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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度战栗-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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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芬觉得，像她跟长水这样的人，能够“混”到省级机关来做事，能给两个孩子落上省城户口，还能在省城“混”上一套两室两厅一厨一卫现代化的公寓式住宅，走在省城的大街上，不用再担心当晚旅馆招待所那昂贵的食宿费和为购买返程火车票必须付出的那点焦虑和劳累，能让自己的“子孙万代”从今往后永远不再在城里的孩子们面前感到低人一等，她真的心满意足了。她常常会突然地对邵长水冒出一句：“真的太不容易了……你觉得呢？我真的没想到我们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要谢谢你，为豆豆和蛋蛋也要谢谢你……”说这句话时，她显得那么的真诚，那么的感慨，那么的动情，又是那么的……那么的后怕……
“瞧你说的啥话嘛。好像豆豆、蛋蛋是你带过来的拖油瓶似的。”邵长水微笑着抢白道。
“当然不是拖油瓶……怎么会是拖油瓶呢……别胡说八说……”慧芬眼眶湿润地搂住长水，喃喃道。
这时，邵长水也会十分感动地搂住慧芬，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她那略显得有一点干黄的头发，一边闭上眼，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深深地被慧芬如此看重和珍惜这个家的情感所打动。是的，眼前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在这一点上，他和慧芬有同样的感觉。他同样看重和珍惜眼前这一切，甚至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看重，也非常非常的珍惜……
后来当机关里有人在背后议论劳爷这档子事的时候，他便会故意躲着，既不去参与，也不去旁听。又过了些日子，以至在机关里也没什么人议论了。劳爷这档子事似乎就这样离他、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他也确确实实地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虽然在偶尔一个阴雨天的下午，呆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窗户前，心里仍然会隐隐约约地产生出一些躁动，会再一次看到那双手，那双无比灵巧和苍白的手，搁在那个藤条编制的小圆桌边上，微微地战栗着；也会再一次听到急诊室那喘息中一下下带血的气泡的嘶嘶声；手上也会再一次感受到劳爷在一笔一画地写那“谋杀”二字时的劲道……心里也仍然会突然地涌出一股莫名的愧疚（？）和遗憾（？），大脑的空白，无法面对“陶里根”这三个字的冲击……（是的，从那以后，凡是看到报纸上登载有关陶里根的消息，他都会立刻去抓过来阅读。有一段时间，他又特别不能看到“陶里根”这三个字，只要眼前一出现这三个字，他就会烦躁不已，好像有人跟他故意过不去，要揭他的伤疤似的。）
一直到那一天——那是他从陶里根返回省城的第三个星期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也许是星期六。但应该是星期五，因为邵长水记得那天并非是个公休日。总而言之，他记得不太清楚了。好像是个周末），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非常意外，又非常重要的电话。那时，“命案必破”大会战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头一天，焦副厅长奉命带人去哈尔滨参加公安部召开的“命案必破”阶段性现场经验介绍会。总队的几位主要领导也跟着去了哈尔滨。头头们上外省去了，指挥部的工作免不了会稍稍松快一些。那天看巧又赶上周末，慧芬和两个孩子都在家。（这里对邵长水和慧芬居然生了两个孩子要做些必要的解释。按规定，他也只能生一个孩子。但头胎生了个闺女。家里的老人却一定要慧芬为邵家生一个男性接班人。邵长水自己当然也想要一个儿子。他就让慧芬一直在林场场部当她的会计，好些年都没把她调到县城。
