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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之水 阎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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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万。”我以为会吓她一跳,谁知她不慌不忙说:“我们知道评估的结果是一亿二千万,但我们也请人评估了,不会超过一亿。”我慢吞吞地搓着手掌,说:“一刀就砍下去几千万,这样谈就谈不下去了。要不你们派人来跟我的基建处长谈?”她轻轻地笑了说:“当然是要跟池厅长谈,我就是想跟你个别谈,不然我今天也不登门拜访了。”我把笔记本打开看了看说:“还有好几家公司向我们提出了申请,我们准备竞标。”她眼睛盯着笔记本笑了说:“来竞标的公司以后我不能说没有,以前是没有的,我们情报从来准确。”我没想到金叶竟这么厉害,马上说:“不说远了,胡一兵的公司就提出来了。”她瞟我一眼含笑说:“他有几张钞票我不知道?蛇吞象也要等蛇长大了才行。”她的口气使我有点不快,我说:“最近你去看了刘跃进?”她说:“我们还是谈物业,谈物业。”我说:“很难谈下去。”她说:“我今天来挂个号,池厅长您再考虑考虑,卫生厅的事,还不是您一句话?”她起身告辞,走到门边说:“池厅长我们毕竟是朋友,您信不过别人,您绝对相信我;我是把朋友看得很重的,也是从来不随便乱说话的。”开了门我不再说话,她也不说,用手把我推了进来。我想她的车停在楼下,会不会有人把车牌号记下来?我从窗户看去,楼下并没有车。有人在楼下等她,一起向另一幢宿舍走去,在那里上了车,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觉,董柳在客厅里说:“这个袋子里的东西是谁送的?”我说:“是你从董卉家里带回来的吧?”记起昨晚来了三个人,谁送了东西,我怎么没印象?过一会我起来了,看见沙发下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昨天谁进门的时候仿佛提了这么一个袋子。我洗了脸刷了牙,走过去轻轻踢了一脚,有点份量似的。打开一看,里面是牛皮纸包的几包东西。我叫董柳递过来一把剪刀,把纸绳剪开,里面是十扎百元的钞票,数了数一共六包。董柳说:“谁会把这么多钱忘记在这里?”我说:“那只有凌若云,她想买锦绣大厦呢。”金叶置业想用六十万从这里拿走二千万,这个算盘拨得再精也没有了。公家对私人的生意是这个做法,血早晚也要抽干,怪不得那么多国企一家一家倒了。我说:“怎么办呢,守着这点东西我都不敢去上班了。”董柳说:“事办得成不呢?”我说:“你真的想要?不能要。”要说吧,我说话虽然不像马厅长那样一言九鼎,但只要精心操作,事情还是办得成的,六十万呢!六十万摆在你前面,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的了,真忍不住心动。人毕竟还是人,是娘肚子里爬出来的啊!要说谁恨钱,那是假的。再说昨天没有一个字提到钱,就算凌若云身上带了录音机也录不到什么。这时我对那些在经济上过了界线被判了刑的人有了理解,甚至同情,有这样的机会送给他,又要求他心如止水,那合人性吗?这考验的确太残酷,经不起考验实在也不是什么特别意外的事,人总是人啊!我把钱抓起一扎来看了看,对董柳说:“可别是假钞!”摸了几张,不像。这一摸我有点紧张,好像是在摸自己的钱似的。我说:“这么重也亏她提得起,我都没注意她怎么提进来的。应该向政府建议发行五百面值的票子,她就没这么辛苦了。”刚上台时我就下了死决心,违法的事我坚决不做。以前想着要违法总是很困难,却没想到这么轻易,违不违法,好像没有特别清晰的界线,也就是一念之差。我坐在沙发上呆了好一会,额头上汗都渗了出来。我不敢再去摸那些钱,对董柳说:“包起来吧。”董柳说:“我家池大为还是个好人呢,怕钱。前几天我们医院里还有人开玩笑,要申请一个科研项目,发明一种厌钱厌色的药,谁要想当官了就得打一针,看见女人和钱就呕吐,愿者上钩。你倒是只打半针就行了。”我说:“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打张金床给我睡,我还会着凉呢。”董柳说:“你不敢拿这钱也算了,别说钱没有用的话。钱没有用,那什么有用?”我说:“你不是已经有了三四十万吗?有这么多跟几百万也没什么区别。”她说:“现在别人都把儿子送到国外去读大学,你的儿子不比谁的儿子低吧?我就有这个理想,别人有的我就要有,只说这一件事,没有几万美元就拿不下来。”