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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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三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唐二嫂这两三年中又找到可心的好人没有？现如今唐二嫂也牺牲了，像她这样的好人，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
　　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又和周辉同、陈文玉商量回去的事情。辉同说：“大姐，你是该回去看看。现在上面的保长甲长都换了，连徐清浦回去，都弄了个乡长来当起，情况的确好了许多。可是你也不能就呆死在那个地方，总要想个活泛一点的事情来做，将来有个动静也好起身。”
　　我说：“好吧。辉同，你跟我一起上去，我们和清浦一起商量一下再说。”
　　就这样，一九三八年的冬月间，我又回到了家乡。
　　这是个寒场天，街上人少。我一身阔太太打扮，在黎梓卫下了船就喊了乘滑竿，大摇大摆从街上过，周辉同在我后面跟着，一路上尽是些莫名其妙的眼睛。我们径直到了太阳坪，早有人报了信。母亲昏花着老眼在门口张望，一见我的滑竿就颤巍巍地迎上来，拉着我半天才说：“屏儿，你是屏儿吗？你是魂还是鬼，早点给我说清楚，初一十五我都叫他们给你烧了纸的哟。我晓得你心头苦，你死了男人，我又把你的彬儿接起走了，你不明不白地被日本人炸死在外头，大白天来显形，是杨森那个挨千刀的害了你和我的儿，我晓得你心头苦……”
　　我连忙把母亲扶回屋里，说：“妈，我没有死，真的好好的，我在外头做生意，上海被日本人占了，我就到了万县，这次是专门回来看你和彬儿的。”
　　母亲这才信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哭了一阵才像是醒过来，四处一张望，从门角里拉过一个像叫化子一样的娃娃说：“彬儿，快，快叫你妈。”
　　我一看，天哪，这哪里是我的彬儿，穿得稀烂，都冬月间了，还打着一双光脚，脚背冻得红通通的，肿起多高，溃烂处起了黑乎乎的血痂，一张脸糊得眉毛眼睛都看不清楚。我一下把他拉在怀里说：“彬儿，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姐姐呢？姐姐在哪里？”
　　彬儿愣愣地看着我，哇地一声扑进我的怀里，哭喊着：“妈妈呀，我们好想你啊，他们都说，你不要我们了。他们还说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是伯娘，要说你是妈妈，人家就会把我和姐姐拉去关起……姐姐她，她在二姨妈家。”
　　晚上，宁儿从二姐家回来了，看着我泪汪汪的。女儿长高了许多，手里拿着一双鞋，说是给弟弟做的。我接过鞋来一看，碎布拼的鞋面子，底子扎得长一针短一针的；彬儿穿起长了一大截，却高兴得走来走去的。我忍不住又想哭。我长叹一声说：“屋里就穷得这么恼火吗？这娃儿好歹是廖家的一条根，就连一双鞋都穿不起了？”
　　我那兄弟媳妇听了，在一边不阴不阳地说：“你这娃儿，麻烦事情多得很呢。那回人家听说廖玉璧的独儿子在这里，派了十多个兵来捉，还不是你那个憨痴痴的兄弟背起他跑了好几里路才躲脱？不晓得内情的，当然要说我两口子待不得自己的亲侄儿，哪里知道我们在其中担了好多惊吓？敢给他穿好吗？穿好了人家一下子就会认了出来，我们那个背时鬼又背起他去跑趟趟儿？”
　　正说着，玉喜回来了，一张脸蜡黄，一身的鸦片烟气味，见了我高高兴兴地说：“嫂嫂，我们都以为你……”我盯了他一眼说：“你的鸦片烟烧舒服了？”说着站起身来，拉上两个孩子去看玉璧的坟。