不是邵长水没那个能耐把妻子调到自己身边，而是故意不调。假如不在林场，她指定不能生第二胎。从中央制订的政策来说，即便在林场，她也不能生第二胎。但山沟沟里的事情毕竟要好办得多。走走路子，还是可以搞到第二胎指标的。当时咬着牙不把慧芬往县城调动，就是为了实现家里老人们这样一个宿愿。第二胎果不其然生了个带把儿的。当然也罚了些钱。交了罚款后，邵家还是高高兴兴地为这第四代“男性接班人”的降临，办了十来桌酒，“放肆”地庆祝了一番。）那天，邵长水给自己也放了一回“假”，回家去瞧了瞧。有十来天没回过家了吧？总得洗个澡，换换内衣什么的。还去理了个发。午饭时，美美地喝了二两小酒，啃了一大盘慧芬特地给炖的手扒羊肉，原本打算再睡它一下午，足足地补它一觉，等晚饭后再回指挥部也不迟。没料想只睡到三点十分左右，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就又蹦又跳地叫唤起来。
电话是赵总队打来的，让他火速赶到李敏分家去见他。
赵总队不是跟焦副厅长去了哈尔滨吗？再说，有工作要谈，为什么不去总队办公室，干吗又把人支到那个李敏分家？“又是那档子事？”他浑身一激灵，头皮立刻就有一点麻酥酥起来，即刻间他直觉到，指不定又扯上那档跟“劳爷”有关的事了。这段时间以来，他虽然没再正经过问过这档子事，但隐隐约约还是听说了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并没有放弃这个案子，而且一直在努力查着这件事。他甚至还听说中纪委都派了暗访组来工作了一段时间。中纪委这个暗访组当然不是专为“劳爷”而来的，但据说他们也调阅过跟“劳爷之死”相关的一些案卷……
这是自己第几次走进这大列巴巷，来到这位李前主任的家了？第二次？第三次？一个三十六七的人，怎么就这么不记事了呢？邵长水最近常常感到自己的精力大不如从前了。有一回跟着赵总队出现场，坐在丰田越野的后座上，没颠出多远，全车的人都精气神十足地在议论案子的时候，自己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实在是丢人现眼。这在从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县局当副局长那会儿，即便全车的人都颠迷糊了，他都不会有半点睡意。下车进山，他撒开脚丫子，一气再走几十里山路，也是常事。现在还走得了吗？真得存疑了。
……坐落在白杨深处的这个院子，因青砖砌的甬道破损而显得凹凸不平，因管理粗疏而显得格外陈旧，又因为大树的多层遮蔽而显得格外幽暗和潮湿。栽种在甬道两旁的葱兰和金针花，远没到开花时节，否则，它们是会替这个院子略添几许亮色的。那幢带前后护廊的俄式“木刻楞”房子就坐落在院子的纵深处。几十年前，城里还保存有不少这样的木头房子，它们是这个边疆大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是一道为中国其他省会城市（除了哈尔滨）所不可能具备的“特色菜”。它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据说最早的一批木头房子是十九世纪末，由几位来中国淘金的俄国富商和筑路工程师掏钱建的。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受“十月革命”冲击逃亡来的“沙俄贵族”及其后裔涌到这儿聚居，又建了一批这样的院子和房子。那是它的鼎盛期。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这一带已经不尽然是俄侨居住的地方了，成了这座城市一个非常奇特、又让人非常头疼的“区域”。你要学钢琴，学美声发音法，请上这儿来；要学油画、芭蕾，也请上这儿来。但如果你想赌钱嫖妓呢？也请上这儿来。如果你豁出命，想找条“捷径”上境外搜购枪支毒品，或者想跟哪圪瘩山窝窝里的土匪头子拉点儿关系，办点儿非办不可的“私事儿”、“黑事儿”，道上的人也都会把你往这圪瘩引。这儿解放早，一九四七年年底一九四八年初就成立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据说，曾在这一带，蔫不唧地做了小半年的秘密侦查工作，等把证据都收集齐了，然后突然调集全市公安干警，还动用两个连的正规军，把守住所有出入道口，用现如今的公安术语叫“关门落锁”，一晚上突袭，从这儿逮走了三卡车“黑帮头头”……
