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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自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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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尼拉尔只有十岁。征求他的意见是不可能的。作为他的监护人，我就得作出决定。这位医生是一个很好的波希人。我告诉他，我们会都吃素，我不可能给儿子吃这两样东西。因此他能不能推荐别的东西呢？
“你儿子的生命是有危险的，”这位好心的医生说道：“我们可以给他喝一点掺水的牛奶，但是他得不到足够的养料，你知道，有很多印度教徒人家也找我看病的，他们并不反对我所开的任何方子。我想你对待自己的儿子最好别那么固执。”
“你说的都很对，”我说道：“作为一个医生，你也只能这样做。但是我的责任却很重大，如果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一定会征求他的意见，并且尊重他的意见。可是现在我得为他着想，并且为他作出决定。我以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信仰才受到了真正的考验。是对也好，是错也好，人不能吃肉、吃鸡蛋和类似的东西，这是我的宗教信念的一部分。那怕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手段，也应该有个限度。就是为了生命本身，有一些事情我们也是断然不做的。就我所了解，即使是在这种场合，宗教并不允许我或我的家属用肉或鸡蛋治病，所以我就得冒你所说的那种可能的危险。不过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因为我不能有幸采用你的治病法，我打算试一下我凑巧知道的水疗法。但是我不会给孩子检查脉搏、胸膛、肺部等。如果你能费心随时来给他检查并把他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将感激不尽了。”
这位好心肠的医生谅解了我的困难，并且接受了我的要求。曼尼拉尔虽然自己还不能有所抉择，我还是把我和医生所讲的话都告诉了他，并且征求他的意见。
“就请你试一试水疗法吧，”他说道：“我不吃鸡蛋，也不喝鸡汤。”
这使我很高兴，虽然我也知道，如果我给他吃其中某种东西，他也会吃的。
我懂得库赫尼疗法，而且也试过。我还知道绝食也有好处。于是我便开始按照库赫尼的方法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每次让他坐在水盆里不超过三分钟，并且接连三天不断给他掺水的桔汁喝。
然而他的体温并不下降，高达华氏104度。到了夜间他就陷入昏迷状态了，我开始不安起来了。人们会怎么说我呢？我的哥哥又会怎样看我呢？我们能不能另找医生呢？为什么不找个“夜柔吠陀”的医生呢？做父母的有什么权利以自己的怪主意强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呢？
这些思想缠扰着我。于是产生了一股相反的思潮。上帝看见我以同样的治疗法冶疗我的儿子，象治疗我自己一样，他会高兴的。我相信水疗法，不大相信对抗疗法。医生也不能保证治好，他们至多只能试验试验罢了。生命之线操在上帝手中。为什么不相信上帝并以他的名义继续进行我认为正确的治疗法呢？
我的心为这两种冲突的思想折磨着。已经是夜晚了。我在曼尼拉尔的床上躺在他身边。我决定把他用一条湿被单裹起来。我起床去泡一条被单，把水挤掉以后，便把曼尼拉尔裹起来，只把他的头露在外面，然后盖上两条毛毯。我用一条湿毛巾蒙在他的头上。他的整个身体烫的象热铁一样，而且非常干焦，一点汗也没有。
我已疲惫不堪。我把曼尼拉尔交给他的母亲，到乔巴底去散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大概已经十点钟了，走路的人已经很少了。我正沉浸于思虑之中，很少去看行人。“主啊，在这个考验的时刻，我的荣誉掌握在你的手中，”我自己这样反复地念着，嘴里离不开“罗摩南玛”。过了一会儿我便回来了，心里怦怦地跳着。
我一进门，曼尼拉尔便说道：“你回来了吗，巴布？”
“是的，好孩子。”
“请你把我拖出去吧，我烧得厉害。”
“你发汗了吗，孩子？”
“我混身都湿透了，请你把我搬出去吧。”
我摸一下他的额头，的确是汗水淋漓。温度下去了。我感谢上帝。
“曼尼拉尔，你现在肯定要退烧了。再出一点汗我就搬你出来。”
“不，我求求你。快点把我从这个锅炉里救出来吧，要么以后再裹吧。”
我设法哄他过了几分钟。汗水从他的额头直流下来。我解开了被单，擦干了他的身体。父子在一张床上呼呼地睡着了。
