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冼冤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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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倒坐开封府

包公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知谏院，还曾多次任地方官，如转运使。

在公元1052年，包公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而触犯了仁宗，让他离开京城去任河北督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宋代的官制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区别，有“官”、“职”、“差遣”之分，历史上称为“差遣制”。其中官名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叫做正官、寄禄官，简称为官。其他一些文官还有学士、直阁等头衔，是一种荣誉称号，叫做“贴职”，简称为“职”。而担任的实际职务叫做“差遣”或“职事”，有实际权力。但是前边还要加上“判”、“知”等限制词，表示你的官职也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如“知县”就是临时让你做县长官的意思。如果官员没有“职”，就是吃国家闲饭的人。所以宋朝官员太多，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加上军队数量大，军费开支多。官多、兵多，造成了宋朝的贫、弱，所以宋朝和辽、西夏、金的对抗一直处于下风。

转运使的职务在地方上也是很高的，仁宗并没有极力打击他，只是让他离开京城。因为这次所加的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所以后来的人们就称他为“包龙图”。

这次离京后四年，包公又被调回了京城，任开封府的知府。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相当于现在北京市的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是很显要的。在这个位置上，包公为了表示对皇帝向南而坐的尊重，在升堂办公时他就向着北面坐着，所以，后来的戏词中便有了一句“包龙图倒坐南衙开封府”。后来，包公又任右谏议大夫、三司使，最高的官职是枢密副使，是主管军事事务的副职，相当于副宰相。

名声千古

在公元1062年，包公病到了府衙，不久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虚岁，中国古代及现在民间的习惯）。朝廷追封为礼部尚书，并赠谥号为“孝肃”，即孝道和铁面无私。由于包公一生为官正直无私，百姓称他为包青天，包老爷，士大夫们则尊为包公。

包公去世后，宋仁宗亲自率领百官吊唁，还派专使护送灵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东五十里的大兴集，现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总结了包公无私爱民的品格。

包公的声名流传极远，在世时已到了塞外，根据《甲申杂记》的记载，西羌的于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陛下赐我姓包吧。”神宗很高兴，于是赐他姓名“包顺”。“顺”即归顺。

以民为贵　开仓放粮

在包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常常不辞辛劳，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江南地区有一次发生了旱灾，百姓们饥饿得难以生活，包公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开仓放粮是件大事，必须事先请示皇帝，等批准以后才能打开粮仓救济百姓。但当时情况紧急，如果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所以，包公一边派人急奏朝廷，一边就果断地开始放粮了，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

还有一次，江淮大地的人民大范围受灾，百姓已缺粮断炊，而地方的官吏们为了虚报政绩、讨好上级，以利升迁，便隐瞒了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不仅如此，还反过来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公了解到灾情后，就给皇帝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包公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然在上海地区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这件事编写而成的，并非凭空设想。

劝止食盐专卖法

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由于工作非常辛苦，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人则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影响了人民生活。

包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专门去了陕西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以收税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双方获利，百姓也方便。

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纠正地方弊端

在公元1045年，包公奉命出使辽国，在途中，他发现负责迎送外交使者的三番官员常借机在沿途勒索百姓和地方的官员，边界的人民不堪重负，叫苦不迭。包公赶忙上奏皇帝，请求大大缩短三番官员在边界的停留时间，严禁吃请送礼。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下诏实行，很快，边界人民的负担便减轻了很多。

一颗时刻为民的心时刻留心民间疾苦，而不是时刻看着上司的脸色，这是包公和许多官吏（包括贪官污吏）的最大区别。时刻记着人民的人人民也会时刻记着他的名字，而且是永久的，历史性的，这就是流芳百世。

在公元1049年，包公出任三司使财政官，更是时刻关心着民间疾苦。他曾说过：“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只有减轻百姓负担，才能长治久安，利国利民。因此，包公上书给仁宗皇帝，要求罢掉“天下科率”，减轻赋税。在他巡视山西室，发现漳河两岸的邢、洛、赵三州（现在的山西中南一带）万顷肥沃农田却被当成军马牧场使用，不准种粮食。但是，军粮却从外地远道运来，费时费力又耗费国财。包公立即上书请求归还耕地，仁宗很快也下了诏书。结果，粮食、马料都得到了解决。在这可以看出，敬业精神、爱国精神也是包公和其他官僚很大的区别。

为民不畏权势

在出任开封府后，在为民谋福去害方面，包公一如既往，从来不因为权贵当道而后退半步。当时，开封是北宋的首都，黄河的支流惠民河从城中穿过。很多权贵便在河的两岸占地营造宅院，还将河纳内的田地霸占，又营建园林，致使河道越来越窄，阻塞了水流。到了夏季多雨季节，常常发生水患，给京城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包公经过实地调查后，立即调集人力，全部拆除了非法建筑。对于伪造地契、弄虚作假、拒不拆除的立即严惩，并上报朝廷，撤其官职。包公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从根本上清除了这一人为造成的水患。

