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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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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荣宝斋
作者：都梁
内容简介：
《荣宝斋》以40余万字的篇幅，从一爿老店、两幅字画、三代同堂起笔，缓缓讲述了荣宝斋的百年往事，描绘了老北京琉璃厂一带上至权贵巨贾、下至贩夫走卒的社会各层人的生活——荣宝斋因经营不善或战事频繁而几度濒临破产，但东家知人善任，掌柜兢兢业业，几度力挽狂澜，摆脱困境，使荣宝斋的经营蒸蒸日上。
作者简介：
都梁，50年代出生，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少年参军，曾服役于坦克部队，几年后复原回京，做过教师、公务员、公司经理、石油勘探技术研究所所长，现为自由撰稿人。
2000年1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亮剑》，以主人公李云龙的经历为主线，描写了中国从抗战时代到十年文革期间的军政变化。同名电视连续剧由海润影视传播公司拍摄。2001年12月发表26集电视连续剧剧本《血色浪漫》，讲的是几个历经文革的北京青年的故事。由润亚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拍摄为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后又拍摄为同名电视剧。长篇小说《血色浪漫》则在2004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其长篇小说被拍摄为同名电视剧，在同年首播，并得到一致好评。2006年4月，其耗费三年心血的长篇小说《狼烟北平》再次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07年4月，都梁编剧的第三部电视剧力作《我是太阳》在黑龙江威虎山低调开机，《我是太阳》改编自作家邓一光的同名小说。 长篇历史小说《荣宝斋》，描绘了老北京琉璃厂一带上至权贵巨贾、下至贩夫走卒的社会各层人等的生活。除荣宝斋的几代东家和掌柜外，琉璃厂一带整日遛鸟逗虫的八旗子弟、江湖上赶马帮的绿林好汉、远赴中国的俄国绅士、传说中的江洋大盗、筹划刺杀的革命党人，以及王国维、张大千、罗振玉、汪精卫等历史名人也在小说中出现。
荣宝斋概况
荣宝斋是驰名中外的老字号，迄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荣宝斋坐落在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是一座古色古香、雕梁画栋的高大仿古建筑。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始建于清朝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松竹斋的创办者是一个浙江人，姓张，他最初是用其在京做官的俸银开办了一家小型南纸店。纸店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三部分：一是书画用纸，以及各种扇面、装裱好的喜寿屏联等等；二是各种笔、墨、砚台、墨盒、水盂、印泥、镇尺、笔架等文房用具；三是代客订购书画篆刻家的商业作品，从中提成。 自1672年北京荣宝斋前身“松竹斋”南纸店的建立至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1894年设立“松竹斋”连号“荣宝斋”，并增设“帖套作”机构，为后来木版水印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后，松竹斋难以维持。店主聘请广交京师名士的庄虎臣为经理，1894年，将店名改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并请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陆润庠（清同治状元）题写了“荣宝斋”的大字匾额。
