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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调查-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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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场上，制假售假的商家不少，但敢把假货拿到展览会上去参赛评奖的却很少听说。
这些年，中国假酒泛滥，酒类的评奖活动也泛滥，却从没有听说过哪一种假酒得了奖！可知识界的假冒伪劣产品——抄袭剽窃之作，胡乱拼凑之作，品味低下之作——不仅充斥文化市场，而且还能堂而皇之地获奖。
抄袭剽窃之作可以获奖，首先是抄袭者不以抄袭剽窃为耻，敢于理直气壮地把他的假冒伪劣产品拿去参评、参赛；其次是他一定精于中国式的评奖之道，能有把握将多数评委摆平、搞定；至于那两位只有一个书名、只有自己做出的一张假封面而根本就不存在的书也获了图书大奖，也评上了博导的教授，就只能归功于中国特色的奖项和中国特色的评委会了！
那位靠自己制作的一个图书封面而获得学术奖的某教授，正是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占尽了学界和商界风光”的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胡黎明。
为名为利到了不惜使用流氓手段的人，还能得到学术权威的青睐奖励，得到了实业家的欣赏重用！中国人爱说“英雄所见略同”，在这里成了“昏庸所爱相似”了。
是呵，那些平庸的、或心术不正的领导人，总是喜欢重用和提拔与他们内心世界相似的人……这也是我们身边那些个骗子、流氓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吧！
抄袭剽窃就像火车站卖假票的票贩子，而懒到连抄袭、剽窃的劳动都不愿付出的教授们，就像贩卖假票的票贩子，卖到最后，连假票都懒得造了，只是伪称自己有票，先把钱骗到手再说。
一个人——一个为人师表的人，急功近利到如此程度，胆大妄为到如此程度！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词来形容这样的行径——是犯罪，还是流氓？
但他们没有犯罪，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学者教授因为弄虚作假、投机钻营、招摇撞骗而犯了罪。知识分子不会犯罪，犯罪的只是那些制假售假的小商贩、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
对票贩子，无论他倒卖的是假票还是真票，都有被抓捕、被绳之以法的风险。而在我们知识圈内，连根本就没有造出来的假货，还会有报刊为其发表书评，还会有权威的评委对其表示欣赏、直至给予奖励。即使败露了，最多是取消奖项、或是取消什么什么资格而已……
相比之下，在知识界造假售假或耍流氓手段骗名骗利，比起在市场上造假售假，投机取巧的风险成本低得多，获利却十分丰厚——发表了几篇抄袭来的文章，就可以评上副教授，每年稳拿四五万元的津贴；而要是抄袭剽窃的书出版了、获奖了而最终评上博导，那就是暴利了——博导，起码是正教授，套行政级别该是司局级，当然津贴更高，出国的机会更多、分得高级住房的机率更大，获得国家级奖项和国家级科研项目带头人的资格更足；如果争取到研究课题立项，那就有了数十万、数百万的课题经费。
一般来说，这些课题经费是无偿的，是无需对其是否有产出回报承担责任的。只要有几篇论文，有一些试验数据就可以交差了；而论文是可以抄袭，数据是可以编造的……
7、从学术腐败到精神堕落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将这些丑行继续罗列下去，无论对笔者的写作，还是对读者的阅读，都是令人厌恶的。但我们又必须有勇气注视，有勇气承认这些丑恶不仅非常可悲的在知识界存在着，而且决非个别！
近年来，学术腐败的大面积蔓延，已经引起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高度重视。
