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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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会以后，我找到玉璧和清浦，把自己的意见说了，大家都表示同意；还决定先党内后党外，把意见统一了，然后再研究重新组合队伍的问题。
　　晌午都过了，同志们都愤愤不平地回到寨上，到处都在叽叽咕咕的。我看见夏林、李仲生、周辉同、范永安几个和刁仁义逗了一阵耳朵，然后避过我，一个个往外走。吃过了午饭，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弄清了基本事实之后，就讨论对苏连清的处分问题。这个家伙起初耍赖不承认，后来看赖不掉了，又哭哭啼啼地说：“我是受了苏同久和徐月路的蒙蔽，他们想约我一道谋害领导，拖走队伍，我不同意。以后他们干这些事我就不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我怕廖大哥他们多心，怀疑我。”
　　刁仁义听了，比先前在草坪上开会的气更大，一挥蒲扇般的巴掌说：“没有说的，一齐枪毙。”只有杨云禄站起来，替苏连清求情，又是啥子团结要紧啊，要给他悔过的机会啊……我看会场上一个个气粗粗的，好多人都转过脸背着他，不听他的。
　　会议开了三点多钟，夏林、李仲生、周辉同、范永安还没有来，正要对开除苏连清党籍的处分进行表决时，忽听见外面“啪啪啪”响了三枪。玉璧一愣，叫陈亮佐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陈亮佐却慢腾腾地站起来，想去不想去的样子；再看看刁仁义，也瞪起眼睛坐在屋角边不开腔。大家正在疑惑，李仲生、周辉同带头，夏林、范永安几个跟着进来了，一直走到玉璧面前，都把枪拿出来放在他前面的方桌上。李仲生说：“各位大哥，把我们绑了吧。我们把叛徒打了。”
　　杨云禄站起来惊奇地问：“是苏同久、徐月路？”“不错。”
　　“你们你们……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无组织无纪律！”刁仁义一口气接过去说：“啥子叫无法无天，难道叫这样的叛徒把我们的人杀完，把我们的队伍搞垮，就叫有法有天吗？打得好，打错了我负责，要杀，杀我刁仁义的头……”
　　刁仁义的话音一落，场上一片热烈的鼓掌声。玉璧站起来说：“叛徒应该枪毙，不这样，就是敌我不分，是非不明。不这样，就不能息众怒，平民愤，若让这些叛徒留在革命队伍里，那就会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将来危害更大。不过，李仲生你们不经组织的同意，就这样擅自行动，先斩后奏，是不恰当的，这样会打乱组织上的部署，给工作带来被动，以后千万不能再这样了。至于苏连清，应该也要枪毙的，看你稍有悔悟，暂时饶你一条性命，今后要改邪归正，好好为人……”
　　屋内五十多个党员干部一齐站起来，又是一阵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只有杨云禄一个人没精打采的，苏连清勾着脑壳坐在板凳上一声不吭。
　　后来老刘政委回来了，我和刁仁义向他打听杨云禄的情况。老刘政委苦笑着摇摇头，说这个杨云禄，他也不大清楚，只听说是不久以前才由地方到红四方面军的，开始很积极，可是后来觉得行军打仗枪林弹雨地吃不消，又因为是知识分子，在红军里面不受重用，就经人介绍，想到我们这里来。老刘政委觉得知识分子刚参加革命，在正规部队里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再说这些年我们和上面的联系一直不通畅，走了不少弯路，杨云禄毕竟在四方面军呆了些日子，行军打仗不行，帮我们找找关系保持联络至少还可以，就同意了。我问：“红军里真的不重用知识分子？”
