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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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的过程来说，不管要学什么，教的人总要从易而难，逐步深入地把知识教给学生。因此，好的教师在开始的时候，应该给学生一个印象，觉得入门不难，往后才能越学越有信心。而学生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正如那个富翁的儿子一样，他以为从此可不必再请老师了。殊不知他根本还不曾入门，只学会一、二、三，对于所谓“六书”等起玛的知识一点也不懂，所以他父亲叫他给姓万的新友写一个请帖，他就傻眼了。
实际上、一、二、三这三个字的确很好认，而从三到万，在文字结构上却经过了许多复杂的变化。要懂得这些变化，也好象其他各种知识一样，必须逐渐学习，并且需要教师指导，不可能只凭什么“天才”就可以很快学会的。如果完全没有人教，倒很可能什么也学不会。我们之所以应该重视教师的作用，其理由也就在此。
我们不懂的东西还很不少，都迫切需要虚心学习。但是，在学习方面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从三到万这个故事似乎对我们有一些启发。我们无妨以此为例，举一反三，想一想怎样才能更好地加强我们的学习吧。
大胆练习写字
写字写不好怎么办呢？近来有许多青年朋友因此感到苦恼。字写不好，甚至写出来叫人看不清楚，这种现象当然应该努力克服，而且只要努力，这是完全可以很快克服的，苦恼也大可不必。我以为这一点意思首先应该告给每一个年轻的朋友。
那末，应该怎样努力才能把字写好呢？一般地说来，每个人要学写字，总得知道一些书法的常识，从执笔的方法开始，到各种笔法的运用，大略都要懂得，这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学一两种字帖，经常还要多看各种字帖，这些也是必要的。虽然这里头仍有若干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值得商讨，但是，我现在不打算详细谈论这些问题，而只是想着重地说明最要紧的一件事，这就是要大胆地练习写字。
人们都记得，我国年轻的乒乓球选手曾经在掌握了基本的打法之后，勤学苦练，大胆地打出了自己的风格。这个经验非常可贵。写字也可以运用这个经验。这就是说，要在掌握基本的笔法之后，大胆地练习写字，经过一个时期不断的练习，自然就会写出一手好字。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必须学会悬腕和悬肘。这是一个关键，然而并不困难。教给小孩子只要练习三次，就完全能够悬腕悬肘，毫不困难；年纪大一些的只要多练几次，也不难养成习惯。至于懂得了笔法之后，写起字来，就不需要一大套清规戒律，以免束缚人的创造性，相反的，必须强调大胆放手，写出自己的字。
写自己的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说自己可以随意乱写，写出来别人完全看不懂。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每个人的字毕竟要有自己的特点，不应该也不可能都学一种字体。奇怪的是，历代讲究书法的人，动辄就以王羲之父子的法书为范本，殊不知右军父子的书法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倒是南齐张融说的道理，更为透辟。据《南史》卷三十二《张融传》载：
“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常叹云：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
应该承认，张融的见解很高明，因为他不把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为唯一的规范，而主张要加以发展，要独创自己的书法，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历来的书法家都死守着前人的规范，不敢有任何发展和创造，那末，中国书法的历史早已停止了，怎么能够还有后来的许多辉煌成就呢！
例如，大家都很熟识的黄山谷的书法，在宋代要算是独树一帜的了。试问，黄山谷是死守着前人规范的吗？显然不是的。黄山谷《题幼安弟书后》写道：
“幼安弟喜作草，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从来学者都非常赞成黄山谷的这种见解。“老夫之书本无法”这句话长期流传，已经成为名言了。这是富有创造性的口号，至今还值得我们重视。宋代的另一大作家晁礼之，在《鸡肋集》中也说：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浓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今之妙处已亡，妙不在于法也。”
这是我们完全应该表示赞同的意见。我建议大家按这种精神，大胆地去练习写字。
“一无所有”的“艺术”
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艺术，腐朽、堕落到什么地步了呢？近几年来，人们从西方的一大批充满凶杀事件的文学作品、戏剧、电影，以及用打滚、胡闹的法子创作的绘画和音乐等“抽象派的艺术杰作”中，已经完全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垂死阶段的回光返照了。然而，我们还不曾理会这种文化艺术的登峰造极的表现。最近，西方世界又出现了“一无所有”的“艺术”，这才真是够呛了。
据西的消息说，最近在汉堡举行了一次“一无所有”的展览会，展出的是一些空白的没有画过的图画纸，雕塑作品也都是一些不盛形的泥团，会上放映的电影也只是墙壁上白色的斑点，展览会的说明书写着：这儿是一无所有。那些新艺术家们向观众宣称：“我们显示一无所有，我们展览一无所有，而你们来买一无所有。”这个艺术展览会倒很直截了当地敲起了资本主义艺术的丧钟。
举办这个展览会的艺术家们，不管主观的愿望如何，实际上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艺术做了无情的揭露。他们比起垄断资本家雇佣的那一班政治舞台上的小丑们，总算要坦率而勇敢得多了。西德的报纸承认：“我们的艺术家们只是把其他领域的情形，在艺术上做了一定程度的真实反映罢了。新鲜的是在于他们的诚实。一个政治家在显示一无所有时，看起来他所做的倒象是一种艺术，但是这些艺术家却明白地说明他们所提供的东西只是一无所有。”
