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第3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当看护的人，也不能逃避战争的罪过。
　　我在接到波拉克的电报以前，就已经这样地把这件事情作了通盘的考虑，一接到他的电报，又把这些看法同几个朋友进行了讨论，结论是我有责任为战争服役。时至今日，我还看不出我那种说法有什么缺陷，我也不懊悔我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因为我到现在还赞成同英国人保持关系。
　　虽然我当时也明白，要叫所有的朋友都相信我的立场的正确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是很微妙的。它承认各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我就把我的见解向那些相信“非暴力”和那些认真在各界促其实践的人作尽可能清楚的说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不应当置习惯于不顾，他必须永远保持谦逊，只要一发现自己错了，就必须不顾一切承认错误并作补偿。
　　第四十章　小型的非暴力抵抗
　　虽然我就这样当作一种责任参加了战争，可是我不但不能直接参加，事实上在那个紧要关头，我还被迫进行了可以说是小型的“非暴力抵抗”。
　　我已说过，我们的名单一被批准便有一个军官被任命来负责我们的训练事宜。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印象，即这个指挥官之作为我们的首长只是就技术事务而言，就其他事务来说，我算是这个队的队长，也就是说，我直接负责内部纪律的事务，这个指挥官要处理队里的问题，就得通过我进行。可是这个军官从一开始便打破了我们这种想法。
　　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先生是一个机灵的人，他警告我说：“要留心这个人，他象是存心要来当我们的太上皇，我们可别听他的。我们准备把他当作一个导师，但是他所派来指导我们的那些年青人也象自以为是我们的上司似的。”
　　这些年青人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来训练我们的，是这个指挥官派来当我们的小队长的。
　　我并不是看不出这个指挥官的强暴来，不过我劝索罗布吉不要着急，并设法使他平静。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
　　“你太相信人了，这些家伙会用假话欺骗你的，到了你最后看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叫我们进行非暴力抵抗了，那你又要难过了，而且还要叫我们同你一起难过。”他笑着说道。
　　“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那么除了难过以外，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我说道。“一个信奉非暴力抵抗的人，是天生要受人欺负的。就让那个指挥官欺负我们吧，我不是告诉过你无数次欺人者终归是自欺吗？”
　　索罗布吉大笑道：“那好吧，你就继续受人欺负吧。总有一天你会死于非暴力抵抗的，背后还拖着象我这样的可怜人。”
　　这些话使我想起了已故伊弥丽·贺布豪斯小姐写给我的一封关于不合作的信：“你要是有一天为了真理而走上绞刑架，我是不会感觉奇怪的。愿上帝指示你正确的道路并保护你。”
　　同索罗布吉谈这一席话是在那个指挥官奉命到我们队里不久的事情。不到几天我们同他的关系便到了爆发点。我绝食十四天以后，体力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我刚参加部队的时候，我常常要从家里走两英里左右的路到指定的地点去。我因此得了肋膜炎，身体很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参加周末露营。别人都留下了，我却回家，这就发生了非暴力抵抗。
