。我想一定是孟晓敏，在这种时候她还来给我添乱！第二天上班我找机会出去，把她约到裕丰茶楼。我一见面就说：“你怎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去？”她撅嘴说：“那要我到哪里去找你？你也不给我打传呼！”我没跟她讲厅里的事，不然她知道我怕这个，反过来将我的军怎么办？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上次你在电话里的一句话，我想了几天，越想越不通，你倒给我说清楚了。”我根本想不起来，她说：“你自己说过的。”说了半天才知道是“事情大小”那句话。她说：“你说清楚你到底把我放在哪里？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我知道女人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讲道理的，就说：“你是大事，其它事都是小事。”她马上说：“不对，我们的关系是大事，其它都是小事。”我说：“对，对对，对对对。”她说：“对吗？对吧？那你说你把我怎么办？这样不明不白都有一年多了，我不愿这样下去，你离婚吧。”我吓了一跳，说：“不敢，不敢。”她说：“你怕老婆？你怕我不怕，我去找她谈，我心平气和跟她谈，相信她是懂道理的人，没有感情了，还捏在一起，两个人都是痛苦。”我望着她，不认识似的，小小女孩二十出头竟有这样一份勇气？这倒使我怕了起来，又感激她为了我竟能有这样的勇气。我说：“这么急干什么，你还没老！”她说：“你知道这一年我放弃了多少机会，又失眠了多少夜晚？别人晚上成双成对在外面走，我就在楼上看着他们。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也为我想一点吧。”我想着离婚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不起董柳更对不起儿子，而且进步要大受影响。拖下去那将来我欠她的就更多了，女人有几年青春？到那天她也更理直气壮了。可就这么了结吧，我又实在舍不得。沉默之中她说：“你给我一个说法，我等也要有个尽头。”我说：“晓敏，我喜欢你，但是，”我停下来，在内心积蓄着残酷的勇气，“但是，”她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但是，我不能离婚。”她马上把头伏在茶桌上，又一下一下地在桌面上碰着，我马上扶住她的头。她说：“池大为，我看清了你，男人都是自私的人。”我扶住她说：“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她用力甩开我，说：“看清了看清了看清了！”又扑到我怀中，疯狂地吻我，泪水渗进了我的嘴角，说：“这是不是最后的结论，你告诉我，你今天要说一句真话。你今天说了真话，我还能活下去，你再不说真话，到以后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看到她如此疯狂，我庆幸自己还是有所克制，还保持了最后的清醒，没有越过最后的界线。我说：“你坐好，我们好好说话。”她坐好了，我慢慢喝茶，把话扯开去。她说：“大为你不要说别的，我今天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被逼得没有办法，说：“我不能离婚。”她忽地笑了说：“池处长，谢谢你的诚实。”又嘿嘿地笑，笑得我心里发冷。她说：“我先走了。”背着挎包，头也不回走了出去。我猛地跳起来想叫她回来，在包厢门边停住了，叫回来又怎么办？我拍着额头，咬咬牙，没有开口。
过了几天我在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觉得话筒的手感有点不对，看一看还是那部蓝色的电话机，再仔细看才发现已经换了一部电话机，这是一部双制式来电显示电话。董柳还是不放心我，那个传说启发了她的警觉。
经过了这件事，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念头，迎面那部汽车或摩托车会不会对着我撞过来？迎面有车开过来，我本能地强烈感到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经常神经质地往街边一跳。好多次躲避不及汽车从我身边开过，下身的隐秘之处就会有一种又麻又凉的中了电的感觉。我越来越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世界。
刘跃进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到一张香港地图？我记起丁小槐前年去过香港，就问了他，果然有一张，就通知刘跃进过来拿。晚上刘跃进到我家来了。董柳说：“刘教授你准备到香港去？”刘跃进说：“到香港去轮得到我？”我把地图拿给他，他看了几眼，收在裤口袋里。董柳问：“你跟凌若云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正担心董柳问得太冒失，会不会刺伤了他，刘跃进说：“拜拜了。”很轻松地做了一个手势。董柳惊呼道：“真的？”刘跃进说：“那种女人，理她干什么？”几个月没见面，刘跃进他变了。其实我早知道分手是早晚的事，本来还担心他会不可自拔呢，见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说：“想不到你还是放下来了，我和胡一兵本来还替你担心呢。”我忽然有了强烈的冲动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他，话冲到舌尖上还是含住了。他刚才还在说不理人家呢，得让他在我们面前保持这个虚无的神话。哪怕是朋友，有些话也不能撕开来说。刘跃进说：“放下来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再说不放下又怎么样？”他笑几声，“不放下又怎么样？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谁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不但把凌若云放下了，连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个世界比放下一个女人总更困难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来了，不放下又怎么样？”我说：“大家不约而同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了。说好听点吧，是梦醒了觉梧了，看清楚了不骗自己了，说难听点吧，是堕落了放弃了，只剩下自己了。”刘跃进说：“心里其实还是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干吗？我从小觉得一个读书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你叫他不承担，不忧，他做人都没有感觉，空空洞洞的，那种轻松实际上很沉重，很可怕。可忧了这么多年回过头一看，自己是白忧了。自己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做了什么，等于没说，没写，没做。