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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宿舍的枪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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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想借口耳聋保持沉默，但他按捺不住，大声责骂起来。
“我可能是老糊涂了。”他嗓门很高地叫喊起来，但马上又停住，压低声音继续说道，“您知道民警在登记表‘智力状态’一栏中写的是“半清醒”，这是指我。半清醒！真的！您刚才什么也没有看见，您什么也不明白。”
涅斯捷洛夫知道帕霍姆做了很多的事，也是一位行家，很有办法。他能把死者的面容恢复如生。
“对鲍里涅维奇之死您有什么疑点？”涅斯捷洛夫问道，“您就直说吧。”
涅斯捷洛夫与工友很熟悉，而且互相都有好感。工友把所有在法医教研宝学习过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学生。老人经验丰富的眼睛早在他发表一系列法医论著之前就看出了他的才智。老人特别喜欢涅斯捷洛夫的谦虚和平易近人。涅斯捷洛夫经常请工友到解剖台前当着别人的面向工友请教，也和别人一样地和他讨论问题，或是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卫国战争结束后他俩的关系更加密切。涅斯捷洛夫从前线回来后在孤儿院找到了自己的两个妹妹，把她们送进了幼儿园。那时他正处在困难时期。为了使两个妹妹上学，几乎用去他的全部工资。更令人感到麻烦的是发现了在前线受伤后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不允许结婚和论文答辩。困难的岁月使工友和这位年轻朋友更加亲密。
这时工友不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涅斯捷洛夫，因为自己也没有把握。
“您还记得我曾给您讲过的一位助教吗？”老人避开直接回答，“就是那个患脓毒病死去的助教。难道您忘吗？”
“您说的是洛斯库托夫？”
“对，对，”他感到高兴，“洛斯库托夫·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他对我说过：‘人的生命长短不一，就象一个东倒西歪走路的人，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是谁给人们划出这种‘8’字形的路线的？”
说话含糊不清不是帕霍姆的弱点，相反，他的话总是富有表现力和特点。
“我看不出洛斯库托夫与您摆弄鲍里涅维奇的尸体之间有什么联系。”涅斯捷洛夫忍不住说道，“我这样讲是因为，在鲍里涅维奇之死的案件中，我受到怀疑。侦查员一刻也不让我安静。我对他说一，他对我说二，我的神经已受不住了。我还遭到各种非议……”
“上帝是厚道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头脑可不能糊涂。稍一动摇，好，准备绳扣吧，上帝的奴仆，请进班房吧……您等着辩护吧。”
“帕霍姆，您知道，”涅斯捷洛夫痛楚地喃喃道，“我和维克多亲如手足。他两次救过我的命。是他使我这个病人站了起来。我怎么能这样呢？是他在敌人的炮火下把我救出来了。”
“可您为什么不去好好思想呢？”工友明显冷淡地说道，“困难再大也应当好好想一想。怎么能尽想别的呢。”工友白大褂上的带子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他一边换带子一边闷闷不乐地说道，“我不是顺便说说。我看的多了，听的也多了，什么糊涂的想法也往脑子里钻过。可是您看，这弹道很怪，我从来没有见过。”
“为什么您对我隐瞒自己的怀疑？”涅斯捷洛夫坚持己见地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把我的看法给您说说。”
他再一次仔细想了想关于子弹前进的速度、弹道、偏差以后，忽然胸有成竹地说道：