　　这个指挥官开始执行他的权威，多少有些过于随意。他叫我们清楚地了解，在所有的问题上，不管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都是归他负责，同时给我们尝一尝他的权威。索罗布吉急忙来找我，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要来忍受这样粗暴的做法。他说：“我们一定要所有的命令都通过你发下来，我们还在训练营里，就给我们下了这许多没有道理的命令。那些被派来指挥我们的青年和我们之间有着许多令人厌恶的差别。我们必须把这一点同指挥官讲清楚，否则我们就呆不下去了。参加我们救护队的印度学生和其他人都不愿意服从任何不合理的命令。要人们放弃他们为了自尊而从事的事业，是不可想象的。”
　　我去找指挥官，陈述我所听到的意见，提请他注意。他写了一个条子叫我把意见都用书面写给他，同时叫我“通知那些有意见的人，提意见的正当程序是通过业已任命的小队长，他们会通过指导员告诉我的”。
　　对于这一点我答复说，我并不要求什么权力，就军事意义上说，我和别的任何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我曾经认为，作为志愿队的主席，我应当被允许非正式地充当他们的代表。我还把人们提醒我注意的一些困难和要求向他陈述，即任命小队长而不照顾他们的情绪所引起的不满；这些小队长应即召回，并请救护队自己选举小队长，然后提请指挥官批准。
　　这并没有说动那个指挥官，他说小队长要由选举产生是不合军纪的，撤销业已下达的任命尤为一切法纪所不容。
　　于是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进行抵制，我把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严重后果告诉大家，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即除非撤销业已任命的小队长，并给救护队队员机会选举他们自己的队长，大家就将被迫停止军事训练和周末露营。
　　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指挥官，告诉他，他拒绝我的建议的回信令人多么失望。我向他保证，我并不追求什么权力，我热切希望的是做事。我还举了先前的例子给他。我指出，波耳战争期间，我在南非印度救护队里虽然并没有官衔，葛尔威上校和救护队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不团结的事，上校要采取什么措施，总是先征求我的意见，以便弄清楚队里的愿望。我还把头天晚上所通过的决议附给他。
　　这对那个指挥官并没有产生什么好结果，他认为我们的集会和决议对于纪律是一种严重的破坏。
　　我因此给印度事务大臣写了一封信，把全盘经过都告诉他，还把决议附给他。他回信解释说，南非的情形不同，还要我注意，按规定，小队长是由指挥官委任的，不过他向我保证，以后如再委任小队长，指挥官应当考虑我的推荐。
　　以后我们的信息往还很多，可是我不想多谈这件痛心的事。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即我所得到的经验，同我在印度日常所得到的经验是一模一样的。指挥官连威胁带哄骗地把我们的救护队分裂了。有几个举手赞成决议的人在指挥官的威胁或劝导下屈服了，在他们的允许下又回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大批伤兵意外地运到尼特利医院里来，马上需要我们的救护队去工作。那些接受指挥官的劝告的，都上尼特利去了，别的人都不去。我因害病躺在家里，但和队里的人员保持着通讯。副国务大臣罗伯滋先生在那些日子里还来看了我几次，他竭力对我诱导别的人去工作。他建议这些人单独成立一个救护队，到尼特利医院后他们只对指挥官负责，这样就不存在有失自尊心的问题了，政府是会调解的，但同时救护队应该到医院里去照料那一大批伤兵。我的同伴和我都很同意这个意见，因此那些没有到尼特利去的也都去了。
　　只有我没有去，躺在家里养病。
　　第四十一章　戈克利的仁爱
　　我已说过我在英国害了一场肋膜炎。不久戈克利便回到伦敦来了。克伦巴赤和我常常去看他。我们谈的大部分是关于战争的问题，由于克伦巴赤对德国的地理非常熟悉，在欧洲到过很多地方，他常常在地图上为他指出同战争有关的一些地点。
　　我害肋膜炎的时候，这种病也成为我们日常讨论的题目。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的饮食实验也在进行。我的饮食包括花生、煮过的和新鲜的香蕉、柠檬、橄榄油、西红柿、葡萄等等。我完全戒绝了牛奶、谷物、豆类等食物。
　　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为我治疗。他老是要我喝奶吃饭，我却坚决不干。事情传到戈克利那里。他不大理会以水果为生的理由，要我遵照医生为我的健康所指定的食物饮食。
