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纬度战栗-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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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隔了一天吧……”
　　“你让一个大胡子替你送的？”
　　“……”曹楠一愣，忙红起脸，点点头说道，“是的……是的……哦，你们连这都知道了，那还问啥？”
　　“问，并不表明我们没有掌握实情=这也是对你们认错程度和改错决心的一个考察和考验。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据说上帝是特别宽宏大度的，他用他的宽容来救赎众人的灵魂。但是法律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管的不仅仅是灵魂：它要建立公认的秩序。这就需要严肃和严谨，一视同仁：我可以给你们一两天时间，但不能再跟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
　　“不会。绝对不会。”曹楠立刻保证道：
　　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便衣穿着的侦查员，把邵长水叫出去，低声说了句什么，又交给邵长水一样什么东西。一会儿，邵长水回到屋里，把一张旧报纸放到曹楠面前。指着曹楠在旧报纸上给齐德培写的那两句话，很平静地对说曹楠说道：“记住，不要跟我们玩任何小动作。法律的忍耐和宽容度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扔下那张报纸就走了。
　　二十一　曹楠的第三次讲述
　　第三天上午，曹楠如约来到龙湾路八十八号。为了给曹楠一点真正的精神压力，邵长水经请示赵总队批准，从各个方面都认真做了些准备。首先把谈话的地点从“复核组”所在的二号楼挪到了五号楼。八十八号院里一共有四幢小楼，但不知道怎么会出来这么一个“五号楼”的序列号。是因为当初行管部门把属下其他院子的小楼放在一起统一编号的缘故？这已经没人说得清了。五号楼的外形和内部格局，和二号楼完全一致，只是因近来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去使用，显得格外的空阔和清静。邵长水派人按“预审室”的模样把客厅重新收拾了一下，设置了“主审官”和“书记员”的位置。把曹楠的位置安在屋子的正当间，让她前后左右都不着边，产生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当然，跟真正的“预审室”不同，这儿“被告”所坐的那个椅子，并没有用铆钉固定在地面上，也没附加任何限制她活动的装置。邵长水觉得，即便是这样，也能给她一个明确的警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可不能再稀里马哈了。
　　曹楠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一走进这大厅，她就略略地哆嗦了一下，等到跚跚地被人引导到那把椅子上坐下，就觉得相当的不自在了，本能地、无助地去打量了一下已经在正前方那排桌子后就坐的两位“书记员”，又回头去看了看另一位男工作人员——就是这位男工作人员“引导”她到正当间落座的。而现在他则静静地坐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而在场的这几位，包括那个男工作人员，不仅对她求助般的目光都不做任何反应，甚至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她深吸了一口气，略略地有点心慌起来了。一会儿，邵长水大步走了进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起立迎候。她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站了起来。
　　“曹楠，我希望你今天能说实话。”邵长水走到自己的位置前，一边整理着桌子上那些纸张铅笔和其他的小摆设，一边故意把声音放低哑了，庄重地功诫道。
　　“那当然……”曹楠立即答应。
　　“那就谈吧。”
　　“行。”曹楠木木地答道。
　　“你知道从看守所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罪犯那儿把材料转移出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一接触到实际问题，邵长水的语气立即显得非常生硬和冷淡。