而且大家都睡的象木头一般，第二天一早曼尼拉尔没有那么烧了。他就这样靠掺水的牛奶和果汁过了四十天。如今我不害怕了。这是一种顽强的烧，但是它终于被制服了。
今天曼尼拉尔是我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谁能说他的康复是由于上帝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法，或者是由于细心饮食和看护呢？让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决定吧。就我来说，我相信是上帝挽救了我的荣誉，时至今日，我的这种信念仍然不变。
第二十三章 再到南非去
曼尼拉尔康复以后，我觉得齐尔关的房子不合适；潮湿，光线不好，于是我和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商量，决定在孟买郊区租一栋空气清新的洋房。我到班德罗和珊塔·克罗兹去找寻，班德罗有一个屠宰场，但我们不能选择那个地方。喀特科巴和附近各地离海太远了。最后我们看上了珊塔·克罗兹一栋漂亮的洋房，从卫生观点来说，算是最好的了，所以我们就租下来了。
我买了从珊塔·克罗兹到赤契喀特的头等火车季票，我还记得常常感到自豪，因为头等车厢里往往只有我一个乘客。
我常常步行到班德罗去搭直接开到赤契喀特的特快火车。
我的律师业务比我所预期的还要兴旺。我的南非当事人常常给我一些工作，而这就够我开销了。
我在高等法院里还没有弄到什么工作，不过我却参加了当时常常举行的“辩论会”，虽然我一直不敢参加辩论。我记得贾米亚特朗·纳纳巴伊是一个出色的参加者。象别的刚做律师的人一样，我到高等法院去旁听，与其说是为了增加见识，不如说是为了享受那令人陶醉的直接从海上吹来的微风。我发现享受这种乐趣的还不止我一个人。这似乎是一种时髦，所以也没有什么难为情。
然而我却开始利用高等法院的图书室了，而且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我觉得不久我就可以在高等法院里找到工作了。
就这样，一方面我开始感觉我的职业多少有些顺利了，另一方面戈克利的眼睛却一直看着我，忙着为我而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他每星期总要到我的事务所两三次，常常是带几个他要我认识的朋友来，而且设法使我熟悉他的工作方式。
然而可以说上帝总是不容许我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他以自己的方法消除了我的一些打算。
正当我觉得可以如愿以偿地定居下来的时候，我却接到了南非发来的一封意外的电报：“张伯伦可望抵此，盼即返。”我记得我的诺言，于是回电说一等他们汇钱来，我立刻就动身。他们很快便把钱汇来了，我关上了事务所，动身到南非去。
我估计我到那里去至少得工作一年，所以我保留了那栋房子，把妻子和孩子们留下。
当时我相信凡是有事业心的青年，如果在国内找不到门路，就应当到国外去想办法。所以我便带了四五个这样的青年，其中有一个便是摩干拉尔·甘地。
甘地家族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大家族。我要把那些愿意离开迷途而敢于出国的人都找出来。我的父亲常常收容一大批人，给他们安插一些政府的工作。我要他们从这种诱惑中解放出来。我既不能、也不愿意为他们找别的工作；我要他们自食其力。
然而当我的理想提出来的时候，我设法说服这些青年也把他们的理想同我的理想一致起来，而我在指导摩干拉尔·甘地方面，确实获得了最大的成就。不过这以后再谈吧。
和妻子儿女分离，眼看着刚刚安顿下来的家又拆散了，而且又要从安定走向不安定——所有这一切一时不免令人难过，但是我已使自己习惯于不安定的生活了。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指望安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世界除了上帝是真理以外，别的全都不是确定不变的，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周围所出现和发生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暂时的。然而至高无上的上帝本身就是代表着确定，如果有人能看见他并遵照他的指引，那么就有福气了。追求那种真理就是生命中最高的完美。
我恰逢其时地赶到了杜尔班。那里已有工作等着我。派代表去等候张伯伦先生的日期已经定了，我得起草一份备忘录，准备递交给他，还得和代表团一起去见他。
第四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一章 “爱的劳动丧失了？”
