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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葑鹘�一步的研究。
吴汉何尝杀妻
在旧戏舞台上，许多人都曾看过一出戏，名叫《吴汉杀妻》，又叫《斩经堂》。这是一出用牵强附会的方法，借以宣扬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观念的坏戏，似乎早有定论，所以近来已经没有人再演它了。但是，我们从这里却不难懂得：历史的真实和舞台艺术的真实，有时竟然距离很大，甚至于有的剧作者为了一定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实，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因此，在过去，谁要是把看戏当成读历史，那就不免要上当。
《吴汉杀妻》或《斩经堂》一剧的情节，大体是说：汉朝潼关总兵吴汉，娶了王莽的女儿为妻。王莽篡位以后，下令捉拿汉宗室刘秀。吴汉守关时捉住了刘秀，正要送去报功，他的母亲告诉他说，王莽是他的仇人，他的父亲是被王莽杀害了的，那时他年纪太小，不懂事，现在应该为父报仇，并且命令他杀死王莽的女儿，扶助刘秀恢复汉室的江山。吴汉持剑去杀妻，正好其妻在经堂念佛。吴汉不忍杀她，就将实情告诉她。于是，王莽的女儿就自刎而死；吴汉的母亲为了促使吴汉下决心，也上吊自杀了。这样，吴汉果然死心塌地随刘秀去打天下，后来成为所谓中兴名将之一。
这个故事情节，根本不合历史事实。在汉代的历史典籍中，完全找不到所谓“吴汉杀妻”的事实根据。不知道后来的剧作者，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硬把“杀妻”的情节，安在吴汉的头上。那位剧作者显然以为这样可以抬高吴汉的身价，殊不知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样反而诬害了吴汉。
由于吴汉是北京地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所以北京人对于吴汉的生平故事，应该知道得特别清楚。据《后汉书》《吴汉传》的记载：“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看了这一段记载，就可以明白，吴汉并不是王莽手下亲信的将官，而只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曾因宾客犯法而亡命逃走，并没有当王莽的女婿，更没有杀王莽的女儿。他与王莽也并非有杀父之仇的冤家，与刘秀的关系更不同于旧戏所描写的那样。吴汉起兵响应刘秀，终于成为光武中兴的功臣，也不是因为他不违母命的结果。这些都证明“吴汉杀妻”的情节是无稽的。
然而，这些证明还不够有力，还不足以推翻“杀妻”之说，必定要从正面找出更有力的证明材料，才可以令人心服。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查究：吴汉的家庭和夫妇关系到底怎样？
上述《后汉书》《吴汉传》中，有一段关于吴汉家庭关系的重要叙述。它写道：“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由此可见，吴汉的家庭关系很正常，看不出有过“杀妻”之类的变故。
如果对于《后汉书》的记载还认为不足的话，那末，我还可以举出汉代刘珍的《东观记》中的一段文字做证明。刘珍是后汉安帝永初年间的史官，曾奉诏校定东观诸书，并且负责编辑建武以后的名臣列传。他的著述自然是可靠的。据他说：“汉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不作祠堂也。”这样看来，吴汉的夫人名位也很正常，并没有引起吴汉“杀妻”之类变故的可能。
而且，照《后汉书》所载，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这又证明，从来历史记述都没有把吴汉描写成《斩经堂》的人物。如果吴汉确曾杀过王莽的女儿而后投奔刘秀，那末，在《后汉书》上一定要大书特书，夸奖他的忠孝，决不至于一字不提。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假若要把吴汉的故事编成戏剧，虽然不必要完全照《后汉书》记载的史实，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但是也不应该捏造情节，胡乱编出象《吴汉杀妻》这样的剧本。
你知道“弹棋”吗？
北京西山碧云寺后头，据说有一块大石，上面刻了一个棋盘。它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象棋盘，也不是围棋盘，而是弹棋盘。相传这个弹棋盘是距今七百五十年前金章宗用过的。