　　“我……”她想解释。但她的眼眶突然湿润起来，突然间一股酸涩和寒伧的感觉止不住地从心底涌出。她为自己居然“沦落”到这样一种困境而不由自主地难过起来。
　　沉默。些微的哽咽。
　　邵长水没紧着催促。他等待着她从慌乱和不知所措中恢复平静。看来，所有这些安排和设置，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她的心理防线在一点点崩塌。
　　昨天晚间，邵长水已经和那位齐神父长谈了一次。那是晚饭后时分，突然接到齐神父打来的电话，说是愿意“好好地和政府方面的人谈一谈”，而且“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东西要交给政府方面”。邵长水立即带人赶到领事馆西口郡个九号小院。
　　他万万没想到，齐神父要交给他的竟然会是祝磊写的那材料的复印件。齐德培说，他从看守所里挺专手务转移出来后，当即就把它交给了曹楠。但几天后，曹楠又给了他这样一份复印件，嘱咐他。好好保管，说不定以后还要派上大早场。齐神父一边说，一边转身去身后一个专座上取下一个十字架。这时，邵长水才注意到，在神父的这个书房兼客厅里，收集、陈放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用各种材质做成的十字架。而他取下的那个，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最粗犷简约有力的一个，未加任何雕饰，就是用两根涂了柏油（或烤焦了）的矿坑木或铁道枕木钉成的，显现着一种原始的质朴威严博大和崇高，同时也意味着生存的全部重负和艰困。
　　齐神父先把那个笨重粗大的十字架依靠在自己的膝头上，再把它翻转过来。邵长水看到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暗钮。神父揿了一下那个暗钮，“咔嗒”一声，那根纵向方柱的下部居然弹开了一扇小门。小门里边是一个凹坑。神父从那凹坑里取出一摞A5复印纸的散页。完成所有这些动作，对于体不虚力不弱、年事也不算高的齐神父来说，应该是毫不费劲的，但是，当他把那些A5复印纸好端端地整理齐了，安放到邵长水面前时，他竟然咻咻地喘息着，额头上同时油津津地渗出了一片细小的汗珠。
　　显然，此刻他内心处于极度紧张之中。
　　“请……请您……请您给我打个收条……”最后神父还提出了这么个要求。
　　接下来，邵长水就无心再跟神父多谈了。他要赶紧回去向赵总队报告这件事。祝磊的材料里到底能提供多少破案线索？这是邵长水这一刻最关注的。邵长水大概齐地向神父了解了他是怎么从看守所里把这材料转移出来的过程，然后对他简要地进行了一番守法教育，并告诫他这一段日子不要远行，不要离开省城。如果要离开，事先一定要打招呼，要得到批准，就赶紧回省厅去汇报了。当然，在走之前，他还向神父提了这么几个问题：
　　一，材料是怎么到劳爷手中去的？
　　神父说，他不知道。
　　二，是谁让他去看守所转移这份材料的。
　　他犹豫了好大一会儿说，是曹楠。
　　三，曹楠又怎么知道关押中的祝磊有东西要转移出来呢？
　　神父说，是祝磊托他的辩护律师把这样的口讯带给曹楠的。那时候只有辩护律师还能见得到祝磊。由于律师的目标太大，很难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东西转移出来。最后才不得不想到了“神父”这一招。
　　据说这个点子还是劳爷想出来的。
　　律师为什么会去找劳爷“出点子”呢？
　　据说，一开始祝磊是让律师去找曹楠的。曹楠又去找了劳爷。
　　祝磊怎么会那么信赖曹楠？他俩又是怎么相识的？他俩之问到底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神父就说不清了。
　　昨天晚上邵长水最后向神父提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祝磊的，也是他个人一直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祝磊最后是否真的表态要“皈依”天主？齐神父说，其实他一直也没傲这样明确的表态。倒是跟我探讨了一个有关教义方面的很重要的问题。祝磊问过我，耶稣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教会方面到底有什么理论？神父说，当时要在看守所那样的环境下，详尽透彻地讨论这个宗教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提出者又是一个即将终结自己生命的人，这又给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最适合的气氛和条件：超脱和超然。因为一个看重自己灵魂质量的人。在生死之交时，总是比无数还在俗世中沉湎的俗人要更容易接受绝对真理，也更能接近和理解人生的本质。所以。神父当时就跟他引用了奥古斯丁的一段话……邵长水问。奥古斯丁是谁？神父说。简单地说吧。