　　我和两个孩子坐在老黄桷树下，看暮云四合，群山消隐，漫天的晚霞渐渐化成了苍茫的夜色。哪里有坟？还是老黄桷树下当年的那一方平地。三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也是在这里，在这一片新土面前来看玉璧。腊月的寒风，吹得黄桷树叶刷刷地响，我在心里对他发誓，要提着叛徒曾洪泽的头来见他。可是现在，他坟上的草都长得这么深了，我却两手空空。苏联没去成，队伍也散了，党组织不知道在哪方哪地。连我们的两个儿女也没管好。没有了玉璧，我怎么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上不沾天下不着地飘呀飘的……星星出来了，晚风轻轻地吹，两个孩子在我的怀里静静地睡去，我又在心里悄悄和玉璧对话。玉璧的声音，很轻很柔：“玉屏，我知道你受的苦。我不在了，你一个人担着这么重的担子，是很难，可是你千万不能退下来啊。人生如逆水行舟，要退下来太容易，可是要再赶上去往前走，就更难了。我不在你的身边了，夏林、金积成、陈仁勇和我们好多好多的人都不在你的身边了。我们现在只能看着你，却帮不了你，只指望着你能够走完这条路，把我们的孩子们带到那个新的世界里。”
　　我说：“玉璧，我好累啊，真的好累。我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走不走得到那一天。”
　　玉璧摇摇头：“玉屏，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是历来都很自信的吗？你不是历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吗？要记住，天助自强者！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你对我们所有牺牲者的责任。在这条路上，你是幸存者，你幸存下来的意义，就是要走完我们没有走完的路。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所有在九泉之下的人，才会真正安息，也只有到了那一天，华蓥山牺牲的那么多父老乡亲，才会衷心地感谢你。”
　　我偎在他的怀里，说：“我不要他们感谢，我只要你满意。”
　　玉璧轻轻地拍着我，用他那满是胡茬子的脸擦着我的鬓发：“玉屏啊，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心。”
　　……………
　　第二天，我和周辉同一起到了罗渡溪，去见徐清浦。老朋友一见面，惊喜中又有些难过。清浦说：“玉屏，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也晓得你在万县坐牢，是雷青成救你出来的。你走了之后，朋友们一个个都散了，刘湘的那一伙人也各奔东西，明生也走了。我在重庆没有了关系，只好又回到家乡来。好在自己多少有些根底，他们又摸不透我这几年在外头到底干了些什么。这一年来形势松了些，我就趁机把这里的乡长抓到了手里。手里多少有点权力，许多事情要好办些。”我说：“清浦，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除了宣传抗日，也没有什么活动。据吴绍先当时跟我说的，红军走后四川的党组织破坏得很厉害，如果一时还找不到党的关系，我们总不能就这样消极地隐蔽下去，总得找点事情来做。更何况都晓得他蒋介石的心不在抗日上，以后是怎么回事还说不定呢。现在我、你加上辉同、陈文玉一共有了四个党员，我们就成立一个党支部吧，陈文玉负责跑联络。我们按期过组织生活，交党费，商量工作，你看好不好？”
　　清浦和辉同都同意，当时就决定我来做党支部书记，接着研究下一步工作。我说：“我和辉同商量了一下，想在渠河上去驾船，从这里运点生姜和土产之类的到重庆去卖，将来万一有了什么事情要召集人马，没有钱怎么行？这样我们的人也可以乘我的船，来往于重庆做点小生意糊生活。辉同呢，不同于从前了，现在是有家有室的人，又在当地扯得很红，我想他和诚贞也干脆去重庆，可以在船上开个水上旅馆，一来挣生活，二来又可以把大家联在一起，一有了动静就好行动，你看行不？”
　　清浦说：“倒不是不可以，只是这驾船，沿途的风险大哦，你一个女人家……再说要买呢你买不起，要做你到哪里去找木料？”
　　我想了想，最后一咬牙说：“廖家的坟山上那么多的树子，遮天蔽日的，我去砍几根。”
　　第二天，我喊上几个本家的弟兄，拿了斧头就往坟山上走。母亲听说了，慌慌张张奔出来，拉住我的手死活不放，口里直喊着：“屏儿，你莫去惹事啊，砍了祖坟上的树子犯了先人①，廖家屋里的那么多人，你咋得罪得起呀！”我说：“犯什么先人？我原先没有砍树子，先人咋也不管我？我现在男人死了，田也卖完了，两个娃娃吃不起饭，连鞋都没穿的，我要去驾船做生意，不要我砍，成心要饿死我们吗？”
