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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全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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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所编纂的这些书，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智囊》、《古今谈概》、《情史》三部书，可谓冯梦龙在“三言”之外的又一个“三部曲”系列的小说类书。《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谈概》之旨在“疗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达了冯梦龙对世事的关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会政治特色和实用价值的故事集。他在《智囊叙》中说：
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
他想由此总结“古今成败得失”的原因，其用意不可谓不深远。
《智囊》初编成于明天启六年（1625），这年冯梦龙已届天命之年，还正在各地以做馆塾先生过活，兼为书商编书以解无米之炊。此时也是奸党魏忠贤在朝中掌权，提督特务机关东厂，大兴冤狱，正红得发紫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冯梦龙编纂这部政治色彩极浓，并且许多篇章直斥阉党掌权之弊的类书，不能不令人对冯氏大智大勇的胆识表示敬佩。
以后此书又经冯梦龙增补，重刊时改名《智囊补》，其他刊本也称《智囊全集》、《增智囊补》、《增广智囊补》等，内容上均同《智囊补》。全书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历代智慧故事1238则，依内容分为十部二十八卷。《上智》、《明智》、《察智》所收历代政治故事表达了冯氏的政治见解和明察勤政的为官态度；《胆智》、《术智》、《捷智》编选的是各种治理政务手段的故事；《语智》收辩才善言的故事；《兵智》集各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闺智》专辑历代女子的智慧故事；《杂智》收各种黠狡小技以至于种种骗术。冯梦龙在《杂智部总叙》中说：“正智无取于狡，而正智反为狡者困；大智无取于小，而大智或反为小者欺。破其狡，则正者胜矣；识其小，则大者又胜矣。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点明了这些杂智故事的认识价值。全书既有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大谋略，也有士卒、漂妇、仆奴、僧道、农夫、画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奇机智。这些故事汇成了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海洋。书中涉及的典籍几乎涵盖了明代以前的全部正史和大量的笔记、野史，使这部关于智慧和计谋的类书还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校勘价值。书中的一千多则故事，多数信而有征，查而有据，真实生动，对我们今天学习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十分有益的。应当特别提及的是书中专辑《闺智》一部，记叙了许多有才智、有勇谋、有远见卓识的妇女，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使此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人民性。
书中各部类之前的总叙、分叙，各篇之后的评语，文中的夹批，均由冯梦龙撰写。这些地方是冯氏政治态度、人生见解、爱憎之情的最集中、最直接的表达，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是研究冯氏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间系以评语，佻薄殊甚。”这一站在封建正统道德一边的评价是不公平的。不过书中确实有一些迷信观念，对少数民族、农民起义有一些诬蔑之词，这些落后的东西今天并不难识别，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智囊》的刻本很多，我们这次校译所用的底本名《增广智囊补》，题为冯梦龙重辑，张明粥、沈几、张我城同阅。虽然是清初的印本，但和其他清刻本相比，此本不避“夷”、“虏”等字，如卷三《薛简肃》中的“虏酋”，他本改作“胡人”或“汗”；同卷《高拱》中的“夷民”、“夷俗”、“夷人”，他本改作“其民”、“民俗”、“民人”，证明此本可能是明末的原刻本或离原刻本很近的翻刻本。
智囊自叙