他是我们天主教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理论家。一千五六百年前的人了，他的理论影响了在他以后产生的昕有基罾教的教派和哲学。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既是上帝。又是人；在万世之前是上帝，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人……总是上帝和人之间惟一的中保（中介？），只有通过他。人间的罪孽才能得到赦免。神父告诉祝磊：“耶稣基督之死，是这种赦免的基础。也就是说，他用他的死，换来了世间罪孽得以赦免的可能……”他听了后，就呆住了。一动不动地看着神父。足足呆坐了有一两分钟……邵长水淡然一笑道：“怎么？他还真把自己比作耶稣基督了？还想用自己的‘死’去赦免谁呢？”神父忙说：“没有没有。他当然不会这么狂妄和幼稚。但我的那句话对他的确有触动。他脸色一下变得极其灰白，眼眶里甚至都涌满了泪水，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了这么一句话：是啊……人世间的许许多多的‘明白’也都是要用‘死’才能换得的……”
　　祝磊的这句话，还真让邵长水“沉重”了一整夜。
　　有了齐神父提供的这些情况，邵长水觉得今天“拿下”这个小丫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了。
　　“先说说，你带着那位齐神父准备往哪儿跑？”，等曹楠稍稍平静了一点，邵长水便问道。
　　“不是跑……一只是想去避一下风头……”曹楠略略地红起脸答道。
　　“那还不就是‘跑’？”邵长水反驳道。
　　“……”曹楠又红了红脸，惶惶地看了看邵长水，没再说话。
　　“你知道你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吗？”
　　“知道……”
　　“知道，还不说实话？”
　　“我一定说实话……”
　　“你很敬重你劳叔，对不？”
　　“是的。”
　　“你希望我们尽快澄清劳叔之死的谜吗？”
　　“当然……”
　　“如果你劳叔是被人谋杀的，你当然也不想成为谋害者的帮凶。对不？”
　　“那是那是。”
　　“可你为什么还向我们隐瞒关键性的重要情节？”
　　“没……没有啊……”
　　“没有？”
　　“真……真没有……”
　　“我要举出这样的例子来，咋办？”
　　“我受罚。严厉的惩罚。”
　　“好。这是你自己说的：我先问你。你们搞到祝磊写的那份材料后，又干了些啥？”
　　“没再干啥了呀。我马上把材料交给了劳叔。他把它藏到银行保险柜去了。”
　　“你确认你自己再没干啥了？”
　　“没有……真没干啥了……”
　　“你想听听齐神父向我们交代问题的录音吗？”
　　“齐……齐神父？”
　　“你再看看这是啥？”邵长水从一个卷宗里掏出一摞那材料的复印件，把它举了起来，对着曹楠用力地晃了晃，说道，“需要我请书记员把它拿到你面前来仔细鉴别一下吗？”
　　“……”曹楠的脸色一下灰白了=
　　“如果你真心实意地帮着我们破案。为汁么不主动向我们提供祝磊写的这个材料？”
　　“……”曹楠怔怔地看着邵长水。一动不动地呆坐着。
　　“还有，那天早晨，你突然出现在李敏分家门前的白杨林里，警告我在向李前主任汇报时一定要有所保留……”
　　“那天……我没在警告您……我只是想……只是想劝告您……”她结结巴巴地辩解道。
　　“不要跟我抠字眼儿：警告也罢。劝告也罢。你怎么知道那天一大早我会赶回省城来向李前主任汇报的？这事儿，除了我自己，李前主任和我们刑侦总队的主要领导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时间、地点都那么精准。你筒直跟那位搞到德军进攻苏联、日军进攻珍珠港情报的战略间漂一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啊？！你为什么对李前主任有那样一种戒备心理，但又一直跟他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你那么敬重劳叔。但在他突然死去后，却又长期隐瞒着对破案有重要意义的这份材料。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想干啥？小小年纪，想在这样的事情上跟我们玩游戏？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我没在跟谁玩游戏……没有……”她哆嗦着，低声地喃喃着，眼泪在眼眶里亮亮地滚动着。
　　“今天我们不谈了。”邵长水突然站了起来，“你这个态度，我们没法谈。今天你也别回去了，就留在这儿，好好地想一想。啥时候真正想通了，真正愿意跟我们开诚布公地交流了，我们啥时候再谈。我们不是拘押你。这一点要跟你说明白。我们不这么做，不等于不可以这么做。就凭你组织人从看守所死刑犯那儿转移材料