1950年公私合营，“荣宝斋新记”诞生。新中国五十年来，北京荣宝斋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创造并积累了难以计数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了各项改革和对外开放，在这期间，北京荣宝斋在发展传统业务基础上，拓宽了经营领域和业务渠道，在山东、浙江、四川辽宁、山西、陕西、湖北、吉林等地设立了经销处，加强了国内的商业和文化活动。
荣宝斋的发展走过曲折的道路，直至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荣宝斋又逢发展传统文化的春天，逐步明确了坚持“以传统业务为核心，开拓传统文化的多元业务，稳步扩大经营规模”的企业战略。近二十年来，荣宝斋的传统主营业务在发展，经济效益在持续增长，先后在外阜开设了多家分店或经销处，并相继成立了荣宝艺术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其他所属公司。在此期间，荣宝斋拓宽了经营领域和业务渠道，增进了国内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业务往来。
几十年来，随着国家改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荣宝斋几经变迁，随着国家的命运经历了兴发昌盛，也遭遇了困难厄运。但无论在什么样艰苦的环境下，都坚持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宗旨，竭诚为书画家服务，为顾客服务，童叟无欺，成为了一个繁荣中国传统书画的艺苑，被誉为“书画家之家”，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面向世界的窗口。这期间，荣宝斋得到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的亲切关怀。朱德、周恩来、陈毅、宋庆龄、郭沫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和知名人士曾经或多次光临荣宝斋并题词，为一个老店光大民族文化事业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巨大的帮助。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勉励荣宝斋要“盛名之下更虚心”，不断开拓进取。郑必坚同志题赞荣宝斋为“文化功臣”。
多年来，荣宝斋还办了各种类型的展览和国际艺术交流活动，先后接待了丹麦女王马格丽特及亲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和法国驻华前大使毛磊等国际友人和嘉宾，增进了国际间的友谊和业务往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面向世界的窗口。
荣宝斋文房珍宝收藏颇丰：有明代的程君房的百子图墨，清代金漆五彩毫宫笔、宫廷用纸、水晶印泥盒等等，特别是藏有重4275克的田黄石，堪称世界之最。
荣宝斋在经营活动中注重书画珍品的收藏已形成一个优良的传统，有“民间故宫”之誉。多年来，无论古代珍品还是近现代名家之作，均有广泛收藏，其中包括：元代的吴镇、盛懋；明代“明四家”徐渭、陈道复、陈洪绶、董其昌；清代石涛、朱耷、王铎、“四王”、“扬州八家”；近现代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等书画精品。
荣宝斋在多年的经营和收藏中，“以文会友”，与书画家们结下了翰墨情缘，是书画家信赖的朋友，是书画家与收藏家之间的桥梁。被视为“书画家之家”，多有佳话。曾在荣宝斋经营的现代著名书画家有：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陈半丁、潘天寿、傅抱石、于非闇、何香凝、石鲁、赵望云、吴作人、李可染、叶浅予、李苦禅、黄胄、王雪涛、徐燕孙、吴光宇、胡佩衡、吴镜汀、谢稚柳、唐云、朱屺瞻、刘海粟、林散之、陆俨少、黎雄才等以及许多当代的著名书画家。
荣宝斋经营的书画艺术品和文房四宝均为中高档次，集名家名作于一堂，恪守“诚信为本、货真价实”，从面获得了社会的信赖和关怀。
荣宝斋新记（1950年）开创了传统雕版印刷术的新纪元，做出了世人瞩目的贡献。继承传统雕版印刷，发挥木版水印事业愈加成为荣宝斋核心性的业务和使命，她代代承传，可谓“活的文物”，延续着中国古老的文化，为发展传统技艺和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荣宝斋精湛的装裱、装帧和古旧破损字画修复技术为世人称道。多年来，荣宝斋的装裱艺人们以娴熟的技艺装裱和修复了大量的古今书画艺术品和名人墨迹，他们运用传统技术和经验与现代科学相结合有很多新的建树，使这门传统技艺生发了新的光彩。