官府改革　便民诉讼

包公还进一步改革了开封府的官衙旧习气，为民谋福。按照宋朝法律，到衙门里告状的人不能直接到官吏面前递交诉状，要由下属“门牌司”来转达，这使许多百姓受到刁难勒索，敢怒而不敢言。包公到任之后，马上撤去了“门牌司”，让人将衙门的大门敞开，允许百姓直接到公案前陈述递状，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府小吏们对百姓的盘剥。因此，《宋史&；#8226；包拯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在当时，连妇女和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还送给他一个绰号“阎王爷”，以示敬重。还有一句民谣在京城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就是说，打官司如果没有钱打通关节，会有包老为你做主。此外，这句话还隐含着一种意思：说情、拉关系、打通关节的事，根本到不了包公那里。

万世景仰的人

包公一生俭朴为民，从不贪求百姓一点钱财。在端州任知县时，他改革弊端，每年只收取贡品数的“端砚”，绝不加码以压百姓。而前几任的县令都是肆意加上几十倍的数目，从中大取民财。到包公离任时，案头也没有一台当时全国闻名的“端砚”。百姓们特意精制了一台送给他，包公婉言谢绝，“不持一砚而归”。

如今，包公已经成了清廉正直官吏的代名词，外地的游客到了合肥，都要去看看包公祠，怀念这位名垂千古的人民“公仆”。合肥市南门外的“包孝肃公祠”，即后人为纪念他的英明而建的，祠旁还专门凿了一眼井，百姓称之为“廉泉”，清朝人李国蘅说：“孝肃祠旁之井为廉泉，不廉者饮此头痛。”后人称赞包公“正气大名留宇宙”，“道直千秋同岳峙”。

包公之所以世代受人崇敬，原因就在于他爱国、爱民，并且以实际行动处处体现出来，有时为民请愿谋福，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执法者特别是法官们都应该以包公的精神自励，为国家的法制建设、为法治社会的早日到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品相关　包公故事

包公解州破命案

北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河东盐池主理盐政的太常博士范祥变盐法，推行“钞引法”，亦称“盐钞法”。废除旧盐务管理体制，改革利益分配办法，使坐商与行商分家，这就意味着产、硝趋向专业分工方向发展，后来竟成为全国通行的钞法。“钞引法”的推行得罪了旧时盐务官吏和当地的豪商列绅、巨商富贾。他们把范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妄想置范祥死地而后快。

黄庆霖是范祥的左膀右臂得力助手。积极倡导和推行“钞引法”，在潞盐行商销售方面肩负着重要任务。旧官吏和商人暗中勾结，沆瀣一气，软磨硬抗，阻碍推行“钞引法”的落实，受到黄庆霖的指责。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认为只有杀死黄庆霖，才能保住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失，范祥就无能为力，“钞引法”就会半路夭折。

河东盐池盐务当时由陕西转运使兼管，黄庆霖到陕西巡视潞盐行销情况后，返回河东盐场，路过解州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团团围住，砍刀置死，抛尸在解州黑龙潭旁边，其状惨不忍睹。

此案一出，朝野震惊。宋仁宗接到范祥的奏折后，立即派　三司户部使包公从陕西路（今西安市）昼夜赶赴解州，从破案入手，给破坏推行“钞引法”的旧盐务官吏，豪商列绅以置命打击。解盐事，主盐政，强行推行“钞引法”。

著名的耿介大臣包公来到解州后，不顾旅途辛劳，马不停蹄，察勘了现场。认定黄庆霖是被人用绢带勒死之后，由凶手移尸荒郊野外，用砍刀戮尸而成的。浑身被砍有12刀之多，最长最深一刀是用侧刀砍伤的（当地老百姓铡草的一种长刀），手段惨忍，动机险恶，明显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谋杀案。“此案不破，我誓不为官”，包公立下誓言。

第二天一大早，包公和几个随从人员轻车简从到解州周围的北门滩、硝池滩、七郎埝、黑龙潭和附近村庄的几户农家进行了察勘和访问，确定了一些线索和疑点。下午包公等人乘小船从伍姓湖顺姚暹渠逆水而上，继续寻找线索。行至三里桥旁，看见一老妪正在拆洗一新棉被。包公产生了疑虑“即不逢年又不过节，崭新的棉被，为何拆洗。”马上命人从水中把棉被的表里一起拿上船来共同看过。只见棉被里子上血迹斑班，虽经大水冲洗，还隐隐约约的能看见血印。包公问老妪道：“棉被上的血迹怎样来的？”老妪惊慌失措，支支唔唔，前言不搭后语。　包公命手下等将老妪带回潞村衙门询问，老妪方供出她的小儿子受人诱惑，参与移尸，方分得一床新棉被。