“这弹道确实很奇怪，我也从未见过。这只能是用左手从后面开枪，而右手是够不着的。人们常说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但是弹道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帕霍姆，您怎么不说话？”
涅斯捷洛夫等待着工友的回答，感到很难为情。帕霍姆开始迅速收拾房间，避开对方的眼光。
“怎么，咱俩怎么就谈不起来？”涅斯捷洛夫迫不及待地说道。
最后工友开口道：
“您把这些看法对侦查员说说吧。他就不再逼您了。”
当工友好象是在自言自语时，涅斯捷洛夫就不想再谈下去了。工友说道：
“我也是这样想，好象是从后面开的枪。”
“您也把这一点对侦查员说说。”涅斯捷洛夫满意地重复了一次工友的话。
“为什么不说呢？人们会说：不是侦查员侦破出实情，而是一个工友。再说我的把握也不大。现在听您一说，我的把握更大了一些。”刚才的提问使他没能集中注意力，一些想法想不起来了，“手枪总是会留下自己的痕迹的。手枪本身不会挪动，人们把它放在哪儿，都是能找到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但请不要和我谈这个问题，而应当同手上有火药烟灰的人去谈。那个人要比我知道得多，懂得多。”
涅斯捷洛夫想起季娜伊达那涂着浓浓的碘酒的手掌和大拇指、食指，感到奇怪，又联想到教授在地下室陈尸间谈论射击时的讲话，惊慌地说道：
“您已知道，谁手上有火药烟灰。”
他和工友一样都不敢说出她的名字。
“听倒是听说过，”老人答道，“这都没有用。已经三个星期没有打靶了，没有必要在手上涂碘酒。
“照您看来，”涅斯捷洛夫兴奋地说道，“完全不必结案，一切证据俱在。只剩下起诉和判决谁该进监狱了。可是法医卢茨基……”涅斯捷洛夫停了一会儿，关于这最好不提，没有用，……只会使老人去和卢茨基争吵。
他今天看见过卢茨基。他仍然很愉快，开玩笑，哈哈大笑。他对电影制片厂各部门各行其是表示不满，特别责怪摄影师，说这些半瓶醋的摄影师把演员的形象都给歪曲了。他们只对布景供给充足的光线。椅子背、马车、窗外的背景，还有后景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光线都不错。但把演员的面部只看作是不重要的小零件，拍出来只是一般的镜头……难道人，人的面部，表达思想感情和传神的眼睛不重要吗？结果画面上中心人物不突出。导演对男女演员吹毛求疵。“她的面部上不了银幕。”导演们一致这样认为，还说要她们“丰富一下”面部表情。跑遍各演员学校挑选一些一年级女学生来，演技不好没有关系，只要脸蛋儿漂亮就行……
“对啦，您听说没有，”他说道，“椅子腿上的一滴血是另外一个人的……与鲍里涅维奇的血型不一样。这个侦察员真了不起！记得他说道：‘血迹不仅是死者的，还可能是凶手的。’我想，他说得对。真的是有人参与了这件案子。为了以防万一，涅斯捷洛夫。”卢茨基突然有些说不下去了，“您应当化验一下自己的血。侦查员坚持要这样做。”
他说完还笑了起来！就象开玩笑似地说走了嘴，他说：“朋友，您快去办吧，您的血型要是与凶手的血型相同，您可就完了。”
“是侦查员要这样，还是您的主张？”涅斯捷洛夫只能这样说，“我怎么轻率地卷入了别人的生活。”
卢茨基感到委屈，但他也不很坚持自己的说法。
“涅斯捷洛夫，最痛苦的是命运的打击。最难的是有一种减轻这种打击的力量。要是有一种优质的减震器也会给我们带来福音。”
卢茨基的行为使涅斯捷洛夫感到有双重意义。他对卢茨基愤愤地看了一眼，急忙离开了他。
涅斯捷洛夫这样是很不对的。卢茨基按职责不能无视侦查员的要求。他忽略了与案件有关的一系列重要的证据，相当一段时间坚持自杀的推断。这只能怪罪卢茨基做事不仔细，太着急。他告诉涅斯捷洛夫不愉快的消息和不正确的说法为的是安慰他。
帕霍姆委婉地咳嗽了一声，打断了涅斯捷洛夫的回忆：
“您还有话说吗？涅斯捷洛夫，上面还等着我呢。”
涅斯捷洛夫难过地笑笑，说道：
“侦查员一次也没有审问过季娜伊达，和她谈一淡也好啊。”
他把那天听到走廊里的可疑脚步声告诉了工友，还说他在电车站上没有找到女助教及其它情况。