　　一个廖家的老叔说：“玉屏啊，我们都知道你的难处，可是这常言说得好：穷不登山，富不驾船。你一个妇道人家，再难也不要走这条路啊，弄得不好谨防在那金滩、丈八滩上有个三长两短，你的两个娃娃就惨罗。”
　　正在吵得不可开交，突然听得一声枪响，人群里一惊，哗地两边分开。我一看，对面站着一个人，穿件对襟棉滚衫，梳着个偏分头，肩上斜挂着一个枪盒子，手里拿着一支二十响，还在冒烟。在他的后面，站着我那兄弟媳妇。
　　我从土坡上走了下来说：“哟，这不是段贡武段大哥吗？听说你在国民党里当官了，怎么得空到这里耍威风啊？”他把手里的枪一挥，说：“我怎么不来？我妹子也算是廖家的人，你要坏廖家祖坟上的风水，我这个娘屋里的人不说话怎么行？你们两口子，把自己的田土卖光了去闹共产，闹得廖家这十多年不得安宁。你男人自己愿意把一条命搭进去，活该；你不要自己的儿女在外面到处乱跑，我们也管不着，可是不能又回来生事嘛，啊？你看我妹子，当初凭什么嫁到你廖家来？还不是看着有那么点家产！现在家让你两口子败了，你还不满意？她一天做到黑，还是吃没到嘴上、穿没到身上。你把一个要吃要穿的娃儿丢在这屋里，回来还说东说西的……你要砍这祖坟上的树子，我们就大家都来砍，砍回去当柴烧！”
　　不等他把话说完，我早已气得头昏脑涨的，一步抢上前去，挥起巴掌“啪”地就是一个耳光，然后右手卡住他那鸡爪样的手腕，左手一使劲，就夺下了他手里的枪。我指着他的鼻子说：“姓段的，廖家屋里的事自然有廖家屋里的人来管，你算是什么东西？用得着你在这里又是枪又是炮地耍威风？告诉你！我陈玉屏是长大的不是吓大的，我一直就是个教书的，廖玉璧干了什么我不晓得，我只晓得我就是廖家的媳妇，廖亚彬就是廖家的子孙，我回来是投靠我的婆婆，关你什么事？这岳池县里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当初廖家屋里的家产被江豪元他们封了，母亲也被拉了‘绅士’，要三千块大洋才放人，是哪个冒着生死去争了回来的？是你还是我陈玉屏？后来母亲又被夏马刀拉去关在广安城里，又是哪个去救了出来的？还不是我陈玉屏！那个时候你在哪里？我一个寡妇家，要养家要糊口，在外面正正经经做点生意，我怎么是乱跑了？我跟着谁乱跑了？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休想走路！”
　　我婆婆一听段贡武说出这些话来，也气得不得了，上来一字一句地说：“姓段的大哥，你说话要摸着良心哟。你说我的儿死得活该，你看你自己不得好死哟。今天当着我们廖家屋里的老老少少，我也来把话说清楚。你说我廖家屋里亏了你的妹子，请问当初分家时你也在场，少了她一分一厘没有？彬儿是我接回来的，我眼睛看不见，说了好多好话请她帮着做双鞋都不干，连累她什么了？她是看着我们廖家屋里这点家产才过门的，难道你今天不是看着这点家产才来吵架的？这多年就是你在其中挑唆，我屋里才不得安生。去年你出面，在我这里拿了四十担谷子，直到今天连个‘还’字都没提；你又哄哄骗骗拉着我家玉喜去吃鸦片烟，好让他成天把钱呀谷子的往你屋里搬。你恨不得要把我这个家捏在你的手里，还怪我的儿和媳妇把家败了的？”
　　几个支持我的本家弟兄，看见这姓段的拿着枪在我们廖家的坟山上耀武扬威的，都气不打一处来，乱哄哄地嚷着：“他刚才说的什么？他要来把我们廖家坟山上的树子砍来当柴烧？问他是不是活够了？大嫂，与其让他砍不如你来砍去修大船，你当了船老板早点发财，免得人家咒我们廖家屋里的人死得活该……”
　　刚才那个挡我砍树子的老叔叔听了这些话，也气得不得了，走过去用烟杆指着段贡武的鼻子一下一下地说：“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话也说得太歹毒了，你以为靠着你那个在这四乡八场只有你弟兄两个的啥子国民党，就可以欺侮我们廖家的黄泥巴脚杆了？玉屏，你砍！你那男人死得堂堂正正的，我相信老天爷长了眼睛，廖家的祖宗会保佑你们娘儿母子的。”
　　于是大家一哄而上，帮着我砍树子。那姓段的一看大势已去，连忙说：“大表嫂，你砍你砍，我不说了，只是你总得把枪，还给我嘛！”