下面是新华社记者沈路涛、邹声文，对“两会”的代表、委员痛斥学术腐败的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淮南工业学院教授赵师庆说，“现在学风败坏的形式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公开抄袭别人的论文，剽窃他人的成果，伪造实验数据，在学术成绩中大量‘注水’，请‘托儿’吹捧自己，甚至用钱去买学术职称”；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光机所所长王家骐对“败学症”的年轻化趋势十分忧虑：“在少数研究生中间也出现了科学道德的问题。有一位研究生与导师共同完成了研究课题，却将发表的论文署上自己和爱人的名字”；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不久前也对科技界当前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浮夸不实、甚至弄虚作假、包装炒作、抄袭行骗等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全国人大代表王家骐认为，“现在学生作弊司空见惯，这是学术缺乏诚实的开始。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许多代表、委员认为，道德是一味“温方”，对学术不端行为没有强制作用。要真正根治“败学症”，还需“刚柔相济”，对学风败坏的事情，发现一起就严惩一起。为此，他们呼吁有关部门加紧制定、完善防治“败学症”的具体规则和法规，以更好地配合学术道德建设的进行。
——张存浩委员说：“欧美一些国家制订了防治学风败坏的法规，学术造假者面临着可能被送上法庭的命运。”（新华社记者：沈路涛、邹声文《两会代表为“败学症”把脉寻方》）
北大教授王岳川先生，曾经非常深刻地痛陈当代大学的精神堕落。
他认为当代大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学风问题和生存方式的变化。诸如：心态浮躁，功名心强；门户之见，重学术背后的利益关系；近亲繁殖，论资排辈；学术空疏，不愿意做精深的研究，热衷于在各地不断地组织各种会议，以此形成自己的学术关系网络圈层……在各种会议中不断出风头、拉人选、争夺权力，在不同的评比上获取显赫名声……热衷于经济、大赚其财，夸夸其谈、下海捞钱……”
（王岳川：《大学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失重与学风问题散议》）
如果我们承认王岳川教授描绘的是一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惟妙惟肖的画像，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结构，的确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们不能调过头去，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8、孩子成了教师的摇钱树
我们已经描绘出许多学校乱收费、吃教育、吃学生的细节，这些丑恶现象大都是以学校的名义进行的，有时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经费短缺、为了学校的建设、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等等……
还有一些教师干脆就是以个体的名义赤裸裸地站出来，直接搜刮学生的钱财。
前面已经讲过，小学开学了，老师先要挨个问一问同学们的家长是干什么的，这是教师在进行资源调查，然后摸排出有用的数据。用家长的话来说就是要在班里找到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孩子——“汽车娃娃”、“煤气娃娃”、“医院娃娃”、“万事通娃娃”……
老师利用这些功能各异的娃娃，既可办成无法用钱办到的事，也可办成用钱办得到的事，但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
笔者单位的一位汽车司机给我说，儿子放学回来，十分兴奋，好像在学校里挣得了什么荣誉似的。儿子说，班主任请他爸爸帮灌煤气，说是他家有车。其实这些年只要花钱，买什么笨重东西总可以让人送上门的，无需有没有车。但老师的事对孩子无疑是天大的事，而孩子的事又是家长的头等大事。于是他拉上老师家的煤气罐自己花钱到煤气站灌气，再拉回去扛上六楼送到老师家里。钱自然不好意思收的。儿子好高兴啊，终于也找到了一次为老师办事的机会。