张伯伦先生是到南非来接受3，500万镑的礼物，并争取英国人和波耳人的民心的。所以他对印度人的代表团就以冷眼相待。
“你知道，”他说：“帝国政府对自治领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这个答复无异在代表团的成员们头上泼了冷水。我也感到失望。这倒给我们大家开了眼界，我看我们的工作得从头做起。我把这种局面向同事们作了说明。
平心而论，张伯伦先生的答复并没有可以非议的。他那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倒是好的。他以一种相当文雅的办法使我们懂得强权统治是对的、或者是刀枪的法则。
然而我们没有刀枪。我们甚至连承受刀砍枪刺的神经和筋肉都没有。
张伯伦先生花在这个次大陆的时间是很短促的。如果说从斯林纳伽到科摩陵海角有1，900英里之遥，而杜尔班到盖普城不过1，100英里，那么张伯伦先生就得以旋风的速度走完这段路程。
他从纳塔耳匆匆忙忙赶到德兰士瓦。我得为当地的印度人准备好备忘录并递交给他。可是我怎么能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呢？我们在那里的人无法获得让我及时到达那里所必需的合法便利。战争已经把德兰士瓦变成一片凄凉的荒野。那里既弄不到吃的东西，也弄不到穿的东西。商店倒是有的，但是不是空的，就是关着门的，有待于重新补充或开张。但是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逃难的人也不能回来，除非是铺子里已经有了食品。因此每一个德兰士瓦人都得弄一张许可证。欧洲人领许可证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印度人要领就很困难。
战争期间有很多军官和士兵纷纷从印度和锡兰来到南非。如果他们打算在那里定居下来，那么英国当局就有责任安置他们。英国当局无论如何得委派一些新的军官，这些有经验的人来了很有用，他们当中有一些机敏的人，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这说明他们是很有办法的，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为黑人而设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亚洲人的部门呢？这种议论看起来似乎是很动听的。当我到达德兰士瓦的时候，这个新的部门已经开始办公了，而且逐渐扩展其触角。那些给归来难民签发许可证的官员们可以把许可证发给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新部门的过问，他们怎么会签发给亚洲人呢？而且如果经过这个新部门的推荐而发出许可证，发证官员的责任和负担也就因此减轻了。这就是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新部门需要有工作可做，而那些人则需要金钱。如果没有事情干，这个新部门就成为不必要，因而就会解散。于是他们就给自己找到了这个工作。
印度人就必须向这个部门申请。要隔好多天以后才能得到答复。而当时因为要回德兰士瓦的人为数太多，便出现了一大批中介人或招揽人，他们和官员们勾结起来，勒索了成千上万的印度穷人，我听说如果没有门路，就弄不到许可证，有时即使找到了门路，还得花上一百个英镑才行。如此，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去找我的老朋友，杜尔班警察所的警长，对他说：“请你介绍我去见发证官，帮我弄一张许可证。你知道我本来就住在德兰士瓦。”他立即戴上帽子出去，为我弄到了一张许可证。当时距离火车开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把行李准备好了。我谢过亚历山大警长，赶上火车前往比勒托里亚。
现在我已清楚地意识到前面会有许多困难。我一到达比勒托里亚便起草了备忘录。在杜尔班的时候，我不记得曾有人要求印度人预先提供代表名单，但是这里是一个新部门，它却要一份代表名单。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早已听说官员们要把我赶走。
不过要叙述这件令人痛心的、虽然是有趣的事，却需要另写一章。
第二章 来自亚洲的专横者
这个新部门的负责官员对于我怎样进入德兰士瓦感到莫名其妙。他们盘问那些常去找他们的印度人，但是这些人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官员们只好乱猜，以为我大概没有许可证，而是依靠旧关系非法进城的。果真如此，那就可以对我加以拘捕了！