后来的岁月，这儿陆陆续续住进一些省市机关的部门领导。他们当然也是看上了这一大片的白杨林和那些别有韵致的“木刻楞房子”。但却不知，这些木头房子真住起来，并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当然是跟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些设备齐全、装修讲究的现代化的大套公寓房和小别墅相比而言的。它毕竟要泛潮，要长白蚁，会养蟑螂，翘裂的地板也一定会嘎吱嘎吱乱响。电线已然老旧，经常短路，总在毁坏电器。屋里又缺少比较先进的卫浴设备，仅有的那种老式桑拿房，洗浴时还得用桦树枝条使劲地拍打赤裸的身体，这些都让从老区来的老同志很不适应。后来，他们便陆陆续续从这儿搬走了，木头房子也陆陆续续地拆掉了，改建成砖混结构或钢筋水泥的小楼。只是当年一位老省长下过这样一道命令，你们怎么拆怎么改我都没意见，就是这些白杨树，一棵也不准给我动了。正由于这道当初看似不起眼的命令，才让大列巴巷保住了这一片冲天而起、蔚然成阴的白杨林……
李敏分家住的这幢木头房子，是仅存的两三幢木头房子中的一幢。当年他父亲还只是市公安局的一个小股长，按说是没有资格跟那些部长和厅长们一起来住这些独门独院的俄式木头房子的。这事，又多亏了那位老省长。老省长生怕当时进驻这条巷子的官员们，仗着自己有那么点“背景”和“权力”，一不留神，硬是把这些白杨树砍了，就明令市公安局派人进驻此地“护林”，并点着名地要让李敏分的父亲来干这档子事。李敏分的父亲早年在老省长当“首长”的那个部队里当过保卫干事。这一“护”，就是几十年，直至当上省公安厅厅长。
李敏分的父亲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分管哪个口子的工作，在反对砍树这一点上，态度总是非常坚决，旗帜也非常鲜明。父亲临终时，告诉李敏分，你跟你的母亲和弟妹们，现在可以撤离这巷子了。现在国家颁布了森林法，大树老树也都被列入市府省府保护人居环境的“爱民措施”中了。再说，这些树最老的也有七八十年历史了，也到了该间伐更新的时候了，用不着我们再这么为它们操心了，也该让你母亲去享受享受现代化的住宅生活了。办完父亲丧事，李敏分就让母亲和弟妹迁往省里早就分给他们家的那套七室三厅、外加三个大阳台的单元房。但他和他妻子却没走，留在了这“木刻楞”房子里。花了相当一笔钱，在他那位同样精明能干的妻子的亲自主持下，把“木刻楞”彻底改装了一下。虽然从外观上说，忠实地保持了原貌，但内部可说是整个地都大换血了。撤去所有朽烂了的木料，加固了所有的梁柱檀条，装上了所有该装的铝合金门窗和美国汤豪斯中央空调，在所有室内地面上铺上了德国原装进口的实木地板，等等等等。至于添置最现代化的卫浴设施和最时尚的灯具，最精巧的五金器具，那更无须赘言。院子里那些葱兰和金针花就是那会儿种上的。当时还移栽了两棵碗口粗的日本樱花，一棵稍细一点的百年紫藤。但不知为什么，这两年也不见它们开花了。
现在来看，院子的确显得有些“陈旧”了，甚至还有一点“败落”感。还不到十年工夫，怎么会这样？有人给李敏分算了一卦，说他李敏分二十六岁担任厅办公室主任一职。（当时，在全省公安系统，乃至全省各行业统算起来，都要算是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但从父亲死后第三年，他开始走“背”字，一直没再得到提拔。再后来，他身体突然垮了下来，总是莫名其妙地生些莫名其妙的病。（有的人甚至还在传，说他得过一阵子忧郁症，至今还在靠吃药维持着。）在此期间，妻子停薪留职下海搞公司去了，挣了不少的钱，但忙得四脚朝天，也不常回这院子里来。然后他就宣告“病休”，经常只有他自己一人很寂寞地待在这院子里，陪伴这木头房子，孤独地在白杨树下踯躅……算卦人说，这院落这些年来的变化和目前的状态，跟他整个人的命运走向和精神状态是“相映相衬”、“相辅相成”的，真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天人合一。
院子的“败象”，印证着命运对他的背弃。李敏分说，你有办法替我破灾免祸吗？算卦人说当然有啊，就看你心诚不诚了。李敏分说，怎么才能表示我心诚？算卦人说，你是当过办公室主任的人，就拿一万块钱吧，我准保替你禳灾。李敏分一听就笑了，说道，去你妈的，老天爷也爱财呢？其实，真正了解李敏分情况的人对这些说法也都嗤之以鼻。是的，这些年，敏分的状况不是太好，他父亲留下的这幢木头房子和这个院子显见得有些陈旧和“败落”，这都是事实。但那些人并不知道，这跟他政治上走“背”字儿压根就挨不上边儿。因为真正知道内情的人都清楚，他在政治上压根就没走过啥“背”字儿。当时省厅领导经过考察，研究确定，并报请省委组织部批准，要把他从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进一步提起来使用——好像是要调到厅政治部去当副主任。但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他病了。