实际上，这位司机家长的这点“进贡”，根本不可能从老师那里得到实质性的好处，最多也就是让他的孩子少受一点气，不当二等、三等公民就是了。
老师与一些有钱、有权家长的交易要复杂得多；而老师的回报也不一般：老师利用手中的考试打分权、推荐保送生的决定权，评“三好”让学生升学时享受到的加分权；甚至，安排教室座位之权都会引家长来“勾兑”。这些权力没有一样不给老师带来好处；还有诸如购买“教辅”书籍、强制性保险、商品推销之类的敛财名目……教师个人私下以这些名目通过孩子向其父母“索贡”。
当然，这些仍然是一些小钱、小便宜。与日益高涨的物质欲望相比，这些小钱、小便宜绝对无济于事。于是，一些小学、初中的老师便利用补课，作为致富的途径。
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孩子的考试分数多少？“小升初”、“初升高”能不能进入重点？就成了家长对孩子初级教育的全部期望。
初中考不上重点，就很难上重点高中，而上不了重点高中，就很难考上大学。因此，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家长就一次次地在为孩子的命运拼搏。老师对自己的孩子尽心不尽心，照顾不照顾，对孩子的命运可谓生死攸关，那么，花小钱也好，花大钱也好，家长都别无选择。
凭着对孩子们前途命运的操控大权，一些老师课堂上不认真授课，让学生参加自己办的业余收费补习班：到老师家里补课，每小时收费二三十元，每周两次，每次2…4小时；补课的规模有时七八名学生，多的居然有一二十人，差不多将一小半学生的课搬到家里去上了；而不花钱补课的学生，考试分数自然就下来了，于是家长焦急、老师给脸色。这种情况下，学生和家长的神经再结实恐怕也吃不住劲了，不得不加入补课的行列！
补课还带动了家庭快餐业的发展——当然是老师的家庭——每人每顿五元钱，孩子们吃得十分热闹，师生双方皆大欢喜。据说，这类补课，让许多老师“先富起来”了。
不过，说句公平话，中小学老师挣的补课费属于辛苦钱，老师们毕竟牺牲了业余时间、付出了劳动，毕竟让家人也跟着在双休日里受挤、受累，烧水、做饭；而有的教师则完全是不劳而获，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赤裸裸地、直截了当地向家长索讨钱财。师德堕落到这种地步，实在让人心寒。
9、1000元钱加四条高档香烟才能评上“三好生”
以下是一个教师敛财的真实故事，如果不是记者全程跟踪拍照，我们很难相信为人师表的教师，能利令智昏到这种程度！
事情不是发生在法制观念和行政监管较为薄弱的偏僻地区，而是堂堂首都北京；时间是2004年4月——
本报讯 （记者梁璐）海淀区清华育才学校高一学生赵鹰（化名）是“区三好学生”候选人。前日晚上，赵鹰的老师告诉他，评选活动有些意外，需要家长前来“沟通”。昨日上午，一位姓韩的老师在电话中告诉赵鹰的家长赵先生，要送1000元钱和四条香烟才能“搞定”。赵先生非常气愤，于是向本报投诉。昨日下午，记者摄录了赵先生送1500元钱给韩老师的全部过程。
老师电话里向家长转告“行情”
赵先生对记者说，他的外甥是清华育才学校高一（1）班的学生，品学兼优。这次学校评选“区三好学生”，经过班集体推荐，新来的班主任把他作为候选人推荐到了学校。
赵先生说，前天晚上他的外甥打来电话称，评选三好学生的事情有些麻烦，一名负责此次评选活动的韩姓老师通过他的班主任转告赵鹰，要求家长必须和韩老师联系一下，否则入选很麻烦。外甥在电话中的声音很沮丧，快哭了。
昨日上午10时，赵先生拨通了韩老师的办公室电话。韩老师在电话里告诉赵先生，赵鹰的学习成绩等各方面都不错，但是还有一名比他更优秀的候选人，竞争激烈。如果赵鹰要入选，得想一些办法。赵先生称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要韩老师说明确些。
韩老师换了一部电话压低声音告诉赵先生，需要送1000元现金和4条高档香烟，通过他活动一些关系，否则很麻烦。“送钱时间要快，明天就要过期了，希望不要失去一个好机会。评选到区三好学生可以在高考时加10分，对入党也有好处……”韩老师在电话中说了很多当选“区三好学生”的好处。
赵先生在电话中与韩老师约好，准备下午送钱过去。
“收了你的钱，一定把这事办好”