“近来他们俩老吵架，”涅斯捷洛夫说道，“甚至当我的面也吵。鲍里涅维奇对她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侮辱性的暗示。可她倒很怪，一点也不驳斥。一次吵架时季娜伊达对他说：‘我要是能咬人也能成为一个凶恶的人。’他说，‘巴氏①（①巴氏——巴斯特·路易（1822—1895年）著名法国生物学家。）认为在家兔身上注入疯犬病毒毒性会加剧，在猴子身上则毒性会减弱。’‘您把我比作长尾猴是枉费心机。’她暗藏威胁地说道，‘加连②（②加连（约130—200年）古罗马医生和自然实验学家。）在这方面已有建树，’鲍里涅维奇声音更高地回答说，‘他教导说，病源只有在一定的肌体组织中才能体现。’他俩在门口争吵着，虽然他俩都知道我在家。奇怪的是当时我没有注意。有一次考查学生时，”涅斯捷洛夫继续回忆道，“鲍里涅维奇又一次刺激她，她也没有吭声。她向一个学生提问，问学生如何解释腐烂过程。学生回答完，鲍里涅维奇马上对坐在旁边的女助教说：‘腐烂过程对人来说是非常讨厌的，把腐烂变质说成发酵，那对人来说还容易接受。但世界上很多生物命中注定是处在腐烂过程中，发酵对生物也是致命的。’他以平时那雄辩的口才说着，我也没有认真对待。要是真的对周围事物视而不见就好了……可是，上一星期鲍里涅维奇突然来找我，他忧伤地笑着说：
“我真不走运，唉，真不走运，我还没有这样难受过。你别，问，问我也不对你说什么。’‘不！’我忍不住说道，‘你该和她分手了。她不是个善良的人，也不是你的好朋友。’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看来想说什么，但没有说。”
涅斯捷洛夫的这一番话使帕霍姆对他的坦率表示满意。他忘了解剖室还在等着他，毫无顾虑地开始谈出自己的疑点，没有忘记说鲍里涅维奇要他帮助换房的事。他还说女助教在原来的单位不知因为什么还犯过错误，并且大胆地提到了她的名字，最后说：
“让杀人凶手解剖受害者的尸体，这多么荒唐。她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沉默了一会儿，对刚才说的再没有什么补充了，他才向门口走去。当他已抓住门把时，涅斯捷洛夫叫住了他：
“您不觉得侦查员怜惜季娜伊达吗？他也不加考虑就让她解剖。”
帕霍姆考虑起来，这问题他感到惶恐，脸上显出为难的表情。
“您说的是侦查员吗？难道他能这样吗？”他平常每当考虑问题时总是眯起眼睛。手摸下巴，“您看您想到哪里去啦。”他好象以自己的想法来回答似地，语调缓慢、一字一句地说道，“可能把痕迹都抹掉了。”他又坦率地补充道。”侦查员和季娜伊达是好朋友。他经常给她来电话，也常到她家里去。谁晓得他怎么把病人看成是健康人了。”
帕霍姆没有按原来的打算去解剖室，而走进了化验室找普拉斯科维娅，等腾出手来，化验员才对他点点头打招呼。握过手，工友坐到椅子上。
“身体好吗？”工友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听说您的肝又不太好，再没有比肝痛和关节炎更糟的了。可一定找医生看看呀。”
化验员表示同意地说，得什么病也不好，接着又问起他的腿还痛不痛。
“谢谢，普拉斯科维娅，谢谢您给我的药膏。”他感激地低下头回答道，“涂上药膏见效。别的医生就没有象您这样给予帮助。”
对客气话，回答也是很有礼貌的。
“您可别这样说，一个化验员怎么也不行。可象您这样的行家少有，您比任何医生都有办法，更不说那些大学生了。他们望尘莫及啊！”
帕霍姆对这种夸奖摆摆手，认真地说道：
“化验员也不都一样，医生也不同。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
只有朴实单纯心肠的人才能如此尊重别人的劳动。受人尊敬的知识传播者都能向自己谦虚而无私的助手们学到更多的东西。
工友在女化验员来教研室工作以前就认识她，当时她还在结核病实验室工作。
在喝咖啡时他们谈起了鲍里涅维奇。女化验员谈的还是前一天和女助教谈话的内容。工友仔细听着。他呷了一口咖啡说道：
“人们对此众说纷坛。说得再好也不能全信，一些人觉得无所谓。有的人也许会编上几句，反正实话不多。”
“是啊，是啊。”她没有感到这话是说她的，也赞同地说道，“这样的人也只会这样干。”
“当然自杀不是好事，”工友坚定地指出，“但谁知道这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这样和那样的事都会发生。”
“这不都是一回事。”女化验员仍然是以自己的想象来对待这一件事，她说道，“癌症是躲不了的，反正是要死的。”
“您说得非常对，说得好。”他仍然郑重其事地赞同她的说法，“但在这方面也可能会看错。”
“在劫难逃。”她象人们在对某人的厄运无从评论时常说的那样，轻松地说道。
“对，就是对嘛，在劫难逃。”他满意地重复了她的话，“但谁能识破命运呢？突然您的命运也受人摆布呢？可能也没有患什么癌症。有些人听到什么就到处传播什么。鲍里涅维奇没有对我说得了什么癌症，他只说他准备去疗养。他曾要您给他搞个疗养证。”
普拉斯科维亚看了工友一眼，感到不好意思。接着她也把握不大地说：
