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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自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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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这些小册子寄发出去不是一件小事。如果雇人包装也很费钱，但是我想出了一个更为简便的办法。我把当地所有的儿童都集中起来，请他们每天早上不上学的时候，义务劳动二、三小时。这一点他们自愿地接受了。我答应把我所收集的邮票分送给他们，作为一种奖励。他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招募儿童为志愿工作者的初次体验，其中有两个小朋友已成为我今天的同事。
这时孟买发生了传染病，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大家都担心拉奇科特也不能幸免。我觉得我在卫生部门会有些帮助，我便向政府报名投效。我的申请被接受了，并被委派到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去工作。我特别强调厕所的清洁，委员会决定检查每一条街道的厕所。贫苦人家并不拒绝我们去检查厕所，而且他们还按照我们的建议，改进他们的清洁卫生工作。然而当我们去检查上等人家的时候，有人甚至拒绝我们进去，更不必说接受改进意见了。我们共同的经验是，有钱人家的厕所比穷人的还要脏。他们的厕所都是黑洞洞的，又臭又脏，蛆虫横生。我们所提的改进意见很简单：用桶盛粪便，免得遍地都是，把厕所的围墙拆除，使厕所里有充足的光线和空气，也使打扫清洁的人便于清除。上等人家对后面这点建议提出了无数反对的理由，有很多人根本不执行。
委员会还得去检查不可接触者的地区。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看。到这种人的地方去看看，对其余的人来说，多少是有些荒谬的，更不必说去检查他们的厕所了。但是对我来说，到这些地方去倒是一件令人喜悦的意外之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这种地区。那里的男人和女人看见我们来了都很惊异。我请他们带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他们惊奇地叫道：“我们都是到空地上去大小便的。厕所，那只有你们大人物才有。”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看你们的屋子，你们不会介意吧？”
我问道。
“欢迎得很，先生。你们可以随便看看我们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住的算不上是什么屋子，都是一些洞穴。”
我进屋一看，很高兴地发现里面和外面一样干净。过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地面都用牛粪涂抹得很美观，少数几个罐子和盘子都洗刷得闪闪发光。这种地区不必担心会有传染病。
在上层人家的住宅区里，我们看见的一个厕所，我不能不在这里多写几句。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条小沟，水和尿都弄到小沟里去，整个屋子都有臭味。但是其中有一栋屋子有一间带楼的寝室，屋里的小沟是供大小便用的。这条小沟有一条管子直通楼下。房里臭不可当；住在里面的人如何能睡下去，只有让读者去想了。
委员会还视察了毗湿奴教徒的哈维礼神庙。负责这个哈维礼神庙的僧侣和我的家庭很友善，所以他同意让我们随意检查，并让我们提出任何改进意见。这座哈维礼神庙中有一个地方连他自己也没有去过。这是人们常常从墙外抛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当餐盘用的叶子的地方，是乌鸦和老鹰栖集之所。庙里的各个厕所，当然是很脏的。我们的建议究竟被这位僧侣采纳了多少，不得而知，因为我在拉奇科特住的时间不长。
我看见一个受人们膜拜的地方，居然这样糟糕，心里很难过。一个被认为是神圣的地方，人们都指望在清洁卫生方面受到特别重视。据我所知，即使在当时，许多经典作者，对于内心和外界的洁净，都是非常看重的。
第二十六章 两种热情
我对于英国宪法的忠诚，很难有人可以相让。现在我明白，我对于真理的爱，就是根源于这种忠诚。对我来说，假装忠诚，或者假装别的什么美德，是不可能的。我在纳塔耳所参加的集会，没有一个不奏国歌的，当时我就感到，我也应该和大家一齐唱。我并不是不知道英国人统治的缺点，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我相信，英国人的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是有好处的。
我在南非所看见的种族偏见，我以为是和英国人的传统背道而驰的，而且我相信这不过是暂时的和个别地方的现象。所以我和英国人争相效忠于国王。我以谨慎的坚持力学会了“国歌”，只要有人唱起来，我就跟着一齐唱。遇有机会表达这种忠诚的时候，我总是毫无矫饰地参加。
我一生之中，从来不曾滥用这种忠诚，也从来没有想借忠诚为手段，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就我来说，忠诚勿宁是一种义务，我表示忠诚并不指望报偿。
我回到印度的时候，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周年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拉奇科特也为这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被邀参加。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怀疑这种庆祝主要恐怕是摆摆场面而已。我发现当中有很多讹诈，心里相当难过。我开始反问我自己是否还应该留在委员会工作，但最后决定，只要做好我那一部分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庆祝活动中有一项建议是植树。我看见很多人植树不过是为了装装样子和讨好达官贵人而已。我曾设法说服他们：植树不是强迫的，而是一种建议；要吗认真地种植，不然就根本不种。我的印象是，他们听见我这种说法，都禁不住笑起来。我记得我在种植分配给我的树苗时，是很认真的，我还细心地浇水和看护。
