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甘地自传-第3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一提到账目中的差错，便有一个法官说道：
“这不是狡诈吗，甘地先生？”
我听到这种诬蔑，心里便发火。无缘无故地指责人家不老实，实在是不能容忍的。
“从开头就遇到了这么一个有成见的法官，这件棘手的案子成功希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我自言自语道。但是我已理好了我的思路，于是回答他说：
“阁下还没有听我讲完就怀疑人有狡诈行为实在使人惊异。”
“不是指责的问题，”那个法官说道：“这只是一种设想。”
“这种设想在我看来不啻是一种指责。我请求阁下听完我的话，然后若有根据再来指控我。”
“我打断了你的话，实在对不起”那个法官答道：“请你继续说明差错的原因吧。”
我有足够的材料支持我的说明。由于这位法官提出了这个问题，使我能够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法院注意我的辩论。我感觉大大得到了鼓舞，于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法院细心听取了我的发言，使我有可能说服那些法官相信账目的差错是完全出于疏忽。因此他们并不觉得需要取消花了很大力量才做出来的整个裁决。
对方的律师相信这个错误纠正以后并不需要进行多少辩论，似乎因此感觉安心。然而法官们继续盘诘他，因为他们相信这个错误是很容易核对出来的。那位律师极力攻击这个裁决，但是那个最初有怀疑的法官现在肯定地站到我这一边来了。
“如果甘地先生不纠正这个错处，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他问道。
“要我们再找一个比我们所指定的这个会计专家更有能力和更公正是不可能的。”
“本法院必须假定你对自己所处理的案子最清楚。如果你不能指出任何会计专家都不可能避免这种疏忽的理由，本法院只好强迫双方重新进行诉讼，为一个显然的错误再花一些钱。如果这样一个错误能够加以改正，我们就用不着下令再听双方的申诉了。”法官继续说道。
那位律师的意见就这样被撇开了。法院究竟肯定了那个纠正了错误以后的裁决，还是下令仲裁人进行复查，我已记不住了。
我很高兴，我的当事人和主事律师也同样高兴。我因此坚定了我的信念：对真理不加执拗就不可能当律师。
然而，请读者记住：就在职务的实践中保持诚实，也挽救不了实践中的根本性的错误。
第四十六章 当事人变成同事
在纳塔耳当律师和在德兰士瓦当律师不同：在纳塔耳有一种一身兼二任的律师，只要取得了辩护士的头衔，同时也可以当状师：而德兰士瓦的情形就和孟买一样，辩护士和状师的范围是有区别的。作为一个律师，他有权选择充当辩护士或状师。所以我在纳塔耳的时候，已经取得了辩护士的资格，到了德兰士瓦，又得申请当状师。因为作为一个辩护士，我不能和印度人进行直接的联系，而南非的白种人状师是不会找到我头上来的。
不过就是在德兰士瓦，状师也可以出庭县法院。有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县法院里受理一宗案子，发现我的当事人欺骗了我。我看他在证人席中完全站不住脚，所以未经任何辩论我便要求县长取消这个案子。对方的律师觉得惊奇，而县长却很高兴。我指责当事人叫我受理一件虚假的案子。他知道我从来就不受理虚妄的案子，当我把这事情向他说明以后，他承认了他的错误，而且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请县长作了不利于他的判决，他并没有对我生气。我在这件案子中的行为事实上并没有使我的业务恶化，倒反使我的工作更加顺利了。我还看到我对于真理的忠诚提高了我在同行中的声誉，而且尽管由于肤色歧视的阻力，在某些案子里我甚至还赢得了他们的厚爱。
我当律师的时候，还有一种习惯：凡是我所不懂的，我从不隐瞒我的当事人或同事。每当我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便劝我的当事人去另请高明；如果他一定要找我，我便要求他让我去请教别的大律师。这种坦率的态度赢得了无限的好感和当事人的信任。如果必须找大律师商量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承担费用。这种好感和信任对我的公众工作大有帮助。
我在前面几章已经表明，我在南非当律师的目的是为了给侨团服务。即使如此，争取人们的信任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心地开阔的印度人很善于从事挣钱的职业，可是当我劝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去尝一尝坐牢的滋味时，许多人欣然接受，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懂得这样做是正确的，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好感。
当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心里涌现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成千的当事人变成了公众工作中的朋友和真诚的同事，他们的配合竟使本来是充满了艰难困苦和危险的生活转变成美好的生活了。
第四十七章 一个当事人如何得救
读者现在对巴希·罗斯敦济的名字该很熟悉了吧。他就是一个来找我打官司而立刻成为我的同事的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先成为我的同事，然后才成为我的当事人。我得到他的信任达到这么一种程度，就连私人的家务事他也找我商量并听从我的意见。甚至他在害病的时候，也要找我帮忙，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土法医疗。