当时一般的做法是，一次大战结束以后，政府便被赋与许多特殊的权力。南非的情况正是这样。政府颁布了一项维持和平法令：任何人没有许可证而进入德兰士瓦，应受拘捕和监禁的处分。根据规定逮捕我的问题曾被讨论过，可是谁也鼓不起勇气来要我出示许可证。
那些官员当然打了电报到杜尔班去查问，当他们获悉我是持许可证而来时，他们失望了。但是他们不是甘心于这种失望的人。我虽然设法进入了德兰士瓦，他们还是可以阻止我等候张伯伦先生。
于是他们通知当地的印度侨团提交即将组成的代表团的代表名单。种族偏见在南非自然是到处都有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里也会碰上我在印度所熟悉的那些龌龊卑鄙的官员。南非的公众组织是为人民的好处而设立的，而且对公众舆论负责。所以负责的官员对人有一定的礼貌和谦逊，而有色人种多少也从这种部门得到一些好处。那些来自亚洲的官员，却把他们的专横也带来了，而且把那些专横者的习惯也搬来了。南非有一种责任政府或民主，而从亚洲人口的货色则是纯粹的而简单的专制；因为亚洲人没有责任政府，统治他们的是外国的政权。欧洲人在南非已经是定居下来的移民。他们已成为南非的公民，对于政府官员有监察权。然而来自亚洲的专制人物现在出场了，结果呢，印度人被夹在魔鬼和汪洋大海中间了。
我尝到了这种专制的滋味。最初我应召去见这个部门的首长，他是一个来自锡兰的官员。我说我是“应召”去见这位首长，为了表明这个说法不是夸大，我要把事情说清楚。他并没有送书面的命令给我。印度侨民领袖们常常去见亚洲人事务部的官员，已故铁布·哈齐汗·穆罕玛德赛就是印度侨民中的一个领袖。那位首长问他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这里来。
“他是我们的顾问，”铁布赛说道：“他是应我们的要求到这里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不是被委派来保护你们的吗？甘地对这里的情况能懂得多少？”这位专制者问道。
铁布赛竭尽所能地回答他：“当然你们是在这里，但是甘地是我们的人，他懂得我们的语言，而且了解我们，你们呢，怎么说也是当官的呀。”
这位官老爷命令铁布赛把我带到他跟前，我由铁布赛和别的几个人陪同去见这位官老爷。没有椅子让我们坐，我们全都站在那里。
“你来这里干什么？”那位官老爷对着我问道。
“我是应我的同胞们的请求到这里来，给他们提些意见的，”我答道。
“可是你不知道你无权到这里来吗？你所得到的许可证是人家发错了。你不能算作一个落户的印度人，你一定得回去。你不能在这里等候张伯伦先生，亚洲人事务部特地成立起来，就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印度人。好了，你走吧！”说完这话他便把我辞出来，不给我答辩的机会。
然而他却把我的同伴留下了。他把他们痛骂了一顿，劝他们把我打发走。
他们回来了，简直气坏了。现在我们面临着一种意想不到的局面。
第三章 忍受侮辱
这个侮辱使我感到难受，但是由于过去我已忍受过很多这类的侮辱，我已习惯于这种侮辱了。我因此决定忘却这一次的侮辱，尽可能对这件事情采取心平气和的态度。
我们接到了亚洲人事务部主任的一封信，说是由于我在杜尔班已经见过张伯伦先生，他们认为有必要把我的名字从向张伯伦请愿的代表团的名单中除掉。
这封信是我的同事们所不能忍受的，他们建议干脆取消组织代表团的意思。我向他们指出了侨团所处的尴尬局面。我说：“如果你们不去向张伯伦先生请愿，那么人家就会以为你们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反正请愿总得用书面提出，而且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请愿书由我来念还是由别人来念，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张伯伦先生是不会和我们争论这件事情的。我看我们不得忍下这口气。”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铁布赛便嚷起来了：“难道你所受的侮辱不就是对侨团的侮辱吗？我们怎么能忘记你是我们大伙儿的代表。”
“你讲得太对了，”我说道：“就是侨团也得忍受这样的侮辱，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不管怎样，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忍受这口气呢？我们不怕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还有多少权利可丧失，”铁布赛问道。
这倒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回答，可是有什么用呢？我是充分意识到侨团的权力限度的。我平息他们，劝他们找乔治·戈夫莱先生——一个印度律师来代替我的位置。