　　老刘政委摇摇头：“岂止是不重用，听说还杀了不少人呢。这次开会还传达下来一句话，说是要改变川北地区知识分子掌握党的领导权的状况。我想派个知识分子下来，也许比……哦，不说了，我们现在的关系虽然直属川陕省委和四方面军，但是隔得这么远，又在敌人的心窝子里，很多情况不了解，也不好乱说什么。再说我们的情况也比那边复杂得多，主要靠我们自己来处理。杨云禄的事，大家多留心就是了。”
　　这场斗争就这样结束了，由于处理仓促，留下了很多后患。
　　暗渡陈仓
　　整治了苏同久和徐月路之后，我们把队伍作了短期集训，仍然分散开去活动。刁大哥回三块石，我到魏家沟。这时驻在罗渡溪的一支队伍，也是土匪改编的，很野，怕出问题，就叫周辉同去当队长。周辉同到了罗渡溪，住在马福林的栈房里，见事就做，帮马福林经营栈房，出了不少力，马福林的一个女儿马诚贞就和他好了起来。周辉同把这事跟组织上说了，老刘政委和玉璧商量了一阵，同意他和马诚贞结婚，但不知马福林的意见怎么样。玉璧对他说：“你去找你大姐，她一说就会成。”
　　周辉同就脚跟脚地缠着我，要我马上就去说。
　　我说：“不要慌，这事我负责。只是没有谈妥以前，你不要过往太密了，罗渡溪的人很封建，怕别人有闲话。”接着，我就把马福林找来，问他：“听说你家诚贞还没有订婚？”
　　“是呀，没有合适的。”
　　“你想替她找一个什么样的婆家？”
　　“当然要我们的人，党员更好。”
　　我就说：“搞革命工作要吃得苦，你看周辉同行不行？”他想了想，说：“他这人还好，经常来帮我做这做那，老大老实的。”
　　我又说：“那你看这个人户放不放得呀？”
　　他说：“我去问一下廖姑爷。”
　　我看他说了半天还是要问，就说：“问他不如问我呢。”
　　“那就行了嘛！”马福林点着头，笑得合不拢嘴。
　　这事就这样说妥了，周辉同高兴得不得了，一天到黑走路都在笑。夏林几个见了就拿他开玩笑：“看你这家伙憨痴痴的，怎么这事倒抢在我们的前头？你看我们几个，一不缺鼻子二不缺耳朵，怎么就没有妹子看得起呢？”
　　我白了他一眼，说：“夏林你心慌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下次有合适的我首先就考虑你。”
　　夏林一见我认真了，忙说：“大姐，你别，我的命不好，脑袋吊在裤腰上干工作。你经手的妹子，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跟我来吃苦，值不得值不得。”
　　李仲生推他一把：“你装什么正经，这对革命工作也是有利的嘛。多一个兄弟媳妇，也好给大家缝缝补补。现在大姐顾不得我们了，再下去都要成叫化子军了！”
　　周辉同自小被后娘逼出来，没家没业，也没什么积蓄，可这毕竟是我们几个骨干中第一个结婚的，又是倒插门的女婿，婚事一定不能办得太草率，让人家看不起。我们研究了一下，便挤出一笔钱来，给他置办贺礼，换了一对银戒指，扯了两套衣料，还有铺笼帐被，齐齐全全的，马福林一家都很高兴。
　　我守的魏家沟，是一个穷乡，加上这年天旱，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们没有吃的，把梧桐树皮、胡豆叶子都采来吃了，山上的黄泥巴也说成了观音土，当作饭吃。这对我们整军很不利，组织上就指示我们迁到长生寨。这是广安境内最富的一个大寨子，上面分大寨、小寨，非常严密，附近的武家乡、严家乡，也是土地肥沃收成好的富地方，糖食供应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决定把大部分人扯过去，三百人在三块石寨上留守，其余的到岳池文昌寨、姚市桥和广安天池驻扎。
　　罗渡溪是个很重要的水陆码头，周辉同在那里又干得很好，我们就决定把他留下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点。队伍要开拔了，周辉同赶来送行，眼浸浸的。我对他说：“现在你的身分不是我们的中队长，而是马福林的倒插门女婿了，今后要注意隐蔽，守住这个码头，出不得问题。”周辉同很严肃地点点头，说：“我晓得，祝你们早点把队伍整顿好，我们好早点和红军会师。”说着又凑近我，悄悄地问：“听说大哥和老刘政委他们派仲生去谈判，又要接受杨森的‘招安’了？”我说：“你别乱猜，我们做事，总是有原则的。你大哥和军阀打了十年了，要想去当官，还等今天？”