　　我看看手中的枪，哗地把子弹和撞针都退了出来，然后一扬手，那东西就飞过几根田坎，落进远处的一块水田里。我在坟山上砍了九根大树子，叫人抬到黎梓卫码头边，在茶馆里与“水木匠”们说好了价钱。第二天正好是个黄道吉日，掌墨师燃香烧纸，拜了鲁班祖师爷，接着杀了“开墨鸡”，就在“龙头枋”上弹下了第一根墨线。半个月之后把船做好了。下水的那天，我摆了二十桌“开航饭”。掌墨师杀了“收墨鸡”，那只红公鸡只叫了一声，大家都说大吉大利。陈家和廖家的亲戚一百多人帮我把船推下了水，场上的袍哥大爷们也来为我捧场。段家兄弟觉得势单力薄，再也不敢吱声。
　　几天后，我借母亲的钱买来的一万斤生姜，准备运到重庆去赚个对半。正要开船，清浦来了，哭笑不得地说：“你呀，还是那个毛德性，这船没有营业执照，你都敢走？辉同，把执照和号牌给你大姐钉上。还有，沿途的码头公口我设法都给你打了招呼，你尽管放心去，只是船上有些老规矩，要好生弄清楚，不要犯了走不到路。”
　　常言道：船载千斤，掌舵一人。我请的掌舵师，是一个叫朱望和的老艄翁，早在岸上就跟我交代清楚了，船上忌讳所有同“沉”的音，只叫我老板就是了。朱师傅还叮嘱我说，欺山莫欺水，欺水变成鬼，行船一路上险恶，忌讳无论如何是要遵守的。比如不能端着碗上岸吃饭，不能先盛饭后舀汤，看舱时不能说话等等。我一时都记不住，也没有心思去记。我站在船头上，看着两岸熟悉的风光，怎么也没想到这才多久，我居然从一个服装店的老板成了船老板，又在渠河上开始做生意了。
　　船到重庆，商人们见我运的黎梓卫生姜，一轰而上。却欺我是个生手，联起手来压我的价，三块钱一百斤的市价，他们只给一块五，还说如果我不卖，就叫我的姜烂在这船上，以后也别想在重庆做生意。我一听，心想哪有这么怪的事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姜搬到陈文玉的船上，一放就是一个多月。眼看要过年了，正是卖姜的好市口，他们手里的货卖完了，上边的货又下不来，这才慌了。我趁机抬高了价钱，一下子赚了一大笔。后来那些欺软怕硬的家伙对陈文玉说：“你的那个三娘也太厉害了，以后这重庆城里的码头上，恐怕没有哪个敢和她作对。”
　　我听了这话，冷冷一笑，心里想，不敢和我作对的，岂止是你们这些奸商。
　　漫漫求索
　　一天，我的船刚靠上千厮门码头，陈文玉就领了两个人进来，万万没想到竟是竹栖和一青爷儿俩。大家又说又笑地寒暄了一阵，我才知道竹栖暴露后离开万县，就通过组织上的安排，到了江油，现在已经在江油做了国民兵团副团长，还兼任了江油、彰明、平武、北川四县的军团联络办事处主任。一青呢，我离开万县后，他就入了党，奉命去协助刚刚进川的孩子剧团到云阳等地作巡回演出。这个孩子剧团，是我们地下党在淞沪战场上组织的一批难童，后来就归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周恩来同志当时是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是第三厅厅长，他们和邓颖超大姐对这些孩子们非常关心。这些孩子到了四川之后，走一路演一路，沿途掀起了一浪浪抗日的热潮，在群众中很受欢迎。
　　一青跟我说起他的这一段生活，眉飞色舞的，兴致高得不得了。我看着他，不禁又想起了宁君。当时我已经把宁君送到了合川的廉溪中学读书。这个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有点名气，可是宁君这孩子，我和玉璧从来就没好好管过，连小学都没读完，上初中很是吃力，女孩子家又喜欢唱唱跳跳的。一青既然和孩子剧团这么熟，我就和他商量，让他把宁君介绍进去，一来有组织管着，二来也好让她在里面好好锻炼锻炼。
　　一青听了说：“这有什么问题，我去说一声就行，只是不晓得宁君妹妹……”
　　竹栖横了他一眼说：“宁君妹妹怎么了？孬了吗？漂漂亮亮的一个姑娘，你诗伯的女儿，要个人来比！”我和一青都笑了，我说：“一青，你这么喜欢这孩子剧团，看样子是不想走了，要去当娃娃头儿了吧？”
　　一青看了他爸爸一眼，嘟着嘴说：“人家倒是想，就是我爸不干，他要我跟他去江油，当少爷。”
　　大家又是一阵笑，我说：“好啊，看样子你爸爸是个当官的料，干脆我也去沾点光，你去当少爷，我就去给你们当老妈子，混碗饭吃。”
　　竹栖说：“这怎么敢当，如果你真的愿意，我们就联起手来，一起干一件大事。”