荣宝斋是民间的博物馆，收藏名人书画和文房四宝精品。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收藏了许多元、明、清及近现代艺术珍品，其中有著名的米芾《苕溪诗》残部等国家一级文物，是北京收藏这类文物最为丰富的单位之一。
悠悠三百年的文化老店荣宝斋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紧紧地连在一起，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和现代文明，它是全社会的财富，令人仰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焕发着新的光彩。“荣宝斋”三个字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紧紧地连在一起，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和现代文明，凝结着大家的关爱，它是全社会的财富。
荣宝斋将恪守“诚信为本”之信条，以“荣名为宝”竭诚为社会各界服务，努力弘扬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增进国内外文化艺术交流。
荣宝斋历史
据有关史料所载，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始建于清朝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后于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更名为荣宝斋，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悠久历史。
松竹斋的创办者是一个浙江人，姓张，他最初是用其在京做官的俸银开办了一家小型南纸店。纸店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三部分：一是书画用纸，以及各种扇面、装裱好的喜寿屏联等等；二是各种笔、墨、砚台、墨盒、水盂、印泥、镇尺、笔架等文房用具；三是书画篆刻家的笔单（所谓笔单就是书画篆刻家们经过名家推荐，订出其作品出售的价格标准。松竹斋代客订购，可以从中提成。同时挂笔单的书画篆刻家们又在该店购买纸张笔砚等各种用品、 使松竹斋一笔有很可观的稳定收入。
那时琉璃厂内最出名之南纸店，首推松竹斋，因其承办官卷、官折而得名。盖专制承平时代，朝内衮衮诸公无所事事，乃于阅看外省各大吏呈递奏折时，挑剔其件中之破体字及与各种款式之不符者，以为尽心于国事也。大凡臣下呈递折件，字要工楷洪武正韵，尤当谨记本朝历代皇帝之庙讳，与天边皇、背旨、落地臣，种种之避忌。稍有疏忽，即被阅折大臣指出，轻则罚俸，重则降级，是以封疆大吏均皆引以为戒。故对于选用奏折，必须纯洁无疵者为上上品。琉璃厂松竹斋深知奏折关系本人前程者甚大，对于此事十分留心，每一白折必经十数人之手拣选而得，稍有微细之墨迹即打入残货推内，故其价比较他辅昂贵半倍有奇。凡售出者，绝无丝毫毛病，用主买去准可放心。因而各省疆吏，皆知松竹斋货物可靠，由此生意更见发达。
但是，松竹斋的店主毕竟是官宦之家，并不精谙于经商买卖之道。尤其是张家的后代不够争气，经营无方，加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也每况愈下，原来顾客盈门的松竹斋此时竟也濒于破落，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这时的店主人为了将这个信誉卓着的老店维持下去，特意聘请了当时广交京师名士的庄虎臣为经理，下决心弃旧图新、改变面貌。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将店名改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并请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陆润庠（清同治状元，曾任国子监祭洒）题写了荣宝斋的大字匾额。
随有时光的推移，业务领域的不断扩展，以后荣宝斋又以其绝技木板水印闻名中外。木板水印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古老的手工印刷技术，用这种方法印制出来的中国画酷似原作，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这是当今任何印刷方法都无可与之相比的。荣宝斋用木板水印法制作过的《七十二候诗笺》、《二十四节令封套》等，鲁迅、郑振铎先生见后曾称它为琉璃厂诸笺肆中之白眉（即同类之间之杰出者一编者按）。