不过，我却以为这一班西方的艺术家们还没有真正做到“一无所有”，还需要“百尽竿头更进一步”，“无”它一个彻底，才足以充分反映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精神面貌。而他们的展览会仍然展出了一些没有画的纸，也仍然展出了没有塑好的泥团，电影也还有白色的斑点，并且仍然有说明书，上面还写着“一无所有”等字句，这毕竟还是“有”啊，怎么能说是“无”呢？由此可见，他们就还是很不彻底！
再说，他们所谓的“一无所有”，即便真的做到了，那也不过是“有”的另一种形式。正如说“无党无派”仍然是一种党派，说“没有任何政治倾向”也仍然是一种政治倾向一样。如果把那许多图画纸、泥团、斑点、说明书等等，统统收起来，只留下一个空空的展览厅，也还不能说是真“无”。这样说来，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生活的那班艺术家们，倒还可以自己安慰自己，聊以解嘲了吧。
可是，这样的艺术毕竟是太无聊了，它象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迅速地弥漫了西方世界，成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新阶段的不可救药的痼疾。在这当中，青年人特别容易受到毒害。现在西德的青年中，就有一班人完全中毒了。他们被称为“失去个性和表情的浮萍一代”，以叫做“被搞垮的一代”，他们苦闷绝望达于极点。这种精神状态在艺术上必然表现为“一无所有”。
这种现象无疑地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病症。因为一种艺术往往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反映。目前西方流行的艺术表现形式，究竟是反映什么样的社会本质和时代内容呢？美国洛杉矶有一个音乐副教授，名叫格尔哈德·阿贝斯海姆，他在答复西德《文化报》的问题的时候，说过：“我们已经达到了伟大艺术世纪的末端，不仅不会再产生有意义的指明未来的作品，而且看来人类已经失掉了自发地、艺术性地、形象化地表达生活的兴趣与需要。”
这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纪末的悲哀啊！资本主义的末日就要到了。然而，它应该只是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人们和他们的统治的末日；至于说到人类，决不会象这位副教授所说的那样，恰恰相反，呻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人民必将得到真正的解放。
“初生之犊不怕虎”
最近在人们谈论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其他成就的时候，常常引用“初生之犊不怕虎”这句成语，来形容中国青少年队伍里不断涌现的新生力量。我看这句话，作为一般的比喻来说未尝不可，但是仔细一想这个比喻却不很恰当。因为说的是初生的牛犊，实际上比不得老虎，只是不怕而已，也许是不懂得怕；而我们的年轻一代经过实际较量完全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初生之犊所可比，他们的力量比虎还要强。
许多年轻的人所创造的巨大成绩，只能证明一条基本的规律，这就是新生的力量总是不断在生长，总是不可战胜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将来还会是样。这真好似“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替旧人”。谁要是稍有自满而放松努力，马上就会被别人赶上和超过。这类事实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了。
我们曾经谈论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等，他们都是很年轻就已成名了。其中二十多岁而成大名的起码有几十人，都是大家比较熟识的；但是二十岁以下的毕竟还很少。现在我倒要谈谈中国古代二十岁以下的著名人物，看看从中还能打到一些什么有用的经验。
《宋史》《寇准传》载：“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年十九举进士。”《宋史》《王岩叟传》载：“岩叟十八，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宋史》《张耒传》载：“耒少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随便从《宋史》列传中查一下，十七、十八、十九岁名的例子就都有了。还有年龄更小的。比如孔子的孙子子思，年十六，就与宋国的大夫乐朔辩论，把乐朔驳倒了，乐朔老羞成怒，派兵围攻子思，后来宋君终于救出了子思。历史上象这样的人物相当不少。再举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王维为例，大家都读过他的一首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然而大家未必都记得，王维写这首诗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过十六岁啊！
为什么古人年纪很小就有很大成就呢？关键之一是他们往往很早就开始学习。《礼记》《内则》有一条：“子生六年，教之数与方名。”所以有许多古人，幼年就很有知识。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六岁能接应诸公，专对宾客”。宋代大诗人黄山谷，“七岁作牧童诗去：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相关用尽不如君”。你看这首诗很不错吧！后汉的冯勤，“八岁善计算”。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九岁谙于声律”。这类例子是举不完的。