冯子曰：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梁、纣愚而汤、武智；六国愚而秦智；楚愚而汉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圣祖智。举大则细可见，斯《智囊》所为述也。或难之曰：智莫大于舜，而困于顽嚣；亦莫大于孔，而厄于陈蔡；西邻之子，六艺娴习，怀璞不售，鹑衣彀食，东邻之子，纥字未识，坐享素封，仆从盈百，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冯子笑曰：子不见夫凿井者乎？冬裸而夏裘，绳以入，畚以出，其平地获泉者，智也，菲夫土究而石见，则变也。有种世衡者，屑石出泉，润及万家。是故愚人见石，智者见泉，变能穷智，智复不穷于变。使智非舜、孔，方且灰于廪、泥于井、俘于陈若蔡，何暇琴于床而弦于野？子且未知圣人之智之妙用，而又何以窥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则诚然矣。然而“智囊”者，固大夫错所以膏焚于汉市也，子何取焉？冯子曰：不不！错不死于智，死于愚，方其坐而谈兵，人主动色，迨七国事起，乃欲使天子将而已居守，一为不智，谗兴身灭。虽然，错愚于卫身，而智于筹国，故身死数千年，人犹痛之，列于名臣。（左车右免）斗宵之流，卫身偏智，筹国偏愚，以此较彼，谁妍谁媸？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知二也。前乎错，有樗里子焉；后乎错，有鲁匡、支谦、杜预、桓范、王俭焉；其在皇明，杨文襄公并擅此号。数君子者，迹不一轨，亦多有成功竖勋、身荣道泰。子舍其利而惩其害，是犹睹一人之溺，而废舟揖之用，夫亦愈不智矣！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将令人学智也。智由性生乎，由纸上乎？冯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犹水，然藏于地中者，性；凿而出之者，学。井涧之用，与江河参。吾忧夫人性之锢于土石，而以纸上言为之畚锸，庶于应世有廖尔。或又曰：仆闻“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鸡鸣狗盗，亦备奇闻，囊且秽矣，何以训世？冯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唯其人唯其事，不唯其事唯其智，虽好猾盗贼，谁非吾药笼中硝、戟？吾一以为蛛网而推之可渔，一以为蚕茧而推之可室。譬之谷王，众水同归，岂其择流而受！或无以难，遂书其语于篇首。冯子名梦龙，字犹龙，东吴之畸人也。
智囊补自叙
忆丙寅岁，余坐蒋氏三径斋小楼近两月，辑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请教于海内之明哲，往往滥蒙嘉许，而嗜痴者遂冀余有续刻。余菰芦中老儒尔，目未睹西山之秘籍，耳未闻海外之僻事，安所得匹此者而续之？顾数年以来，闻见所触，苟邻于智，未尝不存诸胸臆，以此补前辑所未备，庶几其可。虽然，岳忠武有言：“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善用之，鸣吠之长可以逃死；不善用之，则马服之书无以救败。故以羊悟马，前刻已庆其繁；执方疗疾，再补尚虞其寡。第余更有说焉。唐太宗喜右军笔意，命书家分临兰亭本，各因其质，勿泥形模，而民间片纸只字，乃至搜括无遗。佛法上乘，不立文字，四十二章，后增添至五千四十八卷而犹未已。故致用虽贵乎神明，往迹何妨乎多识？兹补或亦海内明哲之所不弃，不止塞嗜痂者之请而已也。书成，值余将赴闽中，而社友德仲氏以送余，故同至松陵。德仲先行余《指月》、《衡库》诸书，盖嗜痂之尤者，因述是语为叙而之。
上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无常局，以恰肖其局者为上。故愚夫或现其一得，而晓人反失诸千虑。何则？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人动而愈纷，我静而自正；人束手无策，我游刃有余。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细；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而其举动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后合，或似逆而实顺；方其闲闲，豪杰所疑，迄乎断断，圣人不易。呜呼！智若此，岂非上哉！上智不可学，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语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几有触而现焉？余条列其概，稍分四则，曰“见大”、曰“远犹”、曰“通简”、曰“迎刃”，而统名之曰“上智”。
【译文】
冯梦龙说：真正的智慧并非有一套固定不变的原则可依循，而是对应着不同的现实难局，有恰如其分的不同对策。所以愚昧的人，偶而也会出现深具智慧的反应；倒是聪明的人往往因为太紧守着某些原则，遂做出错误的判断来。
因此，真正的大智慧其实是“无心”的，不会被既有的原则、经验和思考方式所拘限，所以能充分灵活、充分弹性的深入变动诡谲的难局里，洞见常人所不能见的问题核心，察知常人所不能知的长远发展，而其拟定的对策，也往往出乎常人的想像，甚至乍看起来是违反常识的，惟有等到问题完全解决，才能看清这样深远通透的智慧来。