有一次这个朋友陷入一种很不好的境地。他虽然把他大部分的事情都告诉我，却竭力隐瞒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大进口商，常常从孟买和加尔各答办进口货，有时不免搞点走私的勾当。但因为他和海关官员的关系很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由于对他的信任，他们往往凭货单收税。有的也许是默许走私的。
古递拉特诗人阿科有一句话说得好，小偷象水银一样难于就范，巴希·罗斯敦济的情况也不例外。这位好朋友有一天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泪流满面地对我说：“老兄，我瞒了你。我的罪过今天被发现了。我走私了，现在完了。我一定会坐牢，一切全完了。只有你一个人说不定还可以把我从这个绝境里拯救出来。我什么也没有瞒过你，但是我以为我不应当拿这种做生意的手法烦扰你，所以走私的事，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可是现在，我多么后悔！”
我安慰他说：“能不能救你完全是上帝的事情。至于我，你是了解的。我只能用坦白认错的办法来救你。”
这位善良的波希人深深地感到绝望了。
“难道我在你跟前认错还不够吗？”他问道。
“你是对政府而不是对我犯了错误，你向我认错有什么用呢？”我温和地答道。
“当然我一定遵命行事，但是你看要不要找我的老法律顾问××先生商量一下？他也是一个朋友。”巴希·罗斯敦济说道。
经过调查以后，才知道走私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这次被发现的，钱数很小。我们去找他的法律顾问，他看过文件以后说道：“这件案子应由陪审员审判，而一个纳塔耳陪审员是不会轻轻放过印度人的。不过我决不绝望。”
我和这个律师不怎么熟悉，巴希·罗斯敦济插口说：“谢谢你，这件案子我想请甘地先生帮忙，因为我们彼此很熟。当然，需要的时候，还得请你给他指点指点。”
这么堵住了法律顾问的问题以后，我们便到巴希·罗斯敦济的店里去。
这时我对他说明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案子根本不必要弄到法院里去。控诉你或者是不了了之完全要看海关官员的态度，而他又得听检察长的指示，我打算两个人都去找一找。我建议你缴付他们所规定的罚款，或许他们会同意。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那你就得准备坐牢。我认为丢脸的不是坐牢而是犯法，丢人的事已经做了。你应当把坐牢当作是一种忏悔，而真正的忏悔则在于不再重犯错误。”
我不敢说巴希·罗斯敦济完全接受我的意见。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他当时勇气不足。他的名望处在危险中，而且如果他费尽心血所构筑起来的高楼大厦一旦摧毁，那他又将如何是好呢？
“好吧，”他说道：“我已经答应过你，我完全听你处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为了这件案子，我费尽唇舌。我去找海关官员，把整个事情无所畏惧地告诉了他。我还答应他把所有的账目都交他审查，并告诉他巴希·罗斯敦济感到多么懊悔。
那个海关官员说道：“我喜欢这个老波希。他自己干了这么一件傻事，我也难过。你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必须遵照检察长的指示，所以我劝你去竭力说服他。”
“如果你不坚持把他拖上法庭，”我说道：“那我就感谢你了。”
他答应了以后，我便写信给检察长并且去看他。我很高兴地说，他很欣赏我的毫无保留的坦率，并且相信我没有隐瞒什么。
现在我已记不起来是因为这个案件还是由于别的事情，我的坚持和坦率得到了他这样的评语：“我看你永远不会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
巴希·罗斯敦济的案子就这样调解解决了。他得交出两倍于他所承认的走私款项的罚款。罗斯敦济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装在一个镜框里挂在他的办公室，借以经常引起他的后代和同行的警惕。
罗斯敦济有几个朋友警告我，要我别上他的当，说他的这种悔悟是靠不住的。当我把这种警告告诉罗斯敦济的时候，他说：“如果我骗你，我还有什么前途呢？”
第五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一章 初次体验
我还没有回到国内，从凤凰村起程的那一帮人已经先到了。照预定的计划，我应该在他们之前回到印度，但是因为我在英国忙于有关战争的工作，原来的打算全部推翻了。当我发现我将无限期地阻于英国以后，我面临的问题是要找个地方安顿凤凰村这一帮人。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叫他们在印度也住在一起，仍然过他们在凤凰村的生活。我不晓得有什么书院值得介绍他们去住，因此电告他们去找安德禄先生，并按他的意见办事。
于是他们先在康格立的古鲁库尔安顿下来，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看待。后来他们又搬到圣提尼克坦书院①，在那里诗人和他的同人都以同样的爱对待他们。他们在这两个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对他们和我都有很大的帮助。
①圣提尼克坦《Shantiniketan），意即和平村，在加尔各答以北一百英里的地方，诗人即指泰戈尔。那里的书院后来被泰戈尔发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译注。
我常常对安德禄说，诗人、史罗昙纳吉和苏希尔·鲁德罗院长，就是三位一体。在南非的时候，安德禄常常谈起他们，娓娓不倦。我在南非许多甜美的回忆中，安德禄先生关于这伟大的三位一体日以继夜的谈论，可算是最甜蜜最生动的。安德禄先生当然就把凤凰村来的这一帮人也介绍给苏希尔·鲁德罗了。鲁德罗院长并没有书院，但是他有一个家，他把这个家完全交给凤凰村的人去使用。他们到后不到一天，他的人便使他们完全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一点也不觉得离开了凤凰村而有所失。