于是戈夫莱先生领着他们去请愿。张伯伦先生在他的答复中提到我没有参加请愿的事情。“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是更好一些？”他说道，想极力缓和空气。
然而这一切不但没有了结这件事情，倒反给侨团和我们自己增加了工作。我们必得从头做起。
“就是你出的主意，侨团才出力帮助了战争，现在你看到结果了吧，”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嘲笑我。可是这种嘲笑没有什么关系。我说道：“我不懊悔我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参加打仗是做得对的。我们这样做，只不过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求什么报酬，不过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切好事最后一定会开花结果。让我们忘掉过去，考虑考虑我们当前的任务吧。”这话大家都同意了。
我接着又说：“老实说，你们叫我来干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做完了。不过我相信我还不应当离开德兰士瓦，郎使你们准许我回家，我还得尽可能多住一些时候。我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在纳塔耳做事，而是必须搬到这里来工作。我不应当打算一年之内回印度，而是必须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我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对付这个部门，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事也不做，那么侨民就会被赶出这个国家，此外还得遭受大肆掠夺。侨团每天都可能遭到新的侮辱。张伯伦先生拒绝见我以及那个官员对我加以欺侮这些事情，同整个侨团所受到的侮辱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要我们去过象狗一样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
我于是趁热打铁，和比勒托里亚以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许多事情，最后决定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我能不能在德兰士瓦的最高法院里登记为律师，实在没有什么把握。然而法律协会并未反对我的申请，而法院也接受它了。当时要在适中的地点为一个印度人找几间办公室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和当地一个商人李琪先生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通过一个熟悉的房屋经纪人的介绍，在城里司法地区内给我找到了几间适当的房子作为我的事务所，于是我就开始我的职业工作了。
第四章 令人振作的牺牲精神
在我叙述为争取德兰士瓦印度居民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和他们如何对付亚洲人事务部以前，我必须转过来谈一谈我生命中的某些其他方面。
一直到现在我心里还有一种复杂的愿望。自我牺牲的精神被那种为未来打算的愿望冲淡了。
大概在我到孟买去开设事务所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保险经纪人到孟买来；他是一个容貌惹人喜欢而语言甜密的人。他象我的老朋友一样地和我讨论起我的未来的幸福，“在美国，象你这样有地位的人，没有不保人寿险的。难道你也不为你自己的未来保险吗？生命是说不定的。我们住在美国的人把保险当作一种宗教义务。我可以奉劝你买一张小小的保险单吗？”
直到这时候我对于在南非和印度遇见的一切经纪人还是冷淡相待的，因为当时我以为人寿保险意味着惧怕和对于上帝缺少信仰。然而现在我却屈服于这个美国经纪人的诱惑了。当他发表他的议论时，我心眼里便展开了我的妻子儿女的一幅图画。我暗自对自己说道：“你这个人啊，我把老婆所有的首饰差不多卖光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供养妻子和儿女的担子便会落到你那可怜的哥哥身上，他已经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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