这样不拘原则的上上智慧，虽是不可学，然而多知道一些这类的智慧事迹，却也能有效增加我们应对问题的能力。
又：一些不见得聪明的人偶而出现的上上智慧，也往往对我们有启发和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我特地把这些我所知的智慧实录条列出来，分为四卷，分别是“见大”、“远犹”、“通简”、“迎刃”，而总其名为“上智”。
见大卷一
【原文】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译文】一操一纵，往往在预料之外，这是平凡的人最害怕碰上，豪杰之士却最能拿捏分寸的地方。
1、太公孔子
【原文】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冯述评］
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冯述评］
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狠下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
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佥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瑶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译文】
太公望（姓吕名尚，为周文王师）封于齐，齐国有一个名叫华士的人，他认为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是正当的事，人们都称赞他很贤明。太公望派人请他三次都不肯到，就命人杀了他。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辅佐成王为政）问说：“他是齐国的一位高士，怎么杀了他呢？”太公望说：“不臣服天子，不结交诸侯的人，我太公望还能将他臣服、与之结交吗？凡国君无法臣服、不得结交的人，就是上天要遗弃的人。召他三次而不来，则是叛逆之民。如果表扬他，使他成为全国民众效法的对象，那要我这个当国君的何用？”
［冯评译文］
齐国因此没有懒惰的人。始终不沦为弱小国家。韩非（战国时代韩国的公子，口吃不能言谈，善于著书。著有《韩非子》）《五蠹》的学说就是以此为本。
孔子的学生曾受少正卯（春秋时鲁大夫）言论的诱惑，数度离开学堂，使学堂由满座成为空虚。孔子做大司寇（掌管刑狱的官）的时候，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在宫门外杀了他。子贡（姓端木名赐，孔子的学生）向孔子进言道：“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您杀了他，会不会不恰当啊？”
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比较起来还稍好一点：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能动人心，第四种是记取非义、多而广博，第五种是顺应错误而认为理所当然。［画尽奸雄的隐密］一般人要是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同时具备五种恶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杀。”
［冯评译文］
小人没有过人的才能。就不足以乱国。假使有才能的小人肯受君子指挥，未尝对国家没有好处，而君子也不应一概摒弃他们。可是少正卯煽动迷惑孔子的弟子，几乎要压过孔子，还能和他同朝共事吗？孔子狠心下手，不只是为了阻止当时以口才便捷扰乱政局的状况，也为后世以学术的原因杀人树立了榜样。
夸夸其谈的人徒具虚名而无实用；少正卯则好像很有用、实际上不可用。徒有口才而心术不正的小人，贤明的君主就是应该杀了他。名人隐士，只有大圣人才能认识到其该杀的理由。唐朝萧瑶痴迷于拜佛，太宗命令他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官名，参谋军务，唐代兼管一郡军务）郑铣阳、丞郭仙舟献诗陈情，玄宗下诏：“看诗中的意思是在推崇道教。这种思想不切合时代的要求，当依其个人的喜好，免去官职做道士吧！”这种做法和圣人的行事正相吻合。假使痴迷佛、道的人都让他们出家做和尚道士，那么士大夫以邪说异端攻击正道的事情就可以平息了。
2、诸葛亮
【原文】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冯述评］
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
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