昨日下午2时40分左右，赵先生与记者一道来到清华育才学校，在校门口，赵先生拨通了韩老师的电话号码。10分钟后，一个身穿黑色西装、身高1。72米左右、身材较瘦、戴着近视眼镜的男子从校园走了出来。他与赵先生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是韩老师，高一（2）班的班主任老师。韩老师再次介绍了一下入选区三好学生的好处和紧迫性。
赵先生听完后说：“由于时间紧迫，香烟没有及时买，但是多准备了500元钱。”
韩老师说：“行！没问题。既然收了你的钱，一定会把这件事办好，请你放心。”
赵先生在校门口掏出1500元现金，当韩老师的面数了一遍。此时有几个学生从学校里走了出来，韩老师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让他们看见不太好，快点。”韩老师边说边移动位置，用身体挡住了学生的视线。
韩收下钱放进口袋，临走时交代：“这件事不要跟孩子说。”
赵先生点头同意：“我也不想给孩子留下阴影。”两人交易的过程不到10分钟。
记者从门卫保安和赵鹰处再次证实，刚才收钱的是韩老师，名叫韩震剧（音），他还负责学校团委工作。
“我就是想曝教育腐败的光”
针对记者的几个问题：为什么要送钱给韩老师？为什么要找新闻媒体曝光？曝光后对其外甥读书有影响怎么办？
赵先生回答道：“我不是为了孩子评上三好学生才送礼的，如果是真心送礼，也不会找记者。我就是要曝他们的光！曝教育腐败的光。这样的教学风气，这样人品的老师，对学生成长能有什么利？”（北京《新京报》2004年4月1日）
在记者的文字和照片上，韩老师的丑态暴露无遗。这位教师之所以能够毫无愧色地向学生家长索要钱物，一定是向来如此、大家如此。由此可见赵先生肯定不是第一个被韩老师索要钱物的家长，而韩老师也不会是惟一一个向学生家长索要钱物的教师，只是他不幸遇到了像赵先生这样较真儿的家长；
另外，这位老师所谓的“竞争激烈”，当然不是指学生的成绩和品行的竞争，那是关系的竞争，说穿了是金钱的竞争——竞争谁的家长送了钱，竞争谁的家长送钱多；在这种情况下，送不起钱的贫困家庭孩子还能与“三好”有缘吗？还能在升学竞争中得到“加分”的照顾吗？！
应试教育之所以久盛不衰，大约与其能给教师带来好处不无关系。这种好处一直能带到大学。一位大学生讲过，他们学校有一位年轻教师，“每期期末考试喜欢抓学生的补考，然后叫学生私下给他钱，他就让学生过去。”
教师无德无行的行径，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应。2004年，沈阳市曾经在全市范围内搞了一次行风评比，结果在55万市民对全市30个重点部门和行业的投票评比中，教育部门列倒数第一。
师德败坏不仅仅是造成了贫困家庭教育消费的沉重负担，其恶果更在于对学生心灵的毒害，让他们小小年纪就懂得送礼、贿赂。内蒙古人大代表孔令宏曾在“两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言。他说，每年教师节，“一些困难家庭的孩子为了能给老师送礼，提前一个多月就省下早点钱准备买礼物。一些教师师德之差，令人深恶痛绝！”
这种师德败坏让中国人深为忧虑，许多人纷纷喊出了鲁迅在几十年前喊过的那句话——“救救孩子！”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署名“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的网民，在网上痛心疾首地就教师堕落对孩子幼小心灵的毒害表示了愤怒的声讨。
他写到：“中小学校本应是庇护和培育人类生命种子的地方，却为了钱、为了与钱和名密切相关的升学率或学校座次罔顾道德，既对孩子的心灵胡涂乱抹又使许多孩子受到严重伤害，让他们过早接触了社会关系中最令人寒心的一面和社会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而且这种体验直接来自有责任帮助孩子形成健康的判断力并对社会不良现象保持警惕的学校和教师。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学生心智尚未成熟，有这样的体验，很难保持心理的健康和明朗，很难不把污浊当作世界的底色。不幸的是，不是少数学生有这类体验。更不幸的是，凡事勾兑、拉关系、行贿受贿、有权就用个够（哪怕班干部那点小小的权）这类腐败性的行为方式已经像传染病一样出现在中小学生中。”
从行文风格看，这位网民应该是中国人，他取“布尔什维科夫”之名，大约是对金钱的无耻痛恨之极而怀念起布尔什维克时代了。