世界它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绝不会因为谁而走另一条路。时间之中有一种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强大，那是天数，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可它制约着一切。天数非人力可为，我想通了。胡一兵说得对，在一个权钱社会，你说那一套，谁听你的？这就是天数啊！我经常嘲笑电视播音员对着天说话，”他两只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最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对着天讲话，天下国家连学生也不当真了。他们比我还潇洒，他们是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好多话我在课堂上都讲不下去了。跟现实无关的话，空空洞洞大而无当的话，讲着心里都不踏实，像飘在云端。市场它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消解了终极，以及知识分子；它还是一种人生观，活着你得去挣钱！有市场就没有终极，市场把一切都平面化，现世化了，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想象的空间，谁都明白要面对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变了一切都变，浅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视金钱如粪土？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武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废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多余的人，不知不觉！被历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历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别无选择。最伟大的逻辑程序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我以前想错了。没有人能够给世界一种出人意料的理解，然后改变了一切。那是不可能的，读书人不可能在现实之外依托逻辑来建立一套价值，建立起来也只停留在书本上，无法跟现实产生有效联系，我不能装作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浑然不知。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的，他们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经实现。他们过得那么好，我过得这么差，我还要听他们来讲奉献和牺牲？大学还是精神文明的堡垒呢，站在讲台上我真的不知怎么开口了，所有抽象的话题已经失去了话题性，我再闭着眼睛对着天说虚的那一套就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了。”我说：“那你以后不写书了？”他自嘲地笑笑说：“书还得写，这是一个道具，与世界无关，也不可能有关系。如今写点什么都成了泡沫，泡沫是泡沫，精品也是泡沫，在时间之流中稍现即逝。我花几年功夫写一本书，都被那些泡沫淹了。”我也笑笑说：“每个写了书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他说：“也许吧。时代变了，古代的读书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今天却只面对各自的那渺小可怜的一隅，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被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斩断。他们还活着，如此而已。没有了神圣感，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为了这可怜的一隅把自己牺牲掉，牺牲如泥土入海。把世界放下来了，我轻松了，我该为自己谋点福利了。现在人人精明能干自顾不暇，都想着怎么做大自己的蛋糕，有谁把天下放在心上？市场只承认眼前的利益，不承认万古千秋，这就摧毁了全部的神圣感。孔子在我心中已经死去，在这一代人心中也已经死去，因此知识分子也已经死去。你说是不是？”我说：“细想之下，如果不自作多情，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天下已经渺远，自己也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于是自我便是世界。想掩盖这一点的人正是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人。”他双眼茫然地望着我，好像我是在很远的地方。我看出他说得很轻松，心里却并不轻松。他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说：“前不久我去北京上海，看见我的那些文友的日子都过得很好，很精致，精致到骨头里去了，一个小菜都可以变着法儿弄出七八个花样来，还有人买了小车别墅。他们对钱的感受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对自我的关注和爱恋还甚于常人。他们说什么并不妨碍自己做什么，做什么也不妨碍自己说什么，他们在两极之间自由地滑动。我就知道再说什么都太多余了，太矫情了，高调再也唱不下去了。我对知识分子很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几千年来，在孔子的感召下，退守自我空间很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但似乎在一瞬间，情况就变了，大家眼中只剩下自我了，把世界扔下了。”我说：“这不是谁的过错，这是历史。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在于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活着是唯一的真实，也是唯一的价值。历史决定了我们是必然的庸人，别无选择。人们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却抛开了良知，放弃了世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我不敢说自己真的赢了。”他沉默良久，点了点头，说：“我说孔子死了还有另一条理由。孔子是讲君子小人的，可市场和权力场只讲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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