《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有人批评诸葛亮（三国时代蜀国宰相，字孔明，隐居隆中，人称卧龙，刘备三访始获见，后佐刘备建国于蜀，与东吴、魏鼎足而立，拜为丞相，封武乡侯）吝于宽赦他人的罪行。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仁德之心，不该随意施舍不恰当的恩惠。所以匡衡（汉朝人，累官至丞相，封乐安侯）、吴汉（东汉人，字子颜，封度平侯）治国就不认为无故赦罪是件好事。先帝（指刘备，三国蜀汉政权建立者）也曾说过：我曾与陈元方（名纪，东汉？颍川人）、郑康成（名玄，东汉大儒，生平著述甚多）交往，从他们的言谈中，可洞悉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他们从没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又如刘景升父子（即刘表、刘琮。东汉献帝时刘表任荆州刺史，刘表死后，刘琮投降曹操）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后来费祎（三国蜀人，与董允齐名，累官至尚书令，封成乡侯）主政，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西蜀的国势因此削弱不振。
［冯评译文］
子产（名公孙侨，春秋郑国人，时晋楚争霸，郑处两强之间，子产周旋其间，卑亢得宜，保持无事）对太叔（即子太叔，名游吉，春秋郑国人，继子产为政，能宽不能猛，郑国多盗）说：“只有最具仁德的人，才能用宽容的律法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人被烧死；平静的溪流，人们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
后来太叔治理国家，不忍用严厉的方法，于是郑国盗匪猖獗，太叔非常后悔。
孔子说：“行政过于宽容，百姓就容易轻慢，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就要用宽大的政令来感化他们。用宽容来调和凶残，用严厉来调和轻慢，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
商鞅（战国卫国人，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富强）对弃灰于道的人也处以黥刑（古代肉刑之一，在面上刺字后用墨染黑，又称墨刑），这样就太过严苛了。”
梁武帝（萧衍，长于文学、书法，迷信佛教）看见执行死刑，往往流着泪释放他们，这样又太过宽容。
《论语》有“宽赦小过错”之说，《春秋》曾讥刺放纵有大过错的人，二者只有调和得宜，才能求得政事的和谐。
3、汉光武帝
【原文】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冯述评］
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译文】
汉光武帝刘秀（打败篡汉的王莽，即帝位，是为世祖）做大司马（管理军事的最高长官）的时候，有一回官府中的僮仆犯法，军市令（军中交易场所的主管）祭遵（颍川颍阳人，封颍阳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下令杀了他，刘秀很生气，命令部下收押祭遵。当时，主簿（掌管官府文书帐簿的官员）陈副规劝道：“大人一向希望军中士兵行动整齐划一，纪律严明。现在祭遵依法办事，正是推广军令的表现啊！”
刘秀听了很高兴，不但赦免祭遵，而且让他担任刺奸将军。又对所有的将士们说：“你们要多防备祭遵喔！我府中的僮仆犯法，尚且被他所杀，可见他一定是个公正无私的人。”
［冯评译文］
赏罚分明，军令才能够推行；军令畅行无阻，主上自然受到尊重。刘秀正因为如此才能平定四方的战乱。
4、孔子
【原文】
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絷其马。子贡往说之，卑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乃使马圉往，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
［冯述评］
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假使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貌殊，其神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
【译文】
有一天孔子出游：途中马儿偷吃了农夫的庄稼：农人很生气：捉住马儿并把它关起来。子贡知道后，就低声下气的前去恳求农人放了马儿，没想到农人不理会子贡。孔子说：“用别人听不懂的道理去说服他，就好比请野兽享用太牢（祭祀时所用的牛、羊、猪三牲，是最丰盛的牺牲），请飞鸟聆听九韶（古乐名，相传为夏禹所作。使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优美音乐）一样。这是我的不对，并非农人的过错。”
于是命马夫前去。
马夫对农人说：“你从未离家到东海之滨耕作，我也不曾到过西方来，但两地的庄稼却长得一个模样，马儿怎知那是你的庄稼不该偷吃呢？”
农人听了觉得有理，就把马儿还给马夫。
〔自是至理，安得不从！〕
［冯评译文］
物以类聚，在粗人面前谈论诗书，这是不知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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