这个弹棋盘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可惜我到碧云寺没有看见它，向园林管理人员打听也不得要领。但是在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中却有记载，可见这不是毫无根据的传闻，我们很有可能把它寻找出来。
弹棋是什么呢？晋代徐广的《弹棋经》说：“弹棋，二人对局。黑白各六枚。先列棋相当，下呼上击之。”看起来，这种游戏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但是，它究竟起于何时，古书上记载又不一致。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认为：“弹棋起自魏室，妆奁戏也。”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引述曹丕《典论》中有“所喜唯弹棋”等语，证明弹棋“不起于魏室”。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则根据《西京杂记》做了另一个判断。这部《西京杂记》相传是汉代刘歆的著作，又有人说是晋代葛洪的著作。不管怎样，沈括经过了考证之后，确认了弹棋是起源于汉代。他写道：
“汉元帝好蹴踘，以蹴踘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
不过，沈括说的是汉元帝，而《弹棋经》《序》却说成是汉武帝的事情。它写道：
“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踘者，尽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乃舍蹴踘而习弹棋焉。”
看来大概因为踢球是激烈的运动，对于年纪较大或身体较弱的人并不适宜，因此，用弹棋代替踢球是比较合理的。我们现在虽然不明白古代弹棋的详细方法，似乎也还应该想法子恢复这种游戏，不要使它断绝才好。
古人对弹棋赞扬备至。汉代的蔡邕、曹丕，都写过《弹棋赋》，梁简文帝写过《弹棋论》，唐代柳宗元写过《弹棋序》。至于有关弹棋的诗歌就更多了。唐代杜甫的诗中，有“席谦不见近弹棋”之句。当时苏州有一个道士，名叫席谦，最善于弹棋，杜甫的诗句就是因为想念他而写的。王维的诗也有“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等句子。李商隐的诗也写道：“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原来弹棋盘是中间隆起的，所以李商隐才有这样的句子。白居易也有这样的诗句：“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这里说的长斜是弹棋的一种方法。宋代的苏东坡还有“牙签玉局坐弹棋”等的诗句。
这些都可以证明，弹棋是很有趣的一种游戏。
弹棋的特点是什么呢？据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述，它的特点是：“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复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沈括还把白居易的诗句做了一番解释，他说：“长斜谓抹角斜弹，一发过半局。”陆放翁的《老学庵笔记》也说：“吕进伯作考古图云：古弹棋局状如香炉，盖谓其中隆起也。……然恨其艺之不传也。”的确，弹棋的这一套技艺，久已失传。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到有会下弹棋的女道士的故事，但是仍然没有介绍下弹棋的方法。古籍记载几句弹棋的规矩，说法又不一样，后人更难掌握。例如，柳宗元在《弹棋序》中说：“置棋二十有四。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敌一，用朱墨以别焉。”这和徐广的《弹棋经》写的就不同。徐广只说黑白各六枚，而柳宗元说的是红黑各十二枚，多了一倍。到底谁说的对呢？也有可能这两种说法都对，棋子可多可少，打法也许都相同。然而，这又有谁能够断定呢？
我很希望有内行的热心人，能够把弹棋的一套方法介绍出来，最好能够把西山碧云寺后面石头上的弹棋盘也找到，照样用木头或陶土仿制，以便年纪大的和体弱的人们，多得到一种文化娱乐的工具。同时，这样做还可以保存我国古代丰富的棋类运动的一种形式，使古人弹棋的技艺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发出新的光辉。
朋友，你知道弹棋吗？如果你知道，就请你来做读者们的义务教师吧！