莫名其妙地病了。很不争气地病了。甚至可以说，让人很扫兴地病了。但确确实实是“病”了。事情就这么寸，他的升迁在节骨眼儿上就这样被搁置下了。从省厅和省委领导的角度来说，完全没有因为“老厅长”走了，要冷落他儿子的意思。至于院子的“败落”和房子的“陈旧”，那就更扯淡了。朋友们一致认为，敏分这些年活得渐趋成熟，超脱。他跟许多同龄人不一样，已不那么看重那些身外之物和身外之事，比如，职称啊警衔啊，名车啊豪宅啊，或者再走走门子，争取一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头衔，再不济也搞个青联委员当当啊……等等等等。他觉得，这些都很无趣。对于一个老厅长的儿子，二十多岁时就主管过省公安厅办公室的人，也可谓“曾经沧海”。有人虽然“曾经沧海”，现如今却依然当空舞长袖。有人却是“沧海月明珠有泪”，“心轻万事如鸿毛”。李敏分的超脱到底属于哪一种超脱，是前者，还是后者？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是超凡脱俗式的超脱，还是舍小取大式的超脱？朋友们说不清。他们说，我们要说得清，那我们不也成了“李敏分”了？你以为谁都能成为“李敏分”的？嗤！（你瞧他们多“崇拜”他。）但有一件事朋友们是说得清的，眼下的李敏分，活得绝不孤独，绝不寂寞。院子的“败落”和房子的“陈旧”，只说明他的为人做事有了另一种追求而已。
而已而已。
难道真是这样？让我们“且看下回分解”。
……屋子里有些幽暗，书籍杂物也堆放得到处都是，但倒也并不显得特别零乱。那个一向以来被当作客厅使用的大房间里，安装有一个俄式圆筒状铸铁大壁炉，还有几个高大的实木书柜。柜子里和柜子顶上，以至柜子面前的那片地板上，全陈放着当年他玩剩的那些古瓷器、古玉器和古佛像，还有一些出自老坑的名贵青田石，呵气便凝珠的古砚和成残断状的硅木化石。这些玩物他撂下已有些年头了。现在他钟意的角落在靠南边的那个窗户底下。那里安放着一个单人沙发，一个所有线条都成弧形的小沙发，一个非常柔软结实的小沙发，一个用黑褐色磨砂牛皮做成的小沙发。一盏造型非常现代、线条非常简洁明快的黑杆儿落地灯。一个宽平低矮厚重的脚凳。沙发周边立着几个高低不一的硬实木雕花书箱，最高的那个也超不过一身高。这是他读书的地方。也是这两年像曹楠那样的小丫头上这儿来看望“李主任”，听他“谈古论今”的地方。每一回这样的小丫头来，他都会在这小沙发跟前，替她们单放一把小藤椅。在那样一把小藤椅里，她们陪他度过许多有雨和没雨的傍晚。他给她们讲过许多她们听得懂和听不太懂的话。而她们往往看重的反倒是那许多听不太懂的话。这些个二十二三岁、二十五六岁的漂亮女孩觉得，现如今，只要她们愿意，什么东西都能“获取”得到，就是不太容易找见这种既“听不太懂”，但又能让自己隐隐为之激动的东西。这也是她们经常愿意上这儿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况且他还有这么一个“公安厅老厅长的儿子”和“厅办公室前主任”的头衔哩。有了这样一个头衔，他是能为她们办不少事情的。
事后邵长水才得知，实际上赵总队这一回压根儿就没去哈尔滨开会。他这个“命案必破”大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除了担负指挥部平时让人看得到的那许多日常工作以外，还干着一件为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另一档子事：悄悄地指挥和领导着另一帮人在侦破“劳爷”的非正常死亡案和重新认定祝磊的死亡性质——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赵五六跟邵长水一样，从感情和直觉上都不相信，劳爷的死是由那位司机在酗酒后，“无意间”造成的。也不信祝磊会死于“自杀”。经验和直觉都在告诉他，因为有人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才出现了这样的定性和结论。至于到底是谁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他不清楚。