当年，就连齐白石老先生面对荣宝斋复制后的自己的作品，也难辨真伪。
荣宝斋现在的新匾系我国著名书法家郭沫若所书。
正文
第一章
1860年9月发生在北京通州八里桥那场战事，对于张仰山和他的后代子孙来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大清国的军队被英法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可张仰山却因祸得福，几乎是稀里糊涂地获得了两件国宝级文物，并由此给张家带来道不尽的离合悲欢，也改变了张家后代的命运。
事情得从直隶绿营提标郑元培将军，晚清著名书法篆刻大家、大师级人物赵之谦和京城琉璃厂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松竹斋的掌柜张仰山这三个男人说起。
郑元培那年三十九岁，长得鼻直口阔，虽是中等个头但很彪悍，更有一身好武艺。他在几日之前就接到战报，说是洋人已在大沽口登陆，主帅僧格林沁命令郑元培率标下的人马火速赶到了通州设防。此时，蒙古亲王僧格林沁 马步队1。7万人已经部署于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带，另有直隶提督成保、礼部尚书瑞麟及副都统伊勒东阿等督带的1。6万余人驻于通州附近地区，大清国用于护卫京师的总兵力也就是这区区3万余人，此时再从各省调兵勤王怕是来不及了，一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
绿营兵由于久未参与战事，早已军备废弛，别说是打仗，就是对付大一点的土匪团伙都难以胜任。郑元培驻扎下来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开展军事训练。其实也没什么可练的，不过是按套路舞舞刀枪，用弓箭射射草靶，这些玩意儿有用没用大家心里都有数，只不过谁都不道破而已。此时的绿营兵也装备了火器，可弟兄们都没拿它太当回事，大炮和抬枪都是前装式的，操作起来很麻烦，先装一部分火药捣实，放进弹丸铁砂，然后再装进火药捣实，最后点燃火捻开炮，其杀伤效果可想而知，这类枪炮用于打兔子都不大方便，就别说是作战了。道光二十年，大清国首次与英国人交战，大清国的军人们总算是领教了洋人的炮火的厉害，人家的炮弹是尖锥形，前面装有引信，落地就炸，方圆数丈内血肉横飞，大清国的军人们被打得目瞪口呆，还以为洋人用了什么邪术。
郑元培知道这一仗凶多吉少，可不得不按照命令进行练兵，无论如何，士气可不可泄，训练一下总比不练强。郑元培弓马娴熟，在骑兵演练场上大出风头。他手执弓箭在马背上做出各种动，时而镫里藏身，时而倒骑马背开弓射箭，一支支羽箭准确地射在远处的靶心上，赢得围观的清军士兵们的阵阵喝彩……
郑元培正准备舞一套“谭家枪”让士兵们开开眼时，只见一匹快马从远处奔驰而来，马背上的士兵在郑元培面前勒住马缰高声喊道：“郑大人，督标大人已经到京城了！”
郑元培说：“好啊，这么说，最迟今天晚上督标大人就能亲眼看到阵地了！”
“不，督标大人请您到京城去议事。”
郑元培一愣：莫非战事有变？他来不及多想，对马上的士兵说：“请禀报督标大人，我马上出发去京城！”
两个中年男人一前一后走出了鸿兴楼饭庄的大门。走在前面的是赵之谦，他身后就是张仰山。
鸿兴楼饭庄坐落在繁华的珠市口大街上，门面雕梁画栋，颇为气派。在当年的京城里，鸿兴楼是达官贵人、富家子弟宴请宾客经常光顾的去处之一，据说主厨曾经在宫里当过差，真正的御膳房手艺，不过这家饭庄价格也着实不菲，一桌像样的酒菜至少是二十两银子。
以赵之谦本人的财力，他是断不敢迈进鸿兴楼半步的。
赵之谦运气不佳，乡试中了举人之后，殿试便屡试屡败。彼时又一次赴京赶考，依然落第，正欲还乡。赵之谦和古今中外很多大师级人物一样，他的书法、篆刻虽说在当时已经颇有名气，但远不及死后名声显赫。在这点上，有些人老爱拿他与荷兰那个著名的印象派画家梵高相提并论，都是死后才被发现是天才，他成为“晚清杰出的书法、篆刻家”时已经是故去多年以后的事。
赵之谦的篆刻，别具一格、自成一派，人称“赵派”。据说，赵之谦有一天在松竹斋和张仰山切磋技艺，此时天空突然阴云密布，张仰山忙着招呼伙计把堆在院子里的宣纸转移到安全地带。赵之谦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也抱着一摞云母宣往库房里跑，倾盆的大雨就砸下来了，宣纸湿了一片。老赵观察着雨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忽有所感，于是在雨后的那个黄昏，赵之谦终于悟出了治印的精髓，吟出了他这行里的千古绝唱：治印之妙，不在斑驳，而在于浑厚。此后他在“浑厚”二字上下足了工夫，又大胆吸取汉镜、钱币、权、诏、汉器铭文、砖瓦以及碑额等文字入印，丰富了金石的内涵，最终形成人称“赵派”的篆刻新风格，开一代风气之先。