我只是在孟买上岸以后，才知道凤凰村的人已到了圣提尼克坦。所以我会见了戈克利以后，便赶忙去看他们。
我在孟买所受到的欢迎，给了我一次提供称得上是小小的非暴力抵抗的机会。
那次的欢迎会是在杰罕济·贝迪特先生的地方举行的，我在会上不敢用古递拉特语讲话。我是一个在契约工人中生活惯了的人，一到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式的地方，更感到自己是一个十足的乡下老。我穿着一件卡提亚华外衣，戴着头巾，扎着“拖地”，看起来多少比今天的样子还要文明一些①，但是贝迪特先生的大厅那种豪华壮观，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幸而费罗泽夏爵士在那里庇护着我，我才勉强应付过去。
①甘地后来习惯于赤裸上身，穿着“拖地”，踩着木屐；天冷的时候，则在上身披一件大围巾——译注。
后来又有一次古递拉特人的欢迎会，是由已故乌昙拉尔·特立维第组织的，因为不搞一次欢迎会，古递拉特人轻易不放我走。我先了解了欢迎会的节目。真纳先生①也参加了，因为他也是一个古递拉特人，不过我已记不清他是那次欢迎会的主席还是主要讲话的人。他用英文发表了一个简短而美妙的演说。就我所记得的，其他的人大部分也是用英文发言的。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用古递拉特话表示我的谢意，说明我对古递拉特话和印度斯坦语的偏爱，并且谦虚地提出不该在一个古递拉特人的集会上用英语讲话。我这样做，并不是毫无考虑的，因为我也担心象我这么一个久离祖国的没有经验的人居然对已成定例的做法提出抗辩，会被认为是失礼的。然而似乎没有人误会我坚持用古递拉特话致答词。事实上，我很高兴，大家似乎都同情我的抗辩。
①真纳（Jinnah，1876—1948年）原是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脱党参加全印度穆斯林联盟，1940年以后极力主张成立巴基斯坦，脱离印度另建国家。1947年印巴分治后成为巴基斯坦总督，被称为巴基斯坦国父——译注。
这次集会就这么促使我认为我在同胞们跟前提出一些新奇的主意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我在孟买住的时间很短，但却充满了这一类的基本体验，后来我便应召到浦那去见戈克利了。
第二章 在浦那会见戈克利
我一到孟买，戈克利便通知我说，省督想见一见我，并说照规矩我最好在赴浦那以前就先去看看他。我照他的意见拜会了省督阁下。寒暄以后，他说道：
“我请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步骤时，都到这里来见见我。”
我回答说：“我很容易答应你，因为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要了解对方的意见，并设法尽可能同他取得协议。我在南非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这个规矩行事的，在这里我也要这么做。”
威灵顿勋爵向我道谢，并说道：“你什么时候来见我都可以，你会明白我的政府是不愿意做什么错事的。”
我回答说：“正是这种信仰才能使我支持下去。”
我见他以后，便到浦那去。我不能把我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内所有值得回忆的事情都记述下来。戈克利和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热情横溢地欢迎我。我记得他把他们全都召集起来欢迎我，我同他们坦率地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戈克利很希望我参加这个团体，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社员们却觉得，我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同他们的大不相同，让我入社或有不便之处。戈克利却相信，尽管我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还是愿意、并且能够容忍他们的意见的。
“但是，”他说道：“他们还不了解你是抱着准备妥协的态度的，而他们对于自己的主张却是固执的，毫不动摇的。我希望他们会接受你，但是如果他们不接受，请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不敬爱你的。他们不愿意冒险，因为他们恐怕这会妨碍对你的尊敬。但是无论你是否正式入社，我总是把你当作社员看待。”
我把我的意图告诉戈克利：不管我是不是社员，我想办一个学院，把凤凰村的那些人安顿下来，地点最好在古递拉特，因为作为一个古递拉特人，我以为古递拉特服务也就是间接为国家服务。戈克利赞成我这个想法，他说：“你当然可以这样做。无论你和他们商谈的结果如何，学院的经费请你务必让我筹划。我把这学院当作是我自己的。”
我心里十分快乐：我既不必承担筹措经费的责任，也不必由我一人独自开创这件工作，而只须我能确保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可靠的指导和帮助就行了。这使我心理上的负担大为减轻。
于是他把德夫医师（现已故）请了来，吩咐他在该社的账目内给我开一个户头，把我为学院的用处所需的款项和其他的公共开支随时给我。
现在我准备到圣提尼克坦去了。在我出发前夕，戈克利安排了一个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参加的茶会，亲自定了一些我所喜欢吃的点心，就是水果和干果等。茶会离他的房间虽然只有几步远，他却没有力气走过来参加。但是因为他太爱我，他竟坚持要来。虽然他来了，却因为昏倒了而不得不抬走。昏厥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他在力所不支的时候，还吩咐我们茶会照常进行下去。