也许过上一段时间，才能闹个明白，但也可能就“永远”也闹不明白了。这样的事情，他一生遭遇过不止一回。这在他们内部有个说法，叫公安工作（刑事侦查）也得服从政治大局。哪些案子要快破，哪些案子要暂时按兵不动，哪些案子查到一定程度就不要（不能）再往下追查了，哪些案子则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鱼死网破，哪些案子破了后绝对不能声张，哪些案子破了后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力争做到家喻户晓……都会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和政治需要，做不同的处理。
但以假充真、移花接木、故意栽赃陷害、制造冤假错案的事，他只是听说过，真还没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过。劳爷这案子发生后，上边一开始没让他们刑侦总队插手。他也没去争。劳爷原先就是他们刑侦总队的人，根据避嫌的原则，刑侦总队不去插手这个案子，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案子定性了。他去找厅领导谈过自己的看法，那也只不过是“谈谈看法”而已，他仍然没向领导请求，让他们刑侦总队来接管、复核此案。他仍然觉得，该不该让他们刑侦总队来复核这个案子，是领导考虑的事，自己不能去争。后来，对这个案子的定性，不仅在公安厅内部反应越来越大，社会上对此也传说纷纭，甚至有省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专就此事来质询省公安厅。厅党组认真研究了一下，才决定交刑侦总队“复查此案”。“复查过程中，我得注意哪些问题，掌握好哪些大原则？”接受任务时，赵五六曾向厅党组领导请示了这么个问题。这也是多年来的一个惯例。经办某些大要案时，都得这么请示一下，也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大要案在政治上有什么“忌讳”和必须“防范”和“防患”之处。换一句话说，也是让厅里在这方面给个“底线”，以免自己在办案过程中踩了什么雷区，触犯了哪条“黄线”。一般情况下，厅领导都会把他们掌握的那些“底线情况”很具体地交代给他们这些具体办案的人。但那天厅领导的答复却出乎意料地“原则”，尽拿些“社论语言”来搪塞他。厅长答道：“啥大原则？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狠狠打击一切犯罪活动，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你还要啥原则？多问的！”整得赵五六无话可说。
散了会，赵五六心里总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捉摸半天，又硬着头皮，单独去找厅长请示了一回。厅长指着他的鼻子笑道：“我知道你小子会再找上门来的。我就等着你哩。”赵五六应道：“那你干吗不在会上把该说的话一起都说了，非得要这么再折腾我一回？”其实赵五六心里也特明白，有些办事的“底线”是可以在会上当众说的，而有些“底线”却只能私下里单独交代。厅长沉吟了一会儿，说道：“这档子事关系重大。我早就想让你们刑侦总队来接管这案子，但总有些不方便的地方。现在省人大干预了，总算可以把案子接过来了。你们就开始查吧。但要悄悄地查。在整个儿的侦查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做好保密工作。不管查到什么，先都不要声张。更不能在社会上扩散。这要作为一条铁的纪律向参与办这案子的全体同志宣布。参与办这案子的同志，原则上要少而精。在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这一点，你要严格把关。一方面，我们要力争通过我们的工作还原事件的真相，揪出真凶；另一方面，也许还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千万别在政治上给我捅娄子。这个案子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还有它的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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