　　我问什么大事，竹栖说：“我就是要和你商量。现在汪精卫投敌卖国了，国民党今年一开年，就在重庆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把他们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方针是对共产党实行防共、限共和溶共，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作准备啊。组织上觉得我现在处的位置不错，就决定以我管辖的四县民兵为基础，在北川搞一个游击根据地，准备培养一批基本队伍作为今后我们游击队的骨干，应付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的内战。可是又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对外就只能说是办农场，烧碱、割生漆。只要此事有了眉目，我就来请你，你在华蓥山上打了多年的游击，有经验，我们一起来办怎么样？”我迟疑了一下问：“这事有多少人知道？”
　　他说：“这么秘密的事情，哪里能让多少人知道？就上面的几个主要的领导知道。”
　　我说：“这几个领导同意吗？我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的人哟。”
　　竹栖愣了一下说：“诗姐，这个事情你别东想西想的，这么大的事情，我自己哪能就做了主，当然是请示过的。现在我们党都处在潜伏时期，有好多党员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在参加地方的活动，更何况你是那么早的党员，你在万县坐牢的情况，我们万县的同志都是了解的。说来也是你的运气不好，上次都准备给你恢复关系了，不想你又因为那次大搜捕回了重庆，错过了那个时机。不过你也别着急，这次正好有个机会。前一段时间国民党在万县搜捕我们的人，搞得很厉害，孟伉、李明和好几位同志都来了重庆，避避风头，就住在大梁子的怡康旅馆。这次一见面，他们就向我问起你，叫我来打听一下你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如果组织关系还没解决，就打算给你办了，今后也好工作。”
　　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还不晓得这么多老朋友都到了重庆，还挂念着我，商量着要给我恢复组织关系。这不但是我自己的大事，也是山上的那么多同志的大事，真是世上知我者，竹栖和这些同志们也。
　　于是当天下午，我就随竹栖去了怡康旅馆，见到了孟伉一行人。这是个很简陋的旅馆，每人每天连吃宿在内，要八角钱。我说：“你们这么几个人，又不知道要住多久，这生活费从哪里来？”
　　竹栖听了哈哈大笑，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有了孟伉这样的财神，还怕没饭吃吗？他在雷忠厚的绸缎铺子上摆了个小玻璃匣子，自己写了一幅打油诗贴上，诗云‘鄙人治印，一字一元，多的不要，少了不干’。不两天，前来求印的就挤破了门，一天几十个。他说，我又不是工匠，哪能没命的干，一天只刻一个！就这一个印，一会儿的工夫，这些人的饭钱烟钱都有了。”
　　我说：“孟伉兄，许久不见，没想到你在重庆的名气也这么大了。”
　　一青说：“诗伯，你只顾着忙你的生意了，不晓得我刘伯伯的名气，现在可不得了咯。前不久，就在这大梁子青年会办了个全国书法展览，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于右任也去看展览。一走到我刘伯伯的书法前就站住了，硬是看得出了神。好一阵才对他的秘书说：”这字写得好，极有功力，我看除了我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赶上他。不知这人是何许人也？‘你说，自称中国书法第一人的于右任都这样说他，我刘伯伯还能不红？“
　　大家又是一阵戏言，说得孟伉哈哈地直是摆手。我偶尔一回头，发现一个人眼盯盯地看着我，不由得有些诧异。仔细一看，原来是李明。我在万县时，他和孟伉他们一起来看过我，才多久不见，怎么觉得这个人油头粉面的。说了一阵，孟伉说：“联诗，我们还是说点正事吧，你的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