　　这一件事，我们就完全可以刑拘你。我们没这么做，这对你，对我们，都意味着什么，你应该能想明白。我想，你也应该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宽恕的机会不会总是留给那些存心跟政府跟法律对抗的人的。“
　　随后，曹楠被带到楼上一个空房间里。那天她没吃午饭。饭送到她被“软禁”的那个房间里以后，她说她不想吃，心里难受。她一直躺在那张空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地，到傍晚时分，她坐起来，呆想了一会儿，说她可以谈了，愿意“真正开诚布公”地谈了。邵长水让伙房里单给她做了碗西红柿鸡蛋面条，然后几乎一直谈到天明。
　　谈话还是在那个布置成“预审室”的大厅里进行的。强光灯把大厅某些部分照得惨白。但某些部分却依然隐没在黑暗中。她首先声明，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谁“玩游戏”，更不是在存心“耍弄谁”。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但她的错，的确不是存心的；那错里，更多的包含着无奈和不知所措。就是到现在这会儿工夫，在许多
　　事情上，她仍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她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很长一段时间来，她其实一直是凭着一种直觉和内心的召唤在做这些事。她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有一些是反常规的，有一些甚至是很“危险”的，但却扛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种声音、那种涌动的召唤和激励……而在理性的层面上，她真的没有认真去想过，到底该不该这样去做，做了以后，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什么样的后果。
　　在“发表”了这样一通开场白以后，她问：“我想从头一点点说起，可以吗？”
　　邵长水说道：“只要是实话，只要跟案子有关，怎么说，说什么，你自己决定。”
　　她点点头，忙说，那我就从头说起。先说我和李前主任、劳叔他们这些前辈和领导的关系。你们一定知道我是他们的好朋友，但不一定知道我还是祝副市长和顾代省长的好朋友。李前主任和劳叔经常到图书馆来找资料。因此，我们认识得比较早。祝副市长是李前主任介绍我认识的。他经常开一些书单来，让我找齐了给他送到他办公室去。一开始，送完书，他就让我走了。后来总要留我在他那儿聊一聊。他和李前主任一样，家庭生活不太美满。李前主任的妻子和儿子都下海做生意去了：在那片白杨林里，在那幢老式的木刻楞大屋里，撇下了他自己一个人。他需要一个女儿那样的小辈来陪伴他，满足他做父亲和做男人的心理。在这一点上，祝副市长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困境”：祝副市长的妻子是他大学里的同学，至今还在一个学术机构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听说是搞什么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个非常有个性有主见、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烈的女学者：妻子不太赞成他从政。她认为中国在今后一百年内，缺的不是官僚，而是真正能产生思想并有勇气表达自己思想的学者。中国需要一批真正的脑袋。但她也不干预他的选择；当然，说实话，她想干预也干预不了=于是两人相敬如宾，各干各的。有个儿子，非常聪明好学。却不幸得了先天性进行性肌肉萎缩症。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全身的肌肉将逐渐萎缩，最后导致多器官衰竭而终：这是一种迄今为止都无法医治的疾病。大夫的判定是，活不过十八岁。儿子的不幸加重了原先就笼罩在他家庭上空的那块阴影：也正是为了不让儿子的心灵和生存信念遭受更大的打击，争取让他活过十八岁。夫妇俩才维持至今没离婚。说老实话，他是第一个“发现”并公开说基我身上有一种清淡的香味的人：后来祝副市长经常带我去参加他们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聚会。那样。我又认识了顾代省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陶里根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哩；不久。就调到省里来当副省长了。顾代省长后来还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我是他的福星，给他带来了“好运”，所以他要把我“收编”为他的干女儿。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他的情况，你们应该更了解。在调到省里来以前，他真是一个啥事都敢干、啥话都敢说、在陶里根绝对是老子天下独一份儿的人。但自从调到省里以后，尤其是当了代省长以后，可以说，他好像整个儿都换了个人似的，方方面面都收敛了，慎重了，当然也不会去干那种“收编”哪个女孩为自己的“干女儿”那一类事了……