谈“养生学”
前些天，首都医学界的一部分人，在白云观开了一个很别致的学术讨论会，研究元代丘处机的养生学。这件事情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丘处机是宋元两代之间的道士，登州栖霞人，后居莱州，自号长春子。元太祖成吉思汗听说他懂得养生修炼的法子，特派札八儿、刘仲禄两个使者去请他。丘处机率领十八名徒弟，走了一万多里路，到达雪山，朝见成吉思汗于西征的营帐中。
他们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据《元史》中的《释老传》、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等所载，大概是这样的：
“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
看来所谓养生学的纲领，恐怕就在于清心寡欲这四个字。
讲养生之道倒也罢了，成吉思汗却又下诏：“赐丘处机神仙号，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这样一来，养生学却披上了宗教的色彩，反而逐渐失去了养生学的真义。以致后人只知有道教，而不知有养生学。丘处机自己也成了道教的一个首领，而不是什么养生学家。
在道教中，丘处机当然是很有势力的一个宗派。据明代都印的《三余赘笔》记载：“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其北宗者谓吕岩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丘处机……。”显然，过去人们都只晓得丘处机是道教中的一个教派，有谁去理会他讲的什么养生学呢？
其实，要讲养生学，光是清心寡欲恐怕还不够，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才是。
什么是更好的方法呢？是不是要修炼成仙呢？回答决不是这样。修炼成仙本是道家的想法，丘处机的教派也未尝没有这种想法。但其结果总不免事与愿违。
比较起来，我觉得儒家主张“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似乎更好一些。儒家的这种主张与道家修仙的说法，应该看到是有原则区别的。
早在宋代，欧阳修就曾因为不满于当时一般道士对养生学的曲解，特地把魏晋间道士养生之书——《黄庭经》做了一番删正，并且写了一篇《删正黄庭经序》。在这篇序里，他一开头就反对修仙之说。他写道：
“无仙子者，不知为何人也，无姓名，无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号为无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学仙者也。”
接着，他阐述一种道理，就是说：
“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
欧阳修还举了实际例子以证明他的论点。虽然他举的例子中有的并非事实，但是，我们无妨用更多的实例去代替它，不能因为他以传说为事实就否定他的全部看法。他举例说：“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萧然卧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物，内不动于心，可谓至乐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劳其形者长年，安其乐者短命。……此所谓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这一段议论很好。如果用别的事实代替大禹的例子，就更好。我们实际上可以举出无数事例，来证明欧阳修的论点。有许多劳动人民，如山区的老农，长期从事田野劳动，年纪很大，身体与青年人一样健康。不久以前，报纸消息说，苏联有许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也都是勤劳的农民。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
因此，讲养生学的人，在研究丘处机的同时，我想无妨把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一些，多多地收集元代以前和以后各个时期、各派和各家有关养生的学说，加以全面的研究。这样做，收获可能更大。
姜够本