　　队伍开到长生寨，老刘政委、玉璧、刁大哥都在寨门口迎接我们，旁边还站着斯斯文文的王道纯，见了我很热情。王道纯出身很贫寒，后来从遂宁师范毕业，当上了岳池县县立高小的教务主任，原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可是就连这么一个教书先生，也被军阀逼得走投无路，最后扯起棚子，进了绿林。第一次起义时，他就和我们协同作战，后来和玉璧的关系越是密切，入了党，成了我们一个支队的领导人。
　　队伍一进长生寨，就召开了一个干部紧急会议，专门研究纪律问题。老刘政委说：“这是个大寨子，过去时常受到杨森的军队和土匪骚扰，现在一听说有队伍来驻扎，群众就有些惶恐，一些人还跟着地主跑了，因此要特别注意搞好和群众的关系，任何人不准乱来。”
　　玉璧接着说：“我们这次整军和往次不同，人多，新战士多，有的干部还带了家属，是夫妇俩。当地老百姓有忌讳：宁愿让人在家停丧，也不愿人在家成双。如果要住在一起，就必须出钱租老百姓的房子，还要敬神。”
　　大家又讨论了一些条文，第二天就以我和刁仁义的名义出了张布告，写上三大纪律：一不许背枪下寨；二不许骚扰百姓；三不许调戏妇女，违纪者枪毙。另外又通知夫妇俩同住的，必须向老百姓立家约，租房子。
　　布告一贴出来，就有了规矩。近千人住在长生寨，队员们平时连寨门都不出，操练完了去帮老百姓干活，莫说工钱了，连饭都不吃。寨上有一家大户，主人叫李华堂，和玉璧是中学时候的同学，原来在成都教书，后来生病回家休养，就做起地主来。因为是熟人，又事先和他联系过，见我们来了很热情，硬要把他儿子媳妇的新房让出来，给我和玉璧住。我们就把机关搬了进来，把他儿媳妇的新房做了机要室，当然由我一个住着；还在房檐下搭铺，住了一百多队员。早晨起来，队员们悄悄地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李华堂打开门出来一看，感慨得不得了，找到玉璧说：“老兄，我还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队伍，这么多人驻在我的房子里，怎么就这样清风雅静的？好！就是和杨森的队伍不一样。”说着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上午，他找人抬了六头大肥猪，还有两缸陈年好酒，敲锣打鼓来慰劳我们，说是表示全寨百姓的一点心意。老刘和玉璧见这么多东西，一定要给钱，推来推去他们只收了三头猪的钱，另外三头李华堂说是他自己的意思，怎么也不收，还把玉璧拉到一边悄悄说：“有一头猪我是专门送给你的，你和玉屏一定要收下。”
　　玉璧听了哈哈一笑，说：“我们两口子吃得下一头猪？要吃当然是大家一起吃嘛。”
　　李华堂急了，说：“你老弟咋这么不开窍，以为这酒这肉是常有的吗，不会腌了以后慢慢吃？”
　　玉璧说：“老兄你不晓得，我们这队伍上，从来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然咋服得了众人？”
　　李华堂瞪着玉璧，好一阵才说：“这些年不见，你竟带起了这么一支队伍，好得很，我马上就给你们宣传出去，让跑出去的人都回来。”
　　这些事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像一阵风一样，到处都传遍了。逃出去的老百姓陆陆续续地回来了，都说：“我们原先不知道是谁的队伍，空跑了一趟。”
　　可是，过了两天就出问题了。因为寨子小，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厕所不够，弄得寨子周围、屋墙脚下，都拉的是屎。我们赶紧开了一个会，我对大家说：“我们到这里来，是客人，不能随随便便的。这两天，到处拉的都是屎尿，臭熏熏的。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现在要求大家不要乱拉了。没有厕所，自己去打，现在，谁屙的谁去打扫干净。”夏林说：“谁屙的，打谁的屁股！”
　　当时说得一个个都不好意思，脸红得像鸡公冠子一样。散会后，各人就去打扫，马上动手挖了一些坑作临时厕所，既干净又有了肥料，寨上的农民很满意。