我还把英国国歌教给家里的孩子。我记得还教过当地师范学院的学生，不过我忘了是为庆祝女王在位六十周年还是为了爱德华七世加冕为印度皇帝。后来这个歌词在我心中引起了冲突。因为我关于“非暴力”的观念越来越成熟了，我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格外谨慎了。这支国歌的歌词有这么几行，特别和我的“非暴力”的感情发生抵触：
把她的敌人打垮，
使他们片甲不留；
把他们的政治搅乱，
使他们的毒计破灭。
布斯博士认为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唱这几行是很不合适的，我也有同感。我们凭什么假定所谓“敌人”都是“歹徒”呢？难道敌人就一定是坏人吗？我们所要求于上帝的，只是正义。布斯博士完全赞同我的见解，他为听道的人编了一支新歌。不过关于布斯博士，我们以后还是谈到。
和忠诚一样，护理别人的倾向也是深深地根植于我的秉性之中。我喜爱护理别人，不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当我在拉奇科特忙于写作有关南非的那本小册子时，我有一个机会匆匆跑了一趟孟买。我打算就这个问题在城市里组织几次集会来教育公众舆论，而孟买就是我所选择的第一个城市。首先我会见了兰纳德法官，他细心地听我讲话，劝我去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然后我又去看巴德鲁丁·铁布吉法官，他也有同样的意见。他说：“兰纳德法官和我所能够指导你的很少；你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在公众事务中，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我们对你是很同情的，能够有力地指导你的人，只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
我当然想见一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不过这两位老前辈劝我照他的意见行事这一点，值我更清楚地了解，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公众的影响确实很大。我及时地见到了他，而且是有准备地去承受他的威仪的。我早就听说他所赢得的头衔，知道我是去见“孟买之狮”，“本省的无冕之王”，然而这位帝王并没有吓坏我，他象一个慈父接待他已成年的儿子一样地接见我。我们的会面是在他的寝室里进行的，他被一群朋友和信徒围住，其中有德·叶·瓦恰先生和卡玛先生，有人给我作了介绍。我早就听说瓦恰先生，他被认为费罗泽夏爵士的左右手，维尔昌·甘地先生告诉过我，他是一个大统计学家。
瓦恰先生说：“甘地，我们再找个机会谈谈吧。”
这些介绍最多花了两分钟时间，费罗泽夏爵士仔细地听我讲话。我告诉他，我已见过兰纳德和铁布吉法官。“甘地”，他说道：“我看我得帮助你。我应当在这里召开一个群众大会。”他说完这话，便转向他的秘书孟希先生，叫他定一个集会的日子。日子确定以后，他便向我告别，叫我在开会的头一天再去见他。这次晤谈消除了我的恐惧，我兴高采烈地回了家。
我这次到孟买，还去探望了我的姐夫，他正卧病床榻。他是一个没有钱财的人，而我的姐姐（他的妻子）也不善于照料他。他的病很重，我建议带他到拉奇科特去。他同意了，所以我就同我的姐姐和姐夫一齐回家。他的病比我所预料的时间拖得长。我把他安置在我的房里，日以继夜地陪伴着他。我有夜里不得不用一部分时间看护他，同时还得写那本南非的小册子，可是后来，病人终于死了，但我能有机会在他临终的那些日子看护他，感到很大的安慰。
我喜爱护理别人的倾向逐渐发展成为这么大的一种热情，以致我常常抛开自己的工作不顾，有时我一个人料理不过来，不但把我的妻子，而且把全家的人都拉进去。
除非人们从中得到乐趣，否则这件服务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是为了看样子，或者由于害怕公众舆论，那就会妨碍人的成长而且损害他的精神。为人服务如果缺少愉快的心情，于己于人都没有什么好处。然而当人们以愉快的心情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别的一切欢乐和财富全都为之黯然失色。
第二十七章 孟买的集会
就在我姐夫逝世的那一天，我得赶到孟买去出席公众大会，实在没有时间让我好好地考虑我的演讲。经过几天几夜不安的焦急劳累，我已感到精疲力尽，而且连嗓子也变哑了。因此我去孟买就完全听凭上帝的安排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把自己的讲稿写出来。
按照费罗泽夏爵士的指示，我于大会前夕下午五时亲自到他的事务所报到。
“你的讲稿准备好了吗，甘地？”他问道。
“还没有呢，先生，”我战战兢兢地说道：“我想即席发言。”
“那种做法在孟买不行。在这里做报告不好，如果我们想要在这次大会上有所收获，你应当把讲稿写出来，而且必须在明天天亮以前印好，我希望你能赶出来，成吧？”
我感到很紧张，但是我说我可以尽力为之。
“那么，告诉我：什么时间孟希先生可以到你那里拿稿子？”
“夜里十一点钟，”我说道。
第二天我去出席大会的时候，我才懂得费罗泽夏爵士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这次大会是在柯华斯吉·捷汗吉尔爵士研究所的大厅里举行的。我曾听说过，凡是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出席讲话的集会，大厅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主要的是爱听他讲话的学生，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出席这样的集会，在我的经历中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我知道我的声音只有很少人可以听到，当我开始念讲稿的时候，我还有点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断地叫我大声念下去，给我打气。而我的感觉是：这不但没有增加我的勇气，反而使我的声音越发低弱。