平常谈话中，说到生产上完成一宗新的试验，而没有吃亏，总是说“将够本”。我曾向几位同志请教这句话的来历，都以为是“刚够本”，把“刚”字读为“将”字的音。后来有一位熟悉农业生产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说，这是“姜够本”。回来一查，果然他说的有根据。原来这句话不但是长期流传的成语，而且是一条重要的农业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元代的农学家王祯，在《农桑通诀》中就曾写道：“四月，竹箪爬开根土，取姜母货之，不亏元本。”又说：“俗谚云，养羊种姜，子利相当。”过去对于“取姜母贷之，不亏元本”这一行文字，马马虎虎看了，并没有发现这里边有什么大道理。而在实际生产知识丰富的人看来，这些文字记载却概括了非常可贵的经验。
据说许多有经验的老农种生姜，一亩沙土地可得三千斤。每一棵姜最初只用一小片老姜做种，长出的新姜就有两三斤。即使遇到天时不利，田里别的农作物棵粒不收，而种姜的田地上如果也不长什么，你只要挖出原来种下去的老姜，它却一点也不会损坏，照样能吃的、能卖的，决不至于把老本丢光了。这就叫做“姜够本”，也就是王祯说的“爬开根土，取姜母贷之，不亏元本”的意思。这一点在其他许多农书都没有写清楚。比如最著名的明代大植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只是说：“姜宜原湿沙地。四月取母姜种之，五月生苗，如初生嫩芦；而叶稍阔，似竹叶，对生。叶亦辛香。秋社前后，新芽顿长，如列指状，采食无筋，渭之子姜。秋分后者，次之。霜后则老矣。”
说一句公平的话，李时珍的著作在不少地方，并没有超出他的前人王祯的解释。王祯的《农桑通诀》有许多记载更切合于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他说的种姜方法，我看很重要，应该加以介绍。他写道：
“秋社前，新芽顿长，分采之，即紫姜。芽色微紫，故名。最宜糟食，亦可代蔬。刘屏山诗云：恰似匀妆指，柔尖带浅红。似之矣。白露后，则带丝，渐者，为老姜。味极辛，可以和烹饪，盖愈老而愈辣者也。曝干则为干姜，医师资之，今北方用之颇广。九月中掘出，置屋中，宜作窖，谷秆合埋之。今南方地暖不用窖。至小雪前，以不经霜为上。拔去日，就土晒过，用篛篰盛贮，架起，下用火熏，三日夜，令湿气出尽，却掩篰口，仍高架起，下用火熏，令常暖，勿令冻损。至春，择其芽之深者，如前法种之，为效速而利益倍。”
这一段记载显然是直接从老农的长期经验中得来的，具有首创的意义。在王祯以前，我们翻阅《齐民要术》《尔雅翼》、《四时类要》等书的记载，都没有说到这些要领。由此可见王祯的确是在李时珍以前很有成就的一位农学家。当他做江西永丰知县的时候，经常和老农在一起，研究农桑园艺，总结生产经验，著书推广农业知识。他对中国农业科学的发展，无疑地是有重要贡献的。这里所说的种姜，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证罢了。
我们应该把王祯等古代农学家总结了的经验，和现在老农的经验结合起来，利用北方土壤和气候适宜于种姜的条件，多多推广种姜。因为姜对于人的健康大有益处。当然，用量要控制，如果过量了，反而有害，这是不待说的。只要用量适当，那末，姜就可以治疗许多种疾病。王安石的《字说》称：“姜能疆御百邪，故谓之姜。”苏轼的《东坡杂记》描写钱塘净慈寺的和尚，年纪八十多岁，颜色如童子，“自言服生姜四十年，故不老云”。这就证明了生姜对人体健康的好处。《本草纲目》中列举生姜能治疗的病症，总有几十种。所以，李时珍说姜是“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其利博矣”。
其实，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知道吃生姜对身体有益，所以孔子生平“不撤姜食”。到了汉代，有人由于大量种姜，终于发财致富，因此，司马迁在《史记》《贷殖列传》中写道：“千畦姜韭，其人与千户侯等。”时至今日，人们的经验更多了，应该更清楚地知道种姜的好处，进一步加以推广，决不仅仅因为它够本而已。
种晚菘的季节
我们祖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宋代的陆放翁，写过一首小诗，题目是《菘》。原诗写道：
“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菘。”
这一首诗不但说明了陆放翁晚年还参加田园中的体力劳动，精神可佩；而且说明了我们目下的季节仍然可以种菜，因为现时正值阴历九月初旬，恰是陆放翁种晚菘的时令啊！虽然北方的气候要比南方冷一些，但是，现在距离下霜的时节还有二十多天，抓紧种菘，长出的苗子壮大起来，就不怕霜冻了。
可是，先要弄清楚，陆放翁种的晚菘，究竟是什么？原来所谓菘，就是北京人说的大白菜。
现在的北京，大白菜已经大量上市了。人们都爱吃大白菜，可是谁也不知道大白菜的原名是什么，就连新出版《蔬菜栽培学》等书籍，也只记载了“北京白菜”、“中国白菜”等名称，说它们是属于十字花科的一种蔬菜。这当然是很不完全的说法。