这个茶会事实上是一次座谈会，是在该社招待所对面的空地上举行的。朋友们在会上一面吃着花生、枣子和当时的水果，一面谈心。
然而戈克利这次的昏倒在我的生平却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
第三章 这是威胁吗？
我离开浦那先到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去探望我的寡嫂和其他的亲戚。
我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时候，为了和契约工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大大地改变了我的服饰，就是在英国，不出门的时候，我还是穿得很简单的。在孟买上岸的时候，我穿了一身卡提亚华服装：一件衬衫，一条“拖地”，一身外衣和一条白围巾，全都是印度布做的。但是因为我要从孟买坐三等火车出去旅行，我认为围巾和外衣是多余的，所以我不带这两样东西，却花了八、九个安那买了一顶克什米尔帽子。穿起这样的服装，人们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汉。
当时因为黑热病正在流行，我不记得是在维朗坎还是八德弯，便有人上来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我有点发烧，检查员叫我等车到拉奇科特时，亲自向医务所去报告，并记下我的名字。
大概有人通知八德弯说我要经过那里，因为当地有一个知名的公共工作者，莫迪拉尔裁缝，到站上来接我。他告诉我维朗坎的风俗习惯和火车乘客因此必须遭遇到的困苦情形。我因为发烧，不大想讲话，想用一句简单的问话结束这次谈话：
“你打算坐牢吗？”
我把莫迪拉尔当作一个轻率的青年，以为他讲话是不加思索的。然而莫迪拉尔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以坚定的口气答道：
“只要你领导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坐牢。我们是卡提亚华人，我们对你有特别的权利。当然了，我们现在并不想把你留下，但是你得答应回来的时候，在这里停一停。你要看到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工作和精神，你就会高兴的，你可以相信我们，只要你一声号召，我们就会立刻响应。”
莫迪拉尔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同志夸奖他说：
“我们的朋友不过是一个裁缝。然而他精通他的业务；他每月只需要15卢比，他一天只做一个钟头工便可以得到这笔收入，因此他就把其余的时间放在公众工作上。他领导我们大家，使我们原来所受到的教育感到惭愧。”
后来我同莫迪拉尔有密切的往来，我才晓得人们夸奖他一点也不过分。他决定每个月到当时刚刚成立的学院来住几天，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们学裁缝，同时他自己也为学院做一些裁缝工作。他天天同我谈维朗坎的情况和火车乘客的困难。说他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因为害了一场急病便在壮年时死去了，八德弯的公众生活因为少了他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一到拉奇科特，第二天便到医务所去报告。那里的人并不是不认识我。医生觉得难为情，他生那个检查员的气。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那个检查员那样做是他的责任。他不认得我，就算认识，他也不能做别的。那个医生不让我再去看他，坚持要让检查员来看我。
在疫病流行的时候，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是很必要的。如果大人物也愿意坐三等车，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应当自动遵守穷人所遵守的规定，而铁路上的官员也应当大公无私，我的经验是，铁路上的官员并不是把三等车的乘客当作自己的同胞看待，而是把他们当作一群绵羊。他们态度傲慢，不容分说或争论。三等车的乘客必须服从官员，好象是他的奴仆似的，当官的还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他们或勒索他们，而且常常把他们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把票卖给他们，有时甚至弄得他们误车误点。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除非受过教育和有钱的人自愿屈居穷人的地位、坐三等车、不享受穷人所享受不到的待遇，而且不单单是愿意承受可以避免的艰难困苦、无礼和不公道，还得决心为消除它们而斗争，不然，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在卡提亚华，到处都听见有人在诉说维朗坎海关的弊端。因此我决定立即利用威灵顿勋爵的建议。我搜集并翻阅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亲自证实那些意见是确有根据的，然后便和孟买政府通起信来。我去拜访了威灵顿勋爵的私人秘书，并求见勋爵阁下。勋爵表示他的同情，但是把责任推到德里身上。他的秘书说道：“如果这件事归我们管的话，我们早就把关卡撤了。这件事你得去找印度政府。”
我于是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除了承认收到我的信件以外，什么答复�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