我说:“为了几十万块钱把这个位子丢了,那我就太得不偿失了。将来建一幢一百几十平方的厅长楼,那不就是几十万一套?”董柳说:“东西你暂时收着,就说没看到,事情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我说:“天下有那样的事?她不派刺客刺了你才怪呢,这是交易,每一分钱都是要有十倍以上回报的。”下了决心我说:“想用六十万拿走我几千万,也太小看我了。”我想了想,事情还可以稍微作点发挥,这是个机会。我给冯其乐打了个电话。一会冯其乐来了,我说:“给你看一样东西。”就把钱给他看了,说了昨天的事。他说:“你在这个位子上,这样的事总难免。”他倒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我说:“我一辈子都没看见过这么多钱呢。你说怎么办?”他说:“送给你的当然由你处理。”我本来想开个玩笑说一人一半,想一想又开不得。我说:“钱只能退回去,交上去了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我有家有小的被弄一家伙也吃不消。请你来是想请你作个证人,六十万都在这里,我全退回去了,他们要赖我也赖不上。”我按名片上的号码给凌若云打了电话,说:“这里有一袋东西,不知是不是你忘记在这里了。”她说:“几条烟是我们董事长送给你的。”我说:“哦,你拿来的是烟。这袋子里的东西可能是鼎云置业送给我的,我还没看呢。”她马上说:“我拿来的是六条烟,放在沙发下一个黑塑料袋里。”我说:“事情我们慢慢谈,烟我是不抽的,现在全国宣传戒烟,我当卫生厅长还抽,形象不好!”她说:“我们董事长说了,价格方面还可以谈谈,可以考虑再加几个百分点。”我说:“这点东西有那么沉,不像烟,不是你的我再问问鼎云的杨经理。”她说:“池厅长你真的不感兴趣?那我马上就过来拿。”一会她来了,我说:“东西还在沙发下面。”她提起来说:“池厅长,说真的我还没碰过钉子,想不到栽在朋友手里了。”我用手指比划说:“我的胆子只有这么大。”出了门有个男人把东西从她手中接过去,一声不响去了。
锦绣大厦最后还是没有卖,以每年九百九十万的租金租给了银河证券,把一楼临街的墙打开了,就成了交易大厅,二三四楼成了大户室,四楼以上也由他们分租出去做了写字楼。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银河证券同意接收三十个人作为杂勤工和保卫人员,这样皮箱厂的部分工人就有了着落。我又以大楼作抵押,向建行贷款九千万,在皮箱厂的地面上实施第二步计划。六十万没有拿有点遗憾,但我没背包袱,而且也把事情理顺了。
就像预料的一样,这件事通过冯其乐在厅里传开了。省卫视台不知怎么知道了,派了两个记者来采访我,一问知道是丁小槐给的消息。人到一定的份上,就是有人会把自己没想到的问题想到。我对记者说:“六十万也不算一个什么数目,再说金叶置业来的人也是我一个熟人,别让他们难堪,就不报道了吧。”记者一定不肯放过我,我就提了个要求,用“某公司”来代替金叶,他们觉得这样效果差了点,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同意了。对着话筒我讲了反腐倡廉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道理,又讲了领导干部要经得起金钱的考验,不能以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权力,手中的权力只是一个多作贡献的机会,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要以“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的态度对待手中权力。记者一定要我讲讲事情的过程,我就把过程描述了一番,说到“戒烟”一段的时候,记者也笑了。第二天两个记者又来了,说领导很重视,希望我把过程描绘得更详细一些。没有办法,我又绘声绘色描述了一番。过几天电视里放出来,胡一兵打电话来说:“你现在是反腐败明星了,祝贺你啊!”这个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不是什么好话。我说:“其实我就是胆子小一点,其实是电视台的人缠着我要拍的。”他说:“向你学习,向你学习!”放下电话,我觉得我们朋友之间生疏了。连胡一兵都生疏了,我坐在这个位子上,其实是很孤独的。经历了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有了道德的勇气,也有了道德形象,想在厅里办几件事出来。