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调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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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会想方设法粉饰太平，除非这个领导犯下大错被‘双规’，大家才会一致声讨他的种种错误与不是。”（熊丙奇：《大学有问题》）

　　对上级要小心谨慎，对下级也不能掉以轻心：说不定哪一个下级与某个上级关系非同一般，或者就是某某上级的安插下来的。所以既不敢让上级不高兴，也不能让下级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就会告状、就会折腾、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而对今天的的任何一个官来说，稳定是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有这么大的官场，就会有这么多的官场待遇。这一点国家规定得再详细不过了。单位上的政工、人事部门执行这些规定时之严格、之严谨，是可以与任何一门精密的科学相比较的；而当事人在涉及行政级别待遇的享受上，则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谦让：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报销什么级别的差旅费，拿什么级别的工资、津贴，该不该配备小车、以及配备什么级别的小车？这些不仅仅涉及物质利益，而且还是一个人的身份所在、价值所在，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政治荣誉。即使你自己想马虎一下也不可能；行政部门会无所适从，人事部门会紧张起来，你周围同级别、或不同级别的人更是会向你投来异样的目光——“他要干什么？！”

　　笔者的一个朋友，是某文化单位的正局级领导。他家离单位很近，而他又因为身体不好很想每天走路上班。但不行，如果他这个一把手不坐小车，那么那许多副局级怎么办？还有许多正处级——尽管按国家规定不应该配备专车，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辆车名义上属于部门实则属处他自己专用的小车——又该怎么办？不行，他不能为了自己想走几步路就把那么多副局级、正处级亮在那儿，给全得罪了。

　　于是，笔者这位正局级朋友只好每天从早上走到公园（公园离他的单位不远），再走回家，等着乘坐他的专车上班。

　　官场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能让学校的官员活得十分精彩，但官场的那张编制精细的网络，却又会使他们活得很累，这种精彩和劳累将理应十分单纯的大学变得精彩纷呈，变得不像大学了……

　　12、中国教育的官场化

　　官员一多，官场一大，最直接的后果是学校管理成本增加，形成教育经费极大的浪费。中国教育投入高、产出低，庞大的官场肯定是原因之一。

　　按常理讲，大学的人才成本主要花在教师身上，师资班子越强，教授、名教授越多，人才成本开支越大。但这很值得，大学不就是靠这些人支撑的吗？

　　但中国的大学——应该说中国现在的大学——非教学的党政班子越来越大：党团政工系统、人事保卫系统、行政总务系统、宣传文秘系统，光是人头费这一块就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别看这许多党政人员不在教学第一线，但他们的工资级别、福利待遇却绝对不低于教学第一线的讲师、教授；当然，这是典型的权力属性而并非大学独有的风景：直接为领导服务就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和迁升机会；因为他们离权力最近。

　　离权力最近，就可以进入既得利益集团。这是被权力的历史无数次证实过的——

　　沙皇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艺术院当局提名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叶夫伯爵为艺术院名誉院士；而这位伯爵在文化艺术方面毫无建树。于是，提名受到了艺术院秘书、作家亚·拉勃津的当场反对。

　　作家质问道：“伯爵对艺术可有过什么贡献？”

　　回答是很经典的：“他是离皇上最近的人。”

　　于是作家拉勃津有了一个让他因此遭受流放的精彩回答：“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脚的话，我推荐皇上的马车夫伊里·巴依科夫，他不但是离皇上近，他还坐在皇上前面。”

　　这个故事深刻地表明了离领导最近，就能不费劲地获得升迁、不经意地得到荣誉——尤其当权力旁边没有像拉勃津这样的人站出来反对的时候。

　　今天中国没有拉勃津。因此，“离领导最近的人”不管有没有能力都能轻易地飞黄腾达；而我们也不可能听到像拉勃津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总之，根据这个权力定律，那些不直接从事教学、但“离领导最近”的人理应在利益分配中得到充分的照顾。

　　熊丙奇在谈及大学加薪时，拉了一个从高到低的排名——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工作还是一样的工作，待遇却是不一样的待遇。大多数高校加薪最高的是长江学者、两院院士，再接下来是学校党政领导，以下是学院院长、首席教授、部处领导，之后是博士生导师、教授、科长、副教授、副科长、讲师等等。学校党政领导、学院院长、部处领导进入最高加薪档次，导致校内舆论哗然，反对声浪颇高。”（熊丙奇：《大学有问题》）