有人担心年纪很小就开始学习会短命早死，其实不然。以上所举的古人就没有短命早死的。只要脑子和身体各部分相应的官能担负得了，并不勉强，就可以进行一定的学习和锻炼，这完全符合于生理发展的正常规律。因此，对于青少年的培养和训练，要注意既不要贪多图快，用力过火；也不要娇养溺爱，过于保守。还应该让年轻的人自己做某些抉择。《后汉书》《张霸传》载：“霸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他自己认为做得到的，却也无妨让他做去，不至于有什么害处。
年长的一辈当然有责任对年轻的一代加以指导和扶掖。比如元太宗就懂得使用青年。据《元史》《杨惟忠传》载：“惟忠知读书，有胆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余国。”同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还有许多。
现在我国年轻的一代，受到了“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教育，具有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又有了空前良好的学习条件，只要能够得到正确的指导和扶掖，今后在他们当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优秀人物，为人民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这是决无疑问的。
珍爱幼小的心灵
孩子们的心灵是多么纯洁可爱啊！当你走到一群天真烂熳的儿童中间去，听他们唱一曲儿歌，看他们做一节游戏，你马上会觉得心旷神怡，忽然又年轻了似的。不管古人有什么“性善”和“性恶”的争论，我们看到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儿童，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荀子认为“人性皆恶”的意见是不能赞同的；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
但是，正因为儿童们的心灵是最纯真的，我们就特别应该加倍珍爱，好好地注意培养，使他们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晋代的傅玄说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已经是人人熟悉的成语了。用现在的语言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表明社会环境对于儿童的心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经，想要使儿童长大成人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就要看我们给予儿童们以什么样的教育和培养得如何。
影响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从总的方面说就是社会政治制度，从具体的关系来说就和家庭、学校等各方面都很密切。父母、老师、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邻居等人，只要同孩子经常接触，就都必然给予儿童以不同程度的影响。越是年纪小的受影响越深，一直影响到他们成年以后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惯；由最初开始知道爱和憎，到后来形成了自己的性格。这个过程是极其复杂的。
为了使孩子能够受到较好的影响，古代的人就已经很注意选择生活的环境，如果环境不好有时就得搬家。孟子的母亲“三迁其居”，用我们现在眼光看去，虽然可以做种种评论，但是她所以不得不搬家三次，毕竟是因为她要给孟子寻找她认为好的环境，这个母亲的心理倒是不难理解的。
事实证明，孟子的母亲很懂得教育孩子的道理。据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中的记载：“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杀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这个故事也是许多人早已熟悉的。还有曾子的妻子，同样因为无意中说了一句哄骗孩子的话，曾子就特地杀了一口猪，表示不欺骗孩子。
这一类故事多得很。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记载了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司马光曰：光五六岁时，弄核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核桃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之，呵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司马光以亲身的经历，教育后人不可说谎。显然，这些故事，在我们今天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还是有用的。至于不骂人、不发脾气，在古人对儿童的教育中，同样也很注意。明代苏士潜在《苏氏家语》一书里，写道：“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当然，现在我们一般地都懂得不骂人、不打人、不发脾气、不耍“态度”，而在古代却只有孔子那样的“圣人”家的孩子才懂得这些道理。可见古人毕竟不如今人。
现在我们有许多少年儿童，做出许多惊人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古人。但愿现在做父母的和当老师的，都能更加珍爱儿童们幼小的心灵，按照他们生理发育的时期，适时地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正确的教育。
儿童生理发育的时期和智力发达的时期，本来是互相适应的。简单地把六岁以前划为幼稚期，把六岁到十四岁都划为童年期，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更细致一些，对于乳儿、幼儿、童年、少年的不同阶段的生理发育状况，多加研究，进行不同的保养和教育工作，让我们的后代更好地成长起来。
说志气