“您说得对，命运也常常暗中变化。”谈起鲍里涅维奇，她叹了口气说道，“我己忘了，他曾经向工会申请过疗养证，想去基什洛沃德斯克。他是想过，想过，我不同您争论。”
帕霍姆站起来，同她握手告别时说患病的妻子希望她去家里看看她。
“一定去……三月八日那天去。您就对她说，我要在您家呆半天。”
第七节
七天过去了。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安葬了。科洛科洛夫教授在墓前发表了充满感情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墙报上刊出。教研室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只有侦查员的电话和通知才使人们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不幸。
在安葬鲍里涅维奇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帕霍姆穿上最好的西服、新皮鞋，戴上呢帽。以前，这身衣服他只是过节到大皮罗戈大街上散步时才穿。今天这身打扮是要去阿尔巴特街看望教授。教授在一个旧楼房里，有三个房间。这座楼房一边对着街心花园，另一边对着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邻近两个房间裹住着人口众多的邻居。曾经是很宽敞的住宅现在显得很拥挤。客厅成了教授的书房。卧室里摆着贵重的日本花瓶。钢琴没有固定的地方摆，经常从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最后只好摆在饭厅里。
教授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越来越虚弱，体重减轻，并在缓慢地衰老。但他从不说自己有病，还说自己健康，只不过需要休息而己。长年患肝病并没有给他造成不便，肌体组织似乎还比较正常，但老人已是风烛残年。大夫们感到棘手，请同行协助。而被邀请的大夫又同另一些大大会诊，都耸耸肩膀，认为是内分泌腺的毛病。但他们没有询问病人夜间都在想什么，哀伤是否使他苦恼，能否及时得到友好的帮助和慰藉。两年之内教授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的。鲍里涅维奇之死彻底破坏了教授的精神状态。只有这个没有文凭，职务是工友的“医生”还没有失去医治好他的希望。
工友经常来看望病人，他坐在教授床前并不询问病情，只是同他进行仔细准备好的谈话。
“科洛科洛夫，您看每天的日历吗？”工友一本正经地问道，“不看？真可惜。上面写着很多的道理。”
“是吗？”教授感到奇怪，“真的，我还不知道。”
“比如说五月虫吧，”工友说出早已想好的证据，“自己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可据说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如果要是我们人也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的话，那就需要十吨载重卡车。”
病人不想使老朋友失望，认真听他讲。
“甲虫还算不了什么，”没有文凭的医生继续说，“您看跳蚤能跳得比身体高一百倍。我们如果要跳这么高，那得要跳过四十层高的楼房……”
教授笑了，以玩笑来回答玩笑，特别认真地猜着谜语。
“科洛科洛夫，我来出几个医学方面的谜，您来猜，好吗？”工友善意而略带粗鲁地提议道。
教授欣然同意猜谜语。
“我们身上有多少块肌肉和骨头？”医学上的数学爱好者问教授。
教授故意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说出，肌肉是七百五十决，骨头是二百二十四块。
“我们六十年呼吸多少次？”
教授又一次猜对了。
“五亿次。这是精确计算出来的。那么，心脏跳动多少次呢？”
“不知道。没有计算过。”对手只好沮丧地承认道。
“两亿五千万次……六十年以后还要跳动。”他先是安慰，接着又劝道：“您还是读读日历吧，您还不知道这一点。”
他俩就这样在一起呆了两个小时，分别了。他们都等待着下次再会。