这样想着我心中有一股暖流出其不意地冲上来,我咬紧了牙闭了双眼把头偏向一边,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感到了一种崇高,一种神圣,这种曾经熟悉但已经很陌生的感情笼罩了我。一时间我下了决心要在自己心中重建崇高,重建神圣。今天我有机会了,终于有机会了,我能不好好地认真地做几件事吗?我既然下了决心不发不义之财,就有了凛然正气,就不怕说几句硬话,做几件硬事。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还能不相信自己吗?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叫组织上和群众相信我?厅政公开就是我想办的一件事,这个口号提了已经有几年,可没有人认过真,藏着掖着的事还不少。就说各处室的小金库吧,钱怎么来的?数额多少?怎么分配?连我都没有个底,几十个处室,要我一个个去过问,那不可能。要处长们自觉地自我约束,那也不可能。如果把底都翻过来,恐怕也够吓人的。我即使管住了一个两个重点处室,处长也会冲着我有意见,还会很委屈地说出别的处室怎样怎样,反过来将我的军,要求我一视同仁。我的想法,就是让群众参加监督管理,担子也不要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根本管不了这么多。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冯其乐说:“可能会有点难度,火一烧起来就会蔓延开的。”丘立原说:“现在农村都搞村政公开了,我们知识分子打堆的地方还不能厅政公开?老池这件事抓到点子上了。”冯其乐再没说什么。厅里作了决定,要把厅政公开作为下个月职工代表大会的主题,发动大家订出一些细则。我想着以后自己开着汽车到处飙就没有那么自由了,也要受群众的监督。为了做成一件事,我作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我把这个想法给工会陆主席说了,他说:“池厅长有这个想法,我们工会当然是支持的。说起来有些人也太不像话了,叫化子烤火只往自己胯里扒,他的手长,只有他扒得到。”他打了这样一个粗俗的比喻我有点反感,跟我说话就不能文雅一些?我毕竟不是当年的池大为了。他说:“池厅长你去调查一下,我们厅里买的办公用品,批发的比外面零售的还贵,哪里有这样的事?基建处进的建筑材料是什么价格?医政处分钱是怎么分的,丁处长给自己发超工作量奖,一发就成千上万,别人心里有意见,还装作不知道呢。”去年医药管理局成立,药政处撤销,马厅长把丁小槐安排到医政处当处长。我说:“所以这都是问题。我想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搞一个条例出来,先叫各工会小组讨论,厅里不设条条框框,把正确意见形成条例,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通过了就按章办事,我也省点心。”陆主席说:“做这件事厅里有决心没有?我就怕工会真的一动起来,爬到半路厅里又把楼梯抽走,我们就下不来了。”我把手一挥说:“厅领导都统一了思想,谁敢抽楼梯?谁抽楼梯谁就是不敢见阳光,害怕公开性,想堵着别人的嘴,我们大家盯紧他。”他还犹犹豫豫说:“会有阻力的。”我豪爽地说:“办一件事哪有没阻力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那才是高境界!怕阻力你就不下河了?”他问:“那职代会只有一个多月了,厅里怎么安排?”我说:“我先作一个报告,让大家知道厅里的决心,吃颗定心丸,畅所欲言。然后分工会小组讨论,把意见收上来,工会归纳一下,形成条例。”他说:“这样好,这样好,池厅长您这么快就形成自己的工作风格了,肯定大家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他去了,一分钟以后又转来说:“工会小组讨论,其实还是分处室讨论,大家很难畅快地说自己想说的话。”我说:“在办公大楼还有传达室和家属区专设几个意见箱,发动大家把意见投进去,补充讨论的不足。这一点我作报告的时候也会讲。”
我作了报告后,台下一片议论。“我们这个班子与改革共存亡!”这是报告中最有份量的一句话,大家议论得最多的也是这句话。看大家兴奋的神态,我感到这件事还是有群众基础的,心里原来的一点不踏实也踏实了。我在这个位子上,又岂能做个守成之人?多年怀着抱负想做成一点事,现在是时候了。这件事做好了,让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没了根底,说不定经验还会向全省推广呢。