包公等人连夜到解州将老妪的小儿子缉拿归案，并供认参与移尸戮尸的无赖毛二、畦户赵荃和提供侧刀的刘擅园。

顺藤摸瓜，根据绢带的出处，查出了杀死黄庆霖的主谋是盐务旧官吏潭荣培，他不甘“钞引法”推行之后，已归他盘剥的车费被夺走，遂勾结原官运车队贴头阮大成，乘黄庆霖回盐场途中不备之机，用绢带勒死，又收买无赖毛二等几人移尸戮尸荒郊野外等犯罪事实。

畦户铲盐完场和农户的收秋种麦完毕之后，包公在解州东门口召开所有坐商、行商和农户参加的宣判大会，对几名罪犯做了应有处分。又重申了推行“钞引法”的决定。

后来包公当了监察御史兼任河东盐池盐务转运使，主理盐政。“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由于他的调理，颇有成效，后人感其政绩，在解州东门外给他立了一座石碑，以示纪念。

包公收礼

清官包拯，坐镇解州主管盐政，真是爱民如子，深得人心。他快要到生日这一天了，皇帝念他功劳之重，非要叫他过过不可，他一面谢绝，皇帝不依，只好遵命，但他吩咐家人包兴，一概不收礼，执意要送者，需要说明理由，如有说不通的就禀告于他。　生日前几天，包兴一直在堂门口上拒礼。送礼的头一家是当今皇上，来人是六宫司礼太监远道而来。这可把包兴难住了，万岁爷送的礼敢不收吗？包兴无奈，只好把包公的话讲了出来，并拿出红纸让六宫司礼太监写理由，那太监写道“功劳于国管盐政，日夜精诚无私情。今日皇上把礼送，拒之门外理不通。”包兴派人将红纸送给包公，包公在下边添了四句“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念叨功。操心本是份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包兴递给六宫司礼太监一看，他摇摇头无奈捧着礼返回去了。　太监刚走后不久，包公好友在京做官的同乡张奎前来送礼，包兴说明包公的吩咐，张奎说“别人的礼可以不收，我送的礼得收下。张奎在包兴递过的红纸上写了四句“同窗同师同乡人，同科同榜同殿臣。无话不谈肝胆照，怎能把礼拒堂门。”包公接到红纸，也在下面写下四句：“你我本是知音人，肝胆相照心相印。生日薄酒促膝谈，胜似送礼染俗尘”。张奎一看无话可言，只好笑着让人把礼带回去。

接着又来了一个送礼人，那人一身盐味，双手抱着一盆花繁叶茂，精精神神，人称月月红的月季，包兴问尊姓大名，那人说叫赵钱孙李张王陈。包兴笑道那有叫这样的名字，那人说：“我姓赵、左邻姓钱、右舍姓孙、对门姓李、巷头姓张、巷中姓王、巷底姓陈，包老爷生日，大家让我送月月红。”包兴一听就明白盐工的心意，本想收，但包公的忠告难违，只好叫他说出理由，那人想了片刻，冲口说了四句“盐花生来自带咸，多铲好盐最相关。但愿老爷铁面在，勤为百姓除赃官。”包兴代笔把他写在纸上送给包公。不一会包公亲自出来了，双手接过那盆月月红，说了四句“赵钱孙李张王陈，好花一盆见民情，一日三餐扪心问，报国忠心月月红”，这月月红大礼，饱含着民意，包公怎能拒绝呢？