张仰山是琉璃厂松竹斋的掌柜，他虽然是个生意人，但学养深厚，在篆刻技法上也颇有造诣，是赵之谦最要好的朋友。张仰山在篆刻上花费的心思要远远大于对铺子的经营，他对做生意没多大兴趣，也不想发大财，平生最大的愿望是当个有造诣的书法篆刻家。他崇拜赵之谦，视他为最要好的朋友，如今赵之谦就要回南方了，于是张仰山花重金在鸿兴楼为赵之谦送别。
赵之谦和张仰山在鸿兴楼门口难分难舍，告别的话是说了又说，张仰山执意塞给赵之谦一包银子作盘缠，赵之谦推托再三，禁不住涕泪涟涟。
这两位正待拱手作别，只见郑元培在他们面前飞身下马。郑元培把缰绳扔给身后酌侍从，掸了掸衣服上的尘土，目不斜视，迈着大步向鸿兴楼走去。
赵之谦眼睛突然一亮，高声喊道：“元培兄！”
郑元培听到喊声急忙转过身来，看到赵之谦，惊喜地迎上去：“之谦兄？真没想到，京城遇故知！”
赵之谦给张仰山介绍：“郑元培郑大人，我的同乡，直隶绿营提标。”又对郑元培说：“这是我在京城的至交、琉璃厂松竹斋的掌柜张仰山先生。”
张仰山和郑元培就算认识了。
赵之谦告诉郑元培：“我就要启程回乡了，还望元培兄……”
郑元培打断他的话：“你要离开京城？之谦兄，万万不可，眼下大战在即，路上太危险，还是过些时日再说吧！”
此时，一个军官从鸿兴楼里匆匆走出来，见到郑元培，似乎松了口气：“郑大人，您可来啦，督标魏大人都等急了！”
“魏大人已经到了？哎哟，那可失礼了。”郑元培对张仰山、赵之谦作揖：
“张先生、之谦兄，今日一见，实乃有缘，但无奈元培公务在身，不敢多叙，还请二位多多担待，咱们后会有期。”说完，转身迈着大步走进了鸿兴楼。
张仰山看着郑元培的背影对赵之谦说：“人不留人天留人，怎么样，之谦兄，这下儿你得改变行期吧？”
鸿兴楼内的一个雅间里，一桌酒席已经摆好，直隶绿营督标魏金寿坐在上座，五六个幕僚分坐在他的身旁。
郑元培走进来，幕僚们纷纷站起来向郑元培抱拳行礼，魏大人安坐不动，面无表情地问道：“我们已经恭候多时了，郑大人姗姗来迟，该当何罪呀？”
郑元培的脸上沁出了汗水，幕僚方今平赶紧接过话来：“罚酒三杯如何？”
郑元培抢上一步，给魏金寿行礼：“标下郑元培来迟一步，还望魏大人恕罪。”
魏金寿的脸上这才露出了些许笑容：“免罪，自罚三杯即可。”
“遵命！”郑元培接过方今平递过来的酒杯，连饮三杯。
众幕僚纷纷叫道：“痛快！郑大人果然痛快！”
郑元培在魏金寿对面的空位子上坐下，迫不及待地发问：“魏大人，战事有变吗？”
魏金寿慢条斯理地回答：“怡亲王议和没有谈成，这仗打不打还两说呢。”
郑元培的表情显得很焦虑：“魏大人，洋人已经在北塘登陆，天津也失守了，通州是京城的门户，张家湾乃洋人必经之要地，估计我们会在张家湾一带与洋人展开一场血战，您觉得有把握守住通州吗？”
魏金寿四处望望，小声说：“这是咱自家兄弟说话，不可为外人道，朝廷虽说调集了蒙古骑兵和各省勤王的绿营兵，从张家湾到八里桥一带部署了三万多人马，依我看，这恐怕顶不了什么事儿，这一仗胜负很难讲，凶多吉少啊。”
“魏大人，此话怎讲？”
“事情是明摆着的，蒙古骑兵虽剽悍，可长枪马刀对付不了洋枪洋炮；绿营兵军备废弛、久疏战阵、军纪涣散，使用的大炮还是前装式，炮弹也是球形实心弹，可人家的炮弹落地就炸，而且一炸就是一大片，几十号人非死即伤，唉，论兵器，我们比人家差远了，人多管什么用？”魏金寿的情绪有些消沉。
郑元培笑道：“去年我们在大沽口开战，打得不是不错吗？击沉三艘英吉利兵船，洋人死伤四五百，连英吉利的海军头领、副头领也是一伤一死，他们到了也没能攻占大沽口炮台。”
魏金寿的脸上现出不悦，酒桌上的气氛紧张起来。
方今平拉了拉郑元培的衣襟，悄声地告诉他：“这次洋人知道大沽口炮台不好惹，干脆从北塘上岸，然后就攻打了天津城，今天上午我还得到探报，说洋人用骡马拉着大炮，排着队从天津城里出来，看样子是奔北京来了……”
郑元培没等方今平说完，猛地放下酒杯，站起身来：“洋人已经出天津了？那我们还敢在城里喝酒？应该上阵迎敌了！”
魏金寿皱了皱眉头：“慌什么？离京师二百多里地，他们且到不了张家湾呢，时间再紧也得吃饭喝酒呀，总不能空着肚子上阵吧？”
郑元培颓然地坐下，他可是再也没心思吃喝了。憋了半晌，郑元培还是禁不住开了口：“魏大人，标下有一事，不如当说不当说。”
“但说无妨。”
“我觉得我们的排兵布阵有不少破绽，您看……” 元培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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