　　又一天下午，夏林从山下上来，押了十二个人回来，说他们带枪下寨子，在店子里吃东西，招摇撞骗。我听了很生气，说：“这里没有你们吃的吗？为什么不遵守纪律？”他们不说话。我叫夏林检查他们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就问他们：“你们吃东西，不给钱？”
　　“我们赊来吃。”
　　“赊来吃？啥时候去还？哪里拿钱去还？这不是估吃霸赊地活抢人吗？”
　　夏林说：“他们还对人家老板娘胡说八道。”
　　其中一个叫陈士君的，昂着下巴瞪了夏林一眼：“啥子叫胡说八道？她一个老板娘，未必就是金枝玉叶，开个玩笑都开不得了？哼，我们走，等杜队长回来再说。”说着一挥手，带着十二个人，转身就要走。
　　我喊了声“站住”，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抖了一下，站住了。
　　我走到那个陈士君面前，盯住他慢慢地说：“陈士君，陈家少爷，我听说你也念过高小，想来也是识文断字的人。布告上最后说，不管哪个犯了纪律，查出来都要枪毙。你说这是军令呢？还是儿戏？”
　　陈士君一愣，哑了。夏林拿了块板子过来，说：“怎么样？大姐的话听清楚了吗？你们是愿挨枪子儿呢，还是愿意受处罚？”
　　几个吓慑了，忙说：“愿受处罚。”
　　夏林拿起板子，每个人打了二十个手板。
　　过了一阵，杜仁杰回来了，没等我开口就说：“我都晓得了。他几个来告我，我一听就说打得好。要是我来，还要多打二十个手板，还要打重些！我还给他们说，在我们三支队里，大姐是队长我是副队长，连我都要听她的，你们还敢不听？何况这布告，是我们全体领导研究的，谁都要遵从。”说完，我们几个都笑起来。我对杜仁杰说：“这群人当中，好几个都是苏同久手下的，那陈士君就是个好吃懒做的地主子弟，高小毕业没考上学校，他老子骂他没出息，才跑出来的。今天没服气，恐怕要特别注意。”
　　杜仁杰大大咧咧地说：“未必又蹦出个苏同久来？大不了跑嘛。这号人，跑一个少一个，少生事。”
　　我的话当真言中了。当天晚上，陈士君就带了其中的好几个人，以换哨为名骗过守寨门的士兵，逃跑了。
　　陈士君等人的逃跑，在队伍中引起了震动。我们又开会做了研究，决定在队员中展开一个专门的讨论：为什么参加自卫军？
　　我和杜仁杰、夏林，分别参加小组的讨论。我的那个组，有好几十个人，大多是参军不到两年的新战士，听说要开会，以为像军阀队伍中一样，要清查逃兵的同伙，都紧张得不得了。我就说了个开场白：“最近我们队伍里，跑了几个人，据说呢是嫌吃得不好，又没有女人，又不自由，纪律太严了，没得在家安逸。我们开这个会，一是要大家给我们当领导的提意见，这些纪律是不是太严了，或者是只管了大家没管我们自己，大家不服气。二是要大家说点真心话，到底是为什么来参加我们这支队伍，而不去参加杨森的队伍、土匪的队伍。大家把这些问题理论清楚了，要走的，我们决不阻拦，要留下的，就好好干，再不要三心二意的。”
　　大家一听，都放心了，有人举手站起来发言：“不是我在拍领导的马屁，这些纪律恐怕改不得。要是改了，我们几百上千人都出去抢女人，估吃霸赊，到处乱屙屎，这不跟土匪和杨森的兵一样了吗？我就是被杨森抓了壮丁跑回来的，我不背这张鬼皮！”
　　还有一个叫杨青庭的小伙子，英俊英俊的，站起来说：“我不晓得人家为啥子来投廖大哥，我是不满意我那女人。”大家一听，哄地笑了起来。他急了，红着脸说：“你们笑啥子，我说的是老实话。大姐，不怕你见识广，我那女人呀，你见了都要打倒退。又丑又老，又歪又恶，还懒，成天要我妈来服侍她。我看到都生气！”
　　旁边有人说：“既然见不得，怎么又成了你的老婆？”他说：“嘿，你们不晓得，她娘屋里有钱，我家穷，就倒贴陪奁田，估倒栽给我。她嫌我大老粗，非要拿钱喊我去读书，好当啥子公事人。妈的，我都二十多岁的人了，从小就放牛割草开山挖地，还读啥子书嘛，我一气就跑出来了。到了这里，才听说了自由恋爱这个说法。二天革命胜利了，只要我不死，总要去自由恋爱一回！”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哄笑。我也忍不住笑起来，大家发言就更积极了。有一个说：“保长欺软怕硬，把地主的指名捐都摊到了我家头上，实在交不起，就把我父亲吊起打，我就跑出来了。结果保长听说我投了廖大哥，就不敢来欺侮了，这两年家里平平安安的。”还有人说：“我们佃田的老板，十二万分可恶，见啥子都要，我屋里连鸡娃都喂不大，我是受不了这口气才出来的。等二天革命胜利了，专门去收拾那个可恶的段四老娘。”大家七嘴八舌都说我们是不得回去的，我们还要争取入党，从廖大哥的队伍里跑回去，没得脸面见人。