包公不持一砚归

宋仁宗康定元年，清官包拯（人称包公）被调来端州做地方官。他到任不久，便听说历任地方长官借进贡端砚为名，盘剥百姓，砚工苦不堪言的事。为了弄个究竟，有一日包公特意穿上便服，约了当地一名开明绅士徐乐天，一起前往砚工最集中的黄岗村，了解砚工的生活情况。他们进了村，就听到从一间小茅棚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走近一看，只见砚工们三三两两，正在聚精会神地凿砚坯、刻图纹。包公瞥了一眼，只见茅棚破破烂烂，不堪风雨，砚工们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这时一个老艺人边雕刻边叹气，埋怨官府要砚多而付钱少。有的年轻艺人还大骂官府没良心，不管砚工死活。他们的话，包公一一记在心里。回到衙门，包公立即派包兴去找经办贡砚的书吏张考文。这个张考文做了10年书吏，专用端砚孝敬上司，博取主子的欢心。他一听包公问起端砚的事，顿时眉飞色舞，以为包公同他的前任是一样货色，便阿谀奉承地奉上一个优质砚台，并讨好他说：“今年上边要的贡砚我已准备好了，大人交往需用的，我也心中有数。这块砚请大人收下，其余的我将陆续送上。”包公一听，心里全明白了。本来上面规定，端州每年只送十块贡砚（据宋元丰王存著《九域志》称，“端州岁贡砚十”），而地方官吏层层加码，扩大贡砚数目。这沉重的压榨剥削，害苦了砚工，中饱了私囊。他越想越气，脸色铁青，把张考文送上的端砚“砰”的一声摔在地上，吓得张考文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才知道包青天果然铁面无私，于是跪地叩头求饶。包公让张考文把历年经办贡砚的情况作个说明。张考文不敢隐瞒，便一五一十地把贪官、劣绅借进贡端砚为名贪污勒索、加重砚工负担的实情招认出来。包公针对这种弊病，专门出了一份告示，儆戒官员、士绅不得任意扩大贡砚数目，不准向砚工摊分工钱。这份告示，反映了群众的心愿，开明士绅也表示拥护。经此一事，“包青天”的威名便传之百里以外。

据传，包公离任时，端城男女老幼都来码头送行。一些名流、士绅纷纷携物相赠，都被包公一一谢绝了。官船在一片赞扬声中解缆沿西江而下，不久就到了羚羊峡。本来风和日丽，天色晴朗。但船过羚羊峡却风云突变，乌云翻滚，浊浪排空。

包公感到事有蹊跷，心想莫非手下人背着自己私受贿赂，藏于船上？他马上命家人包兴把随行人员叫来身边查问。他的随从书僮忽然跪下：“大人，有一事我忘了禀告，我们离开端州之前，绅士徐乐天特地送给大人端砚一个，因小的认为是小事，没有启禀，私下替大人收了，现放在船上。”

包公一听，当即命令书僮从速将砚取出。这块端砚，外包黄布袱，砚身雕龙刻凤，鸲鹆眼碧绿晶莹，果然是方好砚。但包公一拿到手，连看也没看一眼，随手将端砚抛到江里。

说也奇怪，砚一落江，顿时风平浪静，云开日出。船开行不久，就在端砚下沉的地方隆起一片沙洲。包裹端砚的黄布，掉进水里，顺流而下，一片黄光，后来也成为沙滩。

据说现在广利镇的“砚洲”和沙浦镇的“黄布沙”就是这样形成。砚洲和黄布沙离羚羊峡不远，在广州至肇庆必经水路上。

包公“不持一砚归”之说，在《宋史&；#8226；包拯传》中确有记载，包公的清廉耿介、正直无私，为群众所赞颂，连端砚也增添了身价。

包公审石头

从前有个小孩，爸爸死了，妈妈病了，日子可不好过了。小孩每天一早起来，提着一篮油条，一边跑，一边嚷：“卖油条咯，卖油条咯：又香又脆的油条，两个铜钱买一根。”有一天，他把油条全卖完了，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把篮子里的铜钱一个一个的数了一遍，正好一百个。他卖油条，把一双手弄得油乎乎的，用手数铜钱，把铜钱也弄得油乎乎的。他瞧着这些油乎乎亮闪闪的铜钱，可高兴了，心想：“今天卖了一百个钱，可以给妈妈买药了。”

小孩跑了一个上午，可累坏了，他把头一歪，靠在石头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睡了好一会儿才醒来。“哎呀，我得赶快给妈妈买药去了。”小孩站起来一看，糟了，篮子里的铜钱一个也没有了。小孩又着急，又伤心，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时候，正好包公带了人马打这儿走过。包公是什么人呀？包公是个官，黑脸黑胡子，人家叫他“包老黑”，又叫他“黑包公”，他办事公道，又很聪明。包公看见小孩哭得很伤心，就问他：“小孩，你为什么哭呀？”“我卖油条得的钱不见了，呜——呜。”“谁偷了你的钱？”“不知道。我靠在这块石头上睡着了，醒来一看，钱就不见了。呜——呜。”　包公想了一想说：“我知道了，一定是这块石头偷了你的钱，我来审问这块石头，叫它把钱还给你。”人们听说包公要审问石头，觉得很奇怪，都跑来看热闹。包公对那块石头说：“石头，石头，小孩的铜钱，是不是你偷的？”石头会说话吗？不会。包公又问了：“石头，石头，小孩的铜钱，是不是你偷的？快说，快说！”石头还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