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做的介绍，却是比较完全的。他说：“菘即今人呼为白菜者，有二种：一种茎圆厚，微青；一种茎扁薄，而白。其叶皆淡青白色。燕、赵、辽阳、扬州所种者，最肥大而厚，一本有重十余斤者。南方之菘，畦内过冬；北方者多入窖内。燕京圃人，又以马粪入窖壅培，不见风日，长出苗叶，皆嫩黄色，脆美无滓。”
另一个明代的学者王圻，在《三才图会》中也说：“菘菜即白菜，南北皆有之，与芜菁相类，但梗短，叶阔厚而肥，味甘温，无毒，主通利肠胃，除胸中烦燥，并解酒渴。”
历来讲述白菜的诗文还有许多，都一致赞美它。例如苏东坡的诗，曾经夸奖大白菜的好处说：“白菘类羔豚，冒土出熊蹯。”他把大白菜比做羔豚、熊蹯，因为它实在太好吃了。范成大的诗集中有《田园杂兴》两首绝句，其一写道：“桑下春蔬绿满畦，菘心青嫩芥苔肥。溪头洗择店头卖，日暮裹盐沽酒归。”又一首写道：“拨雪挑来塌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浓。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供。”这些对于大白菜的歌颂，应该承认都并不过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替古人做见证。
为什么把大白菜叫做菘呢？这里头还有一个道理。据宋代大学者陆佃的《埤雅》载：“菘性凌冬不彫，四时长见，有松之操，故其字会意，而本草以为交耐霜雪也。”可见大白菜的性格，原来与松树竟有相似之处，所以它的名字就用松字加个草头。这样一说，我们就觉得它更加可贵了。有的书上还把大白菜的这种性格描写得突出。比如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一段文字叙述元代末年，江南农民起义时期，扬州的大白菜就表现了特别顽强的生命力。他说：“扬州至正丙申、丁酉间，兵燹之余，城中屋址遍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负才四、五窠耳，亦异哉！”看来当时扬州的大白菜，大概产量也最高，可惜没有人注意把那个时候的种菜经验，好好地记载下来。
北京郊区的农民种植大白菜的经验，现在要算是最丰富的了。不过，有没有一棵大白菜十五斤的高产纪录，我们还不知道，可能不会没有。至于是不是能在阴历九月再种一茬晚白菜，这恐怕就未必了。我想陆放翁的诗句一定有根据。他既然说九月种晚菘，那末，现在阴历九月初的天气，即使在北方也还没有下霜，难道就不能种吗？显然应该肯定，现在还是种晚菘的季节。
我希望能够联合几位园艺的爱好者，同我一起来做个小小的试验：在自己门前的地边，现在再撒下大白菜的种子，争取在下霜以前再长出一茬白菜。虽然这一批白菜不能长得很大，但是，也很可能还有相当的收获。这样取得一些经验，将会有更多的用处。
甘薯的来历
前天《北京日报》刊登了科学小品一则，题目是《漫话白薯》（按：此文见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第三版）。文中对于史料的介绍，有重要的差错。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也来谈谈这个问题。
那篇科学小品写道：“据说，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福建省因受飓风灾害，致成饥荒。该省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到菲律宾，搜求能救济饥荒的食用作物。看到当地白薯产量高，容易栽培，……该地的殖民政府严禁秧苗出口，乃用巧计，……运回中国。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纪元一五九四年的事情。”作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那个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去做的，又说时间是在万历二十二年。这些显然都与历史事实不符。
北京人说的“白薯”，在植物学上正式的名称是甘薯。它传入我国的历史，过去没有确切的记载，以致传闻与事实多有出入。但是，近来从福建发现了《金薯传习录》一书，真相为之大白。原来最初把甘薯种传到我国的是福建的一个华侨，名叫陈振龙，时间是在明代万历二十一年农历五月下旬。
从这一部传习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陈振龙是福建长乐县人，常到吕宋经商。他发现吕宋出产的甘薯产量最高，而统治吕宋的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