我的老朋友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出来帮助我，我把讲稿交给他。他的声音刚好合适，但是听众不愿意听；大厅里响起了“华恰”、“华恰”的叫喊声。华恰先生便站起来念着讲稿，效果很好。听众完全安静下来了，一直听到最后，不时以喝彩和“可耻”——必要的时候——的喊声打断他念讲稿。这使我心里快活起来。
费罗泽夏爵士喜欢这次的讲话。我觉得无上的快乐。
这次的集会使我赢得了德希潘特和一位波希朋友的积极同情；这位朋友的名字我想暂时不提，因为今天他是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他们两人都表示决心同我一起去南非工作。但是当时担任小案子法庭法官的西·姆·寇希之先生，功阻了这位波希友人，因为这位波希友人正打算要结婚。他得在结婚和去南非两者之间择取其一，而他终于选择了前者。然而巴希·罗斯敦济因为改变主意而作了悔悟，有一批波希姐妹现在还以亲自从事织布工作为那位从中作梗的姑娘赎罪。所以我就愉快地宽恕了那对夫妇。德希潘特并不打算结婚，但是他也没有走。今天他正为自己的食言而做着足够的补偿工作。我在返回南非途中，在赞稷巴遇到了一位铁布吉家族的人，他也答应来帮助我，但是一直没有来。阿巴斯·铁布吉先生现在也因为那次失信而设法弥补。所以我想劝诱律师到南非去的三次尝试，都没有结果。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自从我留学英国以来，我和他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的一家素食馆里。我知道他的兄弟巴若济·巴德夏先生，因为他以“怪人”闻名。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朋友们都说他很古怪。他因为怜悯马匹而不坐马车，他有非凡的记性，却不愿意考取学位，他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一个素食者，虽然是个波希人。贝斯敦济没有这么大的名气，但是他在伦敦的时候，就从博学著称。不过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是素食主义而不是学识，论学识我是望尘莫及的。
我在孟买又见到他。他是高等法院的书记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编纂古遮拉特文高级字典。凡是我所见到的朋友，我总是要求他们协助我在南非进行的工作。可是贝斯敦济·巴德夏不但不愿意帮助我，反倒劝我不要回南非去了。
“要帮助你是不可能的，”他说：“但是我老实告诉你，连你到南非去，我都不赞成。难道我们国内没有工作吗？现在你瞧，在我们的语言中就有很多事情可做。我要找出一些科学用字。但是这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工作罢了。你想想这个国家穷到什么样子吧。我们在南非的人，不用说，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不愿意你这样的人为那种工作牺牲。让我们先在这里争取自治吧，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帮助我们在那里的同胞了。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但是我决不鼓励任何象你这样的人去和你一齐牺牲。”
我不喜欢这种劝告，但是它却使我更加敬重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他对于国家的爱和对于自己的语言的爱，使我深受感动。这次谈话使我们彼此更加亲近。我能够理解他的观点。然而我并不是放弃我在南非的工作，而是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一个爱国者不会看轻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对我来说，《纪达经》中的几句话是很清楚而且有分量的：
尽己之责，虽败犹可；
为人尽责，虽成犹失。
尽责而终，非由于疾；
别谋他途，仿徨无所。
第二十八章 浦那和马德拉斯
费罗泽夏爵士的帮助使我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于是从孟买到浦那去。这里有两派；我却需要各方面的人的赞助。
首先我去见罗卡曼尼亚·狄拉克。他说：
“你要求各方面都给你帮助是很对的。在南非的问题上，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不过你得有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你的主席。你去看看潘达卡教授吧。近来他不大参加什么公众运动了。不过这个问题或许会把他拉出来。你去看他，然后告诉我他说些什么。我愿意尽力帮助你。当然，只要你高兴，你随时都可以来看我，我将为你效劳。”
这是我头一次会见罗卡曼尼亚①。它使我探悉了他的无比声望的秘奥。
①罗卡曼尼亚（Lokamanya），梵文，原意是受尊敬的人，转为对群众领袖的一种尊称——译注。
然后我去见戈克利，我在法古逊学院的院子里找到他。他热情地欢迎我，他的态度立即赢得了我的心。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他会面，可是我们就象是旧友重逢似的。对我来说，费罗泽夏爵士仿佛是座喜马拉雅山，而罗卡曼尼亚象是海洋。但是戈克利却象恒河。人们可以在这条圣河里来一次清新的沐浴，喜马拉雅山却是高不可攀，至于海洋，更是远不可及了，但是恒河却是袒胸相迎。一只船，一把桨橹，泛游于河上，该是多么惬意啊。戈克利细细地考了我一下，就象一个校长考试新生似的。他告诉我去找谁，怎么找他们。他要看看我的讲稿。他带我参观这个学院，向我保证随时听候我的差遣，嘱咐我把会见潘达卡博士的结果告诉他，使我极为快乐地离开了。就政治上说，戈克利生前在我心里所占有的位置，虽至今日，也还是绝对无可比拟的。