有一位青年朋友，准备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要求同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鼓励他要有志气经过长期的努力，把我国落后的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我强调要有这样雄伟的志气，不料他却不以为然。
他说，我们不应该讲什么抽象空虚的志气，以免浮夸不切实际。他认为，所谓志气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概念，根本不符合于唯物主义。我当时很直率地指出了他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说，志气可以有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有唯物主义的解释。现在觉得还有把我的意见写出来的必要，以供其他青年朋友的参考。
我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宋代的理学家，常常把志气讲得很玄妙。最著名的如朱熹，在《朱子全书》中说：“志者心之所之，比于情意尤重；气者即吾之血气而充乎体者也。”真德秀的《真西山集》也有一篇《问志气》，其中说：“志谓心志，气为血气。”这些宋儒的议论，实质上都是对于志气的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们没有可能把问题说清楚，而只能似是而非地敷衍一番，令人费解。还有，元代的理学家许衡，在他所著的《鲁斋心法》中说：“云从龙，风从虎，气从志。龙虎所在而风云从之；志之所在而气从之。”这一类牵强附会的说法，在古书中就很不少，我们现在读古书，必须抛弃这些糟泊。要象沙里淘金一样，善于吸收古书的精华。
在这里，我倒希望大家读一读诸葛亮《诫外甥》的一封信。这封信写道：“夫志为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这位诸葛孔明先生，主要的活动都在公元第三世纪的初期，他的思想受了当时条件的限制，当然不可能都很完善，但是，他的见解与其他古人的相比，却有许多独到之处，确属难得。他首先主张要树立崇高远大的志向，反对庸俗下流的倾向。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我的那位青年朋友，害怕强调志气会产生浮夸的毛病，正是因为他不懂得立志高远的重要性。
其实，所谓志气，我以为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说明它是物质性的。这个道理很明显。任何人都不能没有志向；任何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又都不能没有相当的气魄。一定的志向和实现这志向的气魄，归根到底乃是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人的高级神经这个物质本身活动的结果。
当你彻底地认识了我国农业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之后，在你的思想上就会发生一种强烈的反应，要把这落后的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这无疑地是一种高尚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个志向，你又不能不从实际出发，分析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下定决心，要进行长期的努力，去改造农业。这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气魄。由此可见，把志气完全看成是抽象空虚的、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的概念，那是非常片面的、非常错误的。
试想一下，假若我们没有崇高远大的志向，而庸庸碌碌地只看到眼前的一切，那末，我们又怎么能够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呢？
当然，这样的雄心大志，绝对不能只是一个人的志气，而必然是最大多数人的集体的志气。在这里，个人的志气和集体的志气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但是，在集体的力量支持下，从每一个个人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根据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树立雄心大志，并为它的实现而不怕一切困难，坚持奋斗。
交友待客之道
我们中国人是最好客、最爱交朋友的。解放后的我国人民，更是满腔热情地经常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因为接待的人多了，有时也难免有不够周到的地方。对于某些礼貌不周之处，多数朋友知道真情，当然可以谅解；有的也可能不会谅解。所以，做接待工作的同志们，应该很好地体会并且善于表达我们待客的真情实意，吸收古来丰富的交友待客的经验，把接待工作做好。
谈到接待宾客的经验，首先应该提到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宾客往来很多，因此，诸子百家差不多都谈到交友待客之道。后来各个朝代的外交活动，扩大到中亚、东南亚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人们又把过去交友待客之道，运用到外交活动上去，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它的内容。如果有人把这一方面的材料收集起来，一定可以编出一部好书。
古人交友待客虽然与我们现在完全不能相比，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道理仍然值得参考。例如，孔子在《易》《系辞传》中说，“上交不谄，不交不渎”，这也可以当做古代人交友待客的一条重要原则。所谓不谄不渎的意思，也就是说，既不要低声下气，又不要高傲怠慢。
同样，《礼记》中说：“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