　　下面，我将着重说说劳叔和我。当然，还会涉及那几位。特别是跟案子有关系的，涉及谁，我再连带着说说谁的事。到那时候，我会再说得详细一点儿。
　　……劳叔出事，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消息是李前主任告诉我的。事后我才知道，您给他打完电话，他随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了这情况。他知道，在我心里，劳叔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是真把劳叔当“父亲”来对待的。他也清楚，许多前辈和领导对我都不错，但是真正把我当“女儿”来看待和交往的，也只有劳叔。在电话里，他还告诉我，您将在第二天一早赶回省城向他汇报情况。他之所以要告诉我这个，是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在那天的上午，要由我陪他去医院检查身体。这样，我就得知了您向他汇报的准确时间和地点，才会那么准时准点地赶到那片白杨里去等候您。这里并没有别的机巧。
　　听到劳叔出事，我当然心如刀绞。那晚，我差一点要连夜赶到陶里根去探个虚实。我不相信劳叔会出事。他这一生曾多次跟死亡擦肩而过。他这人乐于、也精心于处置自己的生活。我绝对不相信，像他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就这样“轻易”地离开这个他无比热爱的人世。一时找不到去陶里根的车，是我当晚没成行的重要原因。当然，如果我一定要找，我还是可以找得到的，我可以强令一些朋友，开着他们的私家车，把我送到陶里根。但我最后没下那样的决心，就是因为经过再三权衡，我觉得我必须留下。比起赶紧去探望一下已然出事了的劳叔，我觉得更重要的恐怕应该是怎么保证他在陶里根所做的那件“伟大”的事情能有一个合乎他愿望的结局。对不起，这里，我用了“伟大”这个字眼儿来界定劳叔在陶里根的行为，以后，我会向你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也就是说，当时我觉得，阻止您向李敏分汇报——如果阻止不了，也得向您及时发出警报，让您在向他汇报时有所保留。这是比任何一件事都要重要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您从陶里根、从劳叔那儿到底带回了一些什么情况，我也并不太清楚您当初到底又是带了个什么样的具体任务去陶里根见劳叔的，但我觉得。您代表省厅组织去看他，劳叔一定会极其认真地对待您的：我知道，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劳叔一直感到很孤独。他不止一次向我讲过他的这种“痛苦”。多少年来，他虽然有时在单位里表现得很“孤傲”，很“不驯服”，很“特立独行”，让一些领导总觉得他是个刺儿头，不敢、也不愿意重用他。其实他这人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一生都“在组织”，“在集体”。从他的内心来说，他特别看重这个。组织“和”集体“。也就是说，他既像当代的许多年轻人那样。非常讲究”自我“，追求着一种”自我“，但他又特别看重”集体“和”组织“，尤其在”计较“着这个”组织“和”集体“对待他的态度。这是他一生做人最大的矛盾所在，也是他始终更改和泯灭不去的”人生烙印“。因此，组织上一旦派人去看他，他一定会十分的兴奋和激动。虽然表面上他仍会表现出某种矜持，或冷漠，但实际上他会是感激的。所以，我相信在出事的最后一刻，如果他明显预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再活下去了，他会跟您说一些他不能跟其他人说、也没来得及跟任何人说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我觉得恰恰是不能让李敏分知道的。
　　“为什么？”邵长水问，“劳爷的死，跟这位李前主任有关系？”
　　“那倒不是……”曹楠迟迟疑疑地答道。她的迟疑让邵长水觉得，这里头可能还隐着什么难言之隐。
　　“那是什么问题？”邵长水又问。
　　“……”曹楠又迟疑了一下，深深垃吸了口气，这才又往下说道，“他从来就没支持过劳叔。一直对劳叔去陶里根的行为表示不理解，甚至觉得他这么干，特别幼稚。特别的不成熟……”
　　“这很