这一次帕霍姆情绪不佳，甚至有点心慌意乱。他也开玩笑，也猜谜语，但总使人感觉到他心里好象藏着什么心事。教授坐在桌子旁，两手支撑着脑袋。面前摆着一本翻开的书，但他并没有读。眼镜放在书上。两眼虽然闭着，但他已猜出工友出了什么事，并生怕不得体的问题引起他难过，只好沉默。工友没有谈他从日历上读来的新鲜事。一开始就抱怨自己的记性不好，说有一具尸体从另外一个陈尸间运来的。他一下就知道这是阿里道夫干的，但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直到第二天才想起来。
教授听着工友的话，心中却在想，他不必把事藏在心里。如果他能坦率地讲出来，那两人都会感到轻松一些的。
“您好象不舒服，”教授小心问道，“我看您很疲倦，是不是没有睡好？”
无论是满怀同情的语调，还是深表关怀的口气都没有奏效。不，不，他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他睡得很好，身体不错。
“我的老伴儿有病，这是真的。但另外一件事我受不了。”
经过再三询问，他才说，他不愿意打扰别人，良心上觉得过意不去。
“我很想和您谈谈，又怕影响您的健康。”
教授要他不必客气，他乐意和他谈。工友犹豫了一下，摸摸下巴说道：
“我一直在想鲍里涅维奇。他根本不必去死。”
教授点点头：他自己也是这样的看法。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工友与其说在提问，倒不如说他在回答，“您把他树为榜样，象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喜欢他，派他出国，把他的姐姐和外甥女都接来了，还要怎么样。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
“帕霍姆，三十多年了，我一直觉得奇怪：“教授意味深长地笑笑，说道，“一个人吃饱饭到森林里去散步，好象是顺便给自己套上绞索的。冲动，我的朋友，这是个大谜。”
“对。”工友肯定道，“可日记总该留下吧。”
“有的人是不记日记的。没有时间。想起来就写一点”
工友不同意教授的说法。“没有想好也没有仔细考虑，”他心里在想，“那一文钱也不会给的，何况是自己的生命！”
“就照您的说，”他让了一步，“但为什么自己一个大活人要走向坟墓呢？”
教授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怎么？”
“什么怎么？”他接着是一个不很恰当的回答，“侦查员老在折磨涅斯捷洛夫，搞得他不得安宁。一次接一次的审问，又化验他的血，又查他的指纹。昨天又要从他头上取头发。您应该去对侦查员说说，涅斯捷洛夫和鲍里涅维奇没有吵过架也没有仇恨。”
教授感到惊奇，欠起身子。工友连忙扶他坐好。
“您冷静一些，您干什么……侦查员的幻觉还少吗？问题不只是涅斯捷洛夫受折磨，而是周围的人怎么什么也看不出。如果说鲍里涅维奇是他杀的话，那凶手也绝不是涅斯捷洛夫。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教授是鲍里涅维奇和涅斯捷洛夫亲密友谊的见证人。他从没有想到侦查员会有什么根据对涅斯捷洛夫产生怀疑。
“怎么办？”他无力地摊开两手，“要不要请求一下？……详细说明怀疑涅斯捷洛夫是愚蠢的……”
教授脸上显出痛苦的样子。工友转过身去以便掩饰自己的激动，闷声说道：
“应当对他讲清楚，这与涅斯捷洛夫没有关系，让他睁开眼睛看看，凶手就在他面前。”
教授一心在想如何帮助涅斯捷洛夫，对工友奇怪的判断没有注意，对侦查员闭目无视罪犯的表现更没有注意。
“明天我就去说。”教授下了决心，“侦查员是个明白人。他是能理解的。您也不必担心，帕霍姆，明天我就办这件事。您对涅斯捷洛夫说一下。”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季娜伊达。她在寒暄之前仔细看了教授和工友一眼，似乎心里已料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和他俩观点一致的程度。
“啊，您来得正巧，”教授对她的到来感到高兴，“我正需要见您，您就来了。您等等，好象是我叫您来的，当然是我请您来的。我想和您谈谈。”
她疑问的目光从工友脸上滑过，最后停在教授脸上。“难道要当着别人的面谈话吗？”她的目光在说。教授似乎没有明白这个无声的问题。女助教不好意思地转过了身子。
“昨天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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