　　看到没有？利益分配的顺序是：部处领导（也就是是县处级）之后才是教授，科长之后才是副教授，副科长之后才是讲师！

　　难怪前些年教师们拼命地发论文搞职称，而这些年，许多终于算过账来的年青教师开始朝仕途上奔。这毕竟快得多，谋个科长、副处长毕竟要比评个副教授、教授容易得多，不考外语、不看论文发表数量，不要考核课时多少；只要能将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尤其是将领导的关系搞好就行了，而搞好关系恰恰是这一代人的强项……

　　北大教授王岳川在谈及当代大学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时，曾经表示出深深的忧虑：“远大的人生抱负渐淡渐消，卓越的眼光和超迈的胸襟逐渐被市侩式的世故虚荣所取代，生命中的无聊感在牢骚、郁闷、无奈中呈现出来。甚至出现了将哲学、文学、史学大师著作丢在一边，而热心于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的现象。”　（王岳川：《大学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失重与学风问题散议》）

　　这种现象难道不正是与大学的官场化趋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吗？

　　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背后是学校的办事效率低下、教育成本增加，而这种低效高耗背后则是复杂的官场网络遍及了高校的各个角落……

　　教师们、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心思从此难以安定在教学上。他们心神不定，眼睛骨碌碌乱转——

　　盯住校长书记，揣摩他们的治校思路，否则你的学问会用不到点子上，最后是出力不讨好；

　　时时观察着主任的眼色，领会他们的意图，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能轻易地、或错误地卷进某个派系中去，那样的话，你这一辈子算是干到头了；

　　还有，那些管人事行政的、搞财务总务的，你都得小心谨慎地搞好关系，千万别书生气，千万别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有学问而他们只是为教师服务的服务人员而有所怠慢。今天能坐在大学办公室里的，哪个不是有文凭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离领导最近，而且部门之间也是相通的。你要是摆了知识分子架子，耍了学者派头，那才是“人生烦恼书生气始”，会彻底地改变你在学校里的生存状态——小到用车，分福利实物，中到报销各种药费、差费、经费，大到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这些小事、中事、大事，没有一个环节是仅仅靠把书教好了别的就不用操心了！

　　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生活，无疑很累人，很累心，但你必须做好，即使影响了你的教学也在所不惜，不懂得这一点，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官场！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人，都得遵守这个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游戏规则：研究课题的立项、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成果的评审，都得按级别高低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在行政级别高的官面前永远不要说不，在学术级别高的权威面前千万不要说不！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何香涛教授，曾经对这种学风进行过批评　：“……许多学术上的问题，谁都批评不得，评成果也好，评各种奖项也好，评职称也好，‘说一不二’，其他人一看权威说话，就不敢吭声了。在立项上，上级领导一点头，谁敢说不？这种不民主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严重。”（左春明：《核心问题是学术民主》《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8日。）

　　从生存状态官场化到学术思想官场化，终于将讲师、教授们训练成了权力网络上一个个尺寸相同的网眼。纲举目张，这纲一举，所有的目都会毫无例外的随之而动。真所谓举一纲而万目张——行动一致、动作划一，不会有例外，不会有个性。

　　久而久之，知识分子身上的书生气终于被磨掉了，他们不再“迂腐”、不再“傻气”，个个都精明得让人害怕；但当代知识分子却因此完全失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以及他们在权势面前所应有的独立和自尊；甚至在人格上都变得唯唯诺诺……

　　失去了直面权力的气节，失去了质疑权威的勇气，就是评了副教授、教授，他还是知识分子吗？

　　大学从崇尚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文化圣地，变成如此等级森严的官场，令人嘘欷不已。

　　13、知识分子曾经敢于对蒋介石说：“大学不是衙门！”

　　官场的权力等级与大学的独立精神从来都是格格不入，势不两立的，而权力却从未放弃对这个神圣殿堂的渗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许多势单力薄的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凭借着一己的精神力量，勇敢地捍卫着学校的独立和知识分子的尊严，捍卫这所神圣殿堂的纯净——因为，大学不是衙门！

　　“大学不是衙门！”，此话出自二十年代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之口；此话是刘文典对站在权力顶端的蒋介石说的。

　　这是一段学界旧事：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前去当面向他汇报。

　　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谓“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