　　突然有一个站起来说：“报告大姐，我想回去。”大家听了都一愣，齐刷刷地看着他，屋里顿时鸦雀无声。那人一见，慌了，忙说：“我不是像陈士君他们那样，要当逃兵，是想请假回去办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我家原来有一块田，卖了半边给地主，哪晓得他早就起了坏心，结果我这半边田越种越小，他那半边越种越宽。我不服，就去告他，结果官府把那块田全部断给他了。逼得我这几年，到处拉船帮工，听说廖大哥的队伍专门为穷人打抱不平，就来投了军。今天当着这么多弟兄和同志，我把话说到明处，请大姐队长准我两天假，让我带这支枪回去，把那龟孙子打了就回来！诸位弟兄，我王某人就当众赌个咒：要是骗了大家，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超生！”
　　大家一听，都面面相觑。一会儿，有人悄悄地说：“这个假恐怕该准人家，那地主太可恶了。”于是刚才那个说等革命胜利了再回去收拾段四老娘的也等不得了，说他也要回去。还有一个莽汉子站出来大声说：“我投了廖大哥，他们就把我女人抓了，关在武胜城里的监狱里，都一年多了，现在还没出来，丢给我妈照看两个没爹没娘的娃娃。我也不是说这里不好，是觉得不成气候，东打一下西打一下，又不敢去攻城。实话说吧，我想到通南巴，去投正规红军！”
　　中午，把那两个支队的情况凑了一下，问题都差不多。王道纯说：“这种情况要开大会，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下来恐怕还要找几个闹情绪的分别做工作。”我说：“王老师，你会说，今天下午开大会，你来讲。”王道纯说：“我讲什么，恐怕是要等老廖他们回来。”陈亮佐说：“王老师，不要等了，有几个地主出身的，闹得凶，莫让他们又兴风作浪。”下午就开大会，由王道纯讲话，他本来就是教师出身，讲得深入浅出的，好懂。他讲了一通要顾全大局的道理，最后说：“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前年子，余家场事变，我们的陈玉屏陈大姐被敌人抓住了，你们说廖大哥心里咋想？他手下还有那么多人，都喊打回去把大姐救出来。救不救得出来呢？也救得出来的。只是那样队伍就要受损失，敌人求之不得。于是，我们陈大姐就在岳池城里，整整坐了一年的班房，还被绑去陪了杀场……”
　　下面嗡嗡嗡的，一些认不得我的，纷纷站起来看。突然，一个人带头鼓起掌来，接着大家都鼓起掌来，连王道纯、夏林他们也对我鼓掌，弄得我满脸通红，一个劲向大家鞠躬。
　　下来，我们又分别找几个闹情绪的做了工作。那个要请假回去打仇人的，伤心地哭了一场，最后说：“大姐，我现在心里晓得了，暂时咽下这口气，不回去了，反正这枪子儿，早晚给他狗日的留着的。”
　　每个中队都准备了笔墨，要留下的自己签字，结果都签了或者找人代签了，只有那几个地主子弟不签，我们也不强留，让他们放下枪，走了。
　　刚刚把这些事情处理完，老刘政委和玉璧他们就回来了，还带着李仲生，同来的还有广安的李希白和李晓北。李希白，也做过小学教员，和我叔叔陈徙南是挂角亲戚，也和玉璧早有来往，常常帮着我们出些主意，做做联络，现在是杨森的侄儿杨汉印队伍里的参谋。
　　当晚，在陈亮佐驻的庙子里召开了大队和支队干部大会。玉璧说：“有件大事，进行很久了，现在有了眉目，跟大家说清楚。眼下杨森把实力都扯到营山去了，他的侄儿杨汉印，带着手枪团守着广安一座空城，本来就心慌，前线又催着赶快补充兵源。可是现在谁肯去打红军？我们又派人到各乡去做工作，结果他们的招兵旗插了一两个月，鬼都不上门。我们这才请了李希白李参谋去说，现在请他把情况介绍一下。”
　　李希白说：“我和晓北去找杨汉印，他不识字，又刚从前线回来，不了解情况，就叫我们去找他手下一个叫杨季元的。我们给杨季元说，长生寨住了一支队伍，兵强卫壮，都是本本朴朴的农民，打的是农民自卫军的招牌，听说很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