下了班我在门口碰见了小龚,他好像是偶然碰见了我,但我知道他是在等我。他说:“池厅长您今天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大家都很兴奋,把话说到大家的心里去了。”我笑了说:“有那么严重,原子弹!”他说:“能在您这样富于改革精神的领导手下工作,我都觉得很幸运。”我说:“其实我是想省点事,我管不了那么多处室,厅里几个人也管不了那么宽。”又说:“我向陆主席推荐推荐,就让你们几个年轻人来整理大家的意见。”他说:“那我还是有点……怕。本来是大家的意见,有人说是我弄出来的,那我就吃不消呢。”我说:“厅里支持你,你怕谁?谁害怕群众的监督,那他是心中有鬼,那我倒要查查他的底细了。”他说:“厅里真有这样的决心?”我说:“你说呢?”他说:“那我就放心了。”我说:“这是第一步。成功了还要走第二步,还政于民。这也不是我的创造,宪法上第一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让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说了就得管用,这样以权谋私就没有基础了。我们当领导的没有私心,不要特殊利益,压着大家不让说话干什么?都快二十一世纪了,还用孔夫子上智下愚那一套吗?在那个套子里再怎么滚也滚不出真正的名堂来,更不用说彻底反腐败了。”他望着我,不认识似的。我说:“你以为我说着玩的?改革改革,不从这里下手,那个改革也走不了多远。”
第二天丘冯两位来到我办公室,冯其乐说:“池厅长你昨天的报告反应还是很强烈的。”我说:“这是意料之中的。我们天天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说了几十年总不能停在口头上,怎么相信怎么依靠,不能放空炮,总要找到一种途径,至少也要有一个对话的渠道。领导是服务,来点真的,服务还怕监督?干部是公仆,也来点真的,公仆还压着主人?干部是公仆,他们的权力是群众给他们来服务的。这个道理不能停在嘴上,写在书上,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到实处,靠我们这些人自觉那是不够的,要靠制度保证,把监督权真正交给群众,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我们可不能搞叶公好龙那一套啊!”冯其乐不说话,看着丘立原,丘立原说:“我还是支持这种改革的。我也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害怕监督,我下楼再上楼就上班了,一个月也用不了几次车,我不怕群众监督。”我说:“事情是我们集体决定的,我们这个班子就与改革共存亡,你们可不能临阵倒戈!”丘立原说:“我的态度一如既往,是支持池厅长的改革的。”冯其乐说:“我还是有点担心,怕乱了章法,削弱了厅里的领导。”我说:“我们就相信群众试一试,他们不懂道理?会乱来?厅里掌着舵,章法也乱不到哪里去。”冯其乐说:“池厅长你真有信心?”我望了丘立原说:“你呢?”他说:“我有信心,我有。”
老冯说怕乱了章法,我想这个章法是什么?无非就是官本位罢了。掌了权就有了特殊权威的要求,自尊心超度敏感,除了上级,其它人谁碰一下也是不可以的,舒少华郭振华就是榜样。又有了特殊利益的要求,手中抓着资源,谁不想多分一点给自己?人嘛。有特殊权威特殊利益就有了特殊标准,自己就是标准,就是价值尺度。为了维护这个标准,就千方百计把别人的口封起来。思想解放到了今天,真解放假解放就看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个改了一切都改了,这个不改,一切改的意义都有限。哪怕我自己是个官吧,我也想碰一碰这个东西。改革不改自己,就是一句空话。靠什么领导?不靠行政权威,靠人格魅力。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词,非行政性权威。想到这个我很兴奋,将来总结经验,这就是一个核心概念。凭职位压着别人服气,那不叫本领,甚至也不叫领导。这时我头脑中冒出一连串的词,我连忙用笔记下来,怕忘记了,将来都可以写到经验总结中去。