　　因有怨气，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

　　刘文典针锋相对，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刘兆吉：《刘文典先生逸闻轶事数则》）

　　后来两人的冲突升级，刘文典竟然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而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羁押，说要枪毙他。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蒋介石。蒋介石掌握国家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文典拒绝蒋介石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　（见《读书》二零零一年第十期，作者魏得胜）

　　好一个大学校长，好一个“大学不是衙门！”

　　设想今天，别说最高领袖，若是教育部长要来学校视察、要来学校训话，那将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大事，将是何等荣耀的大事！

　　这个故事有两个非常精彩的亮点：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是何等的尊严——即使明知这尊严要以牢狱之苦为代价，他们也绝不丢弃；另一个则是大学是做学问的文化殿堂，是知识精英谈经论道的地方，是教师们教书育人、塑造灵魂的地方。在这里，只承认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学问而不承认权势——即使是最高权势者，也无权到大学来指手划脚、耀武扬威……

　　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不能办成衙门。这是常识。

　　然而，这个常识在今天受到了挑战。

　　还是在谈及刘文典的这段轶事时，当代学者邵建十分感慨地说：“大学倒不是办成了衙门，而是办成了政府——不信到各大学走一圈，看看楼道里各个门口上挂的牌子就明白了。”（邵建：《事出刘文典》）

　　有了政府，自然就有了许多官员，这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在我们许多办成了政府的大学里，你很难看到纯粹意义的官员。除了党政干部，大学里的院长、所长、系主任、甚至首席教授们都严格的享受着县团级、司局级，甚至副部级待遇，他们不仅是学术带头人、是专家学者，还同时是领导、是官，而且是好生了得的官——司局级可是能享受到“高干”待遇的官——所以很难搞清楚他们到底算什么人？

　　“一方面，他们是教授、博导、专家，往往身兼数个学术职务和学术项目的主持人，拥有甚至垄断学术大权，但是这样的专家在第一线的实干往往少得可怜，学术质量也难尽人意，有时则有其名而无其实。另一方面，他们是学校各级身居要职的领导，兼任不少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但是他们往往很少深入第一线，根本谈不上‘三同’，你要他下基层深入第一线听课参与基层教学科研活动了解实情，他往往以本人已在讲课、在指导研究生等为由为自己无须深入基层辩护。对‘官’来说，他为‘学’，对‘学’来说，他为‘官’，往往既做不好‘官’也搞不好‘学’，但是名、利、权三收，往往成为学界的既得利益集团，严格说来这些官僚化的学者已和普通学者少有共同语言。（黄安年《谨防学术“官僚化”倾向》）

　　其实，他们的主业当然是官，“学”，不过是权力者手中的获利工具而已。

　　人大代表赵师庆代表在谈到当今大学里这类身兼“官”“学”两路的知识精英时，十分感慨地说：“一些人味口很大，既要搞学术，又想当官，还想拿钱。‘鱼’与‘熊掌’都想得到，学术成了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两会代表为“败学症”把脉寻方》）

　　这就是当今大学的另一个大背景：权力等级与金钱平分秋色，几乎完全主宰了大学——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消亡，学术在钱和权的双重挤压之下，早已失去了理应由它们所占据的大学舞台；即使表面上，“学”还在这个舞台的前台唱着主角，但实质上不过是给钱权牟利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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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大背景下的小动作——吓人一跳的为人师表

　　本章的上篇谈论的是中国教育的大背景、是体制；或者说这个大背景是体制的使然。毫无疑问，这个大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必然问题多多。

　　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大学仅仅是钱和权的天下，以为教授们只是消极地、被动地充当钱和权的工具，只是可怜巴巴地被钱权榨取，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前所述，钱对大学的腐蚀与权对大学的渗透，使得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和学术自由在当今大学消失殆尽，知识分子的最高价值——独立性和创造性已经与他们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普遍分离。

　　体制扼杀了知识分子在教学、科研上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但在牟取个人利益方面，今日的大学体制却给了教授学者们难得的机遇；在为自己牟取利益方面，我们学者教授所具有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令人惊叹！

　　1、体制的问题并不能掩盖个体的道德缺陷

　　由于问题出在体制上，我们在遭遇和谈论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时，在遭遇和谈论那许多与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知识分子时，我们常常会不经意地说一声，“都是体制造成的！”