潘达卡博士从慈父般的温情接待了我。我去见他的时候是在中午。我在这个时刻忙着找人这个事实，对这位不屈不挠的大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我坚持要一个无党无派的人担任大会的主席，他倒是赞成的，他不自觉地连声说“这倒是的”，“这倒是的”。
他听完我说明来意后，说道：“谁都会告诉你，我是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可是我不能拒绝你。你的问题是这么强有力，而你的努力又是这么令人欣赏，使我无法不参加你的大会。你和狄拉克和戈克利都商量过了，这很好。请你告诉他们：我将乐意担任这两个组织联名举行的大会的主席。你不必征求我什么时间合适；他们认为什么时间合适，对我都可以。”他说完了，便和我道别，并向我致贺和祝福。
浦那的这些学问渊博和大公无私的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在一个朴素而大方的小地方举行了一次集会，并把我高高兴兴地送走，使我对于自己的使命怀着更大的信心。
接着我便到马德拉斯去，我在那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巴拉宋达朗的事件给这次集会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我的讲稿是铅印的，而且对我来说，是相当长的，但是听众却很用心地谛听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照例出卖了那本《绿皮书》。我拿出了一万册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它们象刚出笼的点心一样被卖出去，不过我看并不需要这么大量印行。由于我的热心，我把对这本书的需要估计过多了。我的报告是对着讲英语的公众讲的，而在马德拉斯，单是这个阶层要不了一万本。
在这里，最大的帮助来自己故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他是《马德拉斯旗报》的主笔。他对这问题有过细致的研究，他常常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给我以指导。《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先生和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是很表同情的。但是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却把《马德拉斯旗报》的专栏完全交给我处理，而我也就无所顾虑地运用了这个机会。就我记忆所及，巴才阿巴大厅的集会是由苏伯罗曼尼亚博士主持的。
我所结识的大部分的朋友所给我的眷爱和他们对于这个事业的热心是这样的伟大，我虽不得不用英文和他们交谈，却也觉得毫无隔阂。人世间有什么障碍不能用爱来消除呢？
第二十九章 “速归”
我从马德拉斯又赶到加尔各答，在那里遇到很多困难。那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我便在大东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后来我结识了《每日电讯报》的代表叶勒妥贝先生。他邀我到他的住处孟加拉俱乐部去。当时他还不了解不能带印度人到俱乐部的客厅里去；发现了这条禁规，他便带我到他的寝室里去。他对于当地英国人的这种偏见表示难过，并且因为不能够请我到客厅里去而向我道歉。
我当然应该去拜会“孟加拉的偶象”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我见他的时候，他正被一批朋友围着。他说：
“我怕人们对你的工作不感兴趣。你知道，我们这里的困难很不少。不过你可以尽量试试看。你必须取得王公们的同情，还得去见一见英印协会的代表。你最好去找罗瘏·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和席诃罗瘏·泰戈尔谈一谈。这两个人都是关心自由的，而且常常参加公众工作。”
我一一去拜会这两位绅士，但是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待我很冷淡，说是在加尔各答召开一次公众集会是不容易的，如果要有所作为的话，实际上得全靠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
我明白我的任务是越来越困难了。我去访问《甘露市场报》，那位接待我的绅士把我当作一个游方的犹太人。《孟加拉人报》更糟，主笔让我干等了一个钟头。他显然要接见很多人，但他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即使别人全都走光了。当我苦等之后大着胆子向他说明来意时，他说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都腾不开手吗？象你这种客人总没有个完。你最好走吧，我没有功夫听你的。”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但很快便谅解这位主笔的地位。我早就听到《孟加拉人报》的大名了，我知道到那里的客人是络绎不绝的，而且都是他所认识的人。他的报纸不怕没有事情好谈，而南非问题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
在当事人看来，不管他所遭受的苦难多么严重，他不过只是侵入这位主笔的办公室的无数人们当中的一个，而这些人都各有自己的苦难。这位主笔怎么能够一一加以接谈呢？何况苦难者总以为报馆主笔是地方上最有权力的人。只有主笔自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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