10、教师们所编制的等级制，残酷地摧残着孩子们的身心
今天，“拉关系、行贿受贿、有权就用”，不仅玷污了校园、玷污了一些教师的灵魂，还正在慢慢地腐蚀和摧残着那一个个幼小的心灵。
为当班干部而讨好、贿赂老师的风气，的确已经在我们的校园里发生了：小学一二年级的班干部，才是七八岁的娃娃，因为有了管同学的权力、记录或向老师汇报谁犯了错误的权力而有了官的威风，并反过来受到了同学的讨好、巴结甚至实物贿赂……
我们的近邻日本，那是一个特别强调权力、等级，特别强调对上级的尊重和绝对服从的民族。但即使在那里，这种权力等级制度也没有扩散到校园里。日本的学校也有班长、也有班干部，但那既不是选举，也不是老师的任命，而是像做值日生一样，同学们轮流担当——无论好学生还是差学生，都要学会为集体服务而非学会运用权力、学会遵守权力的等级规则。
在中国，孩子们小小年龄就饱尝了等级制度的甜头或苦头。这种等级制度还从管人的权力扩散到学生生活的全部——成绩等级、智商等级、品德等级。
老师人为地制造出许多划分等级的方式，在品格上分好学生和差学生（其实是听话的和不听话，自制力强和自制力弱，好动和相对安静的）；在学习上，更是将孩子们分成三六九等，最顶端是重点班的重点学生：优等生、三好生、参加各项比赛的获奖生。他们成绩成了教师获取个人利益的的资本，所以他们会花力气重点调教；而对绩差生则是敷衍了事，任其自生自灭，甚至推出校门。
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上海的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被老师说了一句“你明天不用来上学了”，就无缘无故地被赶出了校门。
家长找到老师，回答是小孩很笨，跟不上。家长又找了校长，勉强让上学，但班主任却不让进教室、或进了教室也不发给书本。三番五次之后，家长找到了上海教育电视台。
教育台的记者赶到孩子家里（从画面上看是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并对孩子的学习和思维进行了测试，完全正常。于是记者找到了校长。校长说他们已经过问了，但老师有意见，说要再做做老师的工作。
这在许多国家已经是触犯了法律的行为，在我们这儿，即使有了媒体的介入也奈何不了这样的教师。当记者找到这位班主任时，这位女教师很不以为然地说，“他的学习太差，影响了我们全班的成绩！”
女教师说的是实话，老师的考核要看班上的平均分数，所以她先下手，先淘汰了影响自己考核成绩的学生。
这位女教师最终担心的是影响她的考核、以及与考核挂钩的奖金、职称。这些利益不能说不大，但它能大于一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作为教师，她当然理解人生第一步对孩子有多么重要；作为母亲，她当然懂得对智商较低的的孩子更需要加倍的付出，但她还是忍心为了个人的小小利益，牺牲这个孩子的一生……
在这种看似寻常的、工作中的小问题，实则表明这些被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别说灵魂深处，就是灵魂的表层也被赤裸裸的物质欲望包裹得严严实实了！
我们的基础教育，就是被许多这样的校长和老师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淘汰赛，不断地将多数的孩子淘汰到普通班、普通学校，这等于几岁、十几岁的孩子就被他们的老师淘汰出局，就被宣布为“朽木不可雕也”。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已不再是传授知识、教书育人的圣地，它披着提高教学质量的外衣，变成了“合法”赚钱的企业；老师不再是灵魂工程师，而是沦为升学率的工具，沦为可以不费力地从学生那里敛得财物的热门职业。
教育和教师被升学率和金钱异化，已经成了当今中国人最为关注和愤怒的大事，对其的讨伐在主流报刊、城市小报，以及成千上万的网络上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如果在网上用“教师”和“职业道德”两个关键词进行搜索，你马上可以找到成千上万条令人愤怒到绝望的信息；比如下面这一条，就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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