　　不听戈克利的劝告，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是不容许人说一个不字的，我要求他给我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那天晚上克伦巴赤和我回到家里，我们便商量我究竟怎么办才好。他一直同我进行这种实验。他喜欢这种实验，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的健康需要的话，他是赞成我停止实验的。所以我得按照我内心的声音自己作决定。
　　我一夜未眠，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停止实验就无异于抛弃我在那个方向上的一切理想，可是我并不以为这些理想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对戈克利的爱的压力，我应该接受多少和为了所谓健康，我的实验可以有哪些修改。最后我决定还是坚持这种实验，因为进行这种实验的动机主要是宗教的；我决定凡是动机不纯的地方，就听从医生的劝告。我戒绝牛奶主要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我眼前有着一幅关于加尔各答的养牛人怎样从耕牛身上挤掉最后一滴奶的悲惨景象。我还有一种感觉，认为肉类既不是人的食物，那么动物的奶也不应当作为人的食粮。于是第二天早晨，我便带着坚决不喝牛奶的决心起床。这使我大为轻松了。我有点怕见戈克利，不过我相信他会尊重我的决定。
　　那天晚上克伦巴赤和我到国立自由俱乐部去见戈克利。他辟头第一句话便问我：“好，你已经决定接受医生的劝告了吧？”
　　我轻轻地但是坚决地回答说：“所有的意见我都愿意接受，只有一点我请求你不要勉强我。我决不喝牛奶，牛奶做的东西或肉我也不吃。如果不吃这些东西我就会死去，我觉得我宁可死去。”
　　“这算是你最后的决定吗？”戈克利问道。
　　“我恐怕不能作别的决定了，”我说道：“我知道我的决定会使你难过，可是我请求你的宽恕。”
　　戈克利带着相当难过但是厚爱的心情说道：“我不赞成你的决定。这里面我看不出有什么宗教来。不过我也不再勉强你了。”他说完这话便转过头去对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说道：“请你别再让他操心了。在他自己所规定的范围内随你开什么方子都可以。”
　　这位医师表示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他劝我喝“豆汤”，加一点阿魏树脂，这个意见我接受了。我喝了一两天，可是痛楚有增无已。由于我觉得不对症，我又重新吃起水果来了。当然，外敷药还是继续使用的，这多少减轻了我一些痛苦，但是我的清规戒律确实给医生造成了很多困难。
　　就在这个时候，戈克利回国了，因为他受不了伦敦的十月重雾。
　　第四十二章　肋膜炎的治疗
　　肋膜炎的长期不愈多少有些令人不安，不过我知道要治好这病，靠内服药物是不行的，应该改变饮食并辅之以外敷药物。
　　我去拜访有名的素食者艾林生医师，我在1890年见过他，他用调剂饮食的方法为人治病。他为我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我向他解释我如何发誓不喝牛奶。他为我打气地说道：“你用不着喝牛奶。其实我想叫你停吃几天带脂肪的东西。”他于是劝我吃黑面包，生菜如甜菜、萝卜、葱和其他的青菜，还有新鲜的水果，主要是桔子等。蔬菜不用煮熟，如果我不能嚼碎的话，只须捣碎了吃。
　　我这样吃了三天，但是生的蔬菜对我并不怎么合适。我身体的情况使我不能对自己的实验保持完全公正的态度。吃生的蔬菜使我心神不安。
　　艾林生医师还劝我把房里的窗子尽夜都打开，用温水洗澡，用油在伤痛处摩擦，露天步行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这些意见我都很喜欢。
　　我房里的窗子是法国式的，如果全都打开，雨水就会淋进来。扇形窗不好开，因此我把玻璃打破，使新鲜空气进来，并把窗子开到雨水淋不进来的程度。
　　所有这些办法多少改善了我的健康情况，但是并没有完全治好我的病。
　　谢西丽亚·罗伯滋夫人有时来看我。我们成了朋友。她极力劝我喝牛奶，但是因为我坚决不接受，她便到处为我物色代用品。有一些朋友向她推荐麦芽奶粉，不自觉地向她保证，说是同牛奶毫无关系，是一种化学制品，具有牛奶的一切营养价值。我知道谢西丽亚夫人对我的宗教顾虑极为尊重，所以我绝对相信她。我用水冲一下奶粉试喝一口，发觉和牛奶的味道完全一样。我看一看瓶子上的说明，才知道所谓麦芽奶粉就是牛奶制成的，可是已经太晚了。于是我只好放弃。