过了几天各工会小组讨论了,我把讨论纪要找来看了看,也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建议。我还有点失望,觉得大家还是没有敞开说话。再过几天陆主席提了塑料袋来找我,说:“书面意见都在这里了,大概有一百多份。”我说:“沉默的人还是大多数。有署了名的没有?”他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我抓起一把看了看,大多数都是打印的,竟没有一个是署了名的。我说:“大家还是有顾虑。原来的领导方式几十年一贯制,现在让他们作主人,一时还不习惯啊。就像哪部剧里的贾桂,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他说:“意见是不是交给厅里?”我说:“以工会的名义收集的意见,工会处理!厅里就不插手了,你去组织人整理出来。分成几大类,作为我们订条例的基础。”我交待他让小龚参加整理,他说:“他对这件事倒还有积极性。”
在整理的那几天不断有尖锐的意见传到我这里来,陆主席有点担心。我说:“这才是群众真实的想法,平时也没有一个表达和对话的渠道,被压住了,我们可不能搞叶公好龙那一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办实事,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大道理不能停在嘴巴上。不让别人说话,道理很多,这个道理那个道理都不是真的,自己特殊利益不能触动那是真的。高明的领导不靠压服,别人提几条意见这让他七八年评不了职称,那叫什么本领?靠什么领导?靠人格魅力,靠非行政性权威。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不能太相信自己,自己是人,是人就有弱点有偏见有特殊利益的冲动。他应该有勇气去培养监督者,培养反对派,那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什么是英雄?当代英雄不是项羽关羽。为了把大家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东西都丢开,那才是英雄呢。”陆主席说:“池厅长一番话真使我茅塞顿开,读了博士的人到底不同,有现代意识,高明的领导就高明在这些地方。池厅长您是下了决心了,那我就放心了。”
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接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问:“是谁?”她说:“你猜。”我就知道是孟晓敏了。她叫我猜,我如今还跟她玩这个游戏?就说:“这位同志你有什么事就快说,我马上就要开会去了。”她在那头撒娇说:“当了厅长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了?”我忍不住笑了说:“把你的声音剁碎再烧成灰我都听得出。”她说:“池厅长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跟她有三年没联系,都把这件事放下了,她突然又打了电话来,必是有什么事。我现在正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去见她合适吗?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没有?”她说:“一定要有事才能见你?”我说:“我很忙,真的很忙。”她说:“我就是有事要找你,你今天忙,那我明天再打电话来。”我说:“你有什么事现在在电话里说可以吗?”她不高兴了说:“我这个事电话里没法说。”我只好说:“那么好吧,过半个小时,九点半,我来接你。”她说:“晚上不行吗,晚上气氛好些。”我想着董柳晚上把我管得紧,到哪里去一定要问个一清二楚,不想节外生枝,就说:“晚上有了安排。”她提出要到裕丰茶楼去,我想着绝对不能碰见熟人,现在可不是以前了,我说了一个很偏辟的地方,叫她到那里去等。放下电话,我觉得自己有一间办公室非常重要,自己有个独立的空间,说话自由,有个秘书在一边就扫兴了。
我开车去中兴路口,总觉得后面可能会有人跟着我,现在连私人侦探都有了,万一有人出于政治目的来了这一手呢?我开车拐了几个弯才向那里去了。孟晓敏穿着黑色的套装站在那里等,看上去还是那么苗条,生机勃勃。她在东张西望,我把车开到她跟前停了,她还没意识到是我。我把车窗摇下来,正想喊她,却看见黑色的裙下一双洁白的腿,细而匀称,离我不到一米,那种质感令人想到没有杂质的玉。我欣赏了有几十秒钟,轻轻叫了声:“孟晓敏。”她这才发现了我,惊喜地说:“你自己开车来的,我还四处张望看你到底从哪个方向冒出来呢。”她上了车,我往城外开去。快出城了她说:“你把我带到哪里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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