　　因为是体制造成的，我们没有责怪人——哪怕这些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灵魂工程师已经堕落到甚至比以追逐利益为目的的商人都不如的程度（商人尚有诚信、尚要取之有道、取之有名！），我们也还是宽宏大量地说，“哪个领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单单对教师这么苛刻？”；或是，我们会从历史的高度、制度的高度，甚至从民族文化心理的高度去寻找原因，去追究责任！

　　我们从来没有从个人的精神道德层面追究知识分子的责任，从来没有对个人有过深刻的检讨和拷问。

　　前些年“灵魂的拷问”一词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时尚，但那是针对别人、或最多是针对这个某个群体而言。一位曾经以此著书立说的学者，就被另一位学者追问道：“你怎么就不拷问拷问你自己的灵魂？！”

　　是的，我们的体制有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有问题，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有问题；但正因为有这许多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存在才显得更加重要，知识分子能不能恪尽职守才成了一个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是相反，让体制问题成为知识分子堕落的借口。

　　是的，中国很穷，而猛然与西方的物质生活接轨，肯定会带来因物欲受到压抑而产生的痛苦；

　　是的，中国的社会分配有问题，所以采取同样有问题的手段去夺回自己该得而没得到的那一部分就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各显神通时的道德依据，所以才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哪个领域不是这样？为什么单单知识分子就不可以？”

　　是的，在一个不能依法行事从而不能公平、公正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公正的手段去纠正那种不公正——商人们可以用不公正的手段去对抗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工人农民也可以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追讨回被非法剥夺的血汗钱（可悲的是，即使用不正当的方式他们也很难追回本来属于他们的那一份）。

　　然而，即使所有的阶层都因制度的不公正而放弃了自己的道德操，知识分子也无权随波逐流！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担待者，是社会道德底线的守卫者，如果他们以牺牲自己良知、道德和社会职守为代价去对匡正社会不公，不仅不可能减缓社会的不公正，还会因他们的加入而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防线的彻底崩溃，从而将整个民族拖向毁灭。

　　在苏联时代，当1937到1939年的政治清洗危及到每一个公民的安全时，由于胆怯或由于自保，一些人变节自首、告密出卖自己的亲友，有人甚至站在权力一边落井下石、为虎作伥；然而，当这种本应该由制度承担的丑恶蔓延到个别知识分子和个别作家身上时，苏联的知识分子对此沉痛地写道：“要知道，这是作家！作家啊！他们是人民的良知。象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

　　因此，无论从制度、历史的高度，还是就个人、道德的微观层面，我们都不能对中国教育大背景下的小动作掉以轻心、无动于衷——那就是，尽管中国教育在体制上存在着严重问题，但这个体制下个人的问题，更应该是我们有勇气面对、有勇气揭露的；否则，这些人的问题，会无限放大了体制的问题，并且对整个民族的精神道德，起到巨大的腐蚀作用……

　　在谈论当代教育体制下教育精英们的大范围堕落之前，我们先从纵横两个方向作作比较，看看时代的黑暗是否必然造就教师们的人格缺陷？

　　2、国家贫穷落后，教育界群星璀灿

　　我们是了解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蔡元培、蒋梦龄、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陶行之、傅斯年、梅贻琦、刘半农、朱子清、辜鸿铭、马寅初、梁漱溟、闻一多、陈寅恪……光是看看这些名字就让人怦然心动——同一个时代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出类拔萃之辈，这的确令人惊讶；而这个时代离我们仅仅几十年！

　　仅仅几十年前呵，中国还有如此众多的优秀知识分子，中国还有如此令人炫目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开下去——从北京的大学到各地方大学，从著名知识分子一直到那些默默无闻的乡村小学的校长、教师……

　　那时，办教育、当教师、为人师表是何等神圣的职业和称号！尽管那时的一些有钱人或土财主也会将教师称之为教书匠（而且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穷”字，叫穷教书匠），但即使再穷——那怕长衫上打上了补丁，他们还是备受社会尊敬。旧时县官上任，最先拜见的不是财主、绅士或者商会会长，而是当地的小学校长。

　　孔子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就是中国人极为珍视的师道尊严。过去，中国人的祖先堂上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香位牌，可见教师这个职业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不过，教师的地位不是权力册封的，而是知识分子凭着自己的学识道德博得。向别人传授知识是一件庄严而尊贵的事，但你得从自己做起。

　　尊重和自重，爱戴和自爱——做教师做学问得先从做人做起；教别人，先得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旧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