　　我把这个发现通知谢西丽亚夫人，请她不必介意。她连忙赶来向我道歉。她的朋友根本没有看那说明。我请她不要担心，并为我不能接受她费尽心机弄来的东西向她表示歉意。我还向她保证，由于误会而喝了牛奶，我一点也不介意，而且也不觉得是违反誓言。
　　我同谢西丽亚夫人的往来还有许多好的回忆，但是不得不从略了。我还记得我在受考验和失望之中，有许多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凡是有信仰的人，都能在考验和失望之中，从这些朋友身上看到上帝的慈悲，他于是就会化悲愁为欢乐。
　　艾林生医师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放宽了他的尺度，允许我吃花生酱或橄榄油以吸收脂肪，如果我爱吃的话，还可以煮饭菜，这些改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远不能完全治好我的病。极其细心的照料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不得不以大部分的时间在床上休息。
　　梅林达医师有时也来为我诊视，他提出了一个永久性的治疗建议，假如我有意听取他的劝告的话。
　　情况是这样日复一日地拖下去，有一天罗伯滋先生来看我，他极力劝我回国。“看这情形你大概不能到尼特利去了。我们往后还有更冷的日子呢，我极力主张你回印度去，只有在那里，你才能完全好起来。等你身体好了，如果战争还在打着，那你还有很多机会贡献你的力量。即使现在这样，我认为你已做的事已经是一种不小的贡献了。”
　　我接受了他的劝告，开始作回印度的准备。
　　第四十三章　回国
　　克伦巴赤先生伴着我到英国原是想去印度的。我们住在一起，当然也想搭同一只船。然而德国人正受着严格的监视，我们怀疑克伦巴赤先生能不能弄到护照。我尽力为他想办法，罗伯滋先生也很想为他弄个护照，他曾为此给印度总督打了一个电报。但是哈定基勋爵干脆回答说：“印度政府歉难冒此危险。”我们全都明白这个答复的力量。
　　我很难过不得不和克伦巴赤先生分离，但是我看他比我还要难过。要是他到印度来，他今天一定是过着简朴而快乐的农夫和纺织者的生活。现在他在南非度着原来的生活，他是一个建筑师，生意很好。
　　我们原想搭三等舱，但因为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轮船没有三等舱，我们只好买二等票。
　　我们随身带着从南非带来的干果，因为船上有的是新鲜水果，但是很难买到干果。
　　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给我的肋骨绑上石膏，告诉我到了红海以后才能取下。头两天我还勉强带着，但是最后实在受不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石膏取下来，从而重新获得了进行必要沐浴的自由。
　　我的食物主要的是干果和水果。我发觉我在天天好起来，当我们的船驶入苏伊士运河时，我感觉好多了，我仍然很衰弱，但是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了，于是我便逐渐增加了我的运动。我的身体所以好起来，我想主要是由于温带空气清新的缘故。
　　我不知道这是由于过去的经验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理由，但是我发觉船上的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距离，是我从南非回来的途中所没有见过的。我同少数几个英国人交谈过，但是大都限于一般的寒暄。象我们在南非的船上所进行的诚恳的谈话可以说没有过。我想此中原因大概是由于英国人有意无意地有一种感觉，自以为属于统治的民族，而印度人则感觉自己是属于被臣服的民族。
　　我实在巴不得回到家里以摆脱这种气氛。
　　船一到亚丁，我们便感到好象到了家了。我们因为在杜尔班认识了克科巴·卡瓦斯吉·丁索先生并且同他和他的夫人有过密切交往，所以对亚丁人是很了解的。
　　几天以后我们便到孟买了。阔别十载，一旦回到祖国，那种欢乐的心情实在说不出来。
　　戈克利在孟买为我发起了一个欢迎会，他的身体虽然不好，却也赶到孟买来接我。我是怀着一种同他合而为一的热切希望到达印度的，因此觉得非常轻松自若。然而命运却作了另外的安排。
　　第四十四章　当律师的一些回忆
　　在我叙述我回到印度以后的生活以前，我觉得似乎需要把我曾经故意略去的在南非的一些体验追述一下。
　　有几个当律师的朋友要我把当律师的往事谈一谈。这类事情是太多了，要是全部写下来，就得占一本书的篇幅，那就超出了我的叙述范围了。但是如果把那些带有真理之实践的性质的若干事情追述一下，也许不是不妥当的。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已经说过我在职务上从来没有做过不老实的事情，而我的律师业务大部分是为了公益事业，我为这些事所收的费用从不超过实际开支，甚至实际开支有时还是我自己贴出来，关于我的律师业务，我想说到这个地步算是说到头了吧。然而朋友们还要我多谈一些。他们大概以为，如果我轻描淡写地谈几件我不愿意放过的事情，干律师这一行的就可以得到教益了。
　　当我作学生的时候，就听说律师这个行业是撒谎的行业。然而这种说法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并不想以撒谎致富盗名。
　　我的原则在南非受到了多次考验。我知道我的对手常常唆使他们的证人；只要我鼓励一下我的当事人或他的证人撒谎，我们就会打赢官司。但是我总是拒绝这种诱惑。我只记得有一次已经打赢了一场官司，我疑心我的当事人骗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老是希望我胜诉的案子总是正当的。我从来没有在确定收费的时候，把胜诉当作一个条件。不管我的当事人是胜还是败，我并不指望多收或少收费用。
　　每一个新的当事人来找我的时候，我首先就是警告他，我不受理欺诈的案件，他也别指望我去钻证人的空子。我这样做的结果，使我的声誉大增，没有一件欺诈的案子前来找我。事实是有一些当事人愿意把清白的案子交给我办，而把一些可疑的案子找别人去办。
　　有一件案子是我最好的一个当事人交给我办的，这真正是一次严厉的考验。这件案子牵涉到一笔极复杂的账目，而且拖了很久。有几个法院受理过这件案子的一部分。最后由法院将有账目的部分交给几个有资格的会计师去仲裁。结果对我的当事人是完全有利的，但是仲裁人在计算时不小心出了一个差错，数目虽然很小，案情却很严重，因为他们把借方误列为贷方了。对方因为别的原因反对这个仲裁。我当时是当事人的助理律师。当主事律师发现这个差错时，他认为我们的当事人不应当承认这个差错。他的意见显然是：做律师的当然不能承认任何违反当事人利益的事情。我却说我们应当承认这个错误。
　　但是主事律师反驳说：“如果这样做，法院很可能取消整个仲裁，这是任何稳健的律师所不愿意干的。无论如何我是不极易冒这种危险的。如果这个案子还得送上去再开一次庭，我们的当事人究竟要花多少钱，最后的结果究竟是什么，那就说不定了！”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当事人也在场。
　　我说：“我觉得我们的当事人和我们双方应当冒这个险。仅仅因为我们不承认错误而指望法院支持一个错误的仲裁是靠得住的吗？如果由于我们承认了致使当事人吃亏，那又有什么坏处呢？”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承认这个错误呢？”主事律师说道。
　　“我们凭什么可以肯定法院里找不出差错，或者我们的对手就发现不了呢？”我说道。
　　“那么，你愿意辩论这件案了吗？我可不打算按你的说法同人家争论。”主事律师以决定的口气答道。
　　我谦虚地回答道：“如果你不愿意申辩，那么我就来干，只要我们的当事人同意这样做。如果错误不改正过来，我在这个案子里就没有什么好办的了。”
　　我说这话时，一面看着我的当事人。他有些为难了。这件案子我从头就参与了的，当事人完全相信我，而且对我有充分的了解。他说：“那么好吧，你就去申辩这件案子，把差错改正了吧。失败就失败，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上帝是保护正当的。”
　　我感到高兴。我所指望于他的，不过如此而已。主事律师又警告我，怜悯我的固执，但是还是同样向我祝贺。
　　结果如何，且听下一章分解。
　　第四十五章　狡诈行为？
　　我并不怀疑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我却非常怀疑我对这件案子是否能处理得十分恰当。我觉得要在高等法院辩论这么棘手的案子是一种极为冒险的行为，而当我在陪审员的面前出现的时候，我都害怕得发抖了。
　　我一提到账目中的差错，便有一个法官说道：
　　“这不是狡诈吗，甘地先生